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布哈林 -> 食利者政治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价值和利润理论（1914）
附录 理论调和主义[1]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价值理论）
19世纪90年代，先前“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所完成的那种快速演化，表现为十分明确的趋势：在既与民粹派思想体系敌对的资本主义的对立中，又与革命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中形成了自由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这种统一的趋势正如任何一种社会现象一样，曾经是很复杂的现象。并不是“新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所有代表者都能同样迅速地“由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唯心主义”。在向“新的里程碑”的狂奔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已得到一大摞奖金，并神情高傲地看着落后者，其他一些人也已完全接近目标；另一些人则一瘸一拐地远远落在后面。从这个观点出发，倒是饶有兴趣地看一看这个竞赛的个别参加者。在你们面前的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政治经济学教授布尔加科夫，他只要一穿上僧侣长袍就会变成信奉鬼神和所有“神秘物”的典型的“很有学问的神父”。他的旁边是另一位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位热中于谈论（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喜好！）有关“尘世”和“上天的基督教徒”即别尔佳耶夫先生。靠边上一点儿的是立宪民主党—十月党人学识非常渊博而动作却很迟钝的人即无与伦比的彼得·司徒卢威。所有这些令人敬重的人与自己的过去彻底断绝了关系；他们稳当地坐在新位置上，不想与自己“青年时代的失检行为”有任何相似之处；他们不做任何妥协交易地向前走，这是些勇于为俄国资本主义献身的人。瞧，远远落在后面但显然想要追赶上自己的同事，又小碎步跑来一个原先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现在是工厂主顾问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教授；他开始嘟囔基督教要晚于其他人；他不向愿进谗言者罗扎诺夫使眼色；他还是继续与马克思主义卖弄风情，为此，某些天真的人们认为他几乎是“红色的”。一句话，这是“调和分子”。他没有下决心完全地和公开地把自己算作是无产阶级及其理论的敌人；正如他自己表述的那样，他认定只是要“清除马克思主义中不科学的成分”。他正是以此才可能蒙骗人，他的理论活动也正是这一点最有害。他不想简单地“批驳”劳动理论，他力求“调和”劳动理论与庞巴维克这位资产阶级欲望的典型表达者的理论。读者现在会看到，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整个政治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价值理论方面的努力得到了怎样的结果。
1.杜冈先生的“公式”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首先对庞巴维克先生加以赞扬。“新理论（即奥地利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尼·布哈林注）的伟大功绩在于，它按照一个基本的原则对确定价值过程的一切现象作出了充分（！）而详尽的（！！）解释，从而永远结束了关于价值的争论”。[2]这就是杜冈先生对新学派的“评价”。
在另一处：“边际效用理论永远是价值学说的基础，它在将来可能会得到补充和局部改动，但其基本思想是经济科学的永恒成果”。[3]
“科学的永恒成果”，这听起来有多么骄傲！虽然这“成果”实际看上去相当可怜，但我们暂时将不反驳杜冈先生，并先努力传达他的“统一行动纲领”。
按照奥地利学派拥护者们的学说，物品的价值是由物品的边际效用决定的。这种边际效用也取决于该种财货的数量。该种财货越多，需求就越得到“充分满足”，需要就越不迫切，财货的边际效用就会降得越低。这样，奥地利学派在结束自己的分析时把被评价财货的一定总量和一定数量当做已知的因素。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完全有理由提出进一步的问题：财货的这个量是由什么决定的？按照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见解，财货的数量取决于“经济计划”即取决于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对人的劳动的这种或那种分配。而劳动价值在这个经济计划的编制中起“决定性作用”。
我们的作者说：“边际效用是每种产品最后单位的效用，它随着生产规模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通过扩大或缩减生产来降低和提高边际效用。与此相反，单位产品的劳动耗费价值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客观上已知的因素。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编制经济计划时，决定的因素应当是劳动
耗费价值，而被决定的因素则是边际效用。用数学语言表述，
边际效用应当是劳动耗费价值的函数”。[4]
财货的边际效用与其劳动价值之间的从属关系如何？杜冈先生作了如下论述。假定我们有A和B两个生产部门。合理的经济计划这时要求在这两个部门之间这样来分配劳动，即要使在最后时间单位劳动过程中所取得的效益在两个部门都处于相同的水平。[5]没有这种平衡，合理的计划即要取得最大的效益量是难以想象的，这是因为，例如如果在最后时刻在A生产部门可以得到用数字10表示的效用总量，而在B生产部门这种效用将仅可以用数字5表示，那么显而易见，不生产财货B更有利，应将时间用于A的生产。如果产品的劳动价值不同，而在最后时间单位所获得的效益相同，那么由此得出结论，“每种自由再生产的产品的最后单位的效用，即它们的边际效用，应与单位工作时间内生产的这些产品的相对量成反比，换言之，应当与这些产品的劳动耗费价值成正比”。[6]
这就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所认为的产品边际效用和产品绝对劳动价值之间的从属关系。这里没有任何矛盾；相反，占主导地位的是完全悠闲安宁的情调：
杜冈写道：“通常看来是相互排斥的两种理论，实际上却是完全相互协调的。两种理论研究同一个经济评价过程的不同的方面。边际效用理论阐明主观的经济价值要素，而劳动理论则阐明客观的经济价值要素”。
[7]
2.杜冈先生的“逻辑”
任何一位有理性的人必定会从以上所述得出下述结论。[8]由于价值（由财货的边际效用决定的主观价值）是与劳动耗费价值成比例的，由于这些价值是价格的基础，因而可以说，价格的基础正是劳动耗费价值。实际上，如果劳动耗费价值和边际效用作为正比例被这种牢固和固定的联系连结在一起，那么很明显，我们在分析时可以随便用一个量来取代另一个量。如果我们像杜冈那样声明，“决定的因素应当是劳动耗费价值，而被决定的因素则是边际效用”，[9]那么这种观点对于我们将简直是必须的。很清楚，我们这样论述会得出如下序列：价格—边际效用—劳动耗费价值。劳动耗费价值这里与主观价值从而与价格相联系。这种情况使得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甚至这样写道：
“从某种观点看来……劳动评价理论主要是经济价值理论，与此同时，边际效用理论则是一般心理评价理论，而不是特殊经济评价理论”。
[10]
“马克思提出绝对的劳动
价值论取代劳动
耗费价值论”……
“桑巴特在他自己对《资本论》第3卷的著名批判文章中，
[11]曾试图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辩护，把它解释为劳动耗费价值论。他把劳动价值论理解为‘社会劳动生产率的程度’。
但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为什么把劳动耗费称为“
价值”，
以至于认为劳动耗费是价格、
产品交换关系的基础（
显然是错误的），
而不承认价值和耗费价值这两个不同的范畴有独立存在的权利呢？”
[12]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实质上不外是劳动耗费价值。但是，马克思的错误不是术语性质的错误。马克思不仅把社会必要生产劳动称为商品
价值，而且总是经常力求把商品的交换关系归结为劳动。……
只要把价值和耗费价值的概念完全分开，我们就可以创立逻辑上正确的和切合实际的价值和耗费价值的理论”。
[14]
“马克思的错误，就在于……他不懂得这个范畴（即价值范畴。——尼·布哈林注）的独立意义，并企图把它同价格理论联系起来，因而把劳动耗费称作价值，而不是称作耗费价值”。
[15]
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价值范畴是如此独立，以至将其置于上述联系之中是很大的过失（在杜冈看来是“第二种方式的过错”），那么，这个范畴的经济意义何在？杜冈先生的确说，经济意义“巨大”（见第55页），但除了不可能信以为真的“道德上的废话”，我们干脆什么也找不到。
现在我们可以转入对杜冈“基本错误”的分析。在他有能力混淆和“调和”最相互矛盾的论点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要再次弄清楚他的“公式”中不外是极度混乱的东西，这就不足为奇了。
3.杜冈先生的基本错误
到目前为止，我们接受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劳动耗费价值和边际效用比例关系的公式，而未对其加以批判。这里我们尽力揭示这个著名公式理论上的徒劳无益。为此，我们应当先向读者通报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对整个政治经济学，从而对各种各样“公式”的观点，这个观点我们是完全同意的。我们十分尊重教授先生，因而请他本人阐述这个似乎在上面已经看到的完全正确的观点。
“经济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它所阐明的经济现象的因果规律体系，恰恰是由它的现代研究对象——自由交换经济的特征所决定的……因而有充分的理由来断定政治经济学这门与现代国民经济密切相关并研究经济现象因果关系的特殊科学的命运。它同国民经济一起产生和发展，又同国民经济一起退出舞台”。
[16]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确定了边际效用与财货的劳动耗费价值之间的比例。对劳动耗费价值可以作双重理解：既可理解为是社会的范畴（如果我们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这种理解是必须的），也可理解为是单个的范畴。十分清楚，不能将第一个意义上的劳动耗费价值与边际效用直接联系起来：这是彼此之间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共同点的两个量，因为它们处在完全不同的平面上。如果断言，一般只能在单个经济领域遇到的一个量，与只能在社会经济领域才有的另一个量是成比例的，这实在是与对电线杆接种牛痘毫无二致。因此，正确理解劳动耗费价值理论，就会得出劳动耗费价值理论与边际效用理论之间完全相矛盾的结论。而杜冈先生仍然要把作为单个经济范畴的劳动耗费价值的荒谬概念与边际效用“联系在一起”。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理论当然不会更好：只要我们将这种理论与资本主义的现实加以比较，该理论就会遭到最无情的破产。结果是大体上出现了与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一样的情况。当我们周旋于从事经营的鲁滨逊式的人物的利益圈内，有意或无意不介入资本主义关系时，事情会进展得比较顺利。但只要我们一接近政治经济学所要解释的那些关系（杜冈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全部理论就会化为乌有。
我们快要结束本书的写作。但我们还想作一个简短的说明。杜冈先生的全部“理论”涉及到生产产品的生产单位。这有利于将他与地道的边际效用者们区别开，这些人似乎忘记了，商品不是“上天的恩赐”，而是生产的产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恰恰是为这些生产单位确定自己的“比例”。这非常好。我们再看一看杜冈先生在自己书的另一部分关于这些生产单位是怎样说的。
这位很有学问的活动家建议道：“我们应当遵循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借以形成价格的那些实际经济关系。我们不应当像庞巴维克所做的那样，要求某种商品的卖者自己需要自己的商品，而且，如果向他建议的商品价格过低，他就准备自己保留这些商品用于自身的需要”。
[17]
我们分析了杜冈先生的理论，但没有涉及该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即边际效用理论本身的正确性。其实这个理论也根本没有受到我们这位理论家的保护。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事实。俄国资产者在新道路的探寻中对马克思持令人惊讶的“批判”态度；但他们对待西方的资本主义科学思想却近乎于信仰宗教一样去崇拜。这种情况再一次证明了那些“新经济思想”的真实本质，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们、布尔加科夫先生们、司徒卢威先生们个个都在鼓吹和宣传这些新经济思想。
【注释】
[1] 本文是当时写给马克思主义杂志《教育》刊物的。它分析了价值理论中的折中主义理论和“联合原则”。我们也以此将其附于本书之中。很显然，文中与杜冈理论的逻辑方面没有直接关系的某些之处已经过时了。所发生的事件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这些论述。但我们仍将这些按原样保留，而且有的预测还真的得到了证实（如布尔加科夫先生的剃度），而杜冈先生本人则来得及当了反革命政府的部长。有趣的是，马斯洛夫也做了杜冈的这种尝试。
[2]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政治经济学原理》，1911年第2版，第40页。
[3] 同上书，第55页。
[4]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政治经济学原理》，1911年第2版，第47页。
[5] 要是更准确地表述，效益应当极度相同。
[6] 同上书，第47页，着重号系作者所加。
[7]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政治经济学原理》，1911年第2版，第49页。
[8] 为避免误解，我们认为需要事先说明：我们暂时不批判杜冈先生的术语，并赋予“价值”和“耗费价值”这两个词以杜冈原有的内容。
[9] 同上书，第47页。
[10]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政治经济学原理》，1911年第2版，第50页。着重号系我们所加。
[11]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指的是桑巴特的文章：《对卡尔·马克思经济制度的批判》，载《社会立法档案》第7卷。
[12] 《原理》，第58页。
[13] 我们说：“社会的”。这个补充现在对于我们不重要了。但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它本身是极其重要的。
[14]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政治经济学原理》，1911年第2版，第69页。最后一行的着重号系我们所加。
[15] 同上书，第70页。顺便说几句，我们指出与事情没有直接关系的一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不明白（见第68、69页）马克思交换价值（Tauschwert）的意义。我们很乐意加以说明。马克思在分析过程中有时必须假定，商品是按耗费价值（价值）出售的。在这种情况下，耗费价值关系就将是交换价值。这个概念的认识意义，在于它向我们说明的不是绝对量，而是相对量。
[16] 《原理》，第17页。
[17] 《原理》，第212—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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