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文森特·邓恩
（1939年10月25日，纽约）
陈湘 翻译；赤心 校对
亲爱的文森特：
我想你已经收到了昨天寄给你的给乔·汉森的信的副本。自从口述它以来，我们收到了克鲁克斯〔托洛茨基〕答复斯坦利同志关于党内情况的信的副本。[1]克鲁克斯的这个答复与我给汉森同志的信的副本一起附上。
您完全可以把我的信给有兴趣的同志看，让他们知道我的观点。克鲁克斯的信也是如此，因为它很可能会在内部公报上发表。
从一切迹象来看，我们将进行一场严肃的斗争。第四国际的斗争现在集中在美国支部内在纲领上不妥协的斗争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坚定的团结，才能真正使我们的队伍做好准备，迎接战争，经历战争，而不至于在每一个困难的时刻遇到爆炸性的危机。
在这种时刻，每个人都必须站在最能为事业服务的岗位上。这里的同志们认为，这就意味着在下一个阶段内，我必须最大限度地解除行政上的日常工作，腾出手来从事对外和对内的政治工作。就我而言，我愿意接受这样的职责上的重新安排，并承担我在斗争中的应尽的责任。
这就以最尖锐的形式提出了多布斯同志今后的工作。他在最近的一封信中指出，最近几个月来占据他注意力的大工作，已经通过与雇主签订工会合同而完成。他还说：“我正在进行扫尾工作。我期望能很快与你们讨论今后工作的问题。” 如果我们现在能贯彻我们原来的计划，让他到党的行政和组织工作的中心去，那将大大促进事情的发展。
我知道明尼阿波利斯同志在实施方面的新困难，使这一转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在我看来，明尼阿波利斯的困难形势暂时排除了多布斯同志从工会工作向党务工作的示范性转移。这可能会给你们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党在目前的斗争中——如果我们要用它正确名称来称呼它的话，它无非是为了证明十一年来为在危机下站起来而进行的坚实的纲领性准备而进行的斗争是正确的——有权利也有义务把每一个人召集到他能发挥最大作用的岗位上去。
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在不过度侵害明尼阿波利斯部门的要求的前提下，对多布斯的工作问题达成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多布斯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计划从工会岗位上离开，而不需要宣布他在党这方面的打算，也不需要切断他自己在关键时刻重新进入工会局面的可能性，目前是就明尼阿波利斯而言。在过渡时期，他以一个适当的党的名义活动，而不需要公开地大张旗鼓地宣传，就可以很好地达到党的目的。
自然，如果没有明尼阿波利斯同志的同意，我们不能轻易地实行这样一个决定性的步骤。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党像目前这样将它的需要以明确的形式摆在我们面前时，你们就会做好准备，由明尼阿波利斯当地支部作出必要的牺牲。
除了党的眼前需要外，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值得考虑。我指的是多布斯同志为将来从事各方面的政治工作做准备，而不是在工会活动这个有限的领域里。在现在内部危机的困难时刻，以一种不显眼的甚至是匿名的方式直接服务于党，使他直面革命政治活动的沧桑，获得有益的经历。他将面临一个尖锐的考验，考验他是否有能力迅速适应他所从事的活动的性质和实行活动的条件的根本转变。
成为工人群众运动的领袖，并表现出有能力去迎接和解决一个渐渐上升的工会中的比较简单的、概括的问题——这是一回事。我不说你也知道，我完全欣赏一个能够在这个领域中出类拔萃的激进分子的个人品质。但是，能够领导一个小政党的组织工作，这个小政党的活动仍然受到瘫痪性的内部危机的进一步限制，同时又坚决地参与以纲领性方案解决该危机的斗争——这又是一回事。
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必须能够根据情况的需要，将活动领域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需要补充的是，经验对于有效地执行这些任务中的每一项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们经常说，一个人不能从书本上学会如何领导工会。从书本上他可以学到工会运动的历史和理论，但他必须到实践中学习实际的领导能力。在党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一个人也无法从书本中学会如何领导一个党。如果能从书本中学到的话，就不会出现到处都如此缺乏政党领导力的情况。
在这个领域里，经验的检验是所有因素中最具决定性的。多布斯同志现在来为党服务，在沙文主义包围中的严重危机时刻，他的经验将比在正常时期来的时候集中一百倍，将使他的政治教育进步一百倍。他作为一个政党领袖的功过是非，将通过这种考验在无比短的时间内更准确地确定下来。
不用说，对于多布斯同志作为党的领导人的潜力，我们都持有同样乐观的看法。但是，当他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党的工作半年之后，我们以及他自己，将对此有更多的了解，有更明确的认识。
※ ※ ※
党的内部危机从根本上反映了其被包围的压力，它已经开始对党代会所制定的雄心勃勃的扩充方案的实施产生了破坏性影响。正困扰着我们的财政困难就是一个晴雨表。
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努力使党的内部斗争不至于使党内自相残杀，而忽视其外部的鼓动和组织工作。那只会延长危机，而危机只有在广泛的公共活动和招募新的无产阶级稳定分子的道路上才能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
我们很可能要向明尼苏达的同志们呼吁，要求他们提供史无前例的财政支持，以维持我们在内部斗争期间的公共活动计划。我认为党有权再次向双子城的同志提出这一要求。
在很大程度上，近年来，我们明尼苏达州的工会组织在1934年的英勇斗争所带来的成功之流上漂浮着，而这些成功又是被1934年罢工前的六年领导干部孤立地进行耐心而顽强的理论和政治工作所激励的——这不应该被遗忘。如果我们的工会同志不牢记自己目前不稳定的处境，如果他们开始幻想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是永远有保障的，并开始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养成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习惯，并在四面八方都在爆炸的世界局势中对安全抱有幻想，那么这种相当舒适的情况就会对他们的思想产生消极的影响。
对他们来说，甚至现在就开始把自己从这些可能的幻想中解脱出来，也不失为一件好事。第二国际的整个工会上层，只有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稳定和上升进步的时期，才有可能保持安全感，并变得肥壮和自满，满足于事物的现状。这种可能性在现在是不存在的。我们所有的同志越早面对这个问题到底，越早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剧烈的冲击和流离的前景就越好。
在准备再次逆流而上的时候，可以有一个适度的开端，那就是受影响的同志自愿同意加倍摊派他们对党在目前关键考验中的物质支持。对党内所有认真的同志也是如此。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1] 见《保卫马克思主义》中的《致舍曼·斯坦利》（1939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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