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伯恩斯坦 -> 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1904年）
四、反动年代和哈茨费尔特案件的结束
《赫拉克利待的哲学》
拉萨尔甚至在坐牢的时候仍不遗余力地继续办理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案件。除了其他一些方便而外，他还争得了当需要出庭办理伯爵夫人的案件时可以离开牢房的权利。但是，反动势力开始抬头了，他在法庭上遇到的已是另外一种气氛。以前绝大部分是同情伯爵夫人的，现在对革命以及一切与此相关的东西的仇恨笼罩着法庭。一次又一次的审讯都遭到了失败，然而拉萨尔并不让步。在一八五四年夏天他终于战胜伯爵以前，他一直用顽强的毅力不断地去搜寻新的材料，重新进行斗争，他用书面和口头的答辩使伯爵的律师和法官们大伤脑筋。关于这一点，他自己写道：“我终于打败了这个绅士！我终于把他踩在脚下了！我终于把这个女人从他的暴力下解救出来，并迫使他把很大一部分财产分给了她。”
—八五七年交易所发生巨大危机的时候，伯爵夫人损失了这笔财产中的一大部分。另一部分她给了她后来从事外交工作的儿子保尔。她给自己留下的也不少，足供她过十分富裕的独立生活了。拉萨尔获得了七千塔勒的固定年金，这样他也能随心所欲地过活了。
如果说哈茨费尔特案件是顺利地完结了，那么，在另一方面，它却给拉萨尔带来了一些损失。虽然未必能有其他线索可以证明关于他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除了友谊和同情外还有其他关系，然而还是有许多人（不只是资产阶级庸人）攻击他，认为拉萨尔是不走正道的人物，似乎是他诱使伯爵夫人出头露面的。在审讯期间，拉萨尔不得不访问各种形迹可疑的人物，以搜集有关伯爵荒淫放荡的材料，而这种行为未必能对他的性格产生有益的影响。后来同索菲·冯·哈茨费尔特的友谊对拉萨尔今后的行动是否就没有大的坏处，这也是大可怀疑的。事实上，这种与爱情全然无关而是出于强烈的内心的热忱的关系，正好对拉萨尔这样的人物的行动会产生极强烈的影响。索菲·冯·哈茨费尔特是一位聪慧、有教养且有才能的女人。她的极广泛的交际和作为上流社会妇女的—些看法，一定使拉萨尔获益不浅。关于索菲·冯·哈茨费尔特，拉萨尔在写给索菲娅·桑采娃的信中说：“她使我变得比先前好多了，当然，我可以说，我有着一颗无比热情的心，但是我身上也有各种毛病。我本性粗野，易暴怒也易陷入狂热；而有时则严酷无情。她帮我矫正了这些毛病。她使我好的本性获得了发扬，坏的受到了抑制。”他简直无法称道她那“心灵的高尚和情操的伟大”，他要求他的未婚妻像热爱自己的亲生母亲那样，“用儿女的真情”去热爱索菲·冯·哈茨费尔特。他说，“如果不这样的话，我就不会感到幸福。毫无疑问，这是他真挚的感情。[1]
此外，无可置疑的是，伯爵夫人尽其所能地吸取了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思想。尤利乌斯·瓦尔泰希在关于拉萨尔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作中说，她在拉萨尔逝世后按自己的想法继续推行拉萨尔运动的尝试失败后就隐退了，此后直至去世一直无所作为，这种说法是不完全正确的。她虽心怀不满地站在一旁，然而一八七八年（这—年德皇遇刺）俾斯麦准备将社会民主党置于非常法限制之下的时候，她不顾可能给她和对拉萨尔的印象带来所谓损害，而给党提供了有利于同俾斯麦斗争的材料，而且这些材料也确实被党用上了。此外，如果说拉萨尔的如此重要的遗著至此尚未整理和发表，那么这也不全是她的过错。她一直在努力寻求一位合适的人来整理拉萨尔的遗著，假如她为此要求监督这项整理工作的话，这至少是可以理解的。她曾是拉萨尔的知心人，直至他去世止，她是最接近他的，因此她有一定的权利被看作是他的思想上的遗嘱执行人。此外重要的不在于如何来评注拉萨尔的遗著，而在于它终究会被发表。这一情况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不能不指责那些受索菲·冯·哈茨费尔特委托过的人，不过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如果说伯爵夫人对工人运动的看法和目前社会民主党的看法不同，那她也决不是打算使这个运动服从某些政客或其他政党的目的。她的错误和缺点在于她将运动仅仅限制在拉萨尔的范围之内，就在拉萨尔最后达到的地方停住了。拉萨尔在世的时候，她自然曾一再企图在政治上影响他。然而由于社会教育的关系，她很熟悉各种手腕，因此，在这方面她对拉萨尔的影响并不总是好的。拉萨尔在上面的信中称颂她的那些好处，在某些方面她似乎作得过分了。
这在当时还不具有特殊意义。至少如同他对伯爵夫人的关系—样，他在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使他在他所处的那个社交界中得到了坏名声。许久以来流传极广的关于他在反动时期没有关心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说法，今天看来，可以说是无稽之谈，是已被驳倒的了。狄兹出版社出版的由弗·梅林编辑的拉萨尔致马克思的书信以及倍倍尔和笔者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证明，一八六三年拉萨尔在《庆宴，报刊……》的演讲里向莱茵工人所说的决不是空话，在讲演里他说，“你们知道，是谁的家不顾辛克尔代·威斯特华伦的白色恐怖，不顾当时野蛮的无法无天状态（一直到我留在莱茵省的最后一刻钟），成了民主宣传的无畏的避难所，成了最大胆最坚决地给党以援助的可靠的避难所。”这些书信充分地证实了，拉萨尔对党始终是无限忠诚的，帮助了许多在患难中的党内的朋友，而且只要在促进运动的团结方面还有人共事的话，那他是竭诚地为此尽力的。在反动的年月里，他尤其是帮了马克思很大的忙，此外还协助把马克思的许多著作偷运进来。他一直不间断地注视着经济进程以及政治事件，研究它们对民主事业以及对着手新的斗争的可能性的意义。从这种观点来看他的书信是很说明问题的；它告诉我们，他多么严肃地对待劳动人民的事业，多么深刻地触及时代的问题并力求找出其中的关键。在涉及国内外政治问题的时候，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交往对他是十分有利的。我们知道，一八五四——一八五六年克里木战争期间，他为马克思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关于外交事件的情报，提供了许多资料，这对马克思为《纽约论坛报》写作通讯报道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某些通讯的主要内容甚至是从拉萨尔的书信中转译去的。
就在这反动时期拉萨尔还完成了关于赫拉克利特的语言—哲学著作。为了完成这本书，他曾为取得移居柏林的许可作了许多努力，为此他在一八五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向柏林警察局长辛克尔代递交了申请书，并于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五日上书普鲁士王子（后来的威廉一世）。这些文献，曾由秘密档案保管人白劳易发表在—九〇三年的《德意志政论报》第六期上，后来《社会主义文库》杂志一九〇三年第九期首予以转载。这些文献有不利于拉萨尔的一面。如果说他既不打算改变他的思想，也不准备放弃他的原则，而以他工作的学术性作为一定的理由，要求移居到设有科学机构的首都，这样做是可以容许的话，那么他在以上两封信中向当时统治者所作的让步却超出了必要的限度。深信拉萨尔民主共和信念真实性的人，对此只能表示惋惜。这暴露了拉萨尔的一个特点，即在选择手段的时候常常越过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的自尊心所能容许的界限。这一特点在他的日记中已经显示出来了，而哈茨费尔特案件无疑地是进一步加强了这一特点。
不管人们如何评论拉萨尔的这种做法，它终归还是奏效了。一八五七年初拉萨尔迁到了柏林，诚然，在很长时间里警察局只是容忍了他呆在这儿。一八五八年在那里他发表了《爱非斯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书，这本书使他在学者当中取得了很大的名气。由于它主要的是阐述涉及赫拉克利特的文献的语言与哲学意义，因此对它本身就用不着作什么评价了。为了说明本书的精神，现从书中引出两段话来看看：
“任何东西就其个体本身是无法被认识的，相反地，一切事物只有在与其物质和精神世界的‘何来，何往’的有机联系中，即在和整体或绝对物的联系中才能得到应有的理解，只有这种认识才能称之为理性。这是迄今为止所有哲学思想中最深刻的思想之一。”（第二卷第809页）以及：
赫拉克利特创造了一般思辨的真正基本形式概念，对立面演进着的同一。他还创造了一般道德的真正基本形式概念。他的伦理学归结为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同时也是道德的永恒的基本概念：‘服从于通性的东西’”
拉萨尔的哲学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这里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1] 同一时间，他在写给另一位同他相爱的女人的告别信中，用更为热烈的语句描绘了他同索菲·冯·哈茨费尔特的内心感情。参看《拉萨尔的家书》，柏林，前进出版社，一九零〇年版，弟160页。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