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法雷尔·多布斯
（1939年12月15日，纽约）
陈湘 翻译；赤心 校对
亲爱的多布斯同志：
上周日我们就苏联入侵芬兰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党内辩论。之后的一个星期举行了纽约大会，我在另一封信中有所提及。这两件事更清楚地暴露了分歧之深，并使纽约的派别情况变得极为尖锐。
日益清晰的是，目前涉及的不单单是一场普通的有不同意见的讨论，而是一场选边站队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你会记得，在仅仅两个月前的全会上，我们把沙赫特曼的模棱两可的决议定性为通往伯纳姆的反布尔什维克立场的桥梁。随着芬兰事件的发生，他们已经通过了这座桥。少数派关于芬兰问题的决议的作者是伯纳姆，与斗争发展的新阶段相对应，伯纳姆作为少数派的辩论者出现在纽约的会员大会上，取代了在讨论俄国问题之初以这种身份出现的沙赫特曼。可以说，这种投球手的更换，标志着球赛进入了关键的第七局。或者，换个说法，正如我在辩论中所说的，当事人取代了代理人，真正的问题现在会更清晰。
这场辩论具备战斗的所有紧张气氛。我们没有互相讨论，而是互相争吵。我们无法“讨论”，因为我们不是从同一个前提出发，无法在同一个水平交谈。我的整个论点是围绕着这样一个观点展开的：罗斯福和胡佛正在动员美国和世界资产阶级以芬兰事件为借口对苏联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战争；这场运动实际上已经发展到提供物质援助的阶段，这可能具有直接军事干预的所有意义（胡佛的筹款委员会，减免芬兰债务，来自意大利和英国的战争物资，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重申并坚持我们关于《战争与第四国际》文章的两个基本观点[1]：
1．主要的敌人在本国—揭露罗斯福-胡佛联盟，与其斗争。
2．不顾斯大林，保卫苏联，反对斯大林。
伯纳姆围绕着攻击党的全国委员会是斯大林主义的投降者来构建他的整个演讲。他否认苏联是工人国家——由于他是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通过代理人发言，我刺激他，要求他说明自己的立场。他宣布自己赞成打败红军。
这是一场艰难而痛苦的辩论。两方。两个阵营。伯纳姆抛开了他在反对阶级敌人的论战中从未完全失去的教授式的温文尔雅，并以粗暴甚至厚颜无耻的态度攻击全国委员会，仿佛它确实是主要敌人。他以一个把对手逼到墙角的人的粗暴傲慢向我挑战，要我出去在关于苏联入侵芬兰的公开群众大会上面对民众的喧嚣。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他似乎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和自负，就像一个感觉到自己背后有强大力量的人。
我回答说，我非常乐意在公开会议上保卫苏联，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安排一次公开会议，但不幸的是，我的首要任务是在我们自己党内保卫苏联。我把围绕芬兰问题的整个民众喧嚣描述为主要表现了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对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这些压力通过报纸、讲坛、电台和其他通信和信息手段动员起来。我说，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一如既往地尽一切可能离间群众的感情，为民主帝国主义主子的博弈服务，但我们不应该因此而偏离轨道，忽视问题的本质。
我描述了——而且，上帝啊，我是对的！——我们党内对苏联的攻势，只不过是对资产阶级舆论压力的怯懦屈服。我说，一个在真正战争开始前就屈服于这种压力的党，在真正的战争开始时将永远无法站起来。你看，我们根本就不太合拍。
伯纳姆想破坏党的马克思主义纲领，用经验主义的方法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方法，把每一个新的事件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个人从来没有认同过伯纳姆这方面的想法和观念。但是，和其他人一样，只要伯纳姆仍然是一个孤立的因素，无法对党的进程施加任何决定性的影响，我认为没有理由把我们与他的分歧引向深入。但现在，由于伯纳姆是作为党内人数众多的联盟的代表发言的，情况就有些不同了。如果对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攻势退让一步，或者在马克思主义在各个领域的纲领和方法重新建立起无可置疑的霸权之前，在斗争中稍有松懈，那就是犯傻和对第四国际不忠。
既然斗争已经全面展开，为了把话说尽，我打算在另一封信中写一写右翼联盟的三位主要领导人——伯纳姆、阿本和沙赫特曼[2]——的政治和个人特征，并说明猜测这三个人中的某一人可能发生转变或退缩是解决党内危机所带来的问题的错误方法。必须教育党员在与这些人进行不妥协的斗争，重新夺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立场。这是使党为战争做好准备的唯一途径。在党的队伍自觉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之后，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或者所有这些人，可能会做什么——这个问题，尽管很重要，但还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1] 《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3-34）》，纽约探路者出版社，1975，299-329页——编者。
[2] 这些描述没有采用信件的形式，最后写进了一份文件，《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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