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三十四章 策略的发展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自从共产国际成立以来，它似乎第一次能够就前三年出现的各种分歧达成一致。自从共产国际三大闭幕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六个月，发生了大量的事件，也从中总结了丰富的经验教训，这可以从各国共产党——尤其是德国共产党——取得的重大进展看出来，但也可以从共产国际内部各种流派之间的尖锐斗争看出来。另外，一切都让共产党人认为，他们再次站在了阶级大战的门槛上。
拉狄克为各国代表起草了一些初步的意见[1]。他强调了纲领问题的重要性，这个问题随后要上报共产国际。在他看来，过去几年的经历表明，无论是在宣传还是在总体战略上，共产党人都不能局限于对当前时期的一般分析：
世界层面上的社会革命时期，很可能会长达几十年，这段时间如此漫长，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满足于大致的远景。它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具体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目前的回答还只是完全依赖于经验的。……这些问题当中，最根本的是
世界革命的当前发展阶段的特殊性质的问题，也就是要弄明白我们是否必须提出各种过渡要求的问题，这些过渡要求虽然不像斯巴达克斯派的纲领那样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但却会引导工人阶级参加斗争，只有当这些斗争得到了充分的深化与扩大后，才会推动他们把专政当做目标
[2]。
拉狄克指出，以往的经验向共产党人提出了三个原则问题。首先，共产党人在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中，能否提出一些过渡要求，而这些过渡要求是与共产党人一旦上台之后会做的事情不相符的；其次，在现有的反对垄断资本的各种倾向当中，以及工人反对削减工资的斗争中，出现了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的要求，共产党人应该对“国家资本主义”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最后，经济方面的一般的过渡要求有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人监督工业，那么，除此之外，以什么样的形式提出相应的政治方面的过渡要求，比如建立工人政府，才是正确的呢？
拉狄克批评了当前共产国际内部对这些问题的阐述（布哈林在四大上为其做了辩解），它们都把这些问题贬低为对策略的讨论：
我们不接受这种阐述。把策略问题与纲领问题截然分开，至今都是机会主义的特点之一。机会主义十分乐于维护纲领的“纯洁性”，这只是为了让它在实际工作中犯下各种龌龊之事，并通过这种方法，把纲领变得脱离实际、软弱无力
[3]。
因此，他向代表大会提出，共产国际当前正处于世界革命的第二波浪潮与第三波浪潮之间的阶段，对于这个阶段的总体形势的特殊性质，要给出明确的定义。他据此建议起草一个过渡纲领，这个纲领要给出有助于发动工人群众、有助于推动他们投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的口号：
世界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无论它的发展速度是快是慢，我们都需要一个过渡纲领。这个纲领的任务就包括使某个党的工作具有与其他政党截然不同的性质。我们与其他工人政党的不同之处，不仅仅在于我们提出了建立专政与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而且还在于我们提出了过渡要求。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各种要求，不但是企图能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实现的，而是还是用来改良资本主义的，有鉴于此，我们的目标就是推动工人阶级摧毁资本主义、夺取政权的斗争
[4]。
俄国代表团在经过长时间的内部讨论后，支持了拉狄克的观点，反对布哈林的观点[5]；共产国际四大有关策略问题、特别是有关德国的决议，是由拉狄克带头起草的，这两个事实会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在事关这些问题的讨论中，共产国际的态度与拉狄克的相同。大家确实都接受了世界革命已在德国提上日程的观点。季诺维也夫在开幕词中再次强调：“如果并非所有的特征都是假象的话，可以说，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正从俄国通向德国[6]。”
共产国际四大上的论战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自从一九二〇年以来，世界革命的路途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拉狄克在发言（题为《资本的进攻》）中解释道：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的特点是，
虽然世界资本的危机没有克服，虽然政权问题客观上一直仍然是一切问题的核心，但是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已失去对他们在可见的将来能够夺取政权的信心。他们被迫转入了自卫。……
作为目前紧急任务的夺取政权就不在日程之上了。无产阶级的退却还没有结束
[7]。
正像前几次代表大会一样，策略问题仍是共产国际四大的主要焦点之一。就在四大召开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各个专项委员会已经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预先讨论。德国党左派的一些论点，特别是有关工人政府口号的阐释，给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与拉狄克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激烈地反对拉狄克。他们之间的分歧，要到以后才会变得清晰起来[8]。
德共的领袖是统一战线政策最热烈的拥护者，这是毋庸置疑的。麦耶尔在发言中坚持认为，为了替统一战线做好准备并实现它，必须在各工人组织的上层人物之间达成一致。他着重指出，如果没有三个国际的柏林联席会议，没有各政党的领袖之间的谈判，就不可能创造出有利于德共的环境，德共也就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功。他反对所谓“工人政府不过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别名”的观点（这是季诺维也夫在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的观点，在共产国际五大上的论战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道：“它〔工人政府〕首先是一个口号，我们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争取工人，使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共同斗争中必须组织起来[9]。”
代表德共左派发言的费舍反驳说，统一战线策略只会加深德国工人运动对“工人团结”的幻想——这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式的幻想，在过去两年里，这个策略导致的主要后果就是驱使独立党同社民党多数派重新统一。她批评了德共在拉特瑙遇刺后的宣传运动中的做法，认为这是隐藏了自己的旗帜、抛弃了自己的革命路线。她认为德共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危险，即出于“西方化”的渴望，而再次堕入机会主义和议会主义[10]。
拉狄克对费舍的发言做了答复，他始终坚持自己在同王德威尔德争论时提出的关于统一战线的解释，对于他自己提出的关于保卫“小块面包”的斗争的提纲，他为其正确性进行了辩护：“我们知道，这一次也好，下一次也好，他们〔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是要欺骗我们的。为了不受骗，我们应该向群众原原本本地说清楚。但是决裂的政策，应该在我们有能力单独去做、他们不愿意同我们一起去做的时候再开始[11]。”
谈到工人政府口号时，拉狄克也批评了季诺维也夫的阐释——他把工人政府当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词。他坚持认为，工人政府绝不该是“催人睡觉的软枕头”，他说道：“工人政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很清楚的。它可能是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中的一个阶段[12]。”他批评了拒绝议会活动的教条主义。他断言，工人政府既可以通过议会外的工人群众的斗争而产生，同样也可以通过议会选举获胜后几个工人政党之间的议会联合而产生。不管哪种情况，其关键因素都是工人阶级的群众行动对这个政府施加的影响，而这又得取决于共产党的这个政策。工人政府口号的出发点是西欧的斗争经验。它考虑到了西欧和俄国之间的差异——在俄国，大多数工人直接倒向了共产主义，而西欧的工人却对各种党派依恋不舍。但是，工人政府并不是历史的必然，而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可能，正如拉狄克以他特用的幽默感所解释的：“如果说人从猴子到人民委员的发展一定要经过工人政府这个阶段，这也许是完全错误的。但是，这个变化在历史上是可能的[13]。”
因此，拉狄克在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言时，既反对那些要求“孤注一掷”、不肯做出半点妥协的人——他们认为工人政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词——也反对那些想临阵脱逃、并把工人政府当成“降落伞”的机会主义者。他的发言结尾是对着左派说的：
统一战线的道路比起我们1919年的策略要困难得多，那时我们说：打碎一切! 把一切打得粉碎，要容易得多，痛快得多。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力量，如果这条道路是必要的，我们只有走下去，并且意识到会有危险，来自右面的危险。同时我们坚决相信，这条道路不会给我们而会给社会民主党带来损失
[14]。
最终的决议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提纲，共产国际四大批准了这个提纲。采用统一战线策略，“就是在广大工人群众在为捍卫其切身利益而进行的日常斗争中，共产主义先锋队要走在前面”：
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是建议共产党人为了保卫工人阶级的最基本的切身利益，而同属于其他政党或组织的所有工人以及一切无党派工人一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共同斗争。为最微小的日常要求而进行的任何斗争，都是革命教育的源泉，因为这种斗争的经验会使劳动人民相信革命的不可避免和共产主义的意义
[15]。
具体来说，共产党人不仅应该果断地“同叛徒领袖们举行谈判”，还要对第二国际企图把统一战线说成是一切“工人政党”在组织上的合并的说法，予以坚决的驳斥，而且统一战线的策略也绝不意味追求“竞选联合”。统一战线策略如果能成功，将是“无产阶级的最重要的历史成就”，这个政策要想成功，其前提是“独立的共产党的存在以及它们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社会民主党面前的充分的行动自由”[16]。
在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中，有一节是专门讨论工人政府口号的。工人政府是“一般宣传的口号”，但是，在资产阶级的社会状况特别不稳的国家里，在工人政党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把政府问题作为一个在实践上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提上日程的国家里，工人政府作为当前的政治口号就具有最大的意义[17]。工人政府这个口号是“统一战线整个策略的必然结论”，因为“社会民主党人跟资产阶级实行公开的或隐蔽的联合”，而共产党人则针锋相对地主张实现“所有工人的统一战线，主张一切工人政党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联合起来”，同资产阶级政权作斗争并最终将其推翻[18]。
因此，工人政府将在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当中产生。它的最低纲领是很简单的：“工人政府最基本的任务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解除资产阶级反革命组织的武装，监督生产，把赋税的主要负担加在富人肩上，以及粉碎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反抗[19]。”即使工人政府是在议会框架内的有利形势下产生的，它也绝不是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手段、绝不是避免内战的良药：
只有当工人政府是从群众自身的斗争中诞生，并由处于最底层的受压迫群众所建立的有战斗力的工人组织为后盾，才可能有这样一种工人政府。但是，即使那种在议会活动中产生的工人政府，也就是纯粹源自议会的政府，也
可能提供使革命的工人运动有所活跃的机会。当然，要建立真正的工人政府，并使这个执行革命政策的工人政府存在下去，就必须同资产阶级进行残酷斗争，也可能是国内战争。只要无产阶级想建立这种工人政府，从一开始就要遇到资产阶级的最强烈的反抗。所以说，工人政府这个口号对团结无产阶级和发动革命斗争是适合的
[20]。
在某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应该表示准备同非共产主义的工人党和工人组织一起成立工人政府。但是，只有在能保证使这个工人政府真正进行上述意义上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时，他们才能够这样做。同时，共产党人参加这种政府的当然前提是：1. 只有在共产国际同意之后才能参加工人政府；2. 参加这种政府的共产党人处于本党的最严格的监督之下；3. 参加这种工人政府的共产党人必须同革命的群众组织保持最密切的联系；4. 共产党绝对保持自己本来的面貌和进行宣传鼓动的充分独立性[21]。
决议提醒共产党人注意：就像任何正确的口号或策略一样，工人政府口号也包含有自己的危险性。为了避免这些危险，共产党必须看到：“任何资产者的政府同时都是资产阶级的政府，但是，并非任何工人政府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府，即革命的无产者行使政权的工具[22]。”其实，工人政府有多种可能。有“自由党工人政府”，这种政府在澳大利亚存在过；这种政府不久的将来也可能在英国出现。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的德国，存在过“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府”。它们都不是革命的工人政府，而是“徒有其表的资产阶级与反革命工人领袖的联合政府”：
在关键时期，力量已大大衰退了的资产阶级会容忍这些“工人政府”，是为了欺骗无产阶级，隐瞒政权的真正阶级性质，抑或是在堕落了的工人领袖的帮助下，打乱无产阶级的革命攻势，给自己争取时间。共产党人绝不能参加这样的政府。相反，他们还必须无情地向群众揭露这些假“工人政府”的真正性质。在资本主义衰落的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革命阵营一边来，而这些假工人政府客观上也有可能加速资产阶级权力的瓦解过程
[23]。
共产国际四大指出了另外三种工人政府：工人与贫农政府，在巴尔干半岛、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存在着这种可能；共产党人参加的工人政府；最后是“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工人政府”，“只有共产党才能够名副其实地体现这种政府”。在前两种情况下，共产党人还准备同那些尚未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工人携手并进，“在一定条件下和有一定保证时”，共产党人甚至还准备支持非共产党的工人政府：“但是，共产党人同样要向工人公开讲清楚：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确保工人阶级的解放[24]。”
必须搞清楚这一点：共产党人可能参加的这几种工人政府都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另外两种类型的工人政府（工农政府，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也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甚至也不是达到这种专政的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过渡阶段，但是如果它们在什么东西地方出现，都是争取这种专政的重要起点。只有由共产党人组成的真正的工人政府（第五种类型），才是完善的无产阶级专政[25]。”
莱比锡代表大会上的论战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一日，德共在莱比锡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继续讨论曾在共产国际四大上讨论过的问题。柯拉洛夫[26]与拉狄克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出席了这次大会，拉狄克刚从挪威返回不久，此前几个月里挪威工党一直在闹分裂，他去挪威就是为了劝阻挪威党，避免发生分裂的[27]。莱比锡代表大会必须对共产国际的决议表态，德共左派在会上反对布兰德勒与麦耶尔的报告，并提出了反报告。
麦耶尔在报告中为统一战线策略及中央局对该策略的运用做了辩解，但他也承认，在拉特瑙遇刺后的宣传运动中犯了一些机会主义的错误。他着重指出，在党的领袖之间开展的讨论，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在社民党的基层工人中间引发了反响[28]。布兰德勒就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做了报告[29]。他首先指出了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介绍了法西斯主义在各地——特别是巴伐利亚——取得的进展，以及它会对工人运动造成的致命威胁。他说，通过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党可以担当起领导反法西斯战斗的重任：
统一战线的策略不只是一个宣传公式。它确确实实就是用于斗争的策略。……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不把握每一个机会去为减轻贫困而斗争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发动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后斗争。……我们非常清楚，在资本主义衰退的时期，光靠争取提高工资、降低房租与物价的斗争，哪怕是在一段较短的时间里，也是不足以保证无产阶级的生存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为了克服日常生活中的困难、争得适当的成果而斗争……这是为了教育工人阶级，提高工人阶级的斗志和战斗力，并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好准备
[30]。
他继续说道，当社民党领袖在群众的压力下，最终决定不再充当资产阶级的左翼，而是成为“工人的右翼”时，共产党人应当做好准备[31]。
除非工人阶级能够团结成一支坚强的大军，否则最后的斗争是不会胜利的。布兰德勒向左派的支持者发出挑战，他对他们说，他相信人们对党的原则并没有异议，只是在实际运用上才有争议，争议主要集中在对统一战线策略本身包含的机会主义危险的估计上。为此，他着重强调，对具体问题应当“具体解决”，再讨论下去也是徒劳无益，党必须结束讨论了。
费舍再次抨击了中央局，她认为中央局的做法是消极无为、机会主义与修正主义。她花了很大力气来说明，布兰德勒对工人政府口号的解释，只不过是企图把资产阶级民主同无产阶级专政调和起来而已[32]。在一次发言的末尾，她说了这么一句挑衅性的话：“随你们叫骂去吧，我们要继续斗争[33]。”
马斯洛夫对布兰德勒的攻击没有费舍那么激烈，但却更加深刻，他对工人政府的批评尤其尖锐。他认为，中央局关于工人政府的观点，是彻头彻尾的议会主义，它对上层人物之间能达成一致的愿望，暴露出它对社民党的领袖存在着严重的幻想。他批评中央局忽视了工厂代表会运动的重要性，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通过发动基层群众来迫使上层达成一致的观点：
工人政府能否成立，并不取决于一些呆板的前提条件，而是取决于一些具体的情况：群众运动是否提出了夺取政权的问题、工人进行斗争的能力是否能得到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的斗争机关（工人代表会与监督委员会）斗志如何、是否需要武装工人阶级……，以及是否需要结束防守阶段，并转入进攻
[34]。
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谁要是不愿承认这是原则分歧，那就未免太乐观了。左派强烈反对工人政府的口号，他们宣称，在中央局看来，工人政府就是同社民党领袖结盟，哪怕是暂时的也好；但在左派看来，社民党的领袖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即使他们参加工人政府，他们也会背叛无产阶级。左派认为社民党天生就是跟反革命勾结的，布兰德勒想把社民党从资产阶级那边拉出来，把社民党变成工人政党阵营的右翼，到头来他只会被社民党利用和戏耍。此外，左派仍然死抱着原先的极左进攻论不放，对于防御性的口号，他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地接受的。左派拒绝接受关于过渡口号的思想，只愿意接受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成立工厂代表会或监督委员会等要求，他们认为这些措施能在短期内引导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只有得到了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作为后盾，工人政府才有可能成立，因此，工人政府会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阶段，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工人政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形式。这就是左派提交代表大会表决的提纲的主要内容[35]，但代表大会驳回了左派的提纲；布兰德勒代表中央局提出的提纲，以一百一十八票赞成、五十九票反对，被代表大会采纳了[36]。
布兰德勒的提纲
莱比锡代表大会采纳了关于统一战线策略与工人政府的提纲，这个提纲是把共产国际四大批准的提纲运用于德国的一次尝试。提纲首先指出，夺取政权的斗争，是占多数的工人阶级反对占少数的资产阶级的群众斗争。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先是把革命的先进分子组织成共产党，然后把参加了工会与改良主义政党的工人争取过来。但是，共产党“是群众的党与群众的先锋队”，“它的目标就是无产阶级的目标——夺取政权”，为此，它必须通过自己组织或参加的行动，通过在各种工人组织中开展日常工作，来赢得群众的信任。
组建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主要障碍，就是社民党的改良主义领袖的露骨敌意。当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攻势时，这些改良主义领袖通过推行阶级合作的政策，一再阻挠无产阶级的反抗。在组织反资产阶级的具体斗争中，共产党人可以赢得劳动人民的信任，并揭穿改良主义领袖的真面目：“统一战线策略并不是用来揭露改良主义派的谋略。相反，揭露改良主义派，是把无产阶级团结成一支紧密的战斗力量的方法[37]。”
共产党人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并在任何时候，都要以成立统一战线为目标，做好邀请其他工人组织参加联合斗争的准备：
以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可以只靠向群众发出斗争的号召（仅仅是“自下而上”的）就能成立，或是仅靠各党执委会之间的谈判（“自上而下”）就能成立的想法，都是反辩证法的和停滞的看法。统一战线的发展，主要得通过阶级斗争的活生生的进程、阶级觉悟的觉醒，以及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斗争意愿
[38]。
因此，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既要通过争取现有的工人群众组织（比如工会与合作社等），又要通过建设能把阶级团结起来的新组织（比如工厂代表会、监督委员会和政治性的工人代表会等）来进行：“以推翻资产阶级为目的、以政治性的工人代表会为形式而组织起来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会出现在争取群众参加共产主义阵营的斗争的结束阶段，而不是开始阶段[39]。”
这个提纲还提醒德共注意前几个月里暴露出来的两种“偏差”。“右”的偏差表现为在联合行动中对改良主义派做出过度的让步、不敢公开表达共产党人自己的立场，尤其是不敢在改良主义工会中领导斗争的倾向。“左”的偏差表现于在实践中应用党的路线的方法。它的特点是强调“自下而上”地建设统一战线；宣称工人政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只有在夺取政权前夕才是合适的口号；否认提高群众觉悟的过渡口号的必要性；以及笼统地把德共的“机会主义”路线当成是把苏俄的新经济政策运用于德国导致的后果。“左”的偏差用词句来掩饰自己的消极，并在党内制造了“极左”情绪，对中央领导、整个集中制与党纪怀有敌意与不信任。
提纲进一步指出，号召成立工人政府，是唯一能把共产党人的政策统一起来的口号：
只有在广大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改良主义领袖对劳动群众的斗争意愿做出让步后，工人政府才会出现。只有在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时期，资产阶级由于无力克服经济危机，而被工人阶级的斗争打得摇摇欲坠的时候，工人政府才会出现。
工人政府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通过议会手段和平长入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它是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首先要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提供的各种手段）的框架内，以各种无产阶级的组织与群众运动为后盾，推行工人阶级的政策的一种尝试，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要自觉地突破民主的框架，摧毁民主国家的机关，用无产阶级的机关全面取而代之
[40]。
这个提纲依照共产国际四大的决议，在谈到有关以工人政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为基础而成立的工人政府的假设时，做了如下表述：
工人政府既不是“简化的革命”也不是“专政的代替品”，它们只会软化资产阶级的抵抗，从而让改良主义派获益。工人政府是斗争的一个阶段，无产阶级向寸步不让的资产阶级发起猛烈斗争的阶段。……共产党宣称：与联合政府或社会民主党的政府相反，工人政府是唯一能在当前的时期支持无产阶级的重大斗争的政府，是唯一能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而又不向资产阶级投降的政府
[41]。
工人政府的命运最终要取决于共产党的政策，取决于他们能不能把工人争取到共产主义阵营、并让工人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在工人政府成立之前，以及工人政府掌权的时期，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通过革命统一战线及其政治机关发起最坚决的斗争，去克服工人政府的动摇、疏忽与错误，使工人摆脱对民主与和平主义的幻想
[42]。
这个提纲拥护共产党议员应在恰当的时机参加工人政府的观点：
参加工人政府，并不等于共产党要做出任何会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的妥协，不等于共产党要做任何交易或采取任何谋略，而是要让无产阶级看到，共产党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一旦改良主义工人政党明确表示愿意同资产阶级决裂、并为了当前的要求与共产党人一起参加斗争，共产党人就会与他们一同斗争
[43]。
在参加工人政府的各项必要前提当中，最重要的是承认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机关拥有立法权力，与武装无产阶级：
共产党参加工人政府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改良主义领袖的保证，而是对整个政治形势的分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比、无产阶级群众的斗志、合格的阶级机关的存在、改良主义官僚进行抵抗的能力，而最重要的是共产党在为了群众的要求而进行的斗争中领导群众的能力
[44]。
这个提纲强调指出，就像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权体制的一切参与方式一样，工人政府仅仅是达成目的手段之一，是无产阶级“夺取全部统治权的斗争”的一个阶段：“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工人政府并不是必要的、而是可能的步骤之一[45]。”
提纲结尾谈到了德国各地的工人所面临的问题。提纲回顾了这个问题的历史，以及各邦议会中在共产党的投票支持下成立的社民党政府，并宣称：
只有在出现了尖锐的政治危机的情况下，当群众的压力之大，迫使某些社民党领导人决定同那些号召采取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的人结盟时，地方性的工人政府才会成立。地方性的工人政府，是立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机关之上的、由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组成的政府。这种工人政府的政治基础不是资产阶级议会，而是议会外的阶级机关。德共参加这样的地方政府，是为了给全国性的斗争创造基础。各地的工人政府彼此之间必须建立密切的联系，必须结成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红色联盟（这种资产阶级政府可能是由清一色的资产阶级代表组成，也可能是资产阶级与社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
[46]。
莱比锡代表大会的后续影响
布兰德勒的提纲，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就遭到了部分人的反对，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及专项委员会里，也有人对其持保留态度，在莱比锡代表大会结束后，这些都在党内引发了紧张情绪。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共产国际的某些领袖似乎受到了费舍的观点的影响，并对共产国际四大的提纲在德国的发展方式感到不快。比方说，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报刊都刊登了德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埃德温·亨勒对这次讨论的报道，他在许多方面都不同意布兰德勒的立场，认为布兰德勒的立场是机会主义的，并对其大加抨击[47]。
对于这个问题，亨勒采用了费舍用过的手法，这样来提出问题：在与社民党党员及受社民党影响的工人打交道的时候，工人政府的口号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他强调指出，所有共产党人，无论左派右派，都以分裂社民党、把社民党的基层群众争取到共产党这边为目标。但是，在革命斗争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目标是不能实现的，只有到革命斗争结束时才能实现。工人政府会引发这样的斗争。亨勒强调指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共产党首先必须“真诚地对待社民党，这是因为社民党在群众面前表现得很真诚，为了让群众能够自己揭露他们，共产党就必须以诚待人”。这是对上层领导之间的谈判做的辩解。
此外，亨勒还试图说明，工人政府的主要任务绝不是将自己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而是要突破它，因为这会促使“工人代表会与工人自卫军的成立、强化与系统的集中化，以及解散军队、警察与资产阶级的司法与行政机关”[48]。他提出了一个更为辩证的公式——对左派而言比布兰德勒的提纲更能接受——即工人政府是介于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一个阶段，而且“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工人政府已不再是资产阶级专政，但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它形成了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进行着革命的辩证发展：它是为了消灭自己而存在的[49]。”这是对布兰德勒的立场进行弥合的大胆尝试，但还不足以克服两者之间的根本分歧。当德共必须运用这个策略的时候，分歧爆发了。在萨克森邦议会中不占多数的布克政府刚刚宣布辞职。保尔·波彻尔声明，萨克森共产党人已经决定帮助成立工人政府，并且不会做出任何能让社民党作为借口、再次同资产阶级结盟的事情。费舍立即批驳了他的观点，认为这里面丝毫没有提到群众行动，就是抬出莱比锡代表大会的决议也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它的出发点完全就是机会主义与议会主义[50]。
对莱比锡代表大会采纳的提纲进行的谨慎的阐述，并不能掩饰分歧的存在。布兰德勒及其支持者确实着迷于争取大多数工人群众的必要性，他们想把这些工人原原本本地争取过来，考虑到这些工人仍心存幻想，他们一直在寻找这些工人能够接受的过渡口号，而在刚开始的阶段，这些工人对工人政府的印象，仅仅停留于在现存体制内同社民党结成议会联盟——这是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可能。费舍和马斯洛夫一方也同样使用着“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这些术语，但在使用前者时，他们指的是“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在使用后者时，他们是当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别名来使用的。他们政策的这一方面，是所有极左派自一九一八年以来所一直坚持的战略的一部分，德共在某些时候也采用过这种战略——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种战略就是无论任何情况都要发动革命进攻，并拒绝接受一切过渡口号。这是一条通向孤立与失败的道路。
因此，尽管列宁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费了很大的力气，试图让这两个流派相互合作——这是克服两者之间的分歧的唯一手段——但还是徒劳无功[51]。这可以从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许多事看出来。就在莱比锡代表大会的第一天，费舍对中央局的抨击的基调，她对中央局“消极被动、机会主义与修正主义”[52]的批判，引起了以大会主席施托尔岑堡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克莱涅为首的众人的强烈反应[53]。在大会的第三天，她要求发表个人声明，并借此机会代表柏林—勃兰登堡地委发表了原则声明。施托尔岑堡要求她停止发言。马斯洛夫便向代表大会提起上诉，要求撤换主席。
皮克发言劝说双方，他说双方都有误会，应该冷静一下[54]，这阵骚动才算平息下来，大会总算回到了原定的议程。在大会闭幕前，要开会选举新一届中央局，这时又出事了。即将卸任的中央局建议将中央局委员的人数从十四人增至二十一人，并提交了二十一人的名单。这个名单里，左派无一人上榜，但中央局也对左派做出了重大让步，没把从大会一开始就成了左派的靶子的麦耶尔列入名单。麦耶尔提出抗议，他说在大会上并没有哪个地委公开声明对他“有所保留”，那么不把他列入名单就是“前所未有之事”[55]。左派赢得了全党三分之一的委任投票，它要求在中央局中获得与其力量相称的席位。它声称柏林—勃兰登堡、瓦塞尔坎特与中莱茵兰的代表将不参加中央局的选举。在深夜举行的会议上，拉狄克在得到柯拉洛夫的支持后，倚仗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权威，说服了布兰德勒，让他把左派党员列入中央局的名单[56]。
新的二十一人名单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布兰德勒的反对，但这份名单还是加入了三名左派活动家——埃维特[57]、林道与菲弗尔。然而这样的让步并不能让左派满足。他们认为林道太温和，而埃维特又是拉狄克的人[58]。九个地委支持中央局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柏林、瓦塞尔坎特、黑森—法兰克福与中莱茵兰几个地委提出了另外一份名单，上面只写了四位左派领袖的名字——费舍本人、盖施克、柯尼希[59]与卡茨[60]。最后，东普鲁士地委只提名了麦耶尔一个人[61]。中央局的候选人名单最后得到了比较让人满意的多数票，全体获得通过[62]。
尽管没人提起选举主席，新当选的中央局还是有了一位领袖。德国党的新首脑是海因里希·布兰德勒，他是一位四十二岁的建筑工人，有较长的社民党党龄，也是老斯巴达克斯派的核心当中极少数既是工会领导人又是“群众”活动家的人之一，他是开姆尼茨党组织的创建人，一位优秀的组织者。在列维辞职后，他就担任过统一共产党主席。在任上，他发动了三月行动，并导致他被捕判刑。获释后他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在莫斯科住了几个月。
他个子不高，体格结实，有点驼背，那是一次工伤导致的；他说话带有浓重的萨克森口音，长着一张宽宽的脸，脸上总是带着平静的表情，他为人严肃，办起事来不急不躁，有条不紊，与其说他是理论家，倒不如说他是实干家，办事牢靠，性格冷静。简单来说，他是一个工人领袖，能够代表德国工人运动的许多方面，也代表了社民党的传统中最好的那些方面。他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任，尽管他对“柏林人”（他返回德国后就批判过“柏林人”）的仇怨让共产国际执委会不放心[63]。他身边有跟他经历相似的党员、工会活动家、群众领袖，比如赫克特、波彻尔、瓦尔赫尔、科嫩、雷梅勒与施特克尔等人，当然还有蔡特金。他身边还有一个人，这个人跟他大不相同，是一个理论家，甚至是一个知识分子，过去的经历使这个人变成了他的第二个自我，这个人就是奥古斯特·塔尔海默。他还有一个刚升上来不久的组织者，这个人既不是演说家也不是作家，但很有本事，这个人就是当过家具木工的瓦尔特·乌布利希。还有古拉尔斯基，（正如某些人振振有词地断言的那样）他是季诺维也夫的代理人，他以奥古斯特·克莱涅的化名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在他们背后撑腰的是拉狄克，无论身处莫斯科还是德国，他的工作都是密切关注德国事态。至少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开始，他就一直在提携布兰德勒，并与布兰德勒一起筹备了莱比锡代表大会。
新的领导层看起来似乎十分稳固，在其他时候也许是这样，但它刚上台不久，一场风暴就彻底撼动了德国。
[1] 这些意见起初是不打算公开发表的，但后来还是以《共产国际纲领的问题》（La Question du programme de l'I.C）为题发表在《共产主义公报》，第14期，1923年4月5日，第126—128页。
[2] 同上，第126页。
[3] 同上，第127页。
[4] 同上，第128页。
[5]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由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与布哈林签字的声明，这个声明请求推迟到下一次代表大会再做决定，《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42页。
另请参阅：布哈林在1922年11月21日的第十八次会议上代表俄国代表团宣读的声明，《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I卷，第687—688页。——中译者注
[6]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7页。
另请参阅：季诺维也夫在1922年11月9日的第二次会议上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53—54页。布鲁埃这里搞错了，这句话不是出自季诺维也夫的开幕词。——中译者注
[7]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17—318页。
另请参阅：拉狄克在1922年11月15日的第十一次会议上作的报告《资本的进攻》，《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400—401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文版并没有“无产阶级的退却还没有结束”这句话，这是根据英译文补上的。——中译者注
[8] 特别是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辩论中。
[9]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76页。
另请参阅：恩斯特·迈耶尔在1922年11月10日的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99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恩斯特·迈耶尔”在本书中译为“恩斯特·麦耶尔”。——中译者注
[10]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82页。
另请参阅：路特·费舍在1922年11月10日的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107页，此处按照汉语的句式对引文做了一些修改。——中译者注
[11]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0页。
另请参阅：拉狄克在1922年11月11日的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131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12]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1页。
另请参阅：拉狄克在1922年11月11日的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133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13]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2页。
另请参阅：拉狄克在1922年11月11日的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134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14]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2—103页。
另请参阅：拉狄克在1922年11月11日的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134—135页。——中译者注
[15]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15页。
另请参阅：《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1304页。——中译者注
[16]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14页。
另请参阅：《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1304页，此处引文按照英文版的句式做了一些修改。——中译者注
[17] 此处译文借自《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1305页。——中译者注
[18]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14—1015页。
另请参阅：《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1305—1306页。——中译者注
[19]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16页。
另请参阅：《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1306页。——中译者注
[20]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16页。
另请参阅：《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1306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21]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16页。
另请参阅：《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1306——1307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22]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17页。
另请参阅：《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1307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23]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17页。
这段话当中，除了“有可能加速资产阶级权力的瓦解过程”之外，其他均不见于《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收录的《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一文，故按照英文版译出。——中译者注
[24]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17页。
另请参阅：《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1307—1308页，但中文版中并没有“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确保工人阶级的解放”这句话，中文版相应位置上的句子是：“没有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工人政府既无法建立，也无法存在下去。”因此这句话按照英文版译出。——中译者注
[25]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17页。
另请参阅：《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1308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26] 瓦西尔·彼得洛夫·柯拉洛夫（Васил Петров Коларов，1877年7月16日——1950年1月23日），生于保加利亚东北部舒门市（Shumen）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中学时代接受社会主义思想。1895—1897年在尼科波尔镇当教师，1897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并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任党组织书记。1897—1900年留学瑞士，学习法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05年当选为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中央委员。1907—1917年，作为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多次出席在斯图加特、哥本哈根、齐美尔瓦尔德、斯德哥尔摩等地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或者代表会议。1919年5月，紧密派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后任中央委员会书记。1921年6月和1922年11月先后率领保共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的三大和四大。1921—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1924年任执委会总书记。1923年9月起义失败后再次去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一起组织领导了保加利亚祖国阵线和反对德国占领军的武装斗争。1945年9月从苏联回国，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2月当选为保加利亚第26届国民议会主席。1946年9月出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临时主席，同年11月当选为大国民议会主席。1947年12月起，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49年7月季米特洛夫去世后任保共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1950年于索非亚逝世 。——中译者注
[27] 在1月5日至6日的挪威工党全国委员会会议上，拉狄克进行了干预，把挪威工党的“自治权”纳入了党章，对共产国际的集中制感到不满的少数派才勉强接受了（哈尔瓦德·曼泰·郎格〔Halvard Manthey Lange〕与麦耶尔〔Meyer〕，《挪威工党史》〔Det norske arbeiderpartis historie〕，第2卷，第320页及其后）。
[28] 《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三（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97—219页。
[29] 同上，第314—333页。
[30] 同上，第318页。
[31] 同上，第328页。
[32] 同上，第238—240页。
[33] 同上，第287页。
[34] 同上，第345页。
[35] 同上，第142—150页。
[36] 同上，第375页。
[37] 同上，另请参阅《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247页。
[38] 《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三（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47—248页。
[39] 同上，第248页。
[40] 同上，第25页。
[41] 同上，第252—253页。
[42] 同上，第253页。
[43] 同上。
[44] 同上。
[45] 同上。
[46] 同上，第254—255页。
[47] 埃德温·亨勒，《德共代表大会上的统一战线策略》（Die Taktik der Einheitsfront aus dem Parteitag der KPD），《国际》，第6期，1923年3月15日，第179—185页。
[48] 同上，第183页。
[49] 同上，第285页。
[50] 《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三（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68页及其后。
[51] 布兰德勒在1922年10月12日给恩斯特·麦耶尔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了柏林那帮人的“下流的派别斗争伎俩”，并建议停止费舍的党内职务（转引自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45页，注释88）。最后没有对费舍进行任何处理。
[52] 《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三（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40页。
[53] 同上，第247页。
[54] 同上，第299页。
[55] 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46页。
[56] 费舍一直坚定地反对拉狄克，她毫无证据地断言拉狄克企图把左派领袖给彻底排除掉。对于拉狄克在最后一刻提出的建议，以及拉狄克寻求妥协的做法，她解释为拉狄克觉得自己“做得太过火了”。拉狄克在1926年12月给蔡特金写了一封信，信中解释说，在他看来，“……路特·费舍、马斯洛夫、乌尔班斯和朔累姆等人代表着共产党工人中的整整一个阶层”，他们体现了“革命急躁情绪”。关于这个问题，拉狄克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我们不得不和它进行斗争，以便使共产党工人明白：一个没有希望的少数派是无力夺取政权的。但我们并不希望同这支群众队伍一刀两断，因为它代表着我们阶级的希望。”谈到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时，他说道：“……所以，在来比锡党代表大会上，我个人主动建议一定要把路特·费舍容纳进中央委员会；可是，代表大会拒绝了这一建议。我希望中央委员会里有左派代表，这样，对于那些单纯埋头于日常活动的政治家、对于那些不理解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区别何在的同志来说，他们就能起到一种平衡作用。”（《卡尔·拉狄克致克拉拉·蔡特金的一封信》〔A Letter by Karl Radek to Clara Zetkin〕，《新国际》〔The New International〕，第1卷，第5期，1934年12月，第155页。）费舍在自己的书里也引用了这封信（《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565页，注释①），她一直想证明，拉狄克耍阴谋想搞掉左派，但就是她引用的这封信让这个观点不攻自破；其实拉狄克当时采取的立场，是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相悖的，想把左派（首先是路特·费舍）全部排除掉的其实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而且共产国际执委会还企图挑起分裂。请参阅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275页及其后；彼得·马斯洛夫斯基，《台尔曼》（Thaelmann），莱比锡，1932年，第42页；爱·哈·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The Interregnum 1923-1924），伦敦，1954年，第158—159页。最后，我们应当注意，费舍以前就曾对自己说了谎——1924年1月，她对共产国际执委会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在最后一刻进行的干预，成功避免了分裂。”（《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51页。）
拉狄克这封信的译文借自《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文版第565页，“朔累姆”在本书中译作“肖雷姆”。——中译者注
[57] 阿图尔·埃维特（Arthur Ewert，1890年11月30日——1959年7月3日），出身于小农家庭，当过制鞍工人。1908年参加工会运动，同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初前往加拿大，曾因参加政治活动被判刑一年。1920年返回德国，在柏林参加了德共（斯），随后担任黑森地委书记。倾向于同左派合作，但被左派认为是“温和派”。1923年1月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局委员。同年4月与菲弗尔、海因茨·诺伊曼一起批判左派。在准备十月起义期间担任西方局军事首脑。1925年参加中派，同年7月在德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10月在德共代表会议上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与政治局委员。1926年10月当选萨克森邦议会议员，同年11月2日被捕，12月获释后转入地下。1928年5月当选国会议员，同年在共产国际六大上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候补委员，1928年至1929年侨居莫斯科。1929年因参加“调和派”而遭到批判，在同年6月的德共十二大上做了“自我批评”，从此在党内失势。此后转入共产国际机关工作。1930年前往美国，指导共产国际拉美局的工作。1932年至1934年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代表。1934年被派往巴西。1935年被巴西警察逮捕，因遭受毒刑拷打而精神失常，但仍于1937年5月8日被判处13年徒刑。1945年5月1日被转入精神病院，1947年8月被遣返回德国，医生认为他的病情无法康复。但在1956年仍被谴责为“外国代理人”。1959年7月3日去世。——中译者注
[58]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67—268页）写道，中央局提出的修改后的名单包括了四名左派反对派的代表，这显然是错误的。但这四人当中，她只给出了埃维特的名字。
[59] 阿图尔·柯尼希（Artur König，1884年4月18日——1945年？月？日），1904年参加社民党。1916年至1918年应征入伍，1918年9月参加斯巴达克斯派，参与成立德共（斯），领导埃森党组织，在1920年的鲁尔红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0年、1921年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1922年担任多特蒙德区委书记，1923年担任西方局组织主任，同年5月作为左派的领导被补选入中央局。1924年4月担任中央局司库，同年5月当选为国会议员，1925年11月因卷入贪腐丑闻而被迫辞去国会议员职务，但并未被开除出党，此后消息不明，据说他在纳粹篡权后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并因此被党卫军杀害。——中译者注
[60]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67页）提到，拉狄克“运用手段”阻止了马斯洛夫和台尔曼当选，但她没有给出具体细节，其实并没有人提名马斯洛夫和台尔曼。她对自己获得提名参加选举一事不置一词。
[61] 费舍（同上，第250页）断言，由于麦耶尔拒绝在德共内部帮助组织一个同共产国际执委会联系紧密的派别组织，所以拉狄克便要求将麦耶尔排除出名单。在说这话的时候，她倒忘了自己对麦耶尔的抨击了。
[62] 费舍（同上，第267页）断言，左派代表在中央局委员的选举中弃了权，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最多只有16名代表弃权，而赞成左派、反对布兰德勒的提纲的代表则有59人。值得注意的是，得票最多的人是林道（195票）和菲弗尔（192票）；左派的支持者和中央局的支持者都投了他们的票。然后是蔡特金、埃贝莱因、弗勒利希、亨勒和布兰德勒（166票），由此我们可以估算出有三十多名左派参加了投票。当选者当中得票最少的是乌布利希（117票）和卡尔·贝克（107票）（《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三〔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3年1月28日至2月1日于莱比锡》，第382页）。
[63] 请参阅本章注释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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