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占领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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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占领鲁尔

　　对于战后德国而言，一九二三年是“恐怖之年”（annus terribilis）。一战的后果，导致了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史无前例的危机。一九二三年一月，法国决定占领鲁尔，前两年的经济困难一下子转变成了惊人的社会与政治动乱。

列强与赔款问题

　　凡尔赛和约第二百三十一条要求德国支付赔款。这个问题很快就变成了各战胜国你争我抢的一块骨头。自一九一九年起，英国、美国和法国就在赔款委员会里争吵不休。协约国开了一个又一个会议，与此同时，德国的外交官则竭力拖延赔款，企图扭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利局面。

　　一九二〇年七月的斯帕会议决定了德国应该偿付给协约国各国的赔款份额，并规定了征收欠款的方法。一九二一年一月的巴黎会议决定德国的赔款分四十二年支付，每年缴付固定数额的现金，其余的则从德国的出口收入中按比例扣除。第一次伦敦会议决定，由于德国欠缴二千万金马克赔款，作为制裁，必须占领杜塞尔多夫与杜伊斯堡。一九二一年五月的第二次伦敦会议规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一千三百二十亿金马克（不包括对被破坏的财产的赔偿），每年缴付二十亿金马克与德国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六。一九二二年七月，德国政府请求推迟缴付，遭到法国政府的坚决拒绝。一九二三年一月十日，普恩加莱^[1]政府不顾其他协约国的反对和全欧洲舆论的愤怒，以“确保生产安全”为借口，命令德古特^[2]将军率军占领鲁尔。

　　协约国的内部分歧，与形形色色的和平观念和政治道义观念无关，与德国的未来前景也毫不相干。法国工业家想要占领鲁尔，用它来补偿法国北方被摧毁的工业，并给已经划归法国的洛林（Lorraine）提供燃料。德国工业已经失去了上西里西亚的煤矿的四分之三，但还要给法国提供大量的煤作为赔偿。

　　德国赔偿给法国的煤占了对法出口的一半，这对英国煤矿业构成了威胁。法国钢铁制造商急需鲁尔的冶金焦炭。而德国重工业在失去洛林地区的矿臧后，矿石供应严重不足。如果法德两国的重工业携手合作，组成法德托拉斯的话，英国就会被赶出欧洲市场，它的冶金工业就会丧失重要的产品市场。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各方势力都在活动，代表这些势力的是两家法国大银行——巴黎联合银行（Banque de l'Union Parisienne）和巴黎荷兰银行（Banque de Paris et des Pays-Bas），还有比利时的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在这个影响深远的计划中，雷蒙·普恩加莱在幕后运筹帷幄，资产阶级的所有机关当中都有他的支持者，他可以依靠他们。自从一九一九年起，德国法占区当局、协约国驻莱茵兰高级专员公署主席蒂拉尔^[3]与普法尔茨占领军司令德·梅茨（Adalbert François Alexandre de Metz）将军就一直在挑动莱茵兰的分离主义倾向。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说他们正在“殖民”德国，但他们其实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他们便在巴黎策划肢解德国。如果能在莱茵河流域成立一个包括鲁尔在内的国家，就能给法国在欧洲的霸权提供有力的政治支柱，并能构成法德联合的基础，这样一来，法德就能共同主宰欧洲市场了。

　　美国打着必须“拯救德国”的旗号，坚决反对这些计划。他们试图劝说法国政府减少赔款，并放弃肢解德国的打算。美国资本家宣称愿意给德国提供恢复经济与支付赔款所必需的资本。正如叶夫盖尼·瓦尔加所说的：“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即使在正常状态下都缺少工业劳动力的国家……，唯一一个能给德国提供原料，让德国工业无产阶级继续开工的国家^[4]。”英国坚决地同美国站在一起，仅靠美国一国的压力就能避免英国最害怕的灾难发生。正如瓦尔加所写的：“在反对法帝国主义的大陆体系时，英美的世界市场体系日益紧密结合起来^[5]。”

　　一九二二年年底，普恩加莱政府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建议稳定马克（马克的不断贬值正是德国用来减轻债务负担的手段之一），并采取措施平衡预算，制止资本外流和囤积外汇。因此，设在柏林的赔款支付监督委员会在事实上管理起了德国的财政，它有权“否决它认为不必要的支出，并推行任何它认为可以实现的增税方案”。这样一来，德国就受到了极其严厉的监管，就连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土耳其都没有被监管得这么厉害。而且法国政府还拒绝把偿还赔款的宽限期延长到两年以上，更不允许拖欠占领军的维持费用和推迟交付用于抵还赔款的实物。法国政府要求在埃森设立一个协约国委员会，负责监管煤矿生产和交付实物，以此作为抵押，并要求以外汇存款作为抵押物，还要获得征收货物的权力。

“消极抵抗”

　　法国和比利时两国的军队占领鲁尔的第二天，库诺政府宣布抵抗外国入侵。艾伯特总统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发表了号召抵抗入侵的讲话。一月十三日，国会以二百八十四票赞成、十二票反对，通过了进行“消极抵抗”的决议^[6]。德国人不得与占领当局合作，并停止交付一切赔款。随着占领进一步深入，冲突愈加频繁发生。在杜塞尔多夫和波鸿有人开了枪，铁路工人和矿工举行了零星的罢工。占领当局宣布要采取严厉措施粉碎抵抗。一月十九日，多特蒙德市长被占领军逮捕，一月二十七日，弗里茨·蒂森的儿子被捕。德国政府号召工人采取“爱国的罢工行动”，并对那些同意为占领军工作的工人发出威胁，声称要把他们打成“卖国贼”。一月二十七日，法国军方宣布，军队已接管了被罢工所瘫痪的鲁尔铁路，为了让铁路恢复运行，他们把一千四百名德国铁路工作人员驱逐出鲁尔，并向法国和比利时国内的铁路工人发出大规模号召，要求他们前往鲁尔，顶替被驱逐的德国工人^[7]。一月二十九日，占领当局宣布实行戒严，并将占领区扩大到荷兰边境^[8]。

　　从二月初开始，冲突变得更为暴力。库诺政府号召进行消极抵抗的决议、大众传媒上的民族主义宣传与占领军的横征暴敛，都在给冲突火上浇油。这一切使极右民族主义势力大受鼓舞。库诺得到了大工业家的支持，他必须让国防军首脑放手行动，而这些首脑同各种民族主义团伙的头目之间的勾结早已是路人皆知。一月二十六日，鲁登道夫发出了拿起武器的号召^[9]。民族主义狂热病再次席卷全国，来自德国各地的准军事组织和前自由军团的志愿兵纷纷云集鲁尔。国防军的将领在政府的同意下协调着各地志愿兵的行动。一月三十日，库诺总理与冯·塞克特将军会面讨论了武装与动员等事项，并就各自与埃舍利希组织的关系达成了一致^[10]。

　　次日，冯·塞克特将军接见了一个叫杨克（Jahnke）的臭名昭著的冒险家，他向将军提出了破坏铁路的建议。冯·塞克特又与施蒂内斯会面，讨论了资助这些新行动的问题。大概就是在这时候，冯·施蒂尔普纳格尔（von Stülpnagel）中校受命潜入占领区，负责指挥破坏行动。他把自己的任务总结为：“就是把消极抵抗转变为积极抵抗——来一次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1]——并通过国家尽快地组织起积极抵抗^[12]。”

　　二月十三日，冯·塞克特将军同鲁尔工业家代表和国家银行领导举行了商谈。他们表示愿意马上提供三亿马克，由墨索里尼牵线，在意大利购买奥地利的军火。十五日，冯·塞克特会见了埃舍利希组织的头目。十七日，冯·塞克特在与施蒂内斯康拜因的经理和冯·勒文施泰因（von Löwenstein）矿山的老板讨论时，他们决定去找鲁登道夫。二十日，在施蒂内斯的总经理家中，冯·塞克特会见了鲁登道夫，就国防军同极右派活动家合作的条件进行了磋商^[13]。

　　这些频繁的政治活动，让暴力冲突在鲁尔重新抬头。铁路被倾覆，输电线与电话线被切断；越来越多的破坏行动频繁地让工业和运输陷入瘫痪。每次冲突发生后，占领军都会大肆报复，逮捕了许多人，民族主义者利用这点大做文章，他们企图挑动全德人民参加到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去，而这场斗争自然要由他们来控制。

　　法国和比利时的行动，重新促成了德国国内的“神圣的联合”，社民党一头扎进了这个“神圣的联合”中去。赫尔曼·米勒以社民党议会党团的名义，宣布社民党支持消极抵抗政策^[14]，但是，许多社民党议员却对此不甚积极，甚至到了投票表决时还是如此^[15]。

　　德共认为这又是一次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的表决，他们不愿再次向德国资产阶级屈服。德共在鲁尔号召工人在两条战线上斗争，既要同占领军斗争，也要同正在欺骗他们的本国资产阶级斗争。共产党在宣传中指责了欺骗德国工人为了“施蒂内斯的百分之五十股份”而去遭受杀戮的伎俩^[16]。

　　拉狄克辛辣地讽刺了“德国化学工业的爱国主义”——就在宣布进行消极抵抗后的几周里，巴登苯胺公司就与法国政府达成了出售生产炸药的秘方与在法国设立炸药工厂的协议^[17]。共产党人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劝阻德国工人阶级——首先是鲁尔工人——不要上了民族主义的当。

　　为了争夺鲁尔工人，占领区的合法德国当局跟占领当局争得头破血流。共产党活动家凯特·波尔^[18]就它们之间的冲突写道：

　　无论是对德国资产阶级还是对法国将军而言，把工人争取到自己一边都是至关重要的。为了拉拢鲁尔无产阶级，双方都不惜下了血本。法国将军特意利用了德国工人阶级对本国老板的仇恨。……法国将军在每一个场合都一再强调，法军开进鲁尔是来同资产阶级作战的，而不是与工人为敌。……大批法国特务潜入鲁尔，按照这个意思进行鼓动。而德国一方也做了同样的努力。当法军逮捕工厂经理后，他们就会在厂里成立由工人组成的“解放委员会”，如果可能的话，还会往里面塞一个共产党工人。……比“解放委员会”更时髦的是搞抗议罢工。每当某个经理、市长或官吏被驱逐的时候，他们都会许诺支付工人的误工费，让工人去搞罢工^[19]。

　　然而，没过多久，“消极抵抗”就走向了德国政府和军方首脑不想看见的方向。尽管受着种种威胁，贫困的压力始终是对工人影响最大的关键因素。他们发现，每当他们挺身而出，跟老板站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蒂森康拜因的各工厂代表会的代表们同意跟老板们一起投票赞成一项提案，要求释放小弗里茨·蒂森，然后他们就被自己的工厂代表会召回了^[20]。尽管工业家们被占领当局的一些激烈行为整得小心翼翼，但他们还是死死盯着哪怕是眼前那一点物质利益不放。尽管共产党人（许多情况下还有工会和工厂代表会）一再要求把煤分给工人家庭，但工人却一点煤都得不到。煤始终被存在矿上，等着货车来运给占领军，而老板们在这时候最多也就是声嘶力竭地骂两声而已。工业家的“消极抵抗”越来越像一场装腔作势的哑剧。

　　工人区的境况一天比一天悲惨。高昂的物价、日益严重的失业与贫困，激起了一次又一次愤怒的骚乱和街头示威，然后占领军又赶来驱散人群。在布尔—雷克林豪森（Buer-Recklinghausen），占领军甚至动用了坦克来镇压工人游行。三月三十一日，协约国的工程师委员会抵达了埃森的克虏伯工厂，五万三千名克虏伯工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停止了工作，然后他们又听说，法军正在征用原本用来给他们运送食物的货车，他们当即向占领军发起示威游行；结果数人被杀，四十二人受伤^[21]。

　　几天以后，当古斯塔夫·克虏伯^[22]本人被捕时，工人对此几乎毫无反应。他们现在左右为难，他们经常被各种挑衅行为激起自发的反应，而这些自发的反应又往往会遭到两面夹击。四月十三日，一群工人攻占了米尔海姆的市政厅；在共产党人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领导下，他们任命了一个工人代表会，监督食品的分发，并组建了工人民兵^[23]。占领当局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工人并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他们，但他们授权德国警察进入米尔海姆恢复秩序。四月二十一日，经过一番激战，警察重新占领了米尔海姆市政厅，战斗中有六人死亡，七十人受伤^[24]。

　　来自军队和自由军团的恐怖分子进行了大量的袭击与破坏行动，他们企图挑起占领军的大肆报复，这样就能激起德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他们站到民族主义的大旗下。一支突击队炸毁了埃森附近的一座桥梁。一个曾参加过自由军团的人，很快就成了德国民族主义事业的第一个祭品。列奥·施拉格特^[25]被指控炸毁了杜塞尔多夫附近的铁路，他被法国当局逮捕后，被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军事法庭判处他死刑，并执行了枪决。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战斗正在波鸿进行。波尔写道：

　　德国工人被迫发起反占领斗争，这让反抗德国资产阶级的斗争变得相当艰难。这让那些土匪、德国资本家，都变成了为了祖国的事业而受迫害的民族英雄。只有当德国无产阶级能够获得法国工人阶级积极而坚决的帮助时，德国无产阶级才能同时向德国资本主义和法国军国主义发起战斗^[26]。

　　这似乎是季诺维也夫的意见。他写信给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领导层，告诉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共产国际的命运掌握在你们手中”^[27]。一月初，吕多维克—奥斯卡·弗洛萨尔^[28]辞职后，法国党摆脱了它最右的派别，并试图发动反占领的宣传活动，谴责普恩加莱的帝国主义政策，主张法德工人团结，并组织了反军国主义宣传，推动德国工人与占领军士兵的亲善活动。这些努力似乎并没有收到多少成效。一月，马塞尔·加香^[29]、皮埃尔·塞马尔^[30]、加斯东·蒙穆索和其他数人在埃森参加会议后被捕^[31]。不久，共青团领导人之一加布里埃尔·佩里^[32]也被捕了^[33]。另一队鼓动员在法国共青团领导人昂利·洛泽雷^[34]领导下，秘密进入了鲁尔^[35]，但他们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尽管从三月的法兰克福会议开始，共产国际费了很大力气在欧洲组织反占领运动，但却收效甚微。事实上，鲁尔工人被彻底地同法国无产阶级隔绝开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德国其他地方的无产阶级失去了联系。这种情况，给德共党内新冲突的爆发提供了基础。

两线作战的困难

　　鲁尔形势的爆炸性发展，激化了德共内部的分歧。在德共八大上，左派要求讨论占领鲁尔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但布兰德勒认为这是不信任党的领导层的迹象，没有将其列入议程。一月十三日，共产党议会党团拒绝给库诺政府投信任票。共产党议会党团发言人保尔·弗勒利希抨击道“库诺与普恩加莱是一对双生兄弟”，并同时谴责了占领鲁尔和“消极抵抗”政策：“现在是战争，而卡尔·李卜克内西教会了我们，工人阶级应该怎样执行战争政策。他号召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这就是我们的口号。不要国内和平，而要国内战争！^[36]”

　　二月二十三日，《红旗报》发表了中央局社论，支持这个路线。《红旗报》用了这样的报头：“在鲁尔河同施普雷河，打倒库诺与普恩加莱！”鲁尔战争被当成是两国资产阶级“在德国工人阶级的脊背上”进行的冲突^[37]。

　　然而，这个政策实际运用起来，却遇到了极大困难，要在鲁尔打倒普恩加莱，就不可能不卷入“消极的”或“积极的”抵抗，而要打倒库诺，就不可能不卷入某些工团主义势力的游戏，他们利用法国占领鲁尔所提供的机会，玩弄起了模棱两可的政策。就在埃森大屠杀的第二天，《红旗报》在头版登出了一篇文章：《工人在埃森遭到屠杀。克虏伯工人成了法国军国主义和德国民族主义挑拨的牺牲品》^[38]。三月十一日，在埃森举行了工厂代表会会议，会上代表中央局发言的卡尔·贝克坚持认为，必须开展反对占领鲁尔和凡尔赛和约的斗争，特别是要在占领军当中开展革命宣传。他一再重复解除反革命的武装、把工人武装起来、建立工人政府、成立各种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机关，监督委员会、工厂代表会和无产阶级百人团等口号^[39]。在试图协调反占领的国际行动的法兰克福国际会议上，也提出了同样的议题^[40]。看起来所有共产党人似乎都同意这些口号。

　　但是，被当成中央局的理论头脑的塔尔海默发表了一篇文章，马上就在党内和共产国际内激起了抗议的怒潮^[41]。他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尽管法国资产阶级和德国资产阶级的基本阶级属性一致，但它们却发挥了不一样的作用。他说德国资产阶级在抵抗中“违背他们自己的意志，客观上发挥了革命的作用”，就像俾斯麦在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〇年统一德国的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样，而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是这么认为的。

　　塔尔海默强调指出，在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帝国主义的失败并不是、也不能是共产主义者的目标，而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法国在鲁尔战争中的失败”就是“共产党人的目标”。因此，目前共产党人的目标，恰巧与德国资产阶级的目标不谋而合（尽管程度有限），只有当德国资产阶级向法国资产阶级投降（这是他所期望的）之后，共产党人与德国资产阶级才会分道扬镳。然后德国无产阶级就不得不击败本国资产阶级，这样才能赢得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胜利。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诺伊拉特^[42]与索梅尔^[43]强烈反对这个分析，他们认为这会导致共产党人支持本国资产阶级，即使只是暂时的；他们谴责说，这种分析中透着一九一四年的社会爱国主义的霉味。德国党左派的观点与他们相同^[44]。

　　塔尔海默的文章，是否表达了中央局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明确而自觉的路线？费舍声称他是受莫斯科——也就是说，是受拉狄克指使的^[45]，这是真的吗？支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工人在这一时期的失败，原因在于“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苏维埃俄国与德国民族主义及军国主义的联盟。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们引用了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发言：

　　无产阶级国家可否从整个无产阶级的战略适宜性出发，同资产阶级国家结成军事联盟？在这里贷款和军事联盟没有原则的区别。我敢说，我们已如此强大，可以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结成军事联盟，以便利用这个资产阶级国家来摧毁另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如果采取这种国防形式，即同资产阶级国家结成军事联盟的形式，该国的同志们的义务是帮助这个联盟取得胜利。如果在另一个发展阶段该国的资产阶级自己被打败了，那将会出现另外的问题（笑声），对此我没有义务去说明，但是你们是很容易理解的^[46]。

　　这段发言中包含的论点，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时，在另一种情况下重新出现了，但费舍及其门徒对这段话的评价并不正确，这是因为，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后来抛弃了用革命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政策，但在这段话里却完全没有抛弃这种政策的意思，它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而且，把布哈林的一段话当成俄国党、特别是共产国际的政治原则立场的信条，这样实在是有断章取义之嫌——他这段话是在就共产国际的纲领作报告时说的，况且这个报告还被驳回了。斯捷克洛夫在《消息报》上发表的文章，也遭到了同样的曲解，科辰转引了其中一段：

　　对于德国的资产阶级政府，俄国的劳动群众当然没有特别的同情，对于德国资产阶级中的反动的帝国主义分子，就更不同情。然而，苏维埃俄国，出于自己的切身利益，不能容许法国与其走狗——首先是波兰——联合起来征服和肢解德国。……目前，波兰对德国的进攻，就等于直接进攻苏维埃俄国^[47]。

　　这是向白匪波兰发出的警告，不能当成是对德国资产阶级的“无条件支持”^[48]。不过，这篇社论的作者还是谨慎地指出了苏维埃政权的军事与外交方面的需求，同劳动群众的同情之间的区别。这也证明了俄国领袖此时并没有把苏维埃俄国的盟友等同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盟友^[49]。

　　塔尔海默写那篇文章时，他不可能未卜先知，事先想到要寻找一条在某种情况下保卫苏维埃俄国的路线，对任何一个共产党人来说，保卫苏维埃俄国都是一个普通的任务。但我们更愿意认为，当面临着席卷鲁尔的民族主义狂热时，为了给党指明方向，塔尔海默想要给正在影响着工人（包括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民族主义浪潮，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理论解释。当然，他也想强调革命在德国发展的缓慢，以及左派的政策的危险性——这些左派一直想找到促成革命危机的捷径。

^[1] 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1860年8月20日——1934年10月15日），法国政治家。1912年至1913年任法国总理和外交部长，1913年至1920年任法国总统；1922年至1924年与1926年至1929年再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2] 让·玛丽·若瑟夫·德古特（Jean Marie Joseph Degoutte，1866年4月18日——1938年10月31日），法国陆军少将，曾参加法国侵略马达加斯加、突尼斯、中国、阿尔及利亚等地的战争，一战期间指挥法军摩洛哥部队，1919年被任命为驻鲁尔法军司令，1925年法军撤离鲁尔后改任阿尔卑斯集团军司令。——中译者注

^[3] 保尔·蒂拉尔（Paul Tirard，1879年6月2日——1945年12月23日），法国官吏，1903年起担任公务员，曾在殖民地事务部、司法部与法属摩洛哥任职，1919年至1930年任协约国驻莱茵兰高级专员公署主席。——中译者注

^[4] 《1922年10月至12月的形势——英法的赔款计划——简述》（La situation en octobre-décembre 1922 – Les Plans de réparations français et anglais – Données principales），《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1期，1923年2月7日，第67页。

^[5] 同上。

^[6] 《国会议事录，就任年份1920年，第1辑》，第357卷，第9422页。

^[7] 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1卷，第189页。

^[8] 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282页。

^[9]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29页。

^[10] 哈尔加滕，《希特勒、国防军与工业》，第22页。

^[11]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Massacre de la Saint-Barthélemy）：在法国宗教战争期间，1572年8月24日，即圣巴托罗缪日的晚上，天主教徒对于格诺派（Huguenot）进行了大屠杀，掀起了全国性的杀害于格诺派的暴行。——中译者注

^[12] 哈尔加滕，《希特勒、国防军与工业》，第22—24页。

^[13] 同上，第25—26页。

^[14] 《国会议事录，就任年份1920年，第1辑》，第357卷，第9424—9428页。

^[15] 根据君特·霍尔昌斯基（Günther Hortschansky）所述，这个提案在议会党团的表决中，仅以60票赞成、55票反对而获得通过（《1923年鲁尔斗争中德国垄断资本家背叛民族的行径》〔Der nationale Verrat der deutschen Monopolherren während des Ruhrkampfes 1923〕，柏林，1960年，第119页）。据施特克尔所述，有67名议员赞成消极抵抗，65人在表决前退场，14人在表决中投了弃权票（《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5期，1923年1月19日，第20页）。
　　君特·霍尔昌斯基（Günther Hortschansky，1926年2月20日——2015年10月11日），德国历史学家。1946—1949年在柏林洪堡大学学习历史，1951—1956年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1958年获博士学位。1962—1969年担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德国工人运动研究部副部长，1969—1989年任部长。1966年任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德国工人运动史教授。——中译者注

^[16] 保尔·弗勒利希的文章《60%或40%》（《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9期，1923年1月30日，第51—52页）很好地总结了他们的论点。施蒂内斯曾向经济会议宣称：“法国工业家卢绍尔（Loucheur）先生想跟我们组个托拉斯，他占60%的股份，我们占40%，但我们可不干。”（《莱因—威斯特法利亚日报〔Rheinisch Westfälische Zeitung〕，1933年1月20日）。

^[17] 《德国化学工业的爱国主义》（Le Patriotisme de l'industrie chimique allemande），《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8期，1923年3月2日，第122页。

^[18] 凯特·波尔是卡塔琳娜或莉季亚·拉宾诺维奇的化名，她是古拉尔斯基（克莱涅）的伴侣。请参阅本书第二十八章，注释65。

^[19] 凯·波尔，《占领鲁尔与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L'Occupation de la Ruhr et la lutte du prolétariat allemand），《共产主义公报》，第10期，1923年3月8日，第158—159页。

^[20]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9期，1923年1月30日，第52页。

^[21] 《红旗报》，1923年4月1日。该报特别指出，死者当中有一位叫约瑟夫·詹德尔（Josef Zander）的共产党员，他试图阻止冲突，但没有成功。

^[22] 古斯塔夫·克虏伯（Gustav Krupp，1870年8月7日——1950年1月16日），1909—1941年任克虏伯集团董事长。——中译者注

^[23] 费舍，《斯大林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298页。

^[24] 《红旗报》，1923年4月22日。

^[25] 阿尔伯特·列奥·施拉格特（Albert Leo Schlageter，1894年8月12日——1923年5月26日），一战爆发后自愿参军，曾参加伊普雷战役、索姆河战役和凡尔登战役，获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并被晋升为少尉。战后参加了自由军团，镇压革命运动，并参加了卡普暴动。鲁尔被占领后，施拉格特带领一个民族主义小组潜入鲁尔进行了多次破坏活动，1923年4月8日，施拉格特被法军逮捕，5月7日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5月26日被枪决。他死后变成了德国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偶像。——中译者注

^[26] 《共产主义公报》，第10期，1923年3月8日，第159页。

^[27] 季诺维也夫的来信，1923年2月2日，转引自儒·昂贝尔—德洛，《从莫斯科看巴黎》（L'Oeil de Moscou à Paris），1964年，第187页。

^[28] 吕多维克—奥斯卡·弗洛萨尔（Ludovic-Oscar Frossard，1889年3月5日——1946年2月11日），1913年因公开反对军国主义而被开除教职。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在党内是中派。1918—1920年任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法国共产党成立后，于1921—1923年担任总书记。1922—1923年任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3年1月1日因拒绝退出共济会以及拒绝接受共产国际关于要求他与苏瓦林和罗斯默合作的要求而辞职，随即退党，另行组建统一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unitaire）。1924年同另一个小团体合并为共产主义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communiste）。后返回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8—1942年当选国民议会下议院议员。1932—1935年任朗香（Ronchamp）市长。1935年退党。1935—1936年任劳工部长。1936年参加共和社会主义者联盟（Union socialiste républicaine）。1938年1月18日—3月10日任国务部长，同年3月至4月任新闻部长，4月10日至8月23日任公共工程部长。1940年3月21日——6月27日再次担任公共工程部长，同年6月兼任运输部长。1940年7月投票赞成贝当出任国家元首。法国沦陷后拒绝进入维希政权工作，但仍留在国内从事新闻工作。二战结束后，在法庭上被判无罪。1946年去世。——中译者注

^[29] 马塞尔·加香（Marcel Cachin，1869年9月20日——1958年2月12日），1892年参加法国工人党，1905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一战期间参加“神圣的联合”，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战争期间态度逐步转变，在1918年7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对继续支持战争，同年开始担任中央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é）主编。1920年1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退出第二国际，同年加香和弗洛萨尔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1920年12月底的图尔（Tours）代表大会上，以加香为首的左派要求完全接受“二十一条”，立即加入共产国际，最后左派赢得了胜利，法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并加入了共产国际。1923年加香前往鲁尔，反对法国政府的占领，回国后因此入狱。1924年至1943年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14年至1932年当选为塞纳省议员，1936年任法共议会党团主席。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转入地下斗争，领导抵抗运动。法国解放后曾多次当选立宪议会与国民议会议员，1958年逝世。——中译者注

^[30] 皮埃尔·塞马尔（Pierre Semard，1887年2月15日——1942年3月7日），法国工会活动家，1916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底参与成立法国共产党，1924年至1928年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1939年10月被捕，1942年被移交给纳粹德国，3月7日遇害。——中译者注

^[31] 《人道报》，1923年1月21日。

^[32] 加布里埃尔·佩里（Gabriel Péri），1902年2月9日——1941年12月15日），1917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20年参加法国共产党，担任共青团领导。曾长期担任《人道报》记者。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1年5月被捕，同年12月15日遇害。——中译者注

^[33] 《人道报》，1923年3月23日。

^[34] 昂利·洛泽雷（Henri Lozeray，1898年5月17日——1952年7月13日），曾任法国共青团领导，1936年至1940年当选塞纳省议员，1945年至1950年当选谢尔省（Cher）议员。——中译者注

^[35] 热拉尔·瓦尔特（Gérard Walter），《法国共产党史》（Histoire du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巴黎，1948年，第137页；海因茨·科勒（Heinz Köller），《塞纳河、鲁尔河与施普雷河上的团结斗争》（Kampfbündnis an der Seine, Ruhr und Spree），柏林，1963年，第180页。

^[36] 《德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57卷，第9429页。

^[37]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04页）写道，就在使用这个报头的《红旗报》出版后的第二天，拉狄克撵走了两个对此负责的记者，其中之一是格哈特·艾斯勒。并把报头改成了：“在施普雷河反对库诺，在鲁尔河打倒普恩加莱！”不过我们在任何一期《红旗报》上都没有找到这个报头。费舍还说这个报头印成了押韵的两行：“反对库诺，打倒普恩加莱！/在鲁尔河与施普雷河”，但事实并非如此。埃里希·沃伦贝格在接受比绍（Buchot）采访时，在谈到1923年的事件时，也提到了这么一件事，但他把拉狄克换成了台尔曼，还说台尔曼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可台尔曼其实要到三个月后才入选中央局。

^[38] 《红旗报》，1923年4月1日。

^[39] 《红旗报》，1923年3月13日。

^[40] 《红旗报》，1923年3月18日、20日、21日。

^[41] 奥·塔尔海默，《关于鲁尔战争的若干策略问题》（Einige taktische Fragen des Ruhrkrieges），《国际》，第4期，1923年2月15日，第907—1002页；《共产国际》（德文版），第26期，1923年。

^[42] 阿洛伊斯·诺伊拉特（Alois Neurath，1886年8月29日——1955年4月25日），生于维也纳，曾获法学博士学位。1909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战期间参加奥匈帝国陆军。1921年3月参与创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德意志人支部）（Kommunistische Partei der Tschechoslowakei 〔Deutsche Abteilung〕），并当选为执委会委员。同年10月底随该党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1—1926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22—1926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5年11月—1929年9月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1926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解除党内一切职务，1929年6月被开除出党，此后参与创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列宁主义派）（Komunistická strana Československa 〔leninovci〕），继续坚持开展共产主义活动。1948年2月流亡瑞典，参加了瑞典社会民主工党（Sveriges Socialdemokratiska Arbetareparti ）。1955年4月25日在斯德哥尔摩逝世。——中译者注

^[43] 约瑟夫·温特尼茨（Joseph Winternitz，1896年2月18日——1952年3月22日），化名约瑟夫·索梅尔（Josef Sommer），又名伦茨（Lenz），生于英国牛津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曾在布拉格和柏林求学。1916年应征入伍，1918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20年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同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转入德共，成为左派理论家。1924年负责宣传工作，1927年当选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9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33年流亡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德共流亡组织的活动。1935年转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负责宣传和教育工作。1939年流亡英国，1945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48年9月返回德国，加入统一社会党，同年10月任柏林大学教授。1949年3月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1951年遭到强烈批判后逃往英国，重新加入英国共产党，在伦敦逝世。——中译者注

^[44] 阿·诺伊拉特，《一个可疑的论点》（Eine verdächtige Argumentation）；索梅尔，《鲁尔战争与德国无产阶级的任务》（Der Ruhrkrieg und die Aufgaben des deutschen Proletariats），《国际》，第2期，1923年3月1日，第110—113页、第209页及其后。这两篇文章与塔尔海默那篇文章被一起转载到了《共产国际》（俄文版），第25期，1923年6月7日，第6857—6888栏，同一期《共产国际》（俄文版）上还刊登了塔尔海默的答复《再论我们在鲁尔战争中的策略》（Noch einmal zu unserer Taktik im Ruhrkrieg），这个答复以法语、英语和德语发表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1号公报上（6月8日，第1—2页）。诺伊拉特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创建人之一。索梅尔也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他的真实身份是捷克斯洛伐克党的一位党员约瑟夫·温特尼茨（Joseph Winternitz）博士，又名“伦茨”（Lenz），他刚刚移居德国，成了左派的理论家（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344页）。

^[45]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23页。

^[46]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20页。费舍在她的书里也引用了这一段（《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21页），但她没有引用“如果……很容易理解的”这句话。
　　另请参阅：布哈林和塔尔海默在1922年11月18日的第十四次会议上作的报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纲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531页。本书借用的是《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的译文。——中译者注

^[47] 转引自科辰，《俄国与魏玛共和国》，第68页。

^[48] 同上，第67页。

^[49] 这是费舍的分析，同意她的看法的那些历史学家，有意无意地犯了年代上的错误。斯大林时代初期出现的那些苏联的政策与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的政策之间的矛盾，被他们挪到了这一时期。费舍和科辰为了支持自己在这方面的理论，就必须求助于引用布哈林的另一段话，这是他在联共（布）十五大上，在左翼反对派面前为“一国社会主义”思想辩护时说的：“当已被战败和征服而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德国抵抗战胜者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机构曾通过发表宣言、声明等等，公开表示它对德国的同情。当时，共产党考虑过保卫德意志祖国不为战胜者协约国帝国主义所蹂躏的问题。”（转引自科辰，《俄国与魏玛共和国》，第67页；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22页，费舍引用时所加的脚注并不正确。）
　　布哈林的这段话，在这里借用了《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文版的译文。——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