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资本的世界流动和国际经济联系形式的变化

我们可以从资本输出国的观点或者从资本输入国的观点去考察国际上的资本移动。

一个国家的资本输出，是以该国的生产过剩、亦即资本的积累过剩为前提。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如果增加了资本而一无所获，就是说，如果把资本C增加为C+△C，而它所产生的利润与没有追加资本△C的时候一样，那就是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①]但是，就资本输出来说，并不需要达到那种限度的生产过剩。“如果资本输出国外，那末，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②]因此，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几乎全部历史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资本输出，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然而，只是在近几十年中，资本输出才具有空前的特殊重大的意义。这种国际经济联系所特具的重要性已如此增大，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各国之间经济联系的一种新型式。

在这里，有两种原因发生了作用，并且在继续发生作用。第一，由于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伴随着技术上不断的巨大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力；由于交通运输工具的迅速增加和一般流通手段臻于完善，加速了资本的周转，因此使资本积累空前迅速地扩大起来。寻求投资机会的资本，其数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巨大规模。另一方面，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卡特尔与托拉斯，用规定生产量的办法，使资本的利用受到一定的限制。至于在那些没有托拉斯化的生产部门中，投资越来越无利可图。这是因为，垄断组织能够克服利润率下降，即以牺牲没有托拉斯化的工业部门每年创造的剩余价值，其中一部分被转移到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共同所有者手里，而局外企业所得到的份额则不断下降。从而，这全部过程驱使资本越出国家疆界。

第二，高关税的存在，对寻求进入外国的商品的是巨大的障碍。由于大量生产与大量生产过剩，使得对外贸易的发展成为必需的了。但是，对外贸易遇到高关税这种形式的障碍。的确，对外贸易在继续发展，国外销售在继续增长，尽管有困难，有障碍，事情仍是在向前发展着。但是，这并不是说关税的作用没有显现出来，关税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利润率上。关税壁垒，使商品输出遭遇到很大的困难，但它毫不妨碍资本输出。很明显，在其他条件变的情况下，关税的浪涛越高，从本国外流的资本就越多。

“对工业的保护（！）并不促使外国人在关税边界之内设立工厂。外国的工厂主和进口商*只有在丧失其一部分或者全部销售时，他们才采取在国外设立的办法——这项事业总要有很大耗费，冒很大风险。美国的麦金莱法案和丁利法案（1890年和1897年），俄国1877年、1881年、1885年和1891年的立法，以及法国1881年和1892年的法令，都包括有会引起这种结果的禁止性关税。”[③]

关税还在另一方面影响着资本输出。对于资本家来说，关税本身成为一种吸引物。只要把资本输出往国外，在“外国”作为资本开始发挥职能，就能从关税得到与当地企业家相同的“保护”。[④]这就引起资本输出的巨大增长。

然而，我们不应只考察资本输出本身，而不联系到随之发生的其他极为重要的经济与政治现象。现在我们就来考察其中最重要的几种情况。

在国家贷款或者城市贷款方面，债权国从贷款所得到的，并不只是利息。这笔交易通常附有许多规定，首先是规定债务国必须向债权国订货（购买武器、弹药、军舰、铁路设备等），并且在铁路、有轨电车、电话与电报线路、港口的建设，矿山、森林等的开发方面给予债权国以特权。这些交易事项或者包括在贷款契约中，作为贷款契约的条件之一，或者是整个“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这里，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这种特许权。1913年波斯政府给予（俄国的）波斯贴现与贷款银行关于建设朱利法——大不里士铁路的特许权，其中规定如下：

“轨距依照俄国的铁路，特许期为75年。在满35年后，波斯政府有权赎回该铁路；在这种情况中，波斯政府应偿付已花费的全部资本加上5%的利息，但以该特权已产生如上收益为条件。这个特许权授权银行可以开采铁路两旁60俄里以内的煤矿与石油矿，并且建筑通往矿区的铁路支线，银行还获得建筑大不里士——卡兹文铁路的优先权、8年内在上述两地间修筑公路的独占权、以及铁路两旁60俄里以内地区的煤矿与石油矿的开采权。从铁路所获得利润中，以按照该铁路所耗费全部资本的7%计算的款额付给特许权承受人，扣除这笔款额后的其余纯收益，在特许承受人与波斯政府间对半分配。至于石油矿与煤矿，特许权承受人以得自这些矿山的净利润的5%，交付波斯政府。特许权承受人的一切企业永久地免除赋税以及其他捐税。”[⑤]

政府有权禁止外国公债和证券的报价，是用以限制外国资本的措施之一。例如按照1880年2月6日通过的一项特别法令，法国财政部有权禁止外国证券的交易，并且有权在法国的股票交易中拒绝给外国公债报价（1909年法国政府拒绝给阿根廷一笔贷款，因为在1908年阿根廷曾向克虏伯公司订货，而没有向克勒佐的施奈德公司订货；1909年法国政府拒绝给予保加利亚一笔贷款，原因是没有足够的担保，后来这项贷款被一个奥地利—德国银行辛迪加拿去了；40年来，在法国禁止给德国的证券报价，1909年9月，拒绝了匈牙利的借款；给予塞尔维亚一笔贷款，条件是向施奈德公司订货；革命（指1905年的革命。——中译本译者）之后，俄国政府向法国政府订造巡洋舰，作为对借款的回报；等等）。[⑥]

除去订货与特许权之外，在签订贷款契约时还可以为贸易条约取得一定的利益（例如1905年9月16日—29日的俄法贸易条约，其有效期延至1917年；1908年12月2日瑞典和法国签订的条约；1908年瑞典和丹麦的条约；1911年8月19日法国与日本的关税协定。还可以比较一下，1909年美国的培恩关税对酒类、丝织品和汽车征税，法国为了进行报复，于是拒绝在巴黎的股票交易所出售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⑦]

在私人输出资本或工业与银行业公司输出资本的时候，也会增加母国的商品输出，因为，在国外建立企业本身就是一定的需求。此外，这些公司还从事活动，以扩大最依赖于它们的市场。我们应当注意，如第一篇中已经指出的，“国外”企业得到最大的银行或银行托拉斯的财务支持，并且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⑧]举个例子来说吧,在德国的殖民地喀麦隆,三分之一的土地是私人财产,而其中大部分只属于两家公司：南喀麦隆公司拥有7，700，000公顷；西南喀麦隆公司拥有8，800，000公顷，其面积相当于萨克森王国（1，500，000公顷）的六倍，比巴伐利亚（7，600，000公顷）还要大。[⑨]在任何地方，资本家不是占有领土，就是拥有其他形式的金融实力。在修建巴格达铁路时，德意志银行在土耳其不仅使用德国器材，并且建立了一整套的贸易关系网，以便德国商品打入土耳其市场。因而，资本输出也给本国的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资本输出使各列强之间的关系特别尖锐起来。争夺投资机会即争夺特许权等的斗争总是要依靠军事压力来支持的。受着列强的金融家控制的政府或“国家”，通常屈服于竞争者之间军事力量最强大的一方。如果有些和平主义者（特别是英国的和平主义者）试图以逻辑推理去影响统治阶级，如果他们试图以商品应该不依靠军舰的数量去寻找市场为理由，去说服统治阶级裁减军备，那末，他们将大失所望。因为无论是战争以前或战争之后所实行的“和平”政策，都是用军事力量的威胁手段来支持的。英国人布莱尔斯福特说得对：“即使在和平时期，钢铁与黄金的持续不断的战争也从没有片刻停止过”。德国帝国主义的著名理论家萨尔托利乌斯把这冷酷无情的竞争气氛更形象地描述如下：

“是日益工业化，这是一切经济政策都要估计的事实。……谁也不能阻止这个发展过程。如果一个国家禁止它的臣民在别国建立企业，这只会给第三国的实业家带来利益。所以，最好的方法是适时地染指其间……。经济世界不是停顿不前的。一个变化促进着另一变化。对于强国来说，参与进去的机会总是有的，这里也要应用‘勿失良机’这个口号”。[⑩]

如果施用军事压力能获得特许权和各种特权，那末，资本在国外的进一步发挥职能，还需要有特殊的“保护”。从前，重心是在商品输出，输出者只是以商品即他们流动资本去冒风险，但现在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现在在国外的是巨额货币，特别是投在巨大的建设中的大量固定资本：延伸几千英里的铁路、费用浩大的发电厂、广大的种植园，等等。资本输出国的资本家所最关心的，是“保卫”自己的财富。因而他们准备竭尽全力，以维持进一步积累财富的自由。[11]

如果被剥削国在军事上是弱国，那末，资本的和平渗透就会很快地转为“和平占领”或瓜分，或者引起争夺投资范围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处于法德两国竞争下土耳其的命运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实例，我们摘引一个法国帝国主义者和一个德国帝国主义者早在大战爆发很久之前发表的文章来作说明。这个法国人说，“在土耳其帝国，德国商人与推销员的一伙浪人，比比皆是”。“德国银行的密网逐渐遍布整个奥托曼帝国，它们支持工业，掌握交通工具，与外国金融机构进行竞争。……简而言之，那些有强大的政治靠山的（黑体字是我标的——布哈林注）银行，力图在金融方面确立德国对全部利凡特的控制”。[12]

一个法国资产者这样表示了对“德国浪人”的愤慨。但是，一个德国资产者也同样地表示了愤慨：

“法国人有步骤地设法使土耳其成为他们的债务奴隶。到现在为止，他们已贷给土耳其22亿法郎，其中5亿法郎专投资于铁路。法国在土耳其建筑的铁路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土耳其最重要的港口，象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士麦那、贝鲁特，都控制在法国人手中。土耳其沿海岸的灯塔也是在法国人手里。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土耳其最重要的银行——君士坦丁堡的奥托曼银行——完全在法国的势力下经营业务。谁能避免资本的这样强大压力的政治后果呢！法国的外交积极充分地利用了它在土耳其的特权地位，近年来尤其如此。”[13]

很明显，现时资本输出的规模与重要性，是近年来经济发展的特点所引起的。从现代资本组织形式的扩展的观点来看，资本输出不过是大国的垄断企业对新的投资范围的攫取和垄断化，或者是——把这个过程看成一个整体——有组织的“民族”工业、“民族”金融资本对新的投资范围的攫取和垄断化罢了。资本输出是金融集团实现其经济政策最便利的方法，它能最容易地征服新领土。因此，各国间竞争的尖锐户在这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里，经济生活的国际化也必然导致以火和剑来解决争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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