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世界经济的组织形式

　　现代世界经济的特征，是结构上的高度的无政府状态。在这方面，现代世界经济的结构可以同到本世纪初为止的典型的“国民”经济相比较。在十九世纪末期蓬勃发展起来的组织化过程，到本世纪初，由于一直未受到阻碍的“经济力量的自由作用”大为缩减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世界经济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结构表现在两个事实上：一方面是世界性工业危机，另方面是战争。

如果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认为消除了自由竞争、以资本主义的垄断代替自由竞争，就能够消灭工业危机，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些经济学家忘却一件“琐事”，即现时“国民”经济的经济活动，是着眼于世界经济运行的。“国民”经济决不是一国疆界内各个经济的算术总和。同样，世界经济也决不是各个“国民”经济的算术总和。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中，都有一个补充其他一切的基本要素，那就是洛贝尔图斯·称之为“经济交流”的相互联系、交互作用或一种特殊的媒介；没有这种“经济交流”，就没有“现实的统一体”，没有“体系”，就没有社会经济。而只有闭塞的孤立的经济单位。所以，即使在“国民经济”领域里完全消除了自由竞争，而由于“国民经济体”之间的结构依然存在，就是说，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结构依然存在。[①]

以上关于工业危机的论述，也适用于战争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战争不过是在资本家的竞争扩大到世界经济领域时，资本家进行竞争的方法之一。因此，战争是在自发地发展着世界市场的盲目规律支配下进行生产的这样一种社会的内在规律，而不可能是自觉地调节其生产与分配过程的社会的规律。

然而，现代世界经济的结构，整个来说，虽然是无政府状态的，但起组织形式却有很大发展，主要表现在国际辛迪加、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发展。我们首先对这些组织做一个概述。

在运输业中，最大的卡特尔是（且不讲由于战争引起的变动）：（1）帆船主证件委员会（英国、德国、挪威及丹麦的海运公司）；（2）国际帆船航海协定（英国、德国、丹麦、瑞典及挪威的帆船）；（3）波罗的海、白海协会（占波罗的海与白海全部船舶吨位的60%到70%，包括德国、法国、荷兰、英国、西班牙、比利时、丹麦、挪威、瑞典、俄国及芬兰）；（4）阿尔托纳国际沿海贸易联盟；（5）北大西洋汽船航线协会（德国、美国、法国、比利时、和奥地利）；国际贸易海运公司，亦名摩根托拉斯（以美国、英国和法国为主），1910年末这家公司拥有130只轮船，总吨位1，158，270吨。出去这些较高级类型的卡特尔以外，还有一些规定运费、回扣等的重要协定。

采矿业和冶金工业：（1）国际特拉格卡特尔（德国、比利时与法国的钢铁辛迪加）；（2）国际钢轨卡特尔（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美国、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与俄国的钢轨厂）；（3）国际钢铁协定（美国钢铁托拉斯、伯利恒钢铁公司及克虏伯公司）；（4）国际铅协定（德国、澳大利亚、比利时、美国、墨西哥和英国的制铅工厂；（5）德意志—奥地利铸钢联合会；（6）德国—英国锰铁协定；（7）国际硅铁合金工厂联合会；（挪威、瑞士、蒂罗尔、波斯尼亚、萨沃伊和德国）；（8）国际金属板辛迪加（德国与奥地利）；（9）锌板制造厂联合会（英国与德国，在世界市场上极有势力）；（10）国际锌协定（德国、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美国，控制了欧洲产量的92%）；（11）国际炼锌业联合会（德国、法国、比利时、英国）；（12）国际金属丝卡特尔（德国、法国、比利时、英国）；（13）国际铜丝协定；（14）德国—英国螺丝钉协定；（15）国际搪瓷卡特尔（德国、奥匈帝国、法国、瑞士、意大利）；（16）国际涡轮机辛迪加（主要为德国和瑞士）；（17）联合气轮机公司（德国电气公司、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以及其他公司）；（18）汽车托拉斯（汽车销售联合会及欧洲几乎所有的著名汽车公司；（19）俄国—德国—奥地利农具辛迪加；（20）国际铁制品商人联合会（德国、英国、法国、奥匈帝国、瑞士、比利时）；（21）国际妇女胸衣锁扣及羽毛品联合会（几乎包括所有的大工厂）。

在电力工业中，如前面已指出的，生产的国际化过程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个部门有几个非常巨大的国际协定，其中最大的是：（1）德国电气总公司、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以及英国—法国的汤姆生—霍斯东公司签订的协定，这个组织拥有遍布世界各地的企业网；（2）国际电镀辛迪加；（3）白炽灯销售商联合会（德国、奥匈帝国、瑞典、荷兰、意大利、瑞士）。此外，还有银行之间关于电力企业给以财政支持的许多特种协定。

化学工业的国家卡特尔化在许多部门中也有显著发展，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国际漂白粉卡特尔（德国、法国、比利时、英国、美国）；（2）国际胶料卡特尔（由奥匈帝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瑞典、丹麦、和意大利的制胶厂组成，销售机构设于伦敦）；（3）国际硼砂卡特尔（德国、美国、法国、奥匈帝国、英国）；（4）国际染绸联盟（德国、瑞士、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及美国印染商的联盟）；（5）国际电石辛迪加（包括整个欧洲各厂）；（6）国际火药卡特尔；（7）德意志—奥地利过磷酸盐卡特尔；（8）比利时—荷兰石油产品卡特尔；（9）国际氮肥销售联合公司（德国、挪威、意大利和瑞士的氮肥厂）；（10）国际煤油卡特尔（美孚石油公司及俄国的公司）；（11）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皮革制造商协会；（12）国际硝石辛迪加；（13）国际煤炭销售辛迪加（奥地利、德国）；（14）欧洲石油同盟（德国、英国、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丹麦、美国、东亚的石油生产者）。

纺织工业中，国际协定主要涉及一些专门的生产部门：（1）棉纺厂与制造商协会国际联盟（代表欧洲大陆与美国棉纺业）；（2）德国—奥地利领带材料卡特尔；（3）国际丝绒业卡特尔（包括德法两国所有的丝绒工厂）；（4）人造丝销售公司（德国和比利时的人造丝工厂）；（5）国际棉织业公司（美国和美洲其他国家）；（6）德国—瑞士丝绸围巾制造商协定；（7）德国—瑞士围巾领带制造商协定；（8）奥地利—德国麻卡特尔；（9）国际刮刀制造厂联盟（德国、卢森堡、比利时、荷兰、奥匈帝国、瑞典、挪威、丹麦、巴尔干国家）；（10）国家丝绸纺织协定（奥地利、比利时、俄国、西班牙和英国的企业）；（11）国际麻纺织同盟（几乎包括欧洲所有大的麻纺厂）；（12）国际野蚕丝纺织业卡特尔。

在玻璃和陶瓷业中，最大的国际组织是欧洲制瓶联盟（包括欧洲几乎所有各国）；此外，还有许多巨大的玻璃与陶瓷卡特尔。

此外，在六种不同工业部门中（橡胶、家具制造、软木、可可等），还有十个协定。[②]

除了上面讲到的卡特尔以外，还有几百个国际托拉斯（企业合并与控制性的组织）。我们现在只谈一谈其中最著名的，也就是所，在世界市场中拥有最强大经济势力的托拉斯。

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就是这样的托拉斯。1910年它拥有62个公司的股份（其中有英美石油公司、德美石油公司和罗美公司），而且同许许多多企业和公司（荷兰、德国、法国、瑞典、意大利、俄国、瑞士等国的公司）有密切联系。[③]这个托拉斯“控制着”力图在铜的生产方面取得世界垄断权的联合铜公司。另一个大托拉斯是美国钢铁公司。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控股公司”。其他著名的托拉斯有：巴尔门的面粉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在国外资本参与达6，039，344马克；[④]国际钻井机公司；诺贝尔信托公司；石油工业中的许多托拉斯；波士顿果品公司与热带贸易运输公司组成的香蕉托拉斯；罐头食品托拉斯；有英国杰·普外衣公司统辖的线托拉斯；中央炸药公司；水管总公司（卢梯克），它在乌得勒支、巴塞罗那、巴黎、那不勒斯、沙勒罗瓦、维也纳等地“控制”许多企业；比利时—法国冶金托拉斯等等。[⑤]

在所有这些卡特尔和托拉斯背后，通常都有为它们提供资金的企业，主要的就是银行。这种国际化过程——它的最原始的形式是商品交换，最高的组织的发展阶段是国际托拉斯——又引起了银行资本极大程度的国际化而转化为工业资本（通过向工业企业提供资金的方式）。这样就形成一个特殊的范畴——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是最富于渗透性而无孔不入的资本形态。这种形态的资本，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它不管什么地方，不管是“热带”“亚热带”或“南北极”地方，只要有充分的利润流出，它就涌去填补一切真空。下面我们举出一些巨大的国际银行业托拉斯的例子，说明巨大的“国民”银行彼此提供友好的所谓“相互援助”的情况。

1911年在布鲁塞尔成立了一个金融托拉斯——美国金融公司，目的是对美国企业提供资金。这个金融托拉斯包括德意志银行、汉堡的瓦尔勃银行、布鲁塞尔的总公司、布鲁塞尔银行、巴黎—荷兰银行、纽约的库恩—洛布公司等。所有这些银行，都是属于世界最大银行之列。[⑥]参加这个“金融托拉斯”的德意志银行，又同瑞士信贷公司和斯派尔—艾利逊公司共同成立了海外建筑事业股份公司，目的是在大西洋彼岸组织建筑公司。德意志银行还在几个国家设立石油销售中心，并与俄国诺贝尔公司建立了联盟，而且参加了欧洲煤油联合会。[⑦]不久以前，在布鲁塞尔成立了一个银行托拉斯（君士坦丁堡财团），目的是对君士坦丁堡的企业提供资金。这个托拉斯包括德意志银行、德意志东方银行（同德意志银行有密切联系）、德勒斯顿银行、沙福豪森联合银行、国民银行、巴黎的总公司、巴黎银行、国民贴现银行、瑞士信贷公司、电气事业银行。[⑧]此外，在比利时还成立了一家专门的铁路银行（比利时铁路银行），这家银行是在巴黎—荷兰银行、威涅尔银行、瑞士信贷银行，经济铁路总公司、德意志公司、德勒斯顿银行等的援助下，也就是说。在国际银行托拉斯的援助下组成的，再举个例子：俄国辛迪加得到了四个“国民”银行集团的援助，这四个银行集团是：俄国集团（阿索夫商业银行、圣彼得堡国际银行，俄国对外贸易银行、俄亚银行和华沙商业银行）；法国集团（里昂信贷银行、巴黎—荷兰银行、总公司）；德国集团（德意志银行、工商银行与德勒斯顿银行）；以及比利时集团（列日的信贷总公司、比利时总公司、列日的纳日尔马克尔公司）。[⑨]

如果认为所有这些例子都是偶然的例外，那就大错特错了。经济生活中充满了这样的例子。在殖民地兴办企业、对其他各洲输出资本、铁路建设与公债、城市铁路与军火工厂、金矿以及种植园等——所有这一切都同国际银行托拉斯的活动紧密的联系。国际经济关系通过无数丝缕不断地扩展着，这种关系穿过千万个交叉点，盘根错节，缠结成许许多多集团，最后汇集为世界上最大银行间的各种协定。这些大银行把它们的触角伸张到全世界。世界金融资本主义和银行在国际上有组织的进行扩张，是经济现实中不容否认的一个事实。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过高估计国际组织的重要性。它们的势力同浩瀚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比起来，并不象我们乍看之下显得的那样强大。这些国际组织（即辛迪加和卡特尔）中，有许多只不过是关于划分市场的协定。在整个社会经济的较大的分部门（例如制瓶辛迪加就是最强大的辛迪加之一），而且其中有许多是很不巩固的。只有那些以垄断一种自然物为基础的国际协定才具有较大的稳定性。而且，国际组织有继续发展的趋向，在我们分析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情况时，这个发展趋向是不能忽视的。[⑩]

我们已经探讨了从商品交换开始，到国际银行辛迪加为止的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主要趋向。这个形式极其复杂的过程便是经济生活国际化的过程，是使地理上隔离的经济发展的各个地区彼此进一步接近的过程，是资本主义关系均等化的过程，也就是财产所有权集中于全世界资本家阶级手中及全世界资本家阶级同全世界无产阶级之间差别愈益扩大的过程。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进步已经达到了“民族”国家能协调共处的新时期。因为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决不等同于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化。匈牙利一位经济学家在评论英国和平主义者诺尔曼·安吉尔的著作时完全正确的指出：“他（诺尔曼·安吉尔）仅仅忘记了一件事，那就是在英国和德国同样存在着阶级；对于全体人民来说，是多余的、无益的、甚至有害的东西，对于某些集团（大金融家、卡特尔、官僚等）来说，却有极大的利益”。[11]这个论断当然可以使用于任何国家，因为他们的阶级结构，至少从纯粹的科学观点来看，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因此，只有那些看不见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矛盾的人，那些好心的把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当成事实的国际化、亦即那些把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化当成有组织的国际化的人，才期望“民族”资本家集团有可能协调地达到和平的资本主义的“高度统一”。实际上，事态的发展比机会主义的乐观者所看到的要复杂的多。经济生活的国际化会加剧，而且正在加剧各“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使这个冲突极度尖锐起来。其实，国际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展同各交换集团间“团结”的增进是毫无关联的。恰恰相反，与之俱来的却是日益发展的极其激烈的竞争，是生死攸关的大搏斗。在资本输出方面，同样如此。在这个领域里，并不是总能建立所谓“利益的共同体”。争夺投资范围的斗争也会达到极其尖锐程度。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断言存在着休戚相关的利益，这就是日益发展着的参与制与财务支持，即由于共同占有有价证券，各国资产阶级对同一对象拥有共同的所有权，这里才会实际上形成黄金国际。[12]很明显，这里不仅有相类似的利益，或者如人们习惯于说的“并行不悖”的利益，而且有实际的统一。但是，与这个过程并行发生的，是经济发展进程造成一种相反的趋向，即资本家利益民族化的趋向。人类整个社会处于世界资本的铁蹄践踏之下，在难以置信的痛苦中，在血泊与污秽中为这个矛盾付出牺牲。

只有对资本主义的一切主要趋向加以分析之后，才能指出事态发展的前景。既然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化只不过是表现经济生活国际化的一个方面，那就还需要研究它的另一个方面，即资本家利益的民族化过程。这个过程最明显地表现出在世界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它造成最剧烈的震荡和最深重的灾难，造成人类精力的极大浪费，因此也最强有力地提出了建立社会生活的新形式问题。

·洛贝尔图斯——十九世纪中期德国经济学家、政治家，著有《地租论》。——中译本译者

[①]连资产阶级作家现在也开始懂得这一点了。例如哥耳德施坦先生说：“卡特尔和托拉斯是决不能消除危机的，这可以从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钢铁托拉斯（包括附属公司）虽然已经把美国钢铁生产的大约90%集中在它的手里，但在1908年第一季度末只不过利用了它的工厂生产能力的一半”（伊·姆·哥耳德施坦：《辛迪加、托拉斯和现代经济政策》，第2版，1912莫斯科发行，第5页附注）。另参阅杜冈·巴兰诺夫斯基：《工业危机》。

[②] 这里的国际卡特尔的名单，是从哈尔姆斯所著《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转引的。所以引用这个名单以及国际托拉斯与银行辛迪加的名单，是因为就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研究这个问题的俄国著作。

[③] 利夫曼：《参与和投资公司》，1913年耶拿版，第249页及往下各页。

[④] 利夫曼：同上书，第275页。

[⑤] 科勃挈：《国际经济政策》，1913年巴黎版；利夫曼：同上书；哈尔姆斯《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1912年耶拿版。

[⑥] 利夫曼：《参与和投资公司》，1913年耶拿版，第174页。

[⑦] 利夫曼：同上书，第456—486页。

[⑧] 利夫曼：同上书，第497—498页。

[⑨] 萨高尔斯基：《辛迪加和托拉斯》，第230页。我们只说到私人性质的国际经济协定。我们认为，关于具有巨大经济作用的国家间的协定（如国际铁路联盟、国际铁路协定等），是读者已经知道的。

[⑩] 萨尔托里乌斯·冯·瓦尔特斯豪森对国际组织的作用作了一个很低的估计。请参阅他所著《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1907年柏林版，第100页：“能够集中管理生产的国际公司，看来不会产生，也不会存在。但是，关于划分销售市场，大国家的公司当然可以达成协议”。哈尔姆斯则持相反的看法。

[11] 伊尔文·萨勃：“战争与经济法规”，载《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汇编》，第39卷，第三册，第647—648页。

[12] 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怎样估量这黄金国际（我们当然不是讲“上层”与“低层”相比的区别），可以从萨尔托里乌斯下述的话看出来：“对与一个有自己的祖国而且认为他的生存之根扎在祖国的人来说，‘黄金国际’永远不会是一种理想”（见所著《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1907年柏林版，第14页）。这句话又说明资本家利益国际化过程的相对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