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贝尔·胡克斯 -> 《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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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被暴力诱惑
我们生活在姑息和赞美强奸的文化中。在阳具中心的男权制状态下,男人强奸女人是一种仪式,每天都在延续和维护着性别压迫和性别剥削。如果我们自己不完全担当起反抗和消灭男权制的责任,我们就别指望能改变“强奸文化”。曼宁·马拉布尔(Manning Marable)在他最近发表的一篇题为《黑色美国:克拉伦斯·托马斯和戴维·杜克[1]时代的多元文化民主》的文章中写道:
强奸,配偶间的虐待,工作中的性骚扰对于维护一个性别歧视的社会至关重要。对性别歧视者来说,暴力既有必要,也是不平等的剥削关系中符合逻辑的部分。为了支配和控制,性别歧视需要暴力。因此,在一个性别歧视的秩序里,强奸和性骚扰出现在性别关系结构中绝非偶然。
这不是什么新的启示。作为思想家、活动家、献身于女性主义的女性,我们在所有的工作中一贯表明了同样的观点。然而,只有当男性向女性主义思想靠拢,并且积极挑战性别歧视,挑战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我们要改变强奸文化的运动才可能取得进步,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马拉布尔从一位非裔社会批评家的角度反对性别歧视秩序,这一点更加重要。
黑人男性被告知,每个男性天生拥有男权力量,而黑人男性几乎在美国生活的所有舞台上都被完全剥脱了公民权,于是他们常常发现通过性别歧视实施统治是他们能拥有男权力量的唯一表达。因此,许多黑人男性支持、赞美“强奸文化”就一点也不会让人感到意外或震惊了。那种赞美在当代厌女说唱音乐中表现得最为强烈。重要的是,也存在着强有力的不同声音。一些黑人男性反对阳具中心主义,反对厌女文化,反对性别主义,但大众媒体对那些人却很少关注。把男性气质表现为“阳具的事”,黑人男性流行偶像如斯皮克·李和埃迪·墨菲[2]推崇这个版本的男性气质,它号召“真正的”黑人男性实施性别歧视并且以之为荣,去强奸和侵害黑人女性并以此作为吹牛的资本。相反,说唱音乐或电影业中进步黑人男性的声音却不受关注,但他们的确存在。甚至有黑人男性打出“用说唱对付强奸”的口号,但他们的声音在男权文化中却无人喝彩。
这些“酷酷的”表达被商品化后显得魅力四射,诱惑无穷。总的来讲,赞美黑人男性阳具中心主义的文化采取的就是这样的方式。因此,被这种文化视为最有魅力的伴侣或者情欲搭档的异性恋黑人男性倾向于推进“阳具式”的男性气质。他们言语粗野,行为粗暴,夸耀如何管教自己的女人,如何保证得到这些“婆娘”的尊重。许多黑人男性为持续维护强奸文化投入很深。他们将太多的价值和自尊与男权大男子形象挂上了钩,这些兄弟们不会放弃“阳具式”男性气质。这一点在迈克·泰森一案[3]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兄弟们都在议论,说这个黑人女原告如果没有寻求刺激的意图就不该在凌晨跑到泰森宾馆的房间里去。正如上周有位小兄弟告诉我的那样:“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位妹妹那么晚到我的房间里来,我就会想她脑子里就有那个想法。”我向他和他的伙伴们提出了一个想法:也许一位女性深夜造访一位她喜欢的男性是因为她可能想跟他说说话。他们连连摇摇头说:“不可能的事。”反映在他们身上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一种对强奸文化深沉而严肃的相信。
跟许多黑人男性一样,任何让他们反思男性气质并且反对男权制的女性主义号召都让他们恼怒不已。同时,那些有勇气对男性气质进行反思的兄弟们,那些反对男权制和强奸文化的兄弟们,他们常常发现自己没戏——同样是那些女人,她们对胡说八道的大男子主义提出批评,但她们又自我矛盾,明白无误地说她们觉得“没觉悟的兄弟”更有吸引力。
在美国大学的很多校园里,我跟这些黑人男性交谈,倾听他们遇到的挫折。他们试图反对男权制,但却遭到黑人女性的拒绝,原因是她们觉得他们不够男子气。这让他们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失败者:当他们作出进步改变时,当他们首肯女性主义运动时,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他们的黑人女性伙伴也坦承自己确实有相互矛盾的愿望。即使她们说“但我希望他有男子气”,她们也希望男性不要有性别歧视。当追着她们对“男子气”下定义时,她们又回到了性别歧视的表征。年轻黑人女性批判男性统治这个主张,但她们同时又坚持说,对那些不能管事、不能打理生意、不能控制局面的兄弟,她们没有兴趣。如此多的年轻黑人女性持这种看法,我很是吃惊。
这些年轻女性的反应表明,下面这种构建欲望的方式是妨碍我们改变强奸文化的主要障碍:在以异性恋为基础的“情色观”里,构建欲望的方式就是对已经在性别歧视的框架内被确定为具有男性气质的男性行为做出情欲反应。我们中许多人只能如此反应,异性恋妇女还没有学会摒弃这个观点。我举个例子来说说我的意思吧。在我绝大部分异性恋情欲生活中,跟我交往的黑人男性对“阳具式”男子气概深信不疑。我跟一位黑人男子保持了十余年的非一夫一妻制的关系。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几乎每个方面都没有表现出性别歧视的行为——有一个重大例外就是在卧室。我的伴侣坚持只要我做了前戏(如亲吻、抚摸等等),不管什么情况下,他的性欲都必须得到满足,我同意了他的要求。我们的关系不是那种能随意主动开始性嬉戏,但不用继续,不用做爱的类型。我常常觉得自己不想做爱,却又不得不做。
在我的幻想中,我梦想与这样一位男性在一起:他完全尊重我对自己身体享有的权利,尊重我说“不”的权利,尊重我在任何性行为中对不想要的性叫停的自由,即使在开始时我觉得想要。当我脱离这种关系后,我决心选择愿意尊重我拥有自己身体权利的男性为伴。对我来讲,这意味着那样的男性不会认为女性表现爱情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满足男性的性欲。这意味着男性能够尊重女性说“不”的权利,不管处于何种情形。
过了许多年,我找到了一位以女性主义的方式尊重这些权利的伴侣。我和他双方约定,我们都不参与任何自己不想要的性行为。我很高兴。跟这个伙伴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既自由又安全。我觉得我能够选择不做爱,同时不用担心这个选择会疏远他或者让他生气。尽管大多数女性为我找到了这样一个伴侣而赞叹,但她们又不太相信竟然有男性能够刻意选择为女性自由而献身。她们提出了疑问。我向闺蜜和熟人夸他,她们告诉我:“姑娘,你最好当心点,那位朋友可能是同性恋。”我自己也开始感到拿不定主意了。这位仁兄的行为没有一点熟悉之处。他没有那种寻常的“阳具式”男子气。在我绝大部分的情欲生活中,让我感到既快乐又危险的正是这种男子气。虽然喜欢他这种不同的行为,但我又有种失控感——在可以接受和熟悉的异性恋行为社会框架之外,我们才会体验到这种感受。我担心他认为我没有魅力。然后我又问自己,如果他不顾一切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满足自己对“阴道”的需要,这会不会让我感到放心。我意识到,似乎需要对女性异性恋情欲进行反思,尤其要反思它与黑人文化的关系。
我对自己的反应进行了批判拷问,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虽然我反对男权制已有多年,但我没有充分质疑,也没有改变我的欲望结构。我允许自己的色情欲望仍然完全由传统性别歧视的模式所决定,我的表现就是与男权思想共谋。反抗男权制最终意味着我必须重塑一个异性恋欲望主体的自我。在这种方式中,那些非阳具中心主义的男性行为也能够充分唤起我的性趣。他的快感和勃起不是中心,相反,双方的快感才是中心。说到底,我必须学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与男性发生性爱。这就意味着男性伴侣可能会有性爱,但无需将性交看成欲望的最高表达,我们需要学习如何与这样的伙伴愉快共度。
跟不同年龄和不同族裔背景的女性讨论这个话题之后,我愈加坚信那些与男性伙伴发生性关系的女性不仅要对自己所欲望的男性气质进行拷问,而且要积极构建激进的新方式,把自己看作欲望主体,进行思考和感悟。通过用批判阳具中心主义的方式来塑造我们的情色观,我们就是在与强奸文化作斗争。这么做会不会因此改变男性的性别歧视行为并不重要。一个女性与男性发生情色行为却不重演性别歧视,就更有可能避免或者拒绝使她们受到伤害的情形发生。通过拒绝在异性恋歧视的框架内姑息男性对女性的情欲统治,女性将有力地瓦解男权制的淫威。
我们采取集体行动,有意使自己不以任何方式在性关系领域里与维护强奸文化发生共谋,毫无疑问,这个制度就将会被颠覆。同时,当大男子主义的男性不再受到异性恋妇女的青睐,男性得到的信号将至少会前后一致,清楚明了。在改变强奸文化的整体努力中,这将是一个重大行动。
[1] 戴维·欧内斯特·杜克(David Ernest Duke,1950—):美国新纳粹主义和三K党领袖,持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恐惧观点。
[2] 埃迪·墨菲(Eddie Murphy,1961—):非裔美国喜剧演员、歌手、导演。
[3] 迈克·泰森(Mike Tyson,1966—):美国黑人拳击手,曾同时获得WBC,WBA,IBF三大世界重量级拳王称号,1993年因强奸罪获刑10年,1995年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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