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伯恩斯坦 -> 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1904年）
十、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建立
《公开复信》；《论工人问题》；《工人资本》
上面我已经提到，一八六二年夏拉萨尔访问了伦敦。从一八六八年马克思给约·巴·冯-施韦泽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这时候拉萨尔已经同他交谈了关于自己在工人中进行大规模的鼓动的计划。马克思说，他曾劝拉萨尔不要把关于普选权和国家给生产合作社以贷款的要求提到第一位来。
这一年夏天还有许多德国工人代表团去伦敦参观世界博览会。他们大部分都是受自由主义分子领导的。同年夏末，八月二十五日，在柏林召开了工人大会，会上访问过伦敦的机器制造工人埃希列尔作了关于博览会的报告。在这次大会上决定召开德国工人代表大会。在城内不同地区召开的另外六个大会也通过了相同的决议。于是在最后一次大会上终于选出了一个由二十五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筹备代表大会。一八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柏林《人民报》在编辑部专栏公布了该委员会邀请参加代表大会的号召书。号召书由二十一人签署。大会的议程规定如下：
1和2．实行工商业自由和在全德迁徙自由。
3．议订工人合作社和伤残储金会的基本章程。
4．在柏林举办世界工业博览会。
尽管这一议程是无可指摘的，尽管从资产阶级观点看来，在议程前面所加的相当含糊的序言是毫无害处的，但是，它还是在当时的自由主义领袖中间引起了恐惧。在刊登号召书的同一期《人民报》上，在编辑部的赞许下发表了著名的进步党领袖阿·施特列克弗斯的一篇文章，急切地恳求工人们鉴于紧张的政治形势，放弃关于代表大会的念头，代表大会只会对反动派有利，而在目前的时刻应当把人民的全部力量用于争取宪制的斗争。
但是，这篇文章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工人们不愿未经继续讨论就放弃自己的想法。因此，最后同意把问题的决定交由十一月二日召开的会议去处理。
这时候（而在某些地方甚至还要早一些），在柏林、莱比锡、马格德堡、纽伦堡、汉堡以及德国的其他一些地方工人已经活跃起来。一八六二年春天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甚至闹得分裂了。比较激进的会员，其中包括工人弗利契和瓦尔泰希，化学博士奥托·达麦尔和洛斯麦斯列尔教授组织了以“前进”为名的单独协会。瓦尔泰希在其所著《斐迪南·拉萨尔和德国工人运动》—书中说，还在一八六二年夏天拉萨尔的小册子《论宪法的实质》知《工人纲领》已在这一协会中广为传播。它们在各种会议上被宣读，并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影响。其他地方的工人无疑也读过这些小册子。
在莱比锡也有人拥护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为此目的这里选出了一个委员会。埃希列尔从柏林向它发出了号召，而且后来还亲自来到莱比锡。在这里他大骂进步党并证实说，事实上已经获悉普鲁士政府准备为工人们做一些事情，作为一个开端，它同意提供三万塔勒供建办生产合作社之用。但是这一声明产生了完全出乎意料的后果，它只是引起人们对这位使者的怀疑。最后，决定派遣弗利契和瓦尔泰希作为代表出席十一月二日在柏林召开的会议。
与会人数极多，会议开得非常热烈。工人们愤怒地控诉对他们实行监护的企图。会前曾同进步党首领进行谈判的弗利契和瓦尔泰希用和解的声调讲了话：他们号召工人们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站在进步党一边。代表大会必须延至一月底召开。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以合作运动的倡导者而著名的进步党议员，舒尔采-德里奇开始讲话。他表示同意为筹备代表大会的召开而发表几次关于劳资关系的讲演。他说，如果民主不能使工人阶级的境遇改善，那他完全同意把民主叫作空话。以后还有其他几个工人发了言。然后决定，莱比锡工人打算召开的代表大会延期，并委托莱比锡委员会筹备大会召开事宜。
就在这时候曾有人试图使莱比锡代表亲自同拉萨尔接触。奥托·达麦尔的一个朋友，年轻的柏林民主主义者（以后成了厂主）路德维希·列威曾设法把他们领到拉萨尔家里。但是，如瓦尔泰希所说的，拉萨尔是很难在家里碰到的。因而，起初拉萨尔和莱比锡代表之间只限于通信联系。后者，即瓦尔泰希、弗利契及其亲近的朋友们，心里根本就不愿听命于进步党，但是他们还没感到有足够的力量去和它公开决裂。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奥托·达麦尔受莱比锡“前进”协会常委会的委托，邀请拉萨尔参加该组织的成立大会。拉萨尔回答说，他目前没有时问，但是他希望几个月以后能去莱比锡，以便有机会“观光一下协会生气勃勃的工作”。达麦尔给拉萨尔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似乎也是以常委会的名义写的），要求拉萨尔来领导独立的工人运动。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拉萨尔写了一封很长的复信，表示基本上同意这种要求，并略述了其整个政治和著作活动的概况，人们可以由此了解到他对工人政党的态度。这封信和拉萨尔致莱比锡工人代表的其他信件一起，由海尔曼·肯发表在格吕恩贝尔克所编《社会主义历史文库》（第二年集第二——三册）上，这封信对评价拉萨尔极为重要，因此我们把它列入本书附录之中。这封信获得了好评。又经过一些通信之后，—八六二年圣诞节，达麦尔、弗利契和瓦尔泰希去柏林访问了拉萨尔，拉萨尔向他们阐述了自己的纲领，并同他们商定了进行公开活动的全盘作战计划。作为向自由主义者进行的最后一次试探，莱比锡人向德国国民联合会的一些领导人提出建议，希望修改章程中关于会费的规定，以便使工人也能入会，此外，他们还问这些人，是否打算把普选权作为纲领性要求写在该联合会的旗帜上。但是这两个要求都没有得到多少支持。国民联合会的首领们根本不愿意有大批的工人加入自己的队伍。显然，他们非常不喜欢在柏林和莱比锡，以及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汉堡所发生的事情。工人们听到的答复是，他们可以自认为是国民联合会的荣誉会员。与此同时，同意把年会费改成按月缴纳。至于普选权的要求，一部分领导人连听都不愿意听，而另外一些人则声称，现在还不是提出这种要求的时候。甚至许多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一些有激进情绪的工人也赞同后一种意见。据说，法国路易·波拿巴就是在普选权的帮助下战胜了一八四八年的共和国的，并且在议会中拥有为他服务的俯首听命的多数。因此在许多激进分子的心目中都认为在人民群众当时的文化水平下，普选权是没有丝毫用处的。
事实上也不应当忘记，当时德国很大一部分工人政治上和经济上仍然是相当落后的。手工业帮工占工人的绝大多数，对他来说，帮工的地位仍然是通往独立工匠的过渡阶梯。他们在工匠那里吃住。因此，他们远未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公民。同时，当时的资产阶级也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工人，由于它以自己受过教育而自负，这就使情况变得更为严重。在它的眼中所有的工人全都是未成年的，或至多也只是半成年的人。许多自由主义者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正是经常受对工人的这种片面的、缺乏远见的估价所决定的。清楚地意识到真正的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儿起的作用要小得多。
同时，一八六三年初科堡国民联合会领导人费多尔·施特莱特律师创办了颇为激进的《工人日报》。在其版面上时而出现对舒尔采-德里奇及其他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代表打算用以解决工人问题的那些方案的批评。这部分地显示了拉萨尔的直接影响。回到莱比锡以后，这些使者们在他们的协会中宣传了拉萨尔的思想并且促使当地筹备代表大会的委员会发表声明，表示（完全像自由主义分子秋天所做的那样）反对匆忙地召开代表大会。但这是另有所图的。一八六三年二月十日，在公布这一声明的同时，委员会决定写一封信给拉萨尔，其中援引了他在《工人纲领》中所发挥的思想，并且指出工人们对舒尔采-德里奇的草案持有不同意见。因此委员会请拉萨尔用他方便的形式就工人问题、工人应当选用的手段、特别是合作社的意义发表意见。信中写道：“我们认为您在上述小册子中所阐述的观点具有极大的意义，因此我们也完全能看出您今后所告知的意见的真正价值。”
拉萨尔以一本题为《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复信》的小册子（书上标明的日期是一八六三年三月—日）作为对该信的回答。
在此小册子出版以前，拉萨尔曾在一八六三年三月十三日给达麦尔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详尽地谈到了这本小册子，及其在目前蓬勃开展的运动中的预期影响和未来的地位。这封信对认识拉萨尔的形象也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我们决定在附录中全文公布这封信（保留拉萨尔所作的记号）。
这本小册子的问世开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历史。
这封公开复信在形式上显示了拉萨尔著作的全部优点：浅显易懂的语言和深思熟虑、逻辑严密的结构。拉萨尔从政治方面对进步党在议会中的言行提出了他在《现在怎么办？》和《强权和法律》小册子中已经提出过的批评。拉萨尔说，该党怯懦的和前后不一的行为使每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都无法留在它的行列之中。在经济方面，拉萨尔坚决反对让工人们把时间耗费在讨论那些诸如迁徙自由和工商业自由等早已成为街谈巷议的问题上。同样，问题不在于改善工人个人的状况，而在于提高工人这一阶级，这一“整个工人等级”的正常生活水平。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靠进步党人舒尔采-德里奇建立的那些合作社还是不够的。信贷合作社以及类似的组织是为从事小生产的那些人和手工业者而设的。但是就是对手工业阶层它们是否能给以帮助还是值得怀疑的。诚然，消费合作社能给雇佣工人带来暂时的好处，但是，作为不断提高的手段，它是不中用的。因为它无力反对下列事实，即在供求影响下工资经常重新降低到通常仅够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水平。这一事实，这一残酷的铁的规律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决定着工人的状况。因此，如果谁向工人讲改善他们的境地，工人就应当首先问问他，他是否承认工资的这一经济规律，以及他能提出什么样的克服办法。如果他不承认这一规律，那么他或者是无知，或者是有意欺骗他们。如果他不能提出有效措施，那他只不过是空谈家。只有一种和这种工资规律作斗争的真正手段，这就是通过合作社使工人等级变成独立的企业主。在小范围内这是做不到的。而在大范围内，由于工人缺乏资金，只有国家通过贷款向工人提供必需的资金才能做到。工人不应当被“国家资助”一词所吓倒，因为国家提供援助并不排除社会自助。而到底什么是国家呢？被压迫阶级组成了居民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六。“你们贫苦阶级的大联合——这就是国家。”
拉萨尔接着说，当然，像目前这样组织起来的国家是不愿向工人伸出援助之手的，只有普遍直接的选举权才能迫使它这样做。普选权，这不仅是工人的政治原则，而且也是他们的基本社会原则，是一切社会援助的根本条件。因此工人必须组织在巨大的全德工人联合会里，联合会应当以英国“反谷物税同盟”为榜样，为普选权进行不懈的鼓动。为了获得一定的实际效果，必须把全部力量集中于一点。“不要左盼右顾，对一切不带直接的普选权字号的、或与之无关的、以及不能引向它的东西要置若罔闻！……这是你们致胜的旗帜！对你们来说，再没有别的旗帜了！”
这就是公开复信的内容，关于这封信拉萨尔在给他住在杜塞尔多夫的朋友古斯塔夫·列维的信中完全有权利说：“这一切读起来是那么浅显易解，它使工人立刻觉得，这一切他好像早已知道了。”他本来想让小册子发生像一五一七年路德张贴在维登堡教堂院前的论纲那样的作用。然而，工人等级一般地说也许还没有成熟到这地步„
公开复信在工人中间所引起的反应整个地说起初还是不强烈的。自由派报刊对拉萨尔发起了疯狂的攻击，指责他分裂民主力量，宣布他的工资铁律是无稽之谈，而拉萨尔关于合作社的思想只不过是法国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的建议的翻版。一八四八年法国国民工场的破产业已证明它是无法实现的。同时对拉萨尔所引用的统计数字的准确性也表示怀疑。由于自由派首领当时颇有声望，并且掌握了在人民中流行的报刊，因而他们轻而易举地在绝大多数工人协会里通过了反对拉萨尔的决议。拉萨尔的著作只有在那些依然保存着一八四八年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的工人核心里才得到同情和支持。
拉萨尔竭尽全力来反驳自由派的这种批评。一八六三年四月十五日他在莱比锡的一个大会上发表演说，逐点分析了对手的全部论据。这一演讲的详细记录曾以《论工人问题》为题作为小册子发表。在这次会上教师萨洛蒙曾发言反对拉萨尔，他是在拉萨尔之后从柏林来的。拉萨尔很容易地就击败了他，绝大多数与会者都赞同根据拉萨尔的精神起草的决议。四月底拉萨尔在莱比锡《德意志总汇报》上发表了《—八四八年法国的国民工场》二文，驳斥了认为驰名的“国民工场”和路易·勃朗的计划是一回事的上述说法。一八六三年五月十二日他在柏林《福斯报》发表文章，答复海得耳堡政治经济学教授卡尔·劳对他的攻击。同时五月初他还在柏林各报发表了《胡伯尔教授对工人问题的意见》一文。拉萨尔试图利用保守派社会政治家V·A·胡伯尔发表在《德意志总汇报》上的一封信来进行论战。在所有这些文章中，只有第一篇是能完全令人信服的。拉萨尔曾打算引用劳本人的教科书来批驳他关于工资铁律的论断。但在这样做的时候，拉萨尔完全忽视了书中许多有待于争论的论点。而他利用胡伯尔的企图使他在合作社问题上犯了极大的错误。后来胡伯尔在《工人及其谋士》—文中毫不容情地指出了这点。
在从事这些公开活动的同时，拉萨尔在书信中加紧展开了宣传活动。他不愿使新建的联合会单具工人性质，而竭力把资产阶级的各种各样的代表吸收到它的队伍中来。只要有希望把资产阶级的某一学者或任何一个著名人士吸收到联合会来，或至少能给联合会带来好处，他就会孜孜不倦地去写一封又一封的长信。当他企图把某一地道的庸人说成雄狮的时候，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常常会闹出一些笑话来。但是，总的说来，当你看到他为了把著名人士或他认为是这一类的人物吸引到运动中来而白费了许多精力的时候，就会不由地对他产生深切的同情。因为他的努力很少有奏效的。或者是全部事情以“不行”告终，或者即使被纠缠的人因劝说而道出了“行”字，但随后却不为拉萨尔的联合会尽一点力。
在那些尽管拉萨尔竭尽全力而最后还是报以冷淡的“不”字的人们中间，也有社会问题理论家卡尔·洛贝尔图斯。正是在这时候，拉萨尔给他写了一连串的信，这些信对评价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拉萨尔具有重大的意义。像其他许多反对资产阶级曼彻斯特学派[1]而接近拉萨尔的学者一样，洛贝尔图斯坚决反对普选权和工人的政治运动。他在给莱比锡工人的公开信中说明了这种敌对观点，这使拉萨尔很为痛苦。洛贝尔图斯甚至还是拉萨尔合作社思想的坚决反对者，他攻击这一思想，从而使拉萨尔非常难堪。事实上，拉萨尔关于用国家信贷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观点中包含着一个很大的矛盾。有时这是舒尔采-德里奇式的个体合作社，只是规模大一些而已！有时它却像生产组合，包括该行业的全体工人，因而必然具有垄断性质，但它不是整个社会的企业，而只是加入这个组织的工人的企业。因此，像洛贝尔图斯这样有理论修养的思想家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难把拉萨尔逼得走投无路的。然而在其他一些方面，拉萨尔以自己的文字论战表明，他是完全能和洛贝尔图斯相匹敌的。
关于合作社思想这里还需要简短地指出几点：无疑，起初拉萨尔对这一思想尚缺乏研究。他自己说，关于国家资助生产合作社的要求他是从一八四八年借用来的，那时这一思想在人民中间极受欢迎。而事实也是这样，早在一八四八年，特别是在莱茵区社会主义者已经提出了这种思想。稍迟，同一思想又在经济比德国较为发达的英国，在和马克思交好的宪章运动者的激进派的纲领中出现。这是下列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这种经济制度已经超出了小资产阶级生产的范围，但是它还没有被大资本主义生产所控制，因此，工人的利益在这儿还不能成为社会的利益。这特别表现在那些国家和乡镇的管理权还完全掌握在有产阶级或专制官僚手里的地方。在这些条件下，生产合作社是把工人从雇佣奴隶制中解放出来的最合适的手段。而只有在国家信贷的资助下生产合作社才可能高于小资产阶级水平。显而易见，在这种社会制度下，生产合作社胜过消费合作社。一方面，工人（特别是在拉萨尔时代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作为消费者在社会中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手工业帮工还根本不是独立的消费者）；另一方面，小商贩却又和整个社会生活密切相连。显然，消费合作社几乎到处都会碰到巨大的困难。而拉萨尔是对的，他断言，个别工人可能从消费合作社获得的利益，但由于对其工资的加紧压榨，它又会从他的手中跑掉。只要工会还未拥有强大的合作社组织，他们就不能和压榨其工资的现象进行真正的斗争。
拉萨尔对工会的估计是很低的。而这也同样是由当时德国、特别是普鲁士的经济和政治状况所造成的。甚至在英国，当时工会在斗争中也常是失败多于胜利。在三十、四十年代的革命时期之后英国的工会运动收缩得很厉害，大部分组织内部还不够稳定，而一八五二年英国机器制造业工人的斗争在拉萨尔脑海中还记忆犹新。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拉萨尔和马克思的通信中看出。拉萨尔曾带着极大的兴趣关注这一斗争。尽管牺牲惨重，斗争还是以工人的完全失败而告终。显然，拉萨尔忽略了，正是这次斗争出色地证明了工会运动的惊人适应性。然而，即使他不是没看见，即使他真正了解到：尽管遭到了失败，但是机器制造工人联合会终究还是继续存在并得到发展，那他在这里看见的也只会是“商品-劳动力图以人的形态出现”的顽强的坚持性，因而他就会更迫切地想到把德国工人从这种“贫困”（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中拯救出来。自然，联合会尽管继续存在着，但是却没有取得什么可称道的显著成就。
总而言之，拉萨尔的错误在多数场合是其时代的错误。这些错误是当时的条件在一个社会主义者意识中的必然反映，他认清了发展的总趋向，并为用组织工人和要求国家资助的办法去促使其继续前进的思想所鼓舞。对拉萨尔来说，使国家民主化的手段除普选权外，主要就是国家资助的原则，并且是在广大范围内的资助。他把这和组织工人生产合作社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当时社会主义思想界对这一思想极感兴趣。两年以后，我们在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中、接着又在该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再一次看到了这一思想。当时拉萨尔的建议并没有遇到社会主义观点的认真批评。甚至马克思也没有提出这种批评，他在上面提到的给约·巴·冯-施韦泽的信中也只是更多地批评了拉萨尔计划中甚至也为他本人所一再否定的方案，而且没有提到草案在经济方面的缺点。相反地，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批评倒要多一些，例如，拉萨尔的对手舒尔采-德里奇就提出过这种批评。但是资产阶级对拉萨尔的批评也没能在工人中发生应有的影响，因为他们没有揭示生产合作社思想之所以不适用的深刻的经济原因——这种批评对那些就生产合作社问题拟订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方案也将会是致命的批判。同时，在这种批评中还混杂着对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虚伪的粉饰，这种粉饰恰好就成了拉萨尔对手的致命伤。
—八六三年五月十七日和十九日拉萨尔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演说的时候，这一切清楚地暴露出来了。这些演说的结果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建立。受资产阶级领导人影响的美因河地区的各工人教育协会表示反对拉萨尔。这以后不久，四月十九日在吕德耳海姆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路德维希·毕希纳博士在会上作了一个客观的报告，然后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有些发言者表示支持拉萨尔。根据L·桑纳曼的建议，决定四星期后召开第二次大会，既邀请舒尔采-德里奇，也邀请拉萨尔参加。舒尔采-德里奇借口忙拒绝参加，而拉萨尔却接受了邀请，并于五月十七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大厅里的大多数听众都是各工人协会的会员和代表，其他的工人听众只让呆在走廊上。在开始演说的时候，拉萨尔对这种安排提出了批评。但是显然他只是想以此指出，他只好在对他怀着敌对情绪的（正如各协会单独表决时所表明的那样）听众面前讲话，否则这对他来说并没有任何不寻常的东西。相反地，不寻常之处倒在于大会的经过。拉萨尔在自己的讲演中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和统计资料。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反对资产阶级批评家、捍卫自己关于铁的工资规律的原理。他想证明，这一原理是为科学所承认并为事实所证实的。这一争论不能不涉及像土地肥力递减率这样一些重要问题，这且不提，单是拉萨尔所引用的资料本身就已搞得听众头昏脑胀了。而摘自各种著作的无穷尽的引文使大部分听众头都听疼了。拉萨尔的演讲已经拖了约四小时了，越来越频繁地传来了该结束了的喊声，拉萨尔只好自己中断了讲演。其拥护者之一木匠海曼代他宣布，两天后他将在下次工人大会上讲完自己的演说。
在这第二次大会上拉萨尔首先发挥了他的合作社思想，阐述了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之间的实际联系。然后转入了当前的政治问题，并以其惯有的尖锐性猛烈地抨击了进步党。他再一次强调说，他不打算建立某种工人们的特殊的阶级政党，他只想打起民主的旗帜，一视同仁地既号召资产者，也号召工人们站到这一旗帜下面来。但是工人由于其阶级地位的缘故应当是民主的主要支柱。正因为他把阶级利益作为政治自由的基础，因而他创造了使民主必然取胜的条件。
拉萨尔以极大的热情所说的这些话把相当大的一部分至今还不拥护他的听众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了。这还因为某些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从伦敦流亡回来的伯尔尼哈特·贝克尔，在这以前已经用了数星期时间在法兰克福进行了支持拉萨尔的口头和文字的大力宣传。会上通过了符合拉萨尔精神的决议。反对的只有占无足轻重的少数舒尔采-德里奇拥护者，他们在向自己的领袖表示敬意的喊声中退出了会场。
—天以后拉萨尔在美因兹工人大会上讲了话，据贝克尔说，参加大会的约有七百人。这里一致通过了他的决议。
三天以后，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在莱比锡名人纪念堂的大厅里全德工人联合会宣告成立。总共十二名代表代表了十一个城市（巴门，德累斯顿，杜塞尔多夫，爱北斐特，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汉堡，哈尔堡，科伦，莱比锡，美因兹，佐林根）。此外专门邀请了法兰克福的伯尔尼哈特·贝克尔、阿尔托纳的卡尔·布龙、莱比锡的爱·吕文塔尔和伍特克教授以及拉萨尔本人。拉萨尔的朋友汉斯·玛-毕洛夫以来宾的身分列席。联合会是建立在严格的集中制的基础上的，之所以这样，部分是由于德国的结社法禁止各政治协会之间发生关系。由五年一任的主席领导（这—条曾遭到某些反对），在需要的时候主席有权任命副主席。这一切自然是以拉萨尔将当选主席为前提的。而他也真的是以仅一票（哈尔堡的泰奥多尔·约克）反对的多数当选了。经过某些犹豫之后，拉萨尔同意接受主席的职位。在主席下面设有理事会，由分布于全德的二十四名理事组成。十四名理事当时立即选出，而剩下的位子留给以后加入联合会的那些城市。
这一切是在秘密会议上决定的。然后在晚上举行公开会议，约有六百名工人参加。在这里隆重宣布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
总其只有十二人代表十一个城市！真是个微小的数目。十四天以后，一八六三年六月七日，仍在资产阶级领导下的德国工人协会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了代表大会。五十四个协会派去了一百十名代表。当然，资产阶级的报纸那时有理由来挖苦拉萨尔的“死产儿”。但是海尔维格已经为共产党人高歌道：
别嘲笑这一星点儿人；
罗马的雄鹰是被
比这还少的使徒击落的。
是的，在莱比锡的只是些使徒。但他们所开始的运动是必然会使雄鹰战栗的。
[1] 曼彻斯特学派是英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反谷物法中出现的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派,主张自由贸易，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其主要代表是曼彻斯特城的科布顿和布莱特。——译者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