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世界经济和资本的民族化过程

第四章 “国民经济”的内部结构和关税政策

我们从上面已经知道，世界经济是各种性质的经济联系所结成的复杂的密网；它的基础是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如果我们进一步在世界经济范围里来分析“国民经济”，即分析存在与各国疆界之内的经济联系，那么就会发现，使许许多多单个经济结合起来的经济联系更加频繁、更为经常。这是不难理解的。我们不应当从所谓的“国家准则”的创造作用——认为国家从其自身内部创造出国民的经济生存的特殊形式——来探求它的原因，也不应当认为社会与国家间存在着注定的谐调关系。这个问题可以比较简单地加以说明。做为一定的政治统一体的现代国家，它的基础是由于经济上的需要而产生的，国家在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国家不过是经济联系的表现；国家的结合关系不过是经济结合关系的表现。“国民经济”象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它过去和现在都不断进行着内部的更新过程；与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进行着的分子运动，不断改变着各个“国民”经济体在相互关系中的地位，也就是说，影响着正在成长的世界经济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我们的时代建立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关系。从资本主义初期开始的对旧的、保守的经济形态从上至下的破坏，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然而，与此同时，在“国民经济”范围里对弱小竞争者的“有机性”消灭（手工业的灭亡、中间形态的消失、大规模生产的发展等），现在正在被世界上强大敌手之间的激烈斗争的“关键”时期所代替。这个现象的原因，应当首先从“民族资本主义”结构内发生的、引起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变革的内部变化中去探索。

这些变化首先表现在资本家垄断组织——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银行辛迪加的形成和非常迅速的扩展。我们从上面已经知道，这一过程在国际范围里进展得多么强烈。在“国民经济”范围内，这个过程更强烈的不可比拟。我们在下面就要讲到，工业的“国民”卡特尔化，是造成国民资本相互依赖的最强有力

的因素之一。[①]

资本家垄断组织的形成过程，是资本积聚与集中过程的逻辑的和历史的延续。在封建制垄断的残骸上产生的手工业者之间的自由竞争，使生产资料积累在资本家阶级的手里，成为他们的垄断占有物；同样地，资本家阶级内部的自由竞争也正在日益受到限制，受到垄断整个“国民”市场的巨大经济的形成的限制。我们绝不能把这种巨大的经济看作“非正常的”或“人为的”现象，认为它们是由于国家在例如关税、运费率、奖励金、补贴或政府订货等方面采取援助措施而产生的。不错，所有这些“原因”都大大加速了垄断化的进程。但是，它们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产生垄断的主要条件。而真正的必要条件则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生产集中。所以，一般地说，生产力愈发达，垄断组织的力量就愈强。在这方面股份公司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大大促进了对生产的投资，从而建立规模空前的巨大企业。所以，在卡特尔运动中领先的，正是在世界市场上突飞猛进、名列前茅的两个国家——美国和德国，这是很自然的。

美国是近代经济发展的典型例子。正是在美国，垄断组织的最集中的形式——托拉斯——已经根深蒂固了。从下面的统计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托拉斯、特别是最大托拉斯的经济实力以及它们的发展情况。

据穆迪计算，在1904—1908年期间，托拉斯的发展情况如下表。

根据《普尔氏大公司手册》及《1910年普尔氏铁路手册》，这些托拉斯的股票和债券总值为333亿美元。[③]到1910年时，托拉斯在“国民”生产中已占很大比例。题它们在一些部门生产中所占比重如下：纺织工业——50%，玻璃制造业——54%，棉布印染业——60%，食品制造业——60%，酿酒业72%，金属工业（不包括钢铁）——77%，化学工业——81%，钢铁工业——84%。[④]从那时以来，由于美国的资本积聚和集中有了惊人的进展，托拉斯在国民生产中所占比重大大增长了。

“只有少数研究大规模生产及其商业分支结构的金融组织的最新发展情况的人，才能了解什么是大规模的集中和金融组织对那些联合了的与分化了的大规模企业——往往是拥有生产力越出各个国民经济界限之外的企业——的控制力”。[⑤]

限于本书研究的范围，我们不能一一列举在各国中进行活动的主要托拉斯。这里只指出在所有托拉斯中居于首位的两个最大的托拉斯——美孚石油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这两个公司分别代表洛克菲勒和摩根两大金融集团。

在德国，大资本的活动也同出一辙。根据官方的统计，在1905年各生产部门共有385个卡特尔。[⑥]据德国卡特尔运动著名理论家及领导人契尔斯基博士估计，德国的卡特尔有550—600个。[⑦]其中最大的是，莱茵—威斯特伐利亚采煤辛迪加和钢铁辛迪加。据拉法罗维奇计算，1909年前者在多尔茨曼德地区生产8千5百万吨煤，而所有其他“局外企业”的生产不过420万吨（只等于采煤辛迪加的4.9%）。[⑧]在1913年1月，辛迪加的产煤量占鲁尔地区全部产量的92.6%，占全国总量的54%。当时钢铁辛迪加的生产在全国总生产中所占比重已上升到43%—44%。包括47个企业的制糖辛迪加，在全国总生产中也占很大比重（占全国消费量的70%，出口量的80%）。[⑨]电力托拉斯（西门子—舒克尔特和电气总公司两个托拉斯组成）控制了全部电力生产的40%。

在其他国家，垄断组织虽然没有这样巨大，但如果不与美国或德国相比，而从绝对数字看，它们辛迪加化的过程在各个地方都是相当强有力的。

法国在冶金、制糖、玻璃、造纸、石油、化学、纺织、采煤等工业部门中，也有很多辛迪加，其中特别重要的有：郎伟商行，它生产法国的几乎全部铸铁；制糖辛迪加，几乎完全控制着法国市场；圣哥班玻璃总公司，几乎占据绝对的垄断地位；还应当指出许多农业辛迪加、与农业辛迪加有密切联系的农业联合会，[⑩]以及交通运输业里的巨大联盟，即三家轮船公司（大西洋总公司、法国邮船公司及装卸工联合公司），它们掌握法国全部商船的41.25%。[11]

在英国，尽管工业中发生大规模集中，而由于一些原因，垄断化运动曾在长时期中进展很慢，但是近几年，工业的托拉斯化（“合并”，“联盟”和“投资托拉斯”）也有长足的进展。英国在工人运动与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方面，旧时的特色开始消退，成为过失的东西（我们在后面将讲到，自由竞争，亦即自由贸易，在对外经济政策领域中正日益失去地位）。现在只有不了解情况的人才把英国看做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的典型。这里我们举几个托拉斯作例。波特兰水泥制造商联盟（占全国产量的89%）；钢铁托拉斯；酒精托拉斯；糊墙纸托拉斯（占全国糊墙纸及其它装饰品生产的98%）；电线托拉斯（电线制造商联合会，占全国生产的90%）；制盐托拉斯（盐业联盟，约占全国产量的90%）；精梳棉纺业托拉斯（实际上控制了英国的全部生产）；漂染业托拉斯（漂白业联盟和印染业联盟。约占90%）；帝国烟草公司（约占全国生产的一半）；等等。[12]

在奥地利，有以下的大型卡特尔：波希米亚的采煤辛迪加（占奥地利全部生产的90%）；制砖辛迪加，年产值达4亿克郎（未参加辛迪加的企业产值不过4千万克郎）；制铁辛迪加；石油辛迪加（在加利西亚，占全国生产的40%）；制糖辛迪加；玻璃辛迪加；造纸业辛迪加；纺织业辛迪加等等。

据哥耳德施坦先生统计，甚至象俄国这样缺乏资本的落后国，也有一百多个较高型式的辛迪加和托拉斯。此外，还有很多欠发达类型的地方性协定。现列举其中最大的如下[13]：采煤工业的普洛杜格尔托拉斯（占顿河区域采煤量的60%）；制铁工业中有19个辛迪加，其中最著名的是普洛达米塔（铁制工具托拉斯，控制全国生产的88%—93%）；还有克洛夫利亚（铁板托拉斯，占全国生产的60%）；以及普洛德伐根（铁路车厢托拉斯，在16个车厢制造场中占14个）；石油工业几乎全部生产集中在相互有密切联系的4个公司手里；还应当提出的有制铜辛迪加；制糖辛迪加（控制全部生产）；纺织品制造商协定；烟草托拉斯（占全国生产的57%—58%），火柴辛迪加加（占全国生产的90%）等。

在比利时，辛迪加也有了高度发展。甚至象日本这样年轻的国家也走上了建立资本家垄断组织的道路。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旧的生产组织已经发生急剧变化。根据弗·劳尔计算的数字，投在世界各国工业企业的5，000亿法郎中，有2，250亿法郎，即将近半数，是对已经组成卡特尔和辛迪加企业的投资（这笔资本在各国分配如下：美国——1，000亿法郎，德国——500亿法郎，法国——300亿法郎，奥匈帝国——250亿法郎等。所有这些数字都是比实际低估的）。[14]这表明在各国内部先前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就必然会引起这些国家间相互关系的重大变化。

然而，上述过程并不限于单个生产部门，不同生产部门结合起来的过程，即把不同生产部门转变成一个单一组织的过程，也同时在继续进行。这首先表现在形成了联合企业，即把原料生产和制成品生产、制成品生产和半制成品生产联合在一起的企业。因为在现代分工的条件下，各个部门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地或间接地依赖于其他部门，所以这个过程可以包容而且正在包容各种各样的生产部门。譬如说，当一个托拉斯在生产它的主要产品之外还生产一种副产品时，就可以看出，有一个垄断该副产品生产部门的趋向，而这又促进着对于该副产品的代用品的生产部门的垄断。随后又有了对于生产代用品的那些原料的生产加以垄断的趋向，等等。这样就产生了初看起来令人惊异的联合企业，例如制铁与水泥联合企业，石油与葡萄糖联合企业等。[15]生产的这种纵向积聚与集中，与一个生产部门内部的横向集中不同。它表明：一方面，因为它把先前分在几个企业中的劳动联合在一个企业里，所以是社会分工是收缩；另方面，它又促进着新生产单位内部的分工。从整个社会范围来看，这全部过程趋于使整个“国民”经济成为所有各生产部门间有组织联系的一个统一的联合企业。上述过程也在另一方面迅速进行着：银行资本向工业渗透，从而资本转变为金融资本。

在前几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对工业企业的参与和财务支持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对工业企业的金融支持，是现代银行的职能之一。

“愈来愈多的工业资本不属于运用工业资本的工业家了。工业家只有通过银行才能支配资本，对于工业家来说，银行就是这种资本的所有者。另一方面，银行也只好把自己愈来愈多的资本固定在工业中。因此，银行愈来愈变成工业资本家。通过各种方式实际上变成了工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我把它叫做金融资本。”[16]

可见，通过各种形式的信贷，通过掌握股票和债券，以及通过直接创立企业，银行资本起者工业组织者的作用。这种全国性的联合生产组织愈来愈巩固，愈来愈强大；一方面是工业的集中，另方面是银行的集中，后者近来发展到极大规模。这里我们举几个例子吧。在德国，银行业的实际垄断权掌握在6个银行手里：德意志银行、贴现银行、达姆斯塔德银行、德累斯顿银行、柏林贸易银行和沙福豪森联合银行。1910年这些银行的资本达11亿2千2百60万马克。[17]只要看一下这些银行在德国国内所设机构总数的增加情况，就可以知道它们的势力扩展之快（包括总行、分行、存款部、兑现所以及它们参与的德国股份银行）：1895年——42个，1896年——48个，1900年——80个，1902年——127个，1905年——194个，1911年——450个。[18]在16年期间里，它们的机构数目竟增加了10倍。

在美国，只要两家银行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花旗银行（洛克菲勒财团）和国民商业银行（摩根财团）。这两家银行支配着难以数计的、通过各种途径结合起来的工业企业与银行。“洛克菲勒集团和摩根集团银行业务的规模，可以从以下事实做出大致的判断：1908年洛克菲勒集团在往来客户中代管3，350家国家银行、州银行和其他银行的准备金，摩根集团代管2，757家银行的准备金”。没有这两家银行的支援，任何新的托拉斯都不能建立起来，它们是“制造垄断的垄断”。[19]

同银行与工业部门见这种特有的经济联系相适应的，是双方高级管理部门特殊的结合形式。实际上，工业家的代表们在管理银行，而银行家的代表们也在管理工业。根据厄伊德尔斯的报告，1903年上述6家德国银行在工业股份公司的监事会里占有751个代表席位。[20]反过来，在银行的监事会里也有51个工业界代表（1910年12月）。[21]

说到美国，那么，下述事实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美国参议院曾进行过关于银行业法案的辩论（1908年成立的福勒特委员会），在提交给参议院的一分名单中我们看到，有89人在各种工业、交通运输业及其他公司占有2，000个以上的董事职位，所有这些公司都直接或间接地受摩根与洛克菲勒的控制。

在这里还应当讲一下包括在“国民经济”总体系之内的国家企业与地方公共企业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国家企业中，首先是采矿业（例如1909年德国有309个煤矿，产量为14，900万吨，其中27个煤矿、产量2，050万吨为国家所有，总产值23，500万马克。盐矿和其他矿也属于这类。1910年德国国家企业的总收入但是34，900万马克，净收入是2，500万马克）。[22]除采矿业外，其次是铁路（只有英国，而且仅在大战前，铁路全部为私人所有）；再次则是邮政、电信以及森林等。在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地方企业中，主要有水道系统、煤气系统和电力设施，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措施。[23]强有力的国家银行也构成这个体系的一部分。这些“公共”企业同纯粹的私人企业间的相互关系，有各种形式；一般地说，有许多各种各样的经济联系，其中主要是信贷。在所谓混合制——由“公共”企业与私人企业（通常由大公司或垄断公司参加）合组成的企业的基础上，产生了极密切的关系，这在公共经济的领域里是常见现象。德意志帝国银行就是特别令人注意的例子。这个在国家经济生活起巨大作用的银行，同“私人经济”有极其密切的联系，以致人们争论不休，不能确定这家银行究竟是股份公司还是国家机构？它是受私人企业法的管辖还是受公营企业法的约束？[24]

这个高度组织化的体系，它的一切部分——卡特尔、银行、国家企业愈益结合起来；随着资本主义集中的发展，这一结合过程越来越快。卡特尔与联合企业的形成，立即在给以它们财务支持的银行间造成共同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银行也注意制止它们给以财务支持的企业间的竞争；同样，银行间达成的一切协议，也有助于使各工业集团结合起来。国家企业对大规模的金融—工业组织的以来愈益加深，而反过来也一样。于是各个领域的集中过程与组织过程相互促进，而产生了一个极强有力的趋向，使整个国民经济成为一个在金融富豪与资本主义国家监护下的巨大的联合企业，这个联合企业垄断了全国市场，并且为更高的、非资本主义的有组织的生产准备了前提。

因此，世界资本主义，即世界性的生产体系，现在呈现如下面貌：一方面是少数几个组织强固的经济体（“文明的强国”），另一方面是外围的半农业或农业体制的不发达国家，这一组织化的过程（顺便说以下，这一过程决不是资本家先生们活动的目标或动机，象他们的思想家所声称的那样，而是追求最高利润的客观结果）具有越出“国家”疆界之外的倾向。但是，在这条道路上却遇到巨大的障碍。第一，在国家范围里克服竞争，要比在世界领域里容易的多（国际协定通常是在国内已经存在的基础上产生的）；第二，现在的经济结果不同，以及因而发生的生产成本的差异，使协定不利于先进国；第三，国家的统一与国家疆界，本身就是不断扩大着的、确保额外利润的垄断。在最后一项的各个因素中，我们首先来考察关税政策。

关税政策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前的关税，目的在于防御；现在的关税，目的则在于侵略。从前的关税，是保护国内生产很不发达，以致在世界市场上经不住竞争的商品；而现在，关税所“保护”的却恰好是最能经得住竞争生产部门。

保护主义的鼓吹者——弗莱德雷·李斯特在他所著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论述了培育性关税，认为这种关税是一种暂时的措施。

他说：“我们在这里所要谈的关税立法，只是作为培育工业的一种手段……只有在作为保护国内工业力量的一种手段时，才有理由采取保护措施。有些国家……有资格与第一流的农工商业国家、最大的海陆军强国分庭抗礼，只有在这样情况下的国家才有理由实行保护”。[25]

现在，不管资产阶级的学者怎样鼓吹，保护主义的这种作用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现代的“高度保护主义”只不过是卡特尔的经济政策，而由国家来制定罢了。现代关税就是卡特尔关税，也就是说，这种关税是卡特尔掌握的、为了获取额外利润的一种手段。很明显，这是因为，如果在国内市场上排除了竞争，或者使竞争减少到最底程度，那么，“生产者”就能在国内市场上提高商品价格，获得相等于关税的增加量。有了这笔额外利润，就可以在世界市场上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实行卡特尔所特有的输出政策——倾销。这说明一个表面上十分离奇的现象：现代关税竟还要“保护”那些输出的工业部门。关于卡特尔的发展同现代关税所具有的特点之间的联系，恩格斯早已很清楚的指出来了。

恩格斯写道：“迅速而巨大地膨胀起来的现代生产力，一天比一天厉害地超出了它们应当在其中运动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规律的范围——这个事实，资本家本人今天也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下述两个征兆中。第一，普遍实行保护关税的新狂热。这种保护关税和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区别特别表现在：它保护得最多的恰好是可供出口的物品。第二，整个大生产部门的工厂主组成卡特尔（托拉斯）……”。[26]

正是在现代，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巨大的进展。以重工业为首的强大巩固了的工业，成了高关税制度最热烈的鼓吹者，因为关税愈高，额外利润就愈大，要占领新市场就愈容易，所获得的总利润也愈多。只有在需求缩减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使所遭受的损失不再能以高价格来弥补时，才算达到了极限。然而，在这个限度之内，提高关税的趋势则是无可政变的实际情况。

现在，如果我们把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我们眼前就会呈现下述情景，先进国家所施行的卡特尔关税与倾销制度，激起了落后国家的反抗，这些落后国家也提高了防御性关税；[27]另一方面，落后国家关税的提高，更加刺激了使倾销易于实行的卡特尔关税的提高，这种作用与反作用，不仅发生在先进过相互之间，而且也发生在落后国相互之间。随着卡特尔组织的发展，这个永无尽头的螺旋不停地转动，于是造成了恩格斯所说的“关税狂热”，这种“关税狂热”现在发展得愈来愈引人注目了。

从十九世纪其实年代末期以来，在所有先进国家中，都发生了从自由贸易向保护关税制度的转变，这种关税很快从“培育”工业的制度演化为保护卡特尔的制度，最后变成现代的高度保护主义。

在德国，1879年采用的关税明显地表现出这种转变。从那时起，德国关税连续提高（例如，可以拿1902年的关税同其后的关税做比较）。在奥匈帝国，转变的时间开始于1878年，此后关税表现出同样的提高趋势（特别是1882年、1887年、1906年的关税。在法国，走向保护主义的有决定性意义的转变，是1881年采用的普通关税，它规定工业品进口税率为24%；还应当说到1892年的保护主义高关税（对制成品征收69%的从价税，农产品税率25%）以及1910年“修订”的关税。在西班牙，1877年的关税已经包括对工业品的高关税，特别应当注意的是1906年的关税，它的税率普遍提高了。在美国这个托拉斯和现代关税政策的典型国家，保护主义的特征极其明显。随着托拉斯的发展，1883年开始提高进口税，达到进口货值的40%；1873—74年的普通税率是38%，1887年——47.11%；1890年（麦金莱法案）进一步提高了关税（对毛织品征收91%从价税，高级毛织品甚至高达150%，对金属品征税40%—80%等）；[28]其后是1897年的丁利法案，而1909年的佩恩关税则是高度保护主义趋势最鲜明的表现，英国——自由贸易的壁垒——现在正处于过渡时期，人们听到愈来愈多的、日益强烈的呼声，要求以公平贸易代替自由贸易，也就是说，实行保护制度（例如张伯伦的活动、英帝国联盟和帝国联合会的活动等）。这个趋势已经大部分地实现了，即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特惠关税。从1898年开始，加拿大同英国相互采用特惠关税，在1900年与1906年又两度扩大并“改进”；现在的优惠幅度比对其他国家低10%—15%。1903年和1907年新西兰亦步后尘；1907年澳大利亚殖民地联盟也加入了（5%—10%）。在所谓“帝国会议”（即英国政府与殖民地代表举行的会议）上，要求保护主义的呼声一次比一次高涨。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希利，带着资产阶级极度傲慢的口吻说：“现在，只有凡庸的思想家才会赞同自由贸易，才依旧对于英国抱着乐观主义”。[29]他的话表达了英国统治阶级的意向。

大家都知道，战争使得各种倾向都非常明显地显露了来，保护关税政策已经成了现实。这里我们还应当讲一讲俄国现行的高额关税。

库尔金斯基先生说：“新的政策渊源与1877年的关税。从那时以来，这个国家施行愈益增高的关税。1877年采用以金币征税的办法实现了增税，这次增税一下子就增高了40%。在其后几年里，对很多种商品进一步提高了税额，于是保护主义的原则愈益加强，1890年所有的关税都提高20%。这个运动在1891年采用的极端保护主义的关税时达到了最高峰，在这个关税中，对许多种商品的征税比1868年的关税高出100%—300%，甚至高得很多”（黑体字是我标的。——布哈林注），“现行关税是1903年颁布，1906年2月16日实施的。按照这个关税，许多税率更进一步提高了”[30]（黑体字是我标的。——布哈林注）

毫无疑问，以高关税壁垒来保护“国民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总趋势。在个别情况中，可能有降低关税或者在条约中规定相互让步的事实，但这并不能改变总的规律，那些事实不过是例外，是暂时的间歇，是持久战中的一次休战罢了。这个趋势不是简单的经验主义，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不是与现代关系无关的事物，相反地，正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的基础上，产生了这种形式的经济政策。它是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结构的出现而出现，并将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结构的消灭而消灭。

关税现在所起的重要经济作用也使“现代资本主义”政策带上了侵略的性质。正是由于关税，使垄断组织获得额外利润，这笔额外利润被垄断组织在争夺市场的斗争中（倾销）用作出口奖励金。一般地说，这种额外利润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增加。第一，在国家的现有领土范围内增加销售；第二。扩大国家的领土。关于这一点，存在的障碍是市场容量的限制，不可能设想大资产阶级会增加工人阶级所得的份额，以求摆脱困境。由于他们是狡猾的商人，他们只想采用另一方法，即扩大经济领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领土越扩大，额外利润就越多，要支付出口奖励金并实行倾销就越容易，因而国外销售额就越大，利润率也就越高。假如准备输出的商品量比在国内市场的吸收量多的多，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以国内的垄断价格来弥补在国外市场上遭受的损失，那末倾销就失去意义了。另方面，如果国内销售与输出之间有一个“适当的”比例，就可以榨取到更多的利润，这只在国内市场具有一定容量（在需求不变的条件下，国内市场的容量取决于包括关税壁垒的范围内，即国家疆界范围内领土面积的大小）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在从前，在自由竞争时代，只要以商品打进国外市场就够了，这种经济上的占领曾经使输出国的资本家感到心满意足，但是在现代，金融资本的利益首先要求扩张本国领土，也就是说，施行征服政策，采用军事压力，推行帝国主义的兼并路线。然而，在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而在很大程度上维持旧时的自由贸易制度，而且国家领土十分大的地方，我们看到与施行征服政策并行出现的一个趋向，即把国家有机体的分散部分结合起来，是殖民地与宗主国合并，组成一个具有共同关税壁垒的广大的统一帝国的趋向。这就是英帝国主义的政策。在关于建立中欧关税同盟的议论背后，无非是要建立一个广大的经济领土，作为在外部市场上进行更有成效的竞争的垄断性体制。实际上，这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利益及其思想意识的产物。金融资本渗透进世界经济的每个孔隙，以经济上自给自足作为加强各自资本家集团垄断地位的手段。于是，与经济的国际化与资本的国际化同时发展的，还有一个资本的“民族的”缠结过程，即资本“民族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具有最重大的后果。[31]

这个资本“民族化”的过程，就是说，在国家疆界范围里建立同质的、相互间尖锐对立的经济有机体的过程，也是由于世界经济中三大方面——商品销售市场、原料市场与投资范围——发生的变化所促成的。我们就从这三个观点出发，对世界资本的再生产条件的变化进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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