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竞争是扩大的再生产

第九章 帝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

　　在前面几章里，我们已经阐明，帝国主义政策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出现的。在这个阶段中，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纠缠成一个扭结。这个扭结虽然被战争之剑所斩断，但在战争之后却缠结的更紧了。因此，发展到这个阶段必然产生的统治阶级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应当具有作为特殊现象的特征。[①]

在目前充斥于市场的著作中，流行着两种关于帝国主义的所谓理论。一种理论把现代政府政策看作是种族斗争，认为“斯拉夫”人种或“条顿”人种在追求支配权。按照作者的国籍，他们把一切善与恶都分到这些“种族”身上。尽管这一“理论”已陈旧庸俗，但是由于它在统治阶级的“民族自觉”的增强中找到了温床（利用旧时心理上等级区别的残余，以利于金融资本的国家组织，对于统治阶级是直接有利的），因而能带着固执的偏见而继续存在。

只要提出几个事实，就可以把这个“理论”粉碎无余。盎格鲁撒克逊人，虽然与日耳曼人同出于一源，却是日耳曼人最凶恶的敌手；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是纯粹的斯拉夫人种，几乎操同样的语言，却是战场的冤家对头。在波兰人当中，既有坚决的亲奥派，也有坚决的亲俄派。乌克兰人同样如此，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赞同俄国人，而另一部分人却赞同奥地利人。另一方面，交战的每个联盟都包括极不同的人种、民族或部族。从种族的观点来看，英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西班牙人与被所谓“光荣共和国”驱赶去遭受屠杀的黑人，在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联合在一起而与协约国联盟对抗的德国人与捷克人、乌克兰人与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与土耳其人，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共同点呢？很明显，领导这个斗争的不是种族，而是一定的资产阶级集团国家组织。同样非常明显，列强之组成这一或那一集团，不是决定于种族的某种共同任务，而是决定于资本家在一定时期内的共同目标。因此，不久之前曾经共同对土耳其进行战斗的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现在却分裂成两个营垒。因此，从前曾经是俄国之敌的英国，现在却是俄国的盟主。因此，尽管仅仅十年之前日本资本家还曾对俄国资本家兴师作战，现在却又与俄国资产阶级步调一致了。[②]

如果从纯粹的科学观点如实地观察问题，这个理论之毫无根据是显而易见。但是，只因为这个理论对资本家先生颇为有益，所以，尽管它荒谬无稽，但无论在报刊上或大学讲坛上，却仍然不懈地加以宣扬。[③]还应当指出，随着军国主义把不同的种族统一在它的铁拳中，又出现了一种虽然不那么粗俗但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企图，提出了地域——心理学说。“中欧人”或“美国人”等成了“种族”的代用词。[④]这种理论也是荒谬的，因为它忽视了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即阶级结构，并且以所谓“全体”的“普遍”利益来代替社会上层阶级的利益。

第二种流传很广的帝国主义“理论”，是把一般的政府政策作为帝国主义的定义。从这个观点看，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与西班牙征服者、迦太基与伊凡三世、古代罗马与现代美国、拿破仑与兴登堡都可以相提并论，当作帝国主义了。

这个理论虽然很简单，却是绝对错误的。其所以错误，是因为它“解释了”一切，也就是什么都没解释。

统治阶级的一切政策（“纯”政策、军事政策、经济政策），都有特定的职能。在一定的生产制度基础上产生的政策，其职能就是促进该种生产关系的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封建统治者的政策，就是要加强和扩大封建的生产关系；商业资本的政策，就是要扩大商业资本的统治范围；金融资本的政策，就是要在更大范围里再生产金融资本的生产基础。

十分清楚，上述论点对于战争来说也是一样。战争是再生产一定生产关系的一种手段。征服性的战争就是在再更大范围内再生产这种关系的手段。但是，如果只给战争下定义，说它是征服，那就远远不够了，因为这种说法没有指明最根本的东西，那就是：这个战争所巩固或扩大的，究竟是什么生产关系；这一“征服政策”所扩大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基础。[⑤]

资产阶级科学界是看不到也不愿看到的。资产阶级科学界不理解，各种“政策”分类的基础必然存在于产生这些“政策”的社会经济之中。况且，资产阶级科学界还有意忽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存在的差别，即使在现在。当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的一切特质已经暴露的如此明显的时候，最不注重历史大奥地利经济学派和英美经济学派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里筑起了安乐窝。[⑥]政论家和学者们都努力想给现代帝国主义描上与拥有“至上权”的古代英雄任务的政策相类近的色彩。·

资产阶级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所采用的“手法”，是把带有商业资本的萌芽与手工业的“古代”奴隶制同“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掩盖起来。他们的目的十分明显，那就是把劳动者的民主思想与流氓无产者、古代劳动者和手工业者放在同等地位，以“证明”前者是枉费心机的。

从纯科学的观点看，所有这些理论都是根本谬误的。如果要从理论上理解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那就必须理解它的全部特殊性，理解它特有的发展趋向和具体特点，而这些特殊性、发展趋向和具体特点是其他发展阶段所不具备的。如果有人象“托伦斯上校”一样，把原始人的棍棒看作资本的起源，或者象奥地利经济学派一样，把资本解释为就是生产资料（实质上这与前者一样），那么他们将永远不能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趋向，把这些趋向概括为完整的理论，任何历史学家或经济学家，如果把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即现代生产关系与从前所发生过征服性战争的各种形态的生产关系同等看待的话，那末，他们对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将毫无理解。我们应当找出能够说明我们时代特点的特殊因素，并且加以分析。这是马克思的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帝国主义时必须遵循的方法。[⑦]

现在我们很了解，不能仅仅限于分析一种政策所借以表现的形式。比如说，我们不能满足于给政策下这样的定义，说它是“征服的”政策，“扩张的”政策，“暴力的”政策等等。我们必须分析这个政策所产生的基础以及由这个政策所扩大的基础。我们已经给帝国主义下了定义，认为它是金融资本的政策。这就揭示了这个政策的职能：它支撑金融资本的结构，它使全世界服从于金融资本的统治；它以金融资本的生产关系代替古代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正象金融资本主义（我们不应把金融资本与货币资本混为一谈，因为金融资本的特征在于它既是银行资本，同时也是工业资本）是一个历史上限定的时期，即仅限于近几十年一样，作为金融资本的政策的帝国主义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

帝国主义是一种征服的政策，但并非任何征服政策都是帝国主义。金融资本是不可能施行其他政策的，所以当我们说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政策时，它的征服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指出了这种征服性政策所再生产出来的是哪一种生产关系。此外，当我们谈到金融资本时候，是指高度发达的经济有机体，因而具有一定广度与一定深度的世界性的联系而言，一句话，就是指存在着发达的世界经济而言，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是指一定状况的生产关系、一定状况的经济生活的组织形式、一定的阶级关系以及经济联系的一定的前途等等而言。甚至斗争的形式与手段、国家政权的组织、军事技术等也不同程度地看作一定的实体。反之，“征服的政策”这个定义，既可以用于海盗、商队，也可以用于帝国主义。换言之，“征服的政策”这个定义没有说明任何东西，而“金融资本的政府政策”这个定义却把帝国主义作为一定的历史实体来确定其特征。

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历史地限定的现象。当然，不能因此而认为，金融资本主义，好象古希腊戏剧中用机关送上舞台的神灵一样，是突然出现的事物。实际上，金融资本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继续，就象工业资本主义是商业资本主义阶段的继续一样。正因为如此，所以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不断扩大再生产的那些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现在发展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表现在竞争上的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结构，情况也是一样。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性质的表现是：社会经济不是一个由统一意志指导的、有组织的集合体，而是一个通过交换相互联系起来的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各自从事生产，自己担风险，根本不能或多或少地适应社会需求量及其他单个经济的生产。这就引起各个经济单位彼此间的斗争，引起资本主义的竞争战。竞争的形式有多种多样，帝国主义的政策就是竞争战的形式之一。在下一章里，我们就来对资本主义竞争的一个实例，即金融资本时代的竞争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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