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伯恩斯坦 -> 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1904年）
五、新纪元和意大利战争
《弗兰茨·冯·济金根》
拉萨尔移居柏林的时候，普鲁士恰好宣告了“新纪元”。克里木战争严重地动摇了欧洲反动的主要支柱——俄国的威望。尼古拉第一这时已经逝世，他的忠实盟友弗利得里希·威廉第四患了神经病。具有全欧意义的民族问题，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问题迫切地需要解决。替患病的哥哥摄政的普鲁士亲王威廉感到旧的制度已经摇摇欲坠。虽然他还不打算同普鲁士容克集团决裂，但他已亲身饱尝其业已天主教化的极端反动的一翼之苦，无论如何他不能不希望摆脱这一“小而强大的”《十字报》集团的羁束。这就不能不向资产阶级作出一定的让步，除此之外国家对现款日益增长的需要也要求同资产阶级金融界搞好关系。这一切在亲王的某些声明中得到了反映，一向乐于夸大领导人物言论的德国资产阶级欢呼这种自由主义新纪元的征兆。而事实上，亲王言论的价值在于，承认官僚机器已陷入混乱，而人民群众逐渐有勇气重新以强硬的语调来讲话了。在议会中组成了青年立陶宛党团，此后扩充为进步党。虽然他们有一部分是贵族地主，他们的子弟后来大都重新成了典型的容克，但是他们都装出一付民主的模样。运动逐渐扩及到居民中的各个阶级，当一八五九年春天法意奥三国战争爆发的时候，普鲁士的舆论十分激昂。人们普遍地认为，现在德国的统一问题是提到日程或者必须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了。
但是，对意大利战争应抱什么态度呢？任何怀有民主情绪或甚至只有一点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对为获得自由的自决权利而斗争的意大利人民是不会不表同情的。然而，领导意大利人的却是—八五一年政变的英雄拿破仑第三，民主派痛恨这个背信弃义的法兰西共和国的扼杀者。除此以外，战争是针对奥地利和奥地利辖区的，而奥地利却属于德意志同盟。难道能够坐视盟国孤立无援地单独作战吗？
德国的所有反动人物，自然都倾向于奥地利。然而也有许多具有自由思想的政治家、甚至极端民主派都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必须采取反对奥地利的对手的立场。他们认为，不能以牺牲德国来建立意大利的统一。现在问题在于，号召全民去反对拿破仑；在抗击他对德国的阴谋中，德国人民将使自己的统一运动成为不可阻挡的。
当时也曾有人将这种思想看作是妄想，而他们认为，德国人民根本没有理由去捍卫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利益。奥地利原来就是一个反动的国家，它只是靠暴力统治来维持的，因此根本不可能赞成什么自由发展。奥地利的崩溃或至少是屈从才是德国按照民主精神实现统一的前提。意大利人的事业是绝对正义的，凡是不放弃自己信仰的自由思想者是不会反对它的。不应当动员德国去捍卫奥地利，相反地，应该是德国动员起来在适当的时机排斥奥地利来实现德国的统一，在防止为奥地利的非德意志领地而牺牲的情况下实现德国的统一。
后一个纲领只有两种实现的办法：用革命运动去反对所有现存的德国各邦，或者同普鲁士政府一道为获得普鲁士在德意志的霸权而斗争。当时还不能指望于革命的人民运动，这一点拉萨尔早已充分认识到了。一八五九年六月二十日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您远离这儿已有十年，您真的简直想象不到我们的人民在摆脱保皇主义情绪上的进展是多么小。我是在柏林才初次痛心地看到这一点的。”但是另一方面，拉萨尔是小德意志自由主义党的坚决反对者，这个党主张普鲁士为首建立一个脱离奥地利的，然而继续保持小国分治的德国。拉萨尔却把建立一个包括全德人民的共和国——“没有君主专制的大德意志国家”（如同他四年后致洛贝尔图斯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作为目标。这一点在当时已经看出是无法实现的，然而拉萨尔对运动并没有在一旁观望，而不去和那些支持奥地利的人作斗争。因此，他写了《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一书。起初拉萨尔用假名“来自民主的声音”，第二版才用他自己的名字出版。本书的基本思想如下：
1．反对法国的叫嚷是完全不适当的。即使有理由仇恨拿破仑第三，但是这里必须把个人同国家制度区别开来。路易·波拿巴的政治制度是同他自己宣布的原则相互矛盾的。它一定会由于这种引起不停的摩擦的矛盾而破产，因此，它比地位稳固而本质反动的奥地利的统治制度的危险性要小得多。拉萨尔写道，一个理论原则是民主的、而统治手段是反动和暴虐的统治制度自然可能是民主发展的凶暴的敌人，然而它对民主发展来说决不像一个代表完整的反动原则的统治制度那样危险。“路易·拿破仑可以随心所欲地没收所有从伦敦和泽西岛秘密运抵法国试图出售的著作。然而难道有人没收了他的纲领、通告和宣言吗？”他的政府充满着内在的矛盾和内部摩擦，它暂时可能比奥地利更能给民主带来严重的损害，它可能害了一种痛苦的剧病，但这不是奥地利那种慢性病。法国的情况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当拿破仑企图玩弄民族原则的时候（只要它“还是保守的”），全国立即就会从革命的意义上去理解。“法兰西的管风琴立即会重新奏起革命歌曲，军队唱起马赛曲，在工人群众中间出现大规模的骚动。”在这一情况下起而反对法国，并阻止它援助意大利人，这将会是德国民主力量的最大错误。在这一情况下，如果德意志同盟为了捍卫奥地利的利益而出兵法国的话，法兰西民族将被迫团结在拿破仑的周围，法国的民主人士必将“痛心地”举起拿破仑的旗帜。只有当拿破仑打算把从奥地利人手中夺来的战利品攫为己有，或者在中部意大利把他的堂兄弟拿破仑亲王扶上王座的时候，才是用战争反对拿破仑的时机。“因此，在这两种情形下，都只有同意大利人民和法兰西民族的民主本能结成联盟才能进行战争。”在这以前或在目前，德国人民应当抱—种小心翼翼地耐心等待的态度。
2．至于普鲁士政府，某个弗里得利希大帝会把这“看作是进军奥地利和宣布建立德意志帝国的好机会，而听任哈布斯堡王朝在德意志诸邦以外去为所欲为”。但是大家都很清楚，决不能指望普鲁士内阁采取类似的作法。恰恰相反，首先应当要求它保持中立，使它的军队严阵以待；“如果拿破仑在南方按照民族的原则窜改欧洲地图的话，那好，我们在北方也照样行事。如果拿破仑解放了意大利，好，我们就去占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而我们的军队就在这种宣言下进军丹麦！”如果政府决定执行这种政策，那么德国的民主派就会站在它这一边。如果它踌躇不决和什么也不做的话，那就只能再一次“证明，德国的君主制度已经无法胜任民族的事业”。最后，如果法国没有进攻，如果没有发生上述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而政府还是把德国投入一场反对法国的骨肉相残的战争中去的话，那它就势必“遭到民主派的反抗”。
在一封未注明日期，但照内容看来大概是一八五九年七月二十日的信中，拉萨尔对马克思写道，他“由可靠方面”获悉普鲁士的摄政王已经决定支持奥地利。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小册子是反对普鲁士官方政策的斗争的准备。为此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前一再为这本小册子辩解，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战争问题上赞成另外一种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场战争是俄国和拿破仑策划已久的阴谋，它的锋芒是直接针对德国的。它们的胜利一定会巩固拿破仑在法国的统治，俄国又会重新影响欧洲的命运。在他们看来，拉萨尔所建议的政策在实践上和拿破仑在德国的代理人所宣传的旨在孤立奥地利的纲领没有两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摧毁这种阴谋看做是他们党所面临的任务。同拉萨尔相反，他们认为甚至暂时地支持波拿巴的代理人所宣传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由于这些意见分歧，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萨尔之间曾一度出现十分激烈的争论。虽然这种争论不久就停止了，然而毕竟留下了后果。从此以后拉萨尔同马克思之间通讯的口吻不再像以往那样亲切了，而一八六二年夏天拉萨尔访问伦敦之后，就完全中断了。
事后也难于判断哪一种策略比较正确，因为战争进程和双方所设想的不同，而且事变本身的发展也和预计的有很大的不同。至于拉萨尔，假如同意他的前提的话，那只能说他的政策是既合理又具有民主精神的。诚然，他向普鲁士政府发出了呼吁，一旦普鲁士政府接受他建议的政策的话，那就必然会为它效劳。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尝试。然而，如上面指出的，他深信普鲁士政府是不会接受这种政策的。下面这句引自他的小册子里的话可以说明这一点：
“在两种战争中无论政府决定打哪一种战争——当它不得不向人民的力量呼吁时，它就会发现舆论的力量是站在哪一边的。”这最后一句话包含着非常明显的战争威胁。这同这本小册子引自维尔吉尔[1]的题辞是一致的：“flectere si nequeo Superos，Ache-ronta movebo”——假如我不能使神明发慈悲的话，我就要去惊动幽灵！按照拉萨尔的意图，这一著作也是他那激进民主主义原则的公告。
几乎同《意大利战争》同时，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出版了。一八五八年他已经写完了这个剧本，并且送给皇家剧院上演，这自然是不会得到上演的恩准的。从戏剧的观点来看，这个剧本的确不免有缺点。它的价值在于，这是个富有倾向性的剧本。这与其说是由于它的主角济金根（历史上的济金根的理想化），毋宁说是由于剧本的悲剧性的主题思想。这一点拉萨尔曾在—篇值得注意的文章里阐述过。这篇文章只在他的较亲近的朋友中传阅，有一份曾在马克思的遗物中发现。拉萨尔在文中指出，弗兰茨·冯·济金根悲剧性的错误在于他在武装起义的时候没有认清自己的全部纲领——反对割据的诸侯国家，而在一个错误的纲领——似乎仅仅是同特利尔大主教的地方性的冲突——指导下进行斗争。这样，就使他赖以达到斗争目标的人民群众不能了解其斗争的意义，从而失去他们的支持。然而敌人——封建诸侯却由于训练有素的阶级敏感而能很快地觉察出问题之所在，他们联合起来粉碎了济金根的创举。济金根“不仅没有公开求助于原则，不仅没有赋于原则以革命力量，而且由于向特利尔的进军，历史观念和民族事业都完全失去了其普遍价值和意义，因而一切都披上某种偶然性的外衣。”尽管济金根力求用周密的准备来避免一切偶然事件，然而他自己就求助于偶然性，他使自己处于这种地位，只有偶然事件才能帮他的忙。不是由于旧势力的实际优势，而是由于他自己的失策毁灭了他。
在该剧的最后一幕里，拉萨尔让济金根的私人秘书巴尔塔莎尔·斯洛尔用如下的话表这了他的这一基本思想：
“啊，你不是头一个，也不是
最后一位，
在巨大的事变中
为玩弄权术而丢掉脑袋。
在历史舞台上，
乔装易服全都是白费，
因此，你要自始至终
勇敢地保持旗帜的光辉。
然后投身伟大的斗争
检验真正支持你的全部力量，
不问成败，鞠躬尽瘁。”
如果剧中的主角与其说是社会民主党人，倒不如说更像自由主义的人物的话，那么剧本在“道德”方面则从进步的激进主义观点对自由派的策略提出了批评。其倾向是绝对革命的。拉萨尔在上述（传阅的）文章中说，革命归根到底只能靠群众来进行，然而群众所关心的经常只是极端的和整个的东西，那些在革命事业中使自己的行动只受制于现有手段的百般盘算的革命计算家们，最后只能是敌人重重，而没有人拥护他的原则。在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中，抽象的唯心主义者往往比现实的政治家更能抓住当时有可能和实际上能实现的东西。
假如柏林皇家剧院的主管（拉萨尔将剧本给了他们）鉴于情节还不太有害而接受了这个剧本，并且利用皇家舞台从革命的激进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自由主义的不彻底性的话，这对现实来说倒也是个不坏的讽刺。然而他顾虑重重，还是退回了剧本。如上所述，这个剧本虽然在技巧上不免有缺点，然而它毕竟具有许多优美的地方和丰富的思想内容。从许多精辟的句子中，我们选出一句来。这是济金根对乌尔利希·冯·胡登所说的名言，
“不仅指出目标，还得指出道路，
道路和目标是如此密切相连，
一个变了，另一个也跟着变，
不同的道路走向不同的终点。”
[1] 维尔吉尔，古罗马诗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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