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第一部分
12．“朋党”和“领袖崇拜”
译者 陈湘；校对 赤心
反对派从来没有确定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党官僚：它构成一个特权集团，其利益与普通党员的利益对立，其政策的目的是为这些利益服务，并且必须通过官僚手段强加给党。他们也没有试图为一个具有“领袖崇拜”的执政“朋党”找到任何社会基础。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分析每一个劳工官僚或小集团，首先通过揭示其社会基础来解释其方法。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正是通过这种方法，首先披露了斯大林主义官僚的真实性质，它不是因个人的独裁意志或个人特征所形成的偶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不是从“领袖崇拜”开始的，而是必然会形成“领袖崇拜”。
斯大林主义官僚代表着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工人国家基础上的特权社会集团。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找到了开启斯大林主义真正奥秘的钥匙。他们首先揭示了它的社会基础。然后，他们证明了它的特权和特殊利益与群众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利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碰撞。为了服务于他们的特殊利益，斯大林主义官僚不得不实行与党的纲领和党的传统相矛盾的政策路线。为了把这种政策强加给党和国家，他们不得不压制党内民主，用官僚的暴力手段强行通过该路线，并把一切权力集中在党的机构中。
但是，国内的阶级利益冲突，以及各种特权集团之间的众多敌对和利益冲突，在机构内部的派系斗争中得到了扭曲的表现。这动摇了体制，为党内普通成员和广大工人群众的干预创造了可能。左翼反对派一度正是通过利用机构中的这种裂痕取得发展，并威胁要推翻它。这就向官僚表明，越来越集中的权力是铁一般的需要。互相冲突的特权集团要求一个不受群众干预的仲裁调控冲突的方法，并且以这种方式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群众。出于这种需要，在党的革命派被消灭之后，出现了唯一的、全能的领袖，仲裁者，苏维埃的波拿巴，斯大林。
因此，斯大林是作为一个与列宁完全不同类型的“领袖”出现的，斯大林和列宁同样享有特殊权威，但两者到达自己地位的方式则完全不同。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家，他真正表达了群众的利益，他是靠无产阶级中最觉悟的部分的同意甚至爱戴来维持地位的。因此，列宁依靠群众，要求党内民主，动员群众支持他反对国内和党内的特权分子。斯大林，是修正主义者、革命的背叛者，他不是靠群众的自愿，而是在特权集团对群众的斗争中上位的。斯大林之所以是“领袖”，不是因为人民“爱戴”他，而是人民必须“爱戴”他，因为他是独裁政权，是苏维埃的波拿巴，为了加强他作为民众中特权分子的仲裁者、维护者和最佳代表的地位，必须人为地夸大和提升他的威望。有人不同意，格别乌会来说服他。
斯大林主义的所有的“方法”，都是从一个不稳定的、高度特权的官僚制度的需要形成的，这个官僚制度不能用其他方法来维持自己，也不敢允许群众干预的民主程序。至于共产国际各党派中的斯大林官僚机构，它们只是俄国社会现象的延伸，是它的外国代理人。美国共产党内的官僚帮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在苏联。这就解释了它区别于工会运动、改良主义政党等官僚机构的特殊性。
当那些轻敌的反对派领导人企图在我们党的工作人员和斯大林主义官僚之间建立一种认同感，甚至是一种类比时，他们正在构筑一座一碰就碎的纸牌屋。这些自诩为“独立思想家”的人背弃了马克思主义构建其政治的社会学分析，在这个问题上也暴露出他们不过是那些对专业知识一窍不通的记者和小资产阶级道德家的奴性模仿者，他们根据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和技巧来判断斯大林主义，而不了解决定这些技巧的使用的斯大林主义的社会基础和社会作用。
许多肤浅的反斯大林主义记者，注意到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政治上的相似之处——官僚暴力、个人独裁、“极权”镇压一切反对派——就简单得出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一路货色的结论。同样的人，大多是社会民主党人和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幻灭的激进分子，他们观察到第四国际也有一位具有杰出影响和权威的领袖，也不去探究这种个人权威是否有不同的来源和意义，就急忙把俄国革命的捍卫者和背叛者等同起来，并宣布：“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是一样的。”
斯大林主义的显著特征是“领袖崇拜”，这一理论是布兰德勒-洛夫斯东的杰出贡献，当时他们正在为苏联斯大林党的国内政策辩护，谴责第四国际在那里鼓吹政治革命是反革命，并解释说，所有的麻烦只是斯大林党的“坏体制”造成的。他们认为，如果在斯大林党内实行合理的民主，用斯大林成为“同侪之首”的局面取代“领袖崇拜”，那么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包括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大规模屠杀。
正是这些深刻而独到的思想家——布兰德勒-洛夫斯东和布兰德勒派的分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瓦尔赫尔及其同伙）——的领导人，首先把第四国际的运动受到“领袖崇拜”困扰的理论流传开来。事实上，托洛茨基既没有军队，也没有格别乌，也没有用控制就业来恐吓，也没有金钱来腐蚀人们，使他们“爱戴”他，承认他是最高领袖——这些微不足道的差别细节完全不在考虑之中。当一个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他总会忽略的恰恰是那些首要的、根本的、决定性的细节。在斯大林主义千方百计地拒绝了他们的前进之后，才与斯大林主义决裂的中派分子，不惜一切代价地决心不受另一个“领袖”的控制。他们一心想要“独立”——脱离托洛茨基，也就是脱离托洛茨基的思想，因为他们无法成功地打击或反驳这些思想。而他们在通往人民阵线和“反法西斯民主战争”中的社会爱国主义的背叛道路上，与挪威工党、伦敦局联合起来，以此证明他们的独立性。
我们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并没有发明我们在美国党内和第四国际内有“领袖崇拜”和“个人体制”的理论；他们是从外部的来源借用了这一点，就像他们借用其他一切东西一样。在我们党内目前讨论的最初几天里，洛夫斯东派为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发出了《致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和追随者的呼吁书》。《呼吁书》邀请任何流浪者和游离者加入洛夫斯东派组织。诱因是什么？“这是一个独立地、民主地制定自己的政策的组织，以满足工人的需要和利益，而不是遵循莫斯科或墨西哥城的‘领袖’制定的‘党的路线’。” ( 《工人时代》，1939年10月21日。)我在这里把这段引文转载出来，作为一个免费的广告，以便那些真正对“独立”于“领袖崇拜”的商品感兴趣的人知道在哪里可以得到原文。
为了给这些卑鄙小人提供更多的助益，沙赫特曼发表了一篇经过恶毒伪造的关于我们十月全会的记述，目的是为了说明我们党的大多数领导人，经过10多年的共同政治工作，由党员的民主行动筛选出来的领导人，不过是一群虔诚得满地打滚的教派成员，靠信念做事。在《内部公报》第3期中，沙赫特曼写道：
在全会上，多数派把托洛茨基同志的文件提交表决，这份文件几个小时前才刚到达。任何一个同志都不可能有机会对这份文件进行思考。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没有机会阅读它。此外，从根本上，任何人都不可能读完它的全部内容，原因很简单，手稿有一页在运输途中不小心丢失了。然而，无论读与不读，研究与不研究，完整与不完整，这份文件都被提交表决，并最终获得多数通过，理由是——正如一位同志所表示的那样——相信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是正确的。
沙赫特曼的记载在事实和解释上都是错误的。
1．托洛茨基同志的文件《战争中的苏联》的大纲，不是在 “几个小时前” ，而是在两个星期以前就为全国委员会全会的全体成员所知。10月1日进行了全会表决。在9月12日，托洛茨基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我正在联系战争问题写一篇有关苏联社会性质的文章……基本观点如下……”[1]然后，他以提纲的形式陈述了他的思想——任何人都不会误解。这个提纲油印了出来，并且在9月14日，也就是在全会召开前两个多星期，发给了全国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标题是：“全会材料”。这样，所有有关人员早在全会召开之前就知道了在完稿的文件中所阐述的论题的主旨。
2．该文件并不像沙赫特曼所说的那样 “提交表决，并最终获得多数通过”。通过的动议内容如下 “全会赞同托洛茨基关于《战争中的苏联》该文件的政治结论，并指示政治委员会根据我们的基本立场，把它作为对新事件的评价和阐明予以发表。” 先前提出的“赞同整个文件”的动议被改动了，只限于赞同“政治结论”，正是因为有些同志——他们完全同意该结论——在投票赞同整个文件之前，希望把文件研究得更透彻一些。全会多数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程序与沙赫特曼在诽谤性报告所描述的直接相反。
3．“少了一页” ——因此，如果不依靠“信仰”，就不能接受该文件的路线。这种可鄙的假话，是为那些认为人们会像校对员一样检查政治文件，只有当每一个字和每一个逗号都正确时才会接受的人设计的。文件中的路线大家都很清楚，被认可的政治结论，简明扼要。这对于一个严肃的革命者来说，足以确定对任何政治文件的态度。沙赫特曼和我们一样清楚这一点。他为“缺失的一页”而争论不休，只是为了支持这样一个外来的论点：党的领导人不是有思想的革命者，而是心智薄弱的迷信宗教“信仰”的人。
我之所以在此引用这个实例的记录，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沙赫特曼的造假，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洛夫斯东派和他们那类人，正是从这种软弱无力的材料中，构建他们关于第四国际中的“领袖崇拜”的论题。他们不失时机地抓住了沙赫特曼的小道消息。同一份《工人时代》兴高采烈地转载了这段话——这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写的——并讽刺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说明该党[社工党]的氛围与斯大林主义的不加批判的、极权主义的、崇拜领袖的精神有多么大的区别”。
但是，有人可能会反对，反对派抱怨的“领袖崇拜”只是在社会主义工人党，而不是在第四国际。不，不，不，他们不是这个意思。伯纳姆瞄准的是第四国际，以及它的“领袖崇拜”，还有它的“领袖”。“坎农”，说到底，他自己也只是一个信仰坚定的“领袖崇拜者”，他“在一切场合无一例外地接受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即地、不加怀疑地接受”。你看，坎农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地方长官”，而不是那一个唯一的“元首”。
伯纳姆从美利坚工人党里带来对第四国际的这种概念。这是他在1934年与米斯蒂组织进行合并谈判的日子里写的：
美利坚工人党也不信任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四国际对个人的依赖。也许除了法西斯组织之外，任何组织都不应该有一个人占据着由托洛茨基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事实上占据的位置。而在历史上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虽然是一个无比出色的政治分析家，但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能够在一个政党中有效发挥作用的人。毕竟，托洛茨基已经失败了。[詹姆斯·伯纳姆的备忘录，美利坚工人党全国办公室发出。]
※ ※ ※
伯纳姆按照他的道德高度的习惯，“撤回”了这个论题，也就是说，他把它保留了下来，直到他有勇气在我们的队伍中公开宣布。沙赫特曼和阿本，通过他们的支持，给了他这个勇气。但他们并没有给这个论题增加任何价值，也没有洗刷它是第四国际的敌人发明的肮脏商标。
至于我们党内的“朋党”和“领袖崇拜”，这个理论和应用于我们国际组织的布兰德勒-洛夫斯东理论一样浅薄，证据也一样站不住脚。当我们谈到我们运动中的一个真正的朋党——阿本集团时，我们对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活动作了详细的记录，并证明它留下的痕迹就像跨国公路一样宽阔。指控我们的人在证据方面则要稀少得多。“你怀疑坎农集团的存在吗？”他们问道——“这可以通过一个单一事件来证实。” 让我们把这个 “单一事件”拆开，看看它到底证明了什么。
在七月大会闭幕会议的尾声，到了议程的最后一点，即选举新的全国委员会时，沙赫特曼站起来提出了一份候选人名单。当时已经很晚了，代表们都很疲惫不安，很多人都想睡几个小时，为第二天的出发做准备。自然，这不能阻挡沙赫特曼发表讲话。自然，演讲也是详细而冗长的，充满了道貌岸然的说教，他发表意见的假设是代表们不懂得自己对于新全国委员会的组成的想法，必须要被告知他们自己想要什么。去掉了自命不凡和虚伪的言辞，沙赫特曼的名单相当于提议通过增加一些纽约专业“青年”的数量来转移全国委员会的重心，这些人的经验几乎主要限于课堂和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办公室。
代表们经常打断沙赫特曼的发言，公开表明了他们的不耐烦，邓恩同志没有发言，然后他提出了另一份偏重于另一方的候选人名单。邓恩的候选人名单在总体倾向上更符合大多数代表的愿望。他们了解领导人物，他们听了无休止的关于组织报告的辩论，如果认为他们没有根据辩论情况考虑新的全国委员会的组成，那简直是无耻之极。有人要求休会协商，然后——恐怖中的恐怖！——“随着信号的发出，30或35名代表就像一个人一样到大厅后面去，在那里召开核心小组会议。” 这种程序有什么不对或不正常？这“30或35名代表”，也就是大会的大多数人，显然想对邓恩的名单作一些修改。除了通过公开协商，他们还能怎么做呢？
反对派试图把全国委员会的选举与选举之前和全国委员会选举准备工作的一切事情隔离开来。这些程序，特别是关于组织报告的辩论，清楚地暗示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倾向之间正在酝酿的斗争，在几个月后这场斗争如此猛烈地爆发了。这些暗示并没有被无产阶级中心的代表们忽视。他们并不是什么都知道，但他们感觉到了冲突的发展方向，并开始据此进行调整。少数派代表也是如此，他们没有经过党团协商的手续，就自动地团结在沙赫特曼的候选人周围。邓恩和沙赫特曼在党内各自代表着某些东西。他们在大会的第11个小时发表的任何演讲不会改变什么。沙赫特曼永远不会知道，但人们评判一段演讲不仅看说了什么，还看是谁说的。
正如反对派的文件所证明的那样，我个人没有参加关于候选人名单的核心小组会议，而且有明确的理由。只要在具体的决议中还没有明确说明分歧，我非常希望避免党内斗争。在大会开始时，我建议成立一个由各主要代表团代表组成的提名委员会，根据各个候选人的资格和他们在党员中的支持率，筛选出被提名人，向大会提出名单。我认为党的中央领导人最好不要过多干预全国委员会委员选拔。全国委员会委员要有真正的权威，应该是由下往上推举，而不是自上而下提名。
我知道，如果不是沙赫特曼主动提出，邓恩同志是不会向大会提出候选人名单的。邓恩在沙赫特曼发言时拟定的最初名单，有些代表对它作为一份确定的名单并不完全满意。因此，他们立即提出休会的动议，以便使支持邓恩名单的大体趋势的代表们之间能够进行协商。他们公开要求进行这种协商，而且是在大会堂后面，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这只能说明他们知道自己大致想要什么，他们没有向任何人隐瞒什么。如果说在大会上有什么秘密手段或朋党行动的话，那也不是多数派。在多数派方面，一切都很正常，很得体，而且是公开的、高于一切的。这个“单一事件”是为了“证明”秘密集团的存在，但事实上，它所表明的情况恰恰相反。其他所有的“事件”都是一样的。
朋党和朋党活动以及永久派别对于那些通过由群众党领导的工人群众运动来实现其社会主义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是可恶的。唯一能要求我们效忠的永久性组织是党。派别对我们来说，只是暂时的集团，当眼前的争议问题解决后，就要在党内解散。说到小集团，也就是没有原则基础的哥们儿和朋友的集团——我们自运动开始以来，没有为反对这种可恶的东西而进行教育斗争，以结束我们的小集团。这种指责纯属诽谤，没有一点事实依据。
[1] 见《保卫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致詹·坎农的信》（1939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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