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第一部分
13．无产阶级方向
陈湘 翻译；赤心 校对
党的多数派被指控的死罪之一是著名的“新年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汽车运动的计划。克拉克同志在他那篇关于汽车危机的令人钦佩的文章中详细地论述了这一事件。少数派的文件中说，“坎农从来没有否定它（会议）或它所象征的东西。”这是对的。我更进一步说，这个由我们发起、后来被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否定”的会议，确实“标志着”他们的方向和方法与我们的不同。我们建立了新的工会联系；我们构思了一个利用这些联系加强我们的汽车工会工作的计划；我们在把完成的建议提交政治委员会正式采取行动之前，邀请了现在的反对派的两位政治领导人对计划和人员分配进行非正式讨论。他们在整个事件中的作用，包括他们的评论，都是负面的。
反对派领导人的言论只限于会议的一个方面，而且我认为是最不重要的方面——程序。他们把这次会议作为他们的一个重要“证据”，证明存在着一个决定事务并代替党的正式领导机构的秘密集团。如果这是一个小集团的行动，那么为什么伯纳姆和沙赫特曼会被邀请参加呢？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在计划定稿前，与他们的非正式会议是为了确保他们合作制定计划。就我们的动机而言，这种解释是完全正确的。伯纳姆和沙赫特曼没有对参加会议提出反对意见；他们是在事后很久才发觉这是个坏事。这种在政治委员会正式会议之前的非正式会议，在过去已经举行了几十次，甚至上百次；这是一个真正发挥作用的“集体领导”的正常合作方法。直到很久以后，伯纳姆和沙赫特曼才发现程序上有问题，并带着戾气问道：“这个机构有什么授权坐上了决定机构的位置，篡夺了政治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的职能？” 新年会议没有犯下任何篡夺行为，无论是“被授权”或是其他情况。会议上制定的计划已向1月3日的政治委员会例行会议作了全面报告，并由该机构正式决定，而且仅由该机构决定。非正式会议拟定计划——政治委员会的正式会议决定计划的通过。这就是我们过去数百次处理重要事项的方式；这也是我们今后数百次处理这些事项的方式。程序上没有任何错误或不正常的地方。
但是，这种解释能够简单明了地表明任何一个严肃的领导机构的成员之间的共同运作方法，却不适用于我们神秘的作家。有一些阴险的事情正在计划当中；没有人会用荒诞无稽的故事来欺骗我们敏锐的侦探，说多布斯和邓恩走了1300英里，只是为了给我们的工会工作在汽车领域提供动力。他们提醒读者，坎农忘记了他的“小团体”的利益，“就要去欧洲了。”他们在这里说出了谜团的核心：“这次会议是为了在坎农缺席的时候给政治委员会消毒灭菌而设计的”。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邪恶的“设计”。但是，为什么整个会议只限于汽车情况？在这一领域，政治委员会和整个党已经被“消毒灭菌”得相当好了；这个计划是要给它的工作施肥，为它提供扩大和发展的手段。会议上讨论的唯一的另一个问题是指派沙赫特曼担任《社会主义呼声报》的全职编辑。可以肯定，这对他是某种不合理的要求，正如他的顽固抵制所证明的那样，但这丝毫没有侵犯政治委员会在所有领域的权力和特权，政治委员会在坎农“即将前往欧洲”之前，在这些领域一直以未被消毒的“权威”运作。会议讨论的，后来政治委员会批准的，不是政策问题，而是我们在汽车领域组织工会工作的计划和实地工作人员的人事问题。而且由于全国委员会的四名成员会到实地去，组织运动的方向就交到了他们手上。这是不是一种侵犯了政治委员会权利的不正常的程序？完全不是。工会运动，如果要从我们报刊的纸面上走出来，并在生活中实现，就必须由那些专门从事工会工作的人全神贯注地指导。
如果我们的批评者对这个解释不满意，仍然认为，他们被不择手段地欺骗而落下风了，当“小集团”把它的一个成员派往法国，把其他成员派往汽车领域时， 政治委员会就被“消毒”了——如果他们仍然这样想的话，我向他们提出一个简单的建议，以使之平分秋色。让他们与某个行业或产业的工人或工会成员建立一些联系；让他们制定一个利用这些联系来扩大和发展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工会工作的计划；让他们不管有没有同我们协商的情况下，就向政治委员会提交议案以备批准，并让他们负责这场运动。我事先承诺，将双手投票通过他们的计划，并将整个运动置于他们的领导之下。他们可以要求我遵守这一承诺，不管他们的计划是否考虑钢铁工人、水手、搬运灰泥砖的瓦工或城市学院和纽约大学的照管房屋的工友的组织。
这个公平的提议不可能被接受。他们工会工作的方向落在纸上，我们的则是更加真实的。这就是被热议的“新年会议”的意义。我们以前把“新年会议”看作是，而且现在仍然把它看作是制定扩大工会工作的宏伟计划的一个阶段。他们回过头来只把它看成是对他们的一个“花招”。他们甚至不明白，我们的花招完全是针对汽车老板及其劳工代理人的。
党内无产阶级倾向和小资产阶级倾向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主要表现为方向的不同。在目前的讨论中，它以纲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不得不通过争取无产阶级纲领的不可调和的斗争，来加强我们争取无产阶级党的斗争，无产阶级党的构成是无产阶级的，是扎根于工人群众运动中的。正是这种纲领性分歧被暴露出来了，使在上次大会上已经很明显的沉闷的斗争，在更广泛的战线上公开爆发出来。在上次大会上，双方无疑都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风暴。但是，我们，我们一方几乎没有料想到，在我们一直认为是我们的纲领和学说的基本问题上，会这么快地爆发，而且是以这样的力量和不可调和性爆发一场风暴。从这一点来看，我在上次党代会之前在《社会主义呼声报》[1]上写的代表无产阶级方向的文章，需要在纲领方面加以补充和强调。
反对派的文件把这些文章称为“关于‘组织’的文章”。这是对其内容肤浅而不正确的评价。他们还说，“这里面的许多思想……是集体的产物，尽管它们是作为个人稿件印刷的。”这也是不正确的。如果我在这些文章中阐述的思想真的是共同的思想，我完全可以像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样，把实际的写作工作交给那些手头没有行政管理和其他事务的人去做，（毕竟）在那个时候行政管理和其他事务占据了我全部的时间。关于这些文章“主要是为了在两届大会之间避免对党的领导进行必要的批评而写的”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同意大部分的批评意见，文章也代表了我个人对改进情况的意见。
我仍然认为这些文章为我们党指明了未来的道路。我们的基本问题还是如那里所说的那样，要“转到正确的方向。这就意味着，首先要抛弃那些悲观主义者和杞人忧天者，抛弃那些在运动边缘发牢骚、发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侵扰我们队伍的忧郁的知识分子和疲惫的激进分子。” 我仍然认为，“最可鄙的是那些试图通过把新发明的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扔到自己肩上来掩盖自己的逃亡和退缩的人。从总体上看，他们是一个没有吸引力和不令人鼓舞的集合体。如果认为他们以任何方式反映了工人解放运动，那简直是一种非常荒唐的看法，因为工人解放运动本质上与一切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倾向格格不入。在战争的前夕，去浪费时间，或者甚至还去与这些逃跑的家伙和失败的预示者们争论这个问题，都是愚蠢的犯罪行为。”
我在上次党代会前写道：“我们的大会必须抛弃过去，并把党的方向转向工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力量和灵感的源泉，以及有着牢固的乐观主义。我们以前说过这句话。我们不止一次地把它纳入决议中。但是，我们没有直截了当地进行转变。这就是我们落后的原因。这就是我们遭受一定停滞的主要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甚至在沿着保守被动、自省和徒劳的路线应对党退化的危险。”
我写道：“美国的无产阶级是无限力量的源泉，它可以扛起整个世界——这是我们一切计算和一切工作的不可动摇的前提……美国工人有足够的力量推翻国内的资本主义结构，并在他们崛起时把整个世界一起扛起来!”
这些话——是我去年所有大会前文章的主题——今天依然适用。回想起来，它们的预言性比我当时所知道的还要强。我不知道纽约党的不良组成及其与工人群众运动的接触不足所隐含的“变质的危险”有多深，有多大。
我在那篇文章中说：“我们的纲领经受住了所有理论和经验的考验，而且是不可动摇的。”我必须承认，我在写这些话的时候，是假定我是在陈述一个我们都赞同的不言而喻的道理，我们之间的分歧只涉及方向、重点和应用的问题。我不可能知道，在几个月内，大会就我的动议通过的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会被党内的一场派别内战打乱，并被挤出议程。
我和其他同志都预料到我们领导层的知识分子派会产生麻烦。但我们没有预料到，他们会着手领导一场反对我们的基本纲领、我们的原则、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组织方法的暴动。这次示威迫使我们搁置——推迟——执行我们对外工作的雄心勃勃的计划，直到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领导权再次通过斗争建立起来。这场斗争现在已接近尾声。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从而无产阶级倾向的胜利，已经得到保证。在这个基础上，党代会可以而且将再次决定以与去年7月大会通过的基本内容相同的措施来实施无产阶级方向。
大会将在无产阶级方向的标志下开会和开展工作。这就是迎接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方法。对我们来说，备战并不意味着什么深奥的特殊任务。它意味着把党的方向转向工人，深入到工会中去。它意味着采取严厉的措施，使党员的构成无产阶级化。而且，根据派别斗争的经验，无产阶级方向首先意味着——而且为了使一切成为可能——坚定地决定在各条战线上继续对任何和一切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即托洛茨基主义的学说和纲领的人进行无情的战争。
1940年4月1日，纽约
[1] 这些文章分六期连载在《社会主义呼声报》上（1939年6月13日，6月16日，6月20日，6月23日，6月27日，6月30日），后收入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教育小册子《〈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背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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