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约瑟夫·汉森
（1939年10月26日，纽约）
陈湘 翻译；赤心 校对
亲爱的乔：
克鲁斯对斯坦利的答复已经收到。这不会提高克鲁斯在某些圈子里的知名度。但我早就得出了一个不太好的结论：在政治问题上采取坚定的立场的同时又取悦所有人是不可能的。
我们打算非常谨慎和负责地来利用克鲁斯的干预。这在现在是加倍必要的，因为在某些反对派的思想派别中存在着一些丑陋的细微差别。
这里有很多反对“一人党”的言论，但紧随其后的是反对“一人国际”，就像堪萨斯兔子午后的背后阴影。这在伯纳姆方面是最直言不讳的，他真正为这个彩虹组合确定了方向，正是因为他不仅在俄国问题上，而且在整个布尔什维克主义问题上，特别是在布尔什维克的党组织制度上，都有明确的概念。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的英雄们在他们的时代对托洛茨基在第四国际的巨大影响提出的反对意见。就我而言，我一直同意，两个具有良好思想的人的主导影响比一个人的主导影响要好。事实上，我现在甚至准备进一步说，10个通过思想而不是通过腐败和迫害的小集团的领导层比两个人要好；但我认为，这是对这种社会主义工人党主义理论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这种理论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善。
然而，你可以确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会考虑到克鲁斯个人的所有特殊情况，并肩负起斗争的责任，这场斗争自始至终都是思想的斗争，而不是人格的斗争。
我希望你能为我做一件小事，乔。大约两年前——我想是在我们第一次大会之后的1938年1月——我有机会就伯纳姆问题给老头子写了一封信。在我从一个房子搬到另一个房子，打包和拆包的过程中，我一直无法在我的文档中找到这封信。我希望你能看看是否能在科约阿坎的档案中找到它，并把它的副本和老头子的答复副本寄给我。
这件事对我来说有一定的重要性，因为有人试图把我对伯纳姆在纲领性战线上的突击行动的反对解释为私人的反对和拒绝承认他的正面的品质。我想回顾一下我们之间对立关系的发展。
我向政治委员会上次会议上报告了一些迹象，表明可能需要你和克里斯在那里服务几个星期，为奥斯汀事件做准备。[1]大家一致同意，这里不反对你接受这项任务。
考虑到所有的事情，一切都在顺利进行。在这个时间点有机会在自由民主讨论的条件下探讨第四国际的纲领问题，这难道不是美国人的幸运吗。从欧洲战争爆发到美国参战的这段时间，从这个方面来看，确实是一段宝贵的插曲。
我对最终的结果持完全乐观的看法……
一如往常
詹·帕·坎农
[1] 这里指的是当时由众议员小马丁·戴斯领导的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戴斯委员会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安排了一次特别会议，邀请托洛茨基作为证人出席。托洛茨基接受了，然后戴斯反悔了。见《保卫马克思主义》，《致伯纳姆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中“辩证法和戴斯先生”和“理论的迷惑与政治的回避主义”这两节中关于戴斯委员会的描述和《我为什么同意为戴斯委员会出庭作证》，载于《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9-40）（纽约: 探路者出版社, 1973）,第132-35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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