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列夫·托洛茨基
（纽约，1940年2月20日）
陈湘 翻译；赤心 校对
（抄送多数派所有团体）
亲爱的康奈尔（托洛茨基）同志：
现在这里的领导同志们一致认为，我们无法避免反对派领导人一直在准备的分裂。我们从现在开始的斗争策略必须以此为出发点。上周日晚在纽约举行的全体党员会议消除了我们所有人对这个问题的最后疑虑。
辩论发生在沙赫特曼和戈德曼之间。托洛茨基的最新文章——《小创不治必成坏疽》——已经发表，我们等待着沙赫特曼和反对派同志对这个最后制止警告的公开反应。甚至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理解这份庄严文件的政治含义。沙赫特曼——正如其为人——一直在文件中涉及到他个人的那些点上反复纠缠，无视基本原则部分，并且比其他开玩笑都更过分的是，他用一种即便是对沙赫特曼本人来说也是非常可笑的方式来开玩笑。反对派的追随者，特别是高中生和大学生，非常喜欢这些笑话。至于戈德曼的讲话，他们甚至都没有听。他们相互之间大笑，开玩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喋喋不休。可以说，每个严肃的同志在离开会议时都在暗自咒骂，并在心里说：现在真的是时候叫停了。这种讨论已经没有什么好处了。
戈德曼直截了当地问他，反对派是否打算要求拥有自己的公共机关报的权利，以此作为分裂的最后通牒，沙赫特曼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对“众所周知的传统”进行了空洞而幽默的阐述，在这些传统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托派和其他人出版单独的机关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用许多苦笑和调侃传达了这样的印象：任何怀疑重复这些经验，并重新开始的必要性，将一切当作从未发生的人，都是愚蠢的。大学生们特别喜欢这一部分，他们中的一些人似乎是历史系学生。
同时——就在会议期间——登比坐在一个角落里为派别的库房收钱，许多面额不小的钞票在桌子上传递。(上周我们因无法支付印刷工人的工资，受到了印刷厂罢工的威胁）。据我所知，这些募捐显然是为了资助本周末将在克利夫兰举行的全国反对派会议。这不是几个全国领导人的聚会，而是一次正式的会议，代表来自所有地区，显然是为了组织和准备分裂。如此大规模地召开这次会议的事实本身，再加上周日晚上会议上所表达的态度；伯纳姆的最新文件《科学与风格》，在无耻和蔑视以及对无产阶级多数派的阶级仇恨方面超过了所有其他文件；阿本给托洛茨基的信，阿本以他所知道的方式坦率地威胁说要分裂；反对派领导人完全不参加党的工作；反托洛茨基的运动，认为他是个傻瓜、骗子和诈骗犯——反对派中的任何一个高中生都会告诉你，托洛茨基过去犯过各种错误，早在马克斯·伊斯特曼和列宁遗嘱的争论中，他就表明自己没有道德上的顾忌——所有这些都通向一个必然的结论：任何进一步限制小资产阶级倾向和在共同组织的框架内同化和再教育他们的尝试都是乌托邦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一心想要分裂。必须毫不迟疑地承认这一现实，并据此准备我们的战斗路线。
这个问题也有另一面。讨论已经完全变质了。在纽约各支部，如果有人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角度来阐述俄国问题，顶多只能引起笑声或讥讽。各支部的会议一个接一个地被阿本市委员会发起的关于最劣等的实际分歧的争论所占用。与此相伴的是对党的日常工作的完全忽视甚至是破坏。例如，人们发现，沙赫特曼的布朗克斯支部在五个星期内没有分发过一份《呼吁报》。
有必要承认，讨论这个方法已经没用了。我们面对的正是“癫狂的小资产阶级”的最好典型。我们所有人现在都为大会的推迟而感到遗憾，因为讨论的延期显然正在导致瓦解和士气消沉。当然，我们事先不可能知道这一点。我们都希望托洛茨基的最后一份文件至少能使他们清醒，促使反对派停下来考虑他们未来的道路。而在这里，我认为我们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我们没有意识到，小资产阶级的恐慌和小资产阶级的腐败在反对派领导层以及反对派队伍中渗透得多么深。
在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我们不敢低估的同样重要的因素。党内严肃的工人分子已经受够了这种胡闹。我们已经收到了关于这一发展的若干不祥的警告。试想一下：11份厚厚的公报已经出版了，而且还有两份的公报材料正在着手。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这已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多的党内讨论。我们在几封信中得知，活跃的工人已经厌倦了这种泛滥的材料，并开始抱怨。工人们已经对争端的是非曲直和危机中所揭示的领导人的特点有了坚定的看法。他们不想永远空谈。他们想采取行动。
即使是允许在大会后有限度地继续讨论——康奈尔（托洛斯基）在一封机密信中如此建议并由我们最负责任的人传信——也在现场引起了反对的风暴。一位同志非常有说服力地写道：“我非常担心，如果我们在大会之后继续进行这项工作，工人们会直接走开，并留下他们的地址，以便我们在有意义的时候去找他们。”明尼阿波利斯事件可以被视为一个危险信号。沙赫特曼从芝加哥写信给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们，要求召开非正式会议讨论党内纠纷。他们粗暴地回答他，认为没有必要召开这样的会议。他们并没有就这一事件征求我的意见。如果他们征求了我的意见，我可能会建议他们召开会议，以便把关于民主等不相干的争论放到一边。在一份派别通告中沙赫特曼因此提出对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的反对意见，但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们仍然不为所动。他们已经阅读和研究了所有的公告，并在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上讨论了这些公告；他们了解沙赫特曼；他们不想再听沙赫特曼说什么。现在，当党内最先进、最有经验、最负责任的无产阶级同志采取这种态度，并毫不讳言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意识到，无产阶级分子普遍希望结束这场讨论，踏踏实实工作。
我们有必要作出决定和制定行动方针，这将使“组织问题”的概念在生活中得到检验，而不是出现在反对派的连载小说中。我自己的观点非常明确，我坦率地指出：不可能以对分裂的宽容态度建立一个战斗的政党。在讨论中，每一项民主权利都必须得到保证，并且已经得到保证。每一个合理的组织让步都必须是为了维护团结和在正常的气氛中教育党而作出的。但我们也绝不能将一直使得士气低沉变为一项正当的做法。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在党内搞一个无休止讨论的俱乐部。那些超越这些界限，走上分裂道路的人，不再被视为讨论意见分歧的同志，而是被视为敌人和叛徒。必须毫不留情地与他们斗争，在每条战线上都不与他们妥协。除非我们树立这样的观念，即违反党的团结不仅是一种犯罪，而且犯罪者会受到政治消灭的最无情的惩罚，否则我们永远无法在队伍中灌输真正的爱党主义。
我个人对法国的组织制度没有什么用处。我非常清楚，特别是在我在那里的经历之后，所有导致法国不幸结果的许多因素[1]。其中许多因素也许是无法克服的。但我长期以来一直深信，对一方面的统一和另一方面的分裂所持的轻率态度，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在即将达成成功之前的失败。
反对派领导人有可能利用我们对丑闻的恐惧和托洛茨基众所周知的超乎寻常的耐心，真的以为他们会唬住我们，让我们允许出现两个公共机关报，主张两种不同的、相互矛盾的政策的场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我有办法的话——他们将会遇到残酷的幻灭。我的建议是什么？我建议向他们叫板。我将建议参加大会的工人代表坚定地说，我们要的是一个党，而不是一个游戏厅，我们要的是一个纲领和一个捍卫它的出版物。如果反对派不接受党内多数派的这一命令——他们目前的狂热排除了他们接受这一命令的可能性——而走上分裂的道路，那么你死我活的斗争就会开始。
沙赫特曼一直在流传一个轶事，说我在讨论的一开始向他提议“友好分裂”。这只能说明，这个爱开玩笑的人不懂最广泛和最明显的讽刺。在我看来，无产阶级的先锋党是一个在规定明确的纲领基础上夺取政权的战斗组织。另一个有另一个纲领的党——我只能理解为敌人。说得更清楚些，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基本纲领相同的同志可以分成不同的组织，以方便分工，例如，入党派和非入党派，而且至少在理论上仍然保持友好关系，避免相互争论攻击。我们知道有这样的案例：两个不同来源的独立党派相互接近，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为合并做准备。美国托派和米斯蒂组织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对一个在纲领性问题上从第四国际的一个党派中分裂出来的团体采取友好的态度，而且是在战争的前夕分裂的，即便是想想也会觉得这也是极其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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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同意，即使是现在，面对反对派组织的某种分裂，我们也必须在合理的范围内采取一切措施，表明分裂者在组织上的不满是不正当的；分裂是基于原则性的政治问题上，而根本不是官僚主义的不公正。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即我们的组织方法不是固定的和最终的，也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僵硬地适用。为了打入社会党，我们曾放弃我们的组织，甚至一度放弃我们的报刊，这一事实应该使所有的同志相信，我们的“组织方法”是足够灵活的；当我们在政治上有收获时，我们甚至可以做出最彻底的让步，而这种收获后来可以在组织上具体化。
我个人原则上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允许少数派拥有自己的内部公报。我甚至进一步认为在特殊情形下这种妥协可以拓展至允许在一段时间拥有独立的出版机构——如果持不同意见的团体的组成和基本性质使得该团体在各种事件的影响下有学习和改变的合理可能。但目前的反对派不是那种团体，这就是整个问题的关键。反对派的队伍和领导层都是彻底的小资产阶级。除了不决定路线的游离个人外，它与工人运动没有联系，也不从阶级斗争的经验中学习任何东西。因为它不是无产阶级的，所以它没有吸收组织纪律和对组织的尊重，而这些对于工人而言多多少少是自然而然的。从整体上看，正如讨论中显而易见的那样，少数派从未吸收过作为阶级斗争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则，如何解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神奇地背离了一切基本原则？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大会之后延长与这个团体的讨论，或者试图用两个独立的公共机关报来维持统一的假象，只会使党的无产阶级部分士气低落，迫使它在最贫瘠的领域浪费时间和精力。我深深地相信，反对派目前的大杂烩式的纲领只是它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决裂的第一阶段。决不是仅仅在领导层，而且是，我重申一次，在其队伍中固有的真正倾向的完整表达。
从分裂的第一天起党内的两个团体就会背道而驰。一旦反对派摆脱了与我们同属一个政党的正式束缚，伯纳姆的“实验科学”就会开始全面宣扬其真正的反无产阶级和反革命的精神。如果我们的无产阶级多数派在大会上如此愚蠢地允许进行两个公共机关报的实验，这一点也会表现出来，即使不是以如此快的速度。可以事先肯定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倾向不会一起发展，而是各自为政。实验的结果只会使党失去信誉，成为一个不了解自己的纲领、不知道如何保持自己的队伍团结、没有决心进行彻底分裂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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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应该标志着我们的方向和我们日常工作的特点的急转。事实上，分裂更多地是一个丑闻而不是一项损失。全国各地的党的基本干部将几乎不受影响。我们所有的工会团体也是如此。只有个别工会同志误入了少数派的行列。青年--即真正的青年，也是如此。反对派拥有小资产阶级学生的大多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年轻的水手、钢铁工人和其他人，几乎都站在我们这边。我们的队伍将会有持续一段时间的足够的讨论，而且会有一种普遍的、全面的动力来着手进行实际工作。随着多布斯来到中央，我们的工会工作尤其可以得到很大的推动，并首次得到系统的指导和发展。
我们的首要任务之一应该是自上而下地重塑《呼吁报》的特性，使之成为一份真正的工人报纸，让普通工人能够接触到，并且能够理解。我们将有能力完全背弃病入膏肓的知识分子和复杂的激进分子，认真而坚定地努力渗透到新的无产阶级圈子里。即使在纽约这里，也有大量的工人。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接触到他们中的大多数。恐怕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和太长的时间向老练的激进分子解释这些细枝末节，而没有在工人的街区进行足够的坚持不懈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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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决不能为了说服那些不想被说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自作聪明者，或者即使他们从根本上同意也不准备认真行动的人而耗尽生命。我非常担心，至少在纽约这里，党的活动——包括我自己的活动——已经过多地集中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
我们必须在大会之后改变这一切，采取严厉的措施，重新塑造我们在纽约的整个活动性质。这对党来说会有更大的好处，也比试图向过于聪明的大学男生和女生解释国家的阶级性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以及托洛茨基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真的不是作为一个派别的把戏更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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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现在认识到，反对派决心完成分裂，并且我们无法阻止它，也许顶多只能延长痛苦的时间，最后得到更严重的分裂，并且是以士气低落和解体为代价——如果是这样，正如我们在座各位所感觉到的那样，那么我们就应该重新考虑我们以前对在《新国际》上发表争论中最重要文件的态度。如你们所知，以前我反对这样做的主要理由是，发表尖锐的论战文件会使反对派在公众面前无望地妥协，并切断他们的退路。
这个理由在新形势下并不成立。如果我们要进行分裂，我们就应该在这一点上的策略上作出180度转弯，并开始让同情我们的公众为分裂做好准备。我们昨天在委员会中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没有得出最后的结论。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必须在分裂发生的第二天就开始解释，我们将处于不利地位。这将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在我们的报刊上占据大量的空间。最好是在大会之前发表最重要的文件，以便我们的同情者了解整个情况和分裂的基本问题。可以说，这将扫清障碍。然后，在大会之后，我们可以为分裂者写几篇尖锐的、不太长的总结性文章，然后让他们自己讨论。我们将有更严肃的事情要做。
我很想知道你对这封信中各点的看法。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1] 见列夫·托洛茨基所著《法国支部的危机（1934-35）》（纽约探路者出版社，1977年），以及《詹姆斯·帕·坎农：国际主义者》（纽约探路者出版社，1980年）中附录中坎农的一系列信件，第20-38页。——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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