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案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伯恩斯坦 -> 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1904年）

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案件

　　为了求学，拉萨尔首先到了柏林，在那儿他经常和著名的学者们往来，并从亚历山大·冯·洪堡那儿得到“神童”的外号。为了在各种图书馆内进行研究，他于一八四五年先后来到了莱茵省和巴黎等地。在巴黎，他结识了海因里希·海涅，并为这位亡命他乡的诗人在遗产的争执上出过很大的力。海涅给拉萨尔以很高的评价，这可以从他为拉萨尔所写的给万哈根·冯·恩赛^[1]的一封推荐书得到证明。信中说“他把那使我不胜惊奇的意志力及工作才干和那种我所曾见过的坚实而渊博的学识、广泛的知识及过人的机智融合在一起。”对海涅来说，拉萨尔是“新时代的真正的儿子，这个时代不知道拒绝私利和谦恭温雅为何物，而我们那时代却多少有点虚伪地以此为满足，并以此为炫耀。这新的一代需要享乐，它想要显露头角”。令人惊奇的是，这位扶病的诗人用这短短的几句话概括了少年拉萨尔的日记中如此强烈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特性，虽然在日记中这一切还只处于萌芽状态。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就在留居巴黎的这段时间内，拉萨尔在自己的姓——Lassal之后加上了一个法语音节“le”。为什么要这样作，是想使法国人在念自己的姓时容易些呢，还是有别的根据，这很难说。不管怎么样，他是很喜欢这种新的写法的，自此以后一直保留了这种写法。这种写法在德国有个好处，不大容易立刻从姓上认出带这种姓的人的犹太血统。拉萨尔不止一次地说过，犹太血统成了他的负担；在性格方面，他与现代的犹太人毫无共同之点；他在自己同时代的犹太人身上所看到的只是“伟大的、但早已成为过去的老一代的极端堕落的后裔”。这是他在一八六〇年十月写给索菲娅·桑采娃的自白书中所说的。这虽言过其实，然而却完全可以理解地总结了犹太人的某些缺点。
　　回到德国以后，拉萨尔于一八四六年一月在柏林认识了索菲·冯·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当时她为离婚和分出应属于她的那一份财产问题而与自己的丈夫、一位极富有和极有势力的普鲁士封建主进行激烈的斗争。由于丈夫有权有势的人情关系，甚至那些为伯爵粗暴地虐待伯爵夫人而愤愤不平的亲戚也抛开她不管了。她已经失去了获得自己权利的任何希望。无论到哪里，她都碰到重重障碍。显然，只有法庭才能够制服这位专横的伯爵的顽固执拗。然而就是起诉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办法，因为封建贵族在当时享有巨大的特权。除此以外，起诉这一事实本身势必使伯爵夫人在她那圈子里完全孤立起来。因为在那种社会里，公开揭露丑事的人比干丑事的祸首更惹人厌恶。因此伯爵夫人根本不知道她该怎么办了。当一八四六年复活节伯爵打算用威胁手段从她那里夺走留在她身边的十四岁的小儿子保尔时，她的绝望达到了极点。拉萨尔认识伯爵夫人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她的命运打动了他，他表示愿意帮助她，拉萨尔不是一位律师，但是这位年仅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深信自己有办理伯爵夫人案件的力量。在拉萨尔的眼中，伯爵夫人是受迫害的牺牲者，阶级或等级在这里起了压迫者的作用，正如他的日记所证明的，拉萨尔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对它怀着刻骨的仇恨。伯爵夫人案件在他的眼中变成了具有莫大重要性的政治事件。后来，他曾在给索菲娅·桑采娃的信中写道，他对伯爵夫人案件的看法，就像罗伯斯庇尔在其宪法条文中所说的那样：只要有一个人遭受压迫，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压迫的社会。为伯爵夫人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对他来说是一场反对国家上层特权的革命斗争。
　　当然，这是言过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问题根本不在于卫护新的权利，而是对现存的旧的权利的解释；问题是在业已过时的法权的基础上、在旧的特权范围之内的司法争讼。但是如果就形式而论这儿有错误的话，那么特殊情况多多少少宽恕了拉萨尔的行为。社会建筑可以从内部来动摇；法权上的变革也可以通过用新的精神来解释它而达到。而事实上拉萨尔保卫伯爵夫人的斗争有时是具有革命冲击的性质的，但是接着就又变成普通的、而且相当不干净的离婚和财产案件，充满了通常的妥协、勾结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在这个哈茨费尔特诉讼中，特别吸引社会注意力的是著名的首饰匣案。
　　一八四六年夏，拉萨尔秘密派遣他的两位自愿效劳的朋友门德尔森医生和法官奥彭海姆到伯爵的情妇那里去向她打听关于赠与证书的事，据揣测，这份赠与证书应当在她那儿。这是反对伯爵的重要罪证。在科伦，奥彭海姆遇到了一个机会，能把估计装有所探寻的文据的首饰匣弄到手，他毫不犹豫地就干脆偷走了它，并把它转交给门德尔森。但是后者还没有来得及把匣子藏在安全的地方，警察就出现在他面前了。只是逃跑才使他免于被捕。他不得不丢掉他自己的藏有首饰匣的箱子。结果箱子落到了警察手里。根据在箱内发现的字据，警察局按盗窃嫌疑罪逮捕了奥彭海姆，并把他送交法院审判。在法庭上，他招认了全部罪行并说明了他这样做的动机。法院判他无罪。后来门德尔森从国外回来，也同样出庭受审。一八四八年一月，科伦陪审法院判他五年苦役。后来，这项惩罚赦减为一年徒刑，规定刑满后不得留在国内。哈茨费尔特伯爵对这一通过影响舆论（如果不是直接贿赂的话）而争得的严厉的判决并不感到满足。他向这个用一系列案件搞得他非常恼火的拉萨尔提出了思想上教唆盗窃的控告，并找来了形形色色的证人。伯爵上下左右使用了大批金钱，还收买了拉萨尔的佣人来作伪证。但是三月革命的爆发和拉萨尔顽强的毅力破坏了伯爵的全部计划。一八四八年八月开始公开审理该案，持续了七天。拉萨尔由自己作辩护，在辩护中他施展了自己的全部雄辩的口才，及他在这段期间所获得的全部法学论辩术。他在到自己在这方面的修养时说，“在办理这些案件时，我自己成了法学家。几个月之后我已经能够和律师较量了，而再过两年，我可以说，我已经比他们所有人都高出—头了。”（给索菲娅·桑采娃的自白书）他的结语长达六小时，他以惊人的技巧使之成为对伯爵的强有力的控诉。这一讲演后来曾出单行本，以《关于首饰匣的演说》这一标题而驰名。
　　拉萨尔被宣告无罪。由于这一案件，他成为非常出名的人物了。他善于把民主派报刊吸引到他所捍卫的事业这边来，同时（还是不免有夸大之处）把伯爵夫人的处境同无产阶级作类比。
　　当他回到当时他居住的杜塞尔多夫时，大批的人群用欢呼来欢迎他。人们从他的马车上卸下马来，他如同凯旋一般骑着马游遍了全城。

^[1] 万哈根·冯·恩赛（一七八四——一八五八年）德国作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