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世界经济和“民族”国家

从社会统治集团的观点来看，在现代社会里，不可避免地发生“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倾轧与冲突，发展下去，将导致战争——战争就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倾轧与冲突是由于世界资本再生产的条件发生的变化所造成的。建立在各种对抗性因素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以痛苦的危机为代价，才能维持相对的平衡。社会有机体各个部分的相互适应，以及各个部分对整体的适应，只有通过浩大的浪费（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所发生的，也就是说，是一定的历史发展的结果），付出庞大的“杂费”才能够实现。

我们已经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施行征服政策的三个基本动力：争夺销售市场、争夺原料市场和争夺投资范围的竞争的激烈化。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转变成金融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结果。

然而，金融资本主义政策的三个根源，实质上不过是同一现象——生产力的增长与生产组织的“民族的“局限性之间的冲突——的三个方面。

实际上，制成品的生产过剩，同时也就是农场品的生产不足。农产品的生产不足在下述情况下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工业方面的需求过度巨大，即有大量制造品不能换到农产品；这两个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被破坏了（而且程度愈益严重）。因此，不断增长的工业寻求农业的“经济补充“。在资本主义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垄断形式即金融资本的范围内，这一情况必然表现为以武力征服农业国家。

我们已经论述了商品交换问题。但是，资本输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资本输出是因为一定程度的资本的生产过剩。而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商品的生产过剩的另一表现罢了。

马克思说：“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指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资本是由商品构成的，因而资本的生产过剩包含商品的生产过剩”。[①]

反之，如果资本的生产过剩减少了，那末，商品的生产过剩也就减少，因此，资本输出在减少资本的生产过剩同时，也有助于减少商品的生产过剩（附带说明一下，例如把铁条输往别国出售，这是单纯的商品输出；但如果铁条制造厂在别国建立企业，该厂输出它的商品去装备这个企业，那就是资本输出了。很明显，这里区别的标准要看是否发生买卖交易）。

但是，撇开采用以商品形式输出资本的办法单纯地“减轻充血”这点不谈，在资本输出与减少商品的生产过剩之间还有进一层的关系。奥托·鲍威尔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关系如下：

“欧洲国家的资本家对经济上落后国家的剥削，产生了两种后果：直接的后果是，在殖民地国家里创造了新的投资领域，同时给统治国的工业创造了更多的销售机会；间接的后果是，在统治国里也为资本的使用创造了新的领域，并且扩大了所有工业部门产品的销售。”[②]

如果我们全面地、客观地考虑问题，就是说，从现代社会对于其生存条件的适应性的观点来考虑，那末就会发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的基础与这个社会特有的阶级结构之间，存在着日益增长的不谐调。在这种阶级结构中，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本身分裂为经济利益相矛盾的“民族”集团，它们一面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对立，同时它们本身又为瓜分全世界范围内创造的剩余价值而进行着竞争。生产是社会性的，国际分工使各个私有的“国民”经济成为几乎扩及全人类的、无所不包的劳动过程的组成部分。但是，获取权却具有“民族的”（或国家的）性质，其受益者是金融资本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大公司。在国家疆界的狭隘范围里，已经超越出这个范围的生产力向前发展着。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而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就要以流血的斗争为手段，通过扩充国家疆界来解决。这个解决办法，又将引起新的更大规模的冲突。

这个矛盾的社会具象，是组织在国家内的利害关系相冲突的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导致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另方面导致经济均等化。而且，这个发展过程极大程度地加强了资本家利益“民族化”的趋向，即组成狭隘的、全身武装的民族集团，准备在任何时刻相搏斗。希法亭极其中肯地描述了现代政策的基本目标。他说：“金融资本的政策追求三重目标：第一，建立尽可能最大的经济领土；第二，这个领土必须要用关税壁垒保护起来，以防国外的竞争；从而第三，这个领土必须成为本国垄断公司的剥削场所”。[③]经济领土的扩大给民族卡特尔开辟了农业区，从而开辟了原料市场，并且扩大了销售市场和投资范围；关税政策可以抑制外国的竞争，取得超额利润，并且使倾销这个破城槌发生作用。这一整套有助于垄断组织提高利润率。金融资本的这种政策就是帝国主义。

这种政策意味着施用暴力的方法，因为扩张国家将导致战争。但是，如果反过来说是不对的。不是一切战争或者一切国家领土的扩大都意味着帝国主义政策。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在于这个战争究竟是不是金融资本的政策的表现（金融资本一词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定义理解）。在这里，与在别的地方一样，我们会发现某些中间的形式，但这些中间形式的存在决不会使这个根本的定义失效。所以，象意大利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阿希尔·洛里亚所提出的两种帝国主义概念，是根本错误的。洛里亚企图创立具有“完全异质的关系”的两种帝国主义概念。他把帝国主义区分为“经济的”帝国主义和“商业的”（或“贸易的”）帝国主义。[④]他说，前者的目标是热带国家，后者的目标则是其环境适于欧洲殖民的那些国家；前者使用的方法是武力，后者使用的方法是订立和平的条约；前者没有差别或等级，而后者情况各异，从最大限度的全面同化或者实行统一的关税到不完全的形式，例如在殖民地与母国之间实行特惠关税，等等。

这就是洛里亚的理论。显然，这个理论纯属捏造。“商业的”帝国主义和“经济的”帝国主义，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实质上都是同一个趋势的表现。建立排外的关税壁垒与提高关税，虽然不致立即引起武装冲突，但会给以后带来这种冲突。因此很明显，我们不能把“和平的条约”同“武力”对立起来（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订立和平条约意味着英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趋于紧张），也不能断言，“经济的”帝国主义仅限于“热带国家”。最好的证明就是比利时、加利西亚的命运，以及南美洲、中国、土耳其与波斯很可能遭到的命运。

总而言之，近几十年来，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阔步的发展。在竞争战中，大规模生产在到处都取得了胜利。它把“资本巨头”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支配全部经济生活的强固的组织。金融寡头掌握着国家政权，管理着由银行联为一体的生产。这个生产的组织过程，是自下开始的，并在现代国家的构结里加强起来。现代国家已经成为金融资本的利益的充分体现。每个资本主义先进的“国民经济”都转变为某一类的“民族的”托拉斯。另一方面，伴随着世界经济中经济先进部分的组织化，它们相互间的竞争极度尖锐起来。与大企业的发展相联系的商品的生产过剩；卡特尔的输出政策；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政策与关税政策而造成的销售市场的缩小；高度发达的工业与落后的农业日益加深的不平衡；资本输出的巨大增长和整个地区在经济上受“民族”银行业联盟的支配——所有这一切，使资本的“民族”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极度尖锐起来，这些集团就以国家组织的权力，首先是海陆军作为最后的凭借。在争夺强权的斗争中，军事军力强大的国家是最终的胜利者。因此，在世界市场上的战斗力，取决于“民族”的统一与实力，取决于它在金融上与军事上的资源。一个自给自足的民族国家，一个可以无限制扩张其巨大势力的经济单位，直至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王国——一个遍及全球的帝国——这就是金融资本所树立的理想。

“金融资本以坚定而清晰的目光注视着巴比伦王国的混杂的各族人民，其中首先看到他自己的民族。他自己的民族是真实的，生活在强大的国家里。这个国家在不断地增加它的权势，提高它的威严，竭尽全力使各族人民更加伟大，这就需要个人的利益服从于整体的利益——没有这个条件，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都不能存在。与人民敌对的民族与国家，结成了一个整体，而作为动力的民族意识是服从政治的。阶级冲突消失了，由于它是为整体利益服务的，因而被消灭了，被吞没了。对于有产者来说，充满了未知后果的、危险的阶级斗争，被民族的共同行动所代替，这个民族为争取民族的威严伟大这一目标而联合起来。[⑤]”

金融资本的利益，于是得到了意识形态方面堂皇的表述。人们尽力把它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因为，正如一个德国帝国主义者从他的观点正确说过的：“我们必须赢得权力，不仅支配兵士们的双足，而且控制他们的思想与心灵”。[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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