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附录

战争与官僚保守主义

阿本（Abern）、本（Bern）、伯纳姆（Burnham）、沙赫特曼（Shachtman）

1939年12月13日
陈湘 翻译、大壶春花 校对


　　原文链接：APPENDIX -- The War and Bureaucratic Conservatism

　　编者的话
　　该文件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组织平台发表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内部通报第二卷第6刊（1940年1月）。在这里我们将它重印，以供读者了解小资产阶级反对派思想，该思想反对由多数派保卫的列宁主义原则，列宁主义原则也在这一卷中被阐述了。同样地，《科学和风格》[1]——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主要理论著作——也在列昂·托洛茨基的《保卫马克思主义》中作为附录发表。


1．党的危机的起源


　　毋庸置疑，党现在正处于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政治危机的所有一般迹象都出现了：领导委员会派系林立；派系路线日益延伸到党员中；各派系使用最严厉的语言来指责反对者；党的精力日益集中于内部争端，严重损害了建设性的外部活动等等。本文件的目的是研究、分析和解释党的危机，并指出解决危机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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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内部危机的背景是什么样子的，不论它隐射了多少党内的总体情况，它往往首先在领导委员会中公然出现。我们党内目前的危机就是这种情况，可以准确地确定其公然爆发的地点和日期。它发生在驻地政治委员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该会议是在德国军队入侵波兰的当天晚上举行的，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天。从7月会议结束到这一天之间，驻地委员会没有发生过危机，也没有“危机气氛”。从那一天起，就出现了不间断的、不断加深的危机。

　　危机是由古尔德提出的一份声明和一系列动议引发的。古尔德的声明谴责了委员会的迟钝和不作为，以及它未能对德俄协议的宣布和随后欧洲列强的动员所预示的战争形势做出适当反应。他的动员具有实用性，即要求对党的活动和态度进行重大调整，以满足战争的需要：取消所有休假；更频繁地出版《社会主义呼吁》以及小册子、传单和宣言；举行公众集会和示威；立即召开全会。他建议全会的议程应包括对战争的分析、党的组织为迎接战争所做的准备，以及根据新的事态发展对“俄国问题”的看法。

　　坎农和沙赫曼都没有出席这次会议。阿本也没能出席，但他在当天早些时候对古尔德的提议表示了实质性的同意。然而，对古尔德的声明和动议的反应已经表明，委员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一方是伯纳姆、麦金尼、卡特和阿本，他们在实质上同意古尔德的意见。另一方面，除了里维特之外，其他议员都同意尽早召开全会的提案，在经过一些质疑之后，古尔德的所有建议几乎都被采纳。全会日期的问题被推迟到坎农将参加的另一次会议之后。

　　最重要的是要记住，“俄国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完全处于从属地位，就像它在以前的所有会议上，包括在宣布德俄协议之后的会议上所处的地位一样。古尔德并没有仅仅或主要就俄国问题提出立即召开全会的要求。委员会所有成员无一例外地认识到，对俄国问题的讨论应该是全会工作的一部分。委员会在那次会议上一致表决，任命伯纳姆向下次会议作关于俄国问题的口头报告，为全会的准备。

　　然而，在下一次会议上，由于坎农出席并施压，除了目前的少数派成员外，其他成员的立场普遍发生了逆转。坎农、路易特、莫罗、戈登谴责古尔德的贡献是“歇斯底里”、“轻率”、“不负责任”；并争辩说，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激动”或采取激烈的行动。

　　了解它的开端对于理解党内当前危机的真正含义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总结一下这个简评所揭示的内容：

　　一个自第四国际主义运动开始以来的最重大的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一重大事件在我们党内引发了一场重大危机，首先是在领导层。领导层中的一部分人认为，这一重大事件要求我们对党的组织和活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并按照约翰逊、沙赫特曼和卡特在签订德苏条约之前在党的七月大会上已经谈到的方针，改变我们在战争中对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另一部分人（委员会的多数派）认为没有必要改变。

　　关于危机因“俄国问题”而爆发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与记载不符，其中重要的部分在沙赫特曼对纽约会员讨论会议的讲话中被引用，所有这些内容都将在《内部通报》中被逐字逐句地介绍。危机暴发的原因是战争，而不是所谓的“俄国问题”。俄国问题只是作为更广泛的战争问题的一部分出现且变得尖锐罢了。

　　危机的第一阶段是在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完成的。沙赫特曼的讲话中已经对全国委员会的干预行动进行了回顾，该讲话的逐字稿已经摆在会员面前，我们在此不再重复回顾。我们只想强调某些一般特征：

　　少数派沿着三条路线不断向多數派施加压力：1．具体回答战争提出的特定问题——特别是红军入侵波兰，这是当时悬而未决的直接问题；2．采取行动重组党的结构和活动以应对战争；3．在党内展开讨论，并召开全会。

　　多数派方面：1．对具体问题没有给出任何答案——既不对也不错，只是日复一日地重复“什么都没有变”，“我们事先已经预测到了一切”，而当涉及到委员会的动议时，只是简单地“重申第四国际的基本立场”；2．偶尔同意重组的必要性，但没有采取行动；3．数周来反对开启讨论，并尽可能地拖延召开全会的时间。

　　最后，全会召开时，围绕着俄国问题和政治委员会的改组问题展开。第一次会议名义上是关于“党和战争”的，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形式，而且没有任何结果。在全会上，进行一下表决。1．沙赫特曼的决议，该决议描述了现阶段的战争和俄国在战争中的作用，并中得出了我们在入侵波兰事件等情况下的态度；2．坎农的动议，重申了我们的基本立场，但没有以任何方式描述战争或俄国的作用或入侵波兰事件。

　　在全会召开的周日凌晨2点左右，托洛茨基随即发表在《新国际》上的长篇文章被提供给那些尚未入睡的委员会成员。尽管所有委员会成员在那个星期天都没有完全读完这份文件，其中有一页还因为技术上的疏忽而丢失了，尽管除了超人之外没有人能够在没有认真和大量研究的情况下理解其含义，但它和坎农的动议一起在当天下午得到了全会的批准。政治委员会随后进行了改组，并为在党内开启讨论作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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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的政党危机是在战争的影响下开始的。然而，尽管这次危机可能是至少是近几年内发生的最严重的危机，但它的许多特征与过去较小的危机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其中一些危机，如7月大会上关于“组织秘书”的奇怪辩论，或多或少被带到了党内，其他的危机总体上仍存在于领导委员会内。首先，委员会成员的阵容与过去几年中较小争议的阵容大致相同。其次，双方一下子就提出了同样的一般性指控：少数派说着“例行公事”、“保守主义”、“官僚主义”；多数派说着“不负责任”、“轻率”、“小资产阶级不稳定"，等等。

　　有必要强调——尽管不需要过分强调——这种与过去争议的相似性，以表明尽管目前的危机是由战争引起的，并在这种情况下有它的特殊性，但它仍然根源于战争开始之前的历史。

2．战争和党的危机


　　战争是目前危机的契机这一事实，我们不能过分强调。

　　从一个方面看来，每一位同志都感到遗憾、不安甚至沮丧，这是自然的，因为当我们长期关注的为之准备的战争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时，我们的党没有以统一和积极的方式迎接它，而是立即陷入了危机。

　　尽管这种感觉可能是合理的，但客观和科学的观点必须得出结论，即使不考虑我们自己党内存在的特殊倾向，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是最有可能发生的。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危机的发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们可能已经预见到了：如果战争使党内的情况只维持现状，那就不一定是健康的标志，而可能是衰老或死亡的标志；哪怕是痛苦，也只有活的有机体才能感觉到；死的动物是不会做出任何反应的。这种危机对基本健康的生物体和基本不健康的生物体的影响是不同的，因为后者完全瘫痪了，而前者能够从危机中走出来，没有致命的后果。

　　如果一个党不是完全的铁板一块和极权主义（即使这样的情况也不一定是例外），那么一个足以震撼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必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危机。不同的成员对该事件的反应会有所不同。有的人认为需要进行大的变革，有的人则认为不需要；有的人想重新调整方向，有的人则想沿着老路走；有的人想大胆地扩张，有的人则认为必须谨慎地退缩。在特定的条件下，不论是对立观点中的哪一个是正确的，都不免会产生冲突。

　　战争和革命是最具决定性的政治党派事件。1914年，战争的爆发对世界上每一个工人阶级政党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大批的政党都投向了他们相对应国家的帝国主义的怀抱。但是，即使在左翼，表面上是革命派（不包括俄国布尔什维克），战争的爆发也引发了最深刻的危机。所有的文字和预言中，没有人，无论是列宁还是其他人，都没有预料到战争的爆发产生的实际影响。在每个党内，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在内，都会出现新的集团和重新组合的情况。在一天或一周内也没有找到解决各种危机的确切办法。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即使在那些致力于反战斗争的人中（列宁、李卜克内西、托洛茨基、卢森堡、德布斯……），也在进行着不断变化的辩论，以确定反战斗争的具体含义。

　　1917年，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同样的现象又出现了。在俄国，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党外，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完全不一致，一个危机--或者说许多危机一一出现了。对于列宁本人来说，有必要抛弃他自己最珍视的一些理论，并在共同的基础上与许多人会面，如托洛茨基，他们到那时不仅在组织上是对手，甚至是不同组织的成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不仅不亚于1914年战争的爆发，反而远远超过了它。事实上，人类未来几个世纪的命运很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和紧接着它的一个时期内决定。因此，在我们自己的小团体中，战争产生了令人震惊的影响，这并不奇怪。

　　实际上，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准备好迎接战争的挑战；而且，也许在战争本身开始之前，我们无法充分和公开地面对这个问题。战争，在政治上，每时每刻都在向我们提出挑战，我们没有喘息的机会：我们能否具体而迅速地回答（因为事情发展的速度不再让我们有拖延的余地）战争所带来的政治问题？我们能向别人解释我们的回答吗？我们能否预见，至少是充分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以避免措手不及？我们能否在每一步都给自己和那些我们能接触到的其他人以指导和行动方案？在组织上，战争也时刻挑战着我们：我们能否继续作为一个组织存在，继续行动，继续发挥作用？我们能不能找到办法使我们的纲领在工人心中成为现实，或者至少在相当一部分工人中成为现实？我们能不能将那些真正的、有战斗力的而现在没有加入我们的反战斗士吸引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无论他们来自什么地方？我们能否——我们是否有意愿——开发出技术和结构手段，以便在战争本身中继续生存和活动？

　　这些问题是目前党内争论的背景和基础，无论它在某一时刻看起来是什么形式。俄国问题一度成为中心，不仅仅是因为它本身的独立性——它确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而是因为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党的领导层在这个先变得尖锐的问题上，即在俄国的行动所引起的问题上，显示出自己没有能力迎接这个政治挑战。但是，组织问题不能被排除在外，即使是暂时的，因为领导层同时表明它在组织上也没有应对战争的挑战。

　　那么，问题的本质就是战争。

3．当下危机所表现的问题


　　在每一个严重的政治争端中，界定各种政治立场的性质，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的必要职责之一。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无法从政治上理解这些争端，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争端。我们必须决定它是“宗派”还是“中间派”，是“改革派”还是“工团派”等等情况。

　　只是说对手是“错误的”是不够的——每个人都认为他的对手是错误的。我们必须知道，从政治上来讲，他为什么以及如何错了。仅仅进行印象主义或心理学或道德主义分析——说我们的对手“不负责任”或“轻率”或“不稳定”或“邪恶”是不够的。这样的心理和道德判断可能够真，但对我们定义他的政治立场没有帮助。核心问题永远不可能是他是否头脑简单或效率低下，而是他的头脑简单或效率低下使他处于什么样的政治地位。

　　反对派认为，坎农集团在目前的争议中所采取的立场是一种可以被称为官僚保守主义的政治的表现或表达。我们认为，这种官僚保守主义倾向在党内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在这些年中，它逐渐固化，起初是零星地，后来越来越持续地表现出来；战争的爆发使这种倾向具体化，并使其达到了顶峰。我们认为，党内这种倾向的突出代表是坎农同志。但是，坎农之所以重要主要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恰恰是作为官僚保守主义的化身；当我们在下文中提到他时，我们不是在个人意义上这样做，而只是作为一种倾向的突出代表。

　　党内危机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战争情况下党内的一部分人抵制因官僚保守主义而固化的党。因此，危机的解决方式只能是官僚保守主义或代表党的民主和集中领导的反对派作为一个整体在党内取得明显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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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才能证明坎农派在政治上是官僚保守派这一政治结论？主要通过两种方式：

　　1．首先必须仔细分析眼前的争论，以确定“官僚保守主义”是否正确描述了坎农派的立场和行动。
　　2．但是这样的分析本身不具有决定性。它将留下一种可能性，即坎农目前的立场是一个例外或一个“意外”。为了证明坎农代表官僚保守主义倾向，还有必要把眼前争议中的立场与坎农集团近几个月和过去的其他立场和行动联系起来。如果在过去的两三年里一般来说，特别是对其他同志而言坎农证明自己不是官僚的，而是民主的，不是保守的，而是有活力的，那么对他目前立场的定性就变得至少是可疑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发现许多其他例子表明坎农是官僚的和保守的，那么他目前的立场和他所代表的倾向的特征就得到了加强和确立。我们建议进行分析并给出一些证据。不过，许多党员都能独立地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结论。

　　应该指出的是，全国大会党的多数派与少数派承担着完全相同的义务。如果要认真对待，多数派必须决定--它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这样做--如何在政治上描述少数派。然后，它必须试图通过分析少数派在目前的争端中所采取的立场，以及将这一立场与少数派在当前和过去的其他行动联系起来，来证明其特征。在本文的后面一节，我们将回到多数派在试图决定少数派的政治特征时遇到的不愉快的麻烦。

4．官僚保守主义的本质


　　事实是，在目前的争端中，从一开始就提出了“组织”和“体制”的问题。多数派指责少数派对提出这些问题负有“责任”，还提出了相互矛盾的指责：（1）少数派一直在利用“体制”问题来掩盖在俄罗斯问题上的错误和修正主义立场；（2）少数派一直在利用俄罗斯问题来掩盖对“体制”的暗中攻击。

　　克鲁斯同志在10月22日给斯坦利同志的信中（《内部通报》，第二卷，第14页），写道：

　　“……4．你在信中说，主要问题不是俄国问题，而是“党内体制”问题。几乎从我们的运动在美国存在之初，我就经常听到这种指责。提法有些不同，分类也太相同，但有一些同志始终坚持反对“体制”。例如，他们反对加入社会主义党（不要再继续向过去前进了）。然而，人们马上想到，不是入党问题，而体制问题才是“主要问题”。现在，在俄国问题上又重复了同样的模式。

　　5．就我而言，我认为通过进入社会党发展是对我们党的整体发展有益的行动，确保通过社会党的“体制”（或领导层）在反对当时代表停滞趋势的反对派方面是正确的。

　　……9．因此，在通过进入社会党发展的上个时期中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对“体制”不满的同志们在我看来有一种错误的政治态度。体制必须是正确政策的工具，而不是错误政策的工具。当他们的政策的不正确性变得很明显时，那么错误政策的支持者们往往会说，这个特殊的问题不是决定性的，而是整个体制的问题。在左翼反对派和第四国际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数百次地反对这种偷换概念。当维雷肯或斯内夫利特甚至莫里尼埃在他们所有的不同意见上被击败时，他们宣布第四国际的真正麻烦不是这个或那个决定，而是糟糕的体制。”

　　正确理解坎农的官僚保守主义，将使我们既能理解“组织”和“体制”问题是如何和为什么立即成为问题的，也能一方面理解多数派另一方面理解克鲁斯的指责的虚假性。

　　1．提出“体制”问题的主动权不是由少数派而是由坎农派掌握的。9月5日，伯纳姆向政治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带有战争性质的决议（载于《内部通报》第二卷）。坎农在向全国委员会成员寄送这一决议的副本时，附上了一封由他本人签名的信。这封信基本上没有涉及伯纳姆提出的政治问题，而是对组织进行了尖锐的攻击，决议认为提出这些问题是不负责任的、可耻的，党不能承受讨论这一“奢侈”行为。这封信只是在委员会会议上对少数派的“组织性”谴责的苍白书面反映。在全会上，又在多数派的倡议下，以无原则和官僚主义的方式改组政治委员会，把“组织问题”推到了前台。古德曼在《内部通报》第二卷第一篇的文章包含了在一般的个人心理层面对少数派的尖锐的组织上的攻击。第一次内部讨论会议是在全会结束之后，在纽瓦克举行的；在那里，韦伯代表多数派发言，在其开幕报告中对少数派进行了尖锐的组织上的攻击。当坎农后来在纽约的党员大会上指责沙赫特曼“毫无必要地扯到”组织问题时，他只是在歪曲他所熟知的事实。基于这些事实，克鲁斯同志的信中的印象和论点是完全错误的。

　　记录是清楚的：多数派是挑起推动组织问题、“体制”问题争端的人--在过去较小的事件中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在这里，我们不会像在战争中那样，根据谁是挑事者的情况来做出决定。少数派并不反对或谴责多数派主动提出体制问题（尽管少数派的确谴责对体制的错误陈述）。相反，少数派认为争端本身自然会产生体制问题。

　　2．很难理解克鲁斯出于什么动机试图将目前的争端与加入社会党的争端相提并论。撇开后者是几年前（1934-35年）的争端不谈，在此不讨论所涉及的问题，目前反对派的组成与反对加入社会党的组成丝毫不一致。事实上，现在的反对派包括“赞成入党”集团中许多最显眼的领导人，包括沙赫特曼和卡特和伯纳姆——他们首先提出了社会党方向的观点，以及许多当年甚至不在第四国际主义运动中的同志（其中包括社会党本身的主要“赞成入党者”埃尔伯、德雷珀等等）。另一方面，现在的坎农集团中突出的是韦伯，长期以来他是“反入党派”公认的理论领袖，而且从任何角度看，他在当年的争论中都没有扮演最不光彩的角色；还有古德曼，他在加入社会党的争论中的作用，在当时被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领导人不客气地描述过。现在提到这个过去的争端的唯一客观意义是试图通过从非常不同的历史中得出的武断的、无用的和不相关的暗示来“抹黑”现在的反对派，或者至少是反对派中的一些同志。

　　坎农集团为了“捍卫”自己的政治立场，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目前少数派的一些成员过去对其他人，特别是对阿伯恩同志的批评甚至尖锐的论战攻击上。从过去的派别文件中引用的内容有多少正确性和价值？它们对目前的政治争论有多大的澄清作用？在适当考虑比例的情况下，就像“老布尔什维克”谴责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7年的政治争端中联合起来一样，他们引用了两位领导人在战前和三月革命前夕针对彼此的猛烈抨击；就像“三巨头”在1923年谴责莫斯科反对派一样，他们的论据也来自同样的引文；就像斯大林主义者在1926年谴责托洛茨基主义和季诺维也夫主义集团的联合一样，他们的依据是这两个集团在1926年之前相互进行的论战攻击的引文。

　　3．克鲁斯提到的“维雷克肯、斯内夫利特和莫里尼埃”更是非同寻常。除了证明对第四国际的忠诚之外，目前反对派的所有成员都一直站在保卫第四国际，反对维雷肯、斯内夫利特和莫利尼埃的最前沿。把莫利尼耶列出来特别不合适，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克鲁斯同志在许多方面支持莫利尼耶，反对目前少数派领导人（沙赫特曼、卡特、阿本）提出的一些批评。

　　4．我们也不能同意多数派不断声称的“好的体制”和“正确的政策”之间的机械关系。多数派的理由如下：正确的政策自然就会产生好的体制；如果政策是正确的，那么试图贯彻该政策的体制也是正确的。尽管通常情况下（并非一成不变），体制从属或应该适当地从属于政策，但两者之间的自动和必要关系是想象中的幻影，而且是危险的幻影。

　　假设有一个正确的政策，不是有可能，而是经常发生的是这个政策以一种糟糕的或错误的组织方式得到执行：例如以官僚方式，通过操纵“机关”，通过武断的命令，通过撤职或开除，没有对成员进行政策正确性的教育，等等。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政治史上有数以百计的例子：奥地利的弗雷集团和法国的莫利尼耶集团只是左翼反对派历史上的两个例子），在特定的组织内出现了某种悖论，对于那些同意政策但反对“方法”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从理想的和抽象的角度来看，这种矛盾可以通过将两个问题（政策和制度）仔细分开，通过支持政策但采取措施改变制度和方法来解决。在实践中，解决方案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官僚体制利用其所谓的正确（或者说一般是错误的）政策来维护其体制和方法。事实上，一个官僚政权看到自己的方法即将受到攻击，往往会挑起政治争端以回避对组织的攻击。对于在实践中无法事先给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绝对规则。在某一特定时期，不改变制度甚至可能比暂时采用错误或不适当的政策产生更有害的长期影响，尤其是当政策在体制中只是次要地位的时候。

　　我们说这些话，并不是说多数派现在有一个正确的政策——它肯定没有，而是要反对那种认为体制和政策机械地、必然地、自动地结合在一起的松散和空洞的形式主义，特别是反对那种认为体制直接地、自然和谐地来自政策的观念。

　　5．然而，在所有的政治倾向中，官僚保守主义因其体制和政策之间的联系而具有独特性。在官僚保守主义中，体制和政策之间存在着一种必要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不正常的。在官僚保守主义中，政策从属于制度，而不是制度从属于政策。让我们看看这意味着什么。

　　官僚保守主义，粗暴而直截了当地说是机制政治。在任何组织或运动中，无论大小，其主要基础都是“机制”。客观地说，官僚保守主义倾向的目标、目的和宗旨是为了维护自己。归根结底，其他一切都要服从于这个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政策和政治问题都是从属性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官僚保守主义倾向所采取的政策总是倾向于保守的。它是现状的捍卫者——直到维护其自身与维护现状变得不相容。通常情况下，一个大胆的举动，一个突然的变化，一个重新定位，一个新事物的侵入，会打乱事情的原貌：更有可能破坏既定的制度。这就是为什么对坎农和他的核心支持者来说，那些提出大胆的新步骤、变化和调整方向的人，几乎总是被当场定性，甚至不加考虑或讨论，被称为“不负责任的”，“轻率的”，“屈服于压力的”，等等。

　　而且这就是为什么在与坎农的争论中——尤其是后期——“组织问题”几乎总是在一开始就从某个方面出现。和克鲁斯一样认为这是那些反对加入社会党的屡教不改的同志的“无可救药的习惯”所造成的观点是错误的，它与事实不符。事实上，与韦伯一起领导了反对入党的斗争的阿本，在过去三年中，直到目前的争端爆发，一直在以最极端的方式避免一切争端，并在争端发生时使其平静下来；总是其他人，一般是那些争取加入社会党的人，卷入了这些年的争端中。

　　事实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少数派领导人都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的：与冒着在党内引发激烈斗争的风险相比，在领导层之间存在争议的一系列问题上采取和解态度甚至保持沉默是“较小的罪恶”。因此，拒绝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交给党员，这种拒绝往往涉及到让党员不知道他们有权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事实，不管少数派领导人单独或集体在处理全国委员会过去的分歧时的方式是对还是错。此外，正是这一点解释了上次党代会上关于“组织部”问题的讨论的晦涩和令人困惑的特点。如果现在的讨论是以派别斗争的形式在党内进行的，那就不能从这个或那个同志或团体的“不治之症”中寻找原因，而恰恰是在战争爆发的事实中，在它引起的紧迫和极其重要的问题中，在必须对这些存在严重分歧的答案中寻找原因。只有在这种重要问题上的分歧——与过去在相对次要的问题上的分歧相比——才能促使少数派的同志们把在领导层中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交给党员作出基本决定。

　　像克鲁斯那样的认为反对派在“他们的政策的不正确性变得很明显”的时候回到“组织问题”上的观点也同样是不正确的，是与事实不符的。首先，组织问题总是在谁的政策是错误还丝毫不清楚的情况下被提出的（在目前的争论中，无论是对全国大会少数派还是对党员来说，都不清楚它的立场是否是错误的：事实是，每天都有更多的党员认为它是正确的）。

　　不，在这里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必须使得为什么组织问题在每一次争端中都迅速出现找到一个政治解释。这种解释可以在坎农派的政治特征中找到，因为它有官僚保守主义倾向，每一个与它不同的严肃的政治建议（这几乎包括所有涉及新事物的建议）都被解释为对其政权的攻击。它的回答总是公开或隐晦地提出“信任”的问题。它的语气带有保卫其控制领导权机构的苦涩。

　　让我们在这里举两个例子来具体说明我们一直在说的观点：

　　a．古德曼同志是坎农的头号支持者。他本人经常宣称，他支持坎农本人的领导和政权，无论是否支持坎农的政策。在目前的争论中，当红军入侵波兰的问题摆在议会面前时，古德曼提出了一项支持和批准入侵的动议。只有他一个人投票赞成这个动议。尽管如此，在这整个时期，总体上古德曼是支持坎农的，并且是多数派的主要发言人。在全会上，古德曼投票赞成坎农的政治和组织动议，尽管该政治动议与他自己表达的意见完全冲突。他在《内部通报》（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以“解释”他在政治上的变化。这种解释（沙赫特曼在《内部通报》第二卷第三期中谈到）是如此软弱无力，无法欺骗任何人。事实是，古德曼陷入了官僚保守派集团的陷阱，不得不将保卫体制置于他自己的政治之上。后来古德曼在苏联军队撤出芬兰的口号上也采取了完全相同的模式——在派别会议上投票否决时被古德曼阻止。

　　b．在大会上，自由选举产生的大会委员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在提交给大会的关于组织的决议中加入“组织部”的规定。在大会期间举行之前的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坎农反对这一计划。他的反对完全不是基于提案本身，而是因为他认为在其中看到了某种“阴谋”，一个扼杀“机构”的阴谋，在全国办公室中设置一个“政委”等等（顺便说一下，这种解释是最有想象力的和典型的。这个计划是由大会委员会的几位同志，特别是坎农党的支持者伟斯同志自发提出的，根据他们的经验立即向几乎所有委员会成员推荐了这个计划）。为了消除这些荒谬的怀疑，沙赫特曼、伯纳姆和其他因为计划的优点而赞成该计划的人保证（正如他们后来在大会上所做的那样），为坎农提名的“组织秘书”的被提名人投票（表明是他们自己认为明尼阿波利斯的“史密斯”（多不斯）同志——一个著名的坎农支持者——将是最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坎农一点也不满意。他把这个相对简单的问题——这个问题本来可以很容易地根据其是非曲直平静地解决，而且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分歧当然是合法的，也是可以预见的——变成了议员们所说的“信任问题”。支持“组织部”就是攻击体制和领导制度。没有人能逃过这样的暗中攻击；如果坚持这个计划，他就会在大会上发难。然后，为了强调这是一个“信任问题”，坎农发表了张伯伦或诺曼•托马斯或任何官僚在类似情况下惯用的廉价声明：他告诉全国代表大会，他作为全国代表大会秘书的任期已在大会上结束，他不是连任的候选人。换句话说：按我的方式行事，否则我就辞职。这种虚张声势足以整顿他的派别，甚至那些（像伟斯同志一样）在全国代表大会委员会中根据问题本身进行投票人，也在大会委员会中支持了该计划。不用说，在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再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辞职和不再担任全国秘书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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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从少数派的角度来看，它提出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体制”问题。当我们称坎农派为“官僚保守派”时，我们是在给它作政治定性。这种特殊的政治倾向一方面表现为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同时表现为制度上的的官僚主义——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如果我们清楚地记住这些概念，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是理解坎农倾向的关键，不仅是就目前的争论而言，还就一般意义上的坎农倾向在运动中的作用而言。

　　5．行动中的官僚保守主义

　　全国委员会多数派在目前分歧中表现出官僚保守主义，这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简单地叙述一下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首先，关于其政策的保守性：政策上的保守主义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一种是当事情发展的变化要求改变过去的政策但却没能改变；另一种是当一般原则仍然是正确的时候没有坚定地实践一般原则。前者比后者更容易被发现。当希特勒巩固政权后，革命者拒绝改变之前“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工作”的政策，转而采取建立一个新党的政策时，他们表现的是第一种类型的保守主义。第二种类型的官僚保守主义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同样是致命的。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迫切需要对某些特定的组织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这可能会遭到那些根本不会质疑统一战线“总政策”的人的保守反对；事实上，这些人可能正是那些最庄严地“重申”国际对统一战线的“基本立场”的人。

　　对于摆在党面前的实际问题，即战争的特点、红军在战争现阶段的作用的特点、红军和俄国在波兰、波罗的海、芬兰等地的干预的特点等问题，全国委员会多数派的立场是什么？事实上，没有人能够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原因很简单，多数派对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准确立场。尽管这看起来令人吃惊，但这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多数派在我们的运动中的最重要的事件——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没有准确立场。

　　有人怀疑这一点吗？那就让他告诉我们多数派的立场是什么。委员会的记录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多数派在其动议中对“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和“重申我们对保卫苏联的基本立场”有一些笼统而抽象的说法。但到今天为止，它还没有回答实际问题。到今天为止，它还没有对入侵波兰、波罗的海探险或对芬兰的行动进行定性。到今天为止，它还没有对目前的战争或俄罗斯在战争中的作用进行定性。到今天为止，它甚至没有说明在入侵波兰或类似的威胁入侵的情况下，我们是否支持红军的“无条件防御”。作为一个团体，作为党的领导层（多数派），它有义务表明的立场被一些相互排斥和相互矛盾的个人立场所取代[2]。

　　它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它更没有为未来提供任何具体指导。它没有说我们应该对芬兰的工人和士兵，或者对面对入侵的芬兰红军士兵说什么。几个星期以来，它甚至不允许在呼吁中提及印度以及俄国与印度的关系；当然也没有对印度本身说什么。当少数派因提出印度这个“遥远”的问题而受到谴责时，它却被强行要求就英国军舰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并进入黑海时对敖德萨的防御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其理由大概是这确实是眼前的问题而不是“遥远”的问题。这些事件最终迫使多数派允许少数派部分地提出印度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在战争的目前阶段至少与其他问题一样紧迫。不，多数派什么也没做，只是重申了“基本原则”。

　　现在，少数派主张认为正在进行的战争和我们预期发生的战争不同，俄国在战争中的作用也和我们所期望的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对现今这些事件的实际情况进行新的分析，给出新的答案，而且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修改我们的“无条件保卫苏联”的口号。少数派具体而明确地进行了新的分析，给出了新的答案，并提出了对口号的修改。这是我们说多数派的政策是保守的另一个原因。

　　但让我们暂时假设少数派是错误的，而旧的立场和分析是正确的。即使有这样的假设，多数派的政策也被揭示为赤裸裸的保守——在前文解释中的第二种意义上的保守。多数派无法将一般性立场原则应用于具体的事件，因此，它沦为胡言乱语的政治。

　　但同样明显的是，多数派在本案争议中的行为是官僚主义的。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毫不含糊地表明：

　　a．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战争危机开始时，委员会一致承认，考虑到新的事件的发生，至少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立场。然而，几个星期以来，多数派坚决反对任何党内讨论，甚至尽可能拖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全会——尽管越来越有讨论的必要，党员们越来越想进行讨论。这种态度无非是想在“机构”内解决政治困难，以官僚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在少数派最终强迫讨论之后，坎农改变了态度，他说，“为了澄清党员的问题，必须进行讨论”——但他又说，“富有成效的”讨论只能是“关于俄罗斯国家性质的讨论”）。

　　b．在争论的整个第一阶段，多数派（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在委员会内部和外部）指挥对反对派“不负责任”、“轻率”、“不稳定”，并谴责它“在战争前夕使党陷入危机”，同时对反对派提出的政治观点不做任何答复。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官僚对政治批评的典型反应：不回答批评，指控批评者不负责任和破坏（关于这种态度的进一步分析，见托洛茨基在1939年10月的《新国际》上关于PSOP的文章）。

　　在讨论开始后的几个星期里，争论中的团体几乎没有机会在党员面前充分说明自己的立场的情况下，换句话说，在讨论真正处于第一阶段的情况下，坎农派以我们成立11年以来所知道的最激烈的攻击，极大地激化了矛盾。对官僚主义的不忠、对敌人歪曲的的程度与多数派无法为其政治立场进行政治辩护的情况完全同比例增长。现在，多数派每天都在试图将讨论的中心从政治争端和组织争端（在这种情况下，所涉及的组织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转移到人格问题和迄今为止我们只从斯大林主义反对派运动的记录中知道的那种虐待。坎农现在讨论的不是“俄国问题”和“党的政权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他的观点站不住脚——而是阿本的个人记录、伯纳姆的个人记录，等等。坎农集团对反对派的描述不是政治性的；它用“叛徒”、“工头和破坏罢工者”、“芬兰的外籍军团”、“苏联的敌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等描述来代替政治定性。这种语气和风格适合于这个体制，虽然这在我们的运动中是没有前例的，但在斯大林党内有先例。

　　c．当红军入侵波兰的定性这一具体问题摆在政治委员会的面前时，多数派通过了坎农的动议，该动议没有对具体问题作出回答，只是“重申了基本立场”。然后它指示坎农就入侵一事准备一篇文章发表在《呼吁》上。但事实已经表明，在所谓的“基本立场”的基础上，对波兰的入侵采取了三种完全不同的立场：赞成入侵、反对入侵、既不表明赞成也不表明反对的“解释”。这一事实证明，多数派这一行动是官僚主义的。它没有让委员会（甚至是它自己）采取立场。相反，它把一张空白支票交给坎农，并说——实际上是——你写什么就是什么。如果在任何严肃的问题上有争议，这样的程序永远是官僚主义的。民主程序必须始终是由适当的党内机构作出决定，然后指派某人执行，而不是让他作出决定。

　　d．全会上对政治委员会的改组是官僚主义的。坎农否认了这一指控，声称改组是完全正确的。他的论点如下：出现了一个政治争端；我们有过一个多数派，因此我们必须构建一个政治委员会多数派来执行我们的政治。他进一步说，在全国大会上是16比9的多数派；在新的政治委员会上，如果把青年代表包括在内，是8比4的多数派，与全国大会的多数接近且合理。

　　少数派根本不否认那些拥有政治多数的人有权按照多数派的意见选举委员会，也不否认坎农拥有全国委员会的多数。但是，少数派仍然坚持认为坎农对政治委员会的改组是官僚主义的。让我们研究一下事实。

　　坎农是在什么政治基础上建立他的多数派的？他是根据全会上投票反对沙赫特曼决议的人确定的吗？如果是这样，投票结果是14比11，而不是16比9。

　　或者他（似乎更有道理）根据那些投票支持他的“重申基本立场”动议的人确定其多数。这将使他获得16比9的多数。但在这种情况下，在决定构建新的政治委员会的问题时，埃尔伯、麦金尼和阿本（他们投票支持他的动议）的情况如何？政治委员会的名单是由一个派别会议拟定的；埃尔伯、麦金尼和阿本都没有出席该会议；他们在选择新的政治委员会时没有任何发言权。为什么没有？威尔·坎农回答道，因为他们也投票支持了沙赫特曼动议，表明他们“立场不坚定”，不能“坚决”执行路线。(顺带一提，坎农是判断“稳定性”和解释基本立场的正确方式的唯一依据吗？参加了核心小组的古德曼，尽管他对有争议的问题的观点被一致否决，但他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比阿本等人更“稳定”和“坚定”，又是依据什么呢？）但如果是这样，坎农就不能两全其美了。他不能根据一个基础计算多数派，又根据另一个基础选择他的政治委员会组成人员。为了保持一致，他要么至少要提出与埃尔伯、阿本和麦金尼组成一个集团来挑选新的政治委员会；要么他就必须要在另一个不一样的基础上组织政治委员会，即在对沙赫特曼决议的投票上。如果不把他所谓的多数票减少到14比11，他就无法做到这一点。但即使在那时他也不能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坎农没有自己的动议来真正反对沙赫特曼的动议——必须是一个包括对波兰入侵的具体定性的动议。

　　如果坎农是在民主和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那么所有这些都是必须的。实际上，他是在小集团的基础上进行的，他召集核心小组会议，并不是在任何政治基础上构建他的政治委员会，而只是在他的官僚保守集团的成员资格得到保证的基础上。出于这个原因，埃尔伯、阿本和麦金尼自然被排除在外——尽管在后来炮制的政治合理化方案中，他们的选票被算作新政治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部分“合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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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系列的事件是一个意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情吗？丝毫不是：它是正常的和典型的。但在列举坎农集团运作模式的其他例子之前，我们希望澄清我们论证中的一个明显的——只是明显的——困难。

6．什么隐藏了坎农集团的角色？


　　如果我们提出的观点是真实的——即坎农派代表了党内的官僚保守主义倾向，并作为一个小集团运作——那么，似乎这对于几乎所有的党员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如果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持续了一些年，为什么大家不知道呢？现在，许多同志，包括不少坎农派的成员，确实知道这件事；而且，特别是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表明他们不抱幻想。但是，的确也仍然有一些党员对我们的指控感到惊讶，甚至认为是毫无根据的。

　　有三个主要因素掩盖了坎农派的角色：

　　1．第一，坎农在所有场合都毫无例外地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政治，而且是立即和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些政治。由于托洛茨基的政治通常是正确和进步的，这往往使坎农的政治显得正确和进步——即与保守主义相反。

　　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人会认真反驳），这似乎本身就反驳了我们关于坎农倾向是保守的论点，除非我们是说托洛茨基的政治总体上也是保守的。

　　大家都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是第四国际杰出的理论领袖。每个革命者都应该最大限度地重视他的意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比其他任何个人的意见都要被重视。10次中有9次，也许100次中有99次，当我们走托洛茨基规划的路线时，我们发现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他在15年间，以及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对国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运动的不可替代的贡献无需赘言。即使鲜为人知，他对解决美国运动的理论问题、直接的政治问题和内部问题的贡献也是一样的坚实。我们以应有的蔑视态度拒绝“独立于托洛茨基”的幼稚抗议，这种抗议是为了促进“独立于”第四国际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同时，我们与理论和政治上的懒惰毫无共同之处，这种懒惰在虚伪的谦逊的掩盖下，试图通过提及托洛茨基的立场和蛊惑性地援引他的权威声望来抵消并因此取代党员和领导层对严肃政治的思考和讨论。第四国际没有丝毫理由为其杰出的领导人“道歉”，在世界运动的老一辈革命者中，只有他始终捍卫着革命国际主义的原则。然而，他有很多寻求和接受建议的方式。

　　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政治家来说，别人的思想不能代替他自己的思想；别人的政治不能代替他自己的政治——不管这个别人是谁。只有明智地、批判地接受他人的思想，才能正确地接受他人的思想。否则，我们所拥有的就不是一个真正被理解的、能够被用作行动指南的政策，而只是仪式性的重复用语。

　　对于坎农派来说，托洛茨基的政治恰恰是作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的替代品而发挥作用。作为一个官僚主义的保守集团，他们只是利用托洛茨基的政治，就像他们利用一般的政治一样，作为他们体制的工具。因此，托洛茨基主张的具有进步性的政策，在他们手里就有了不成熟的保守色彩。

　　这根本不是形而上上的评论，而是政治上的判断；而且可以用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请看全会上多数派“赞同”关于“俄国问题”的长篇文章的方式（已经描述过）。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没有完整地读过它；他们中没有人可能研究和吸收它，甚至手头上都没有完整的文件。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带着他们的派别、他们的小集团来到全会，却没有带着他们的政策。一项政策掉进了他们的口袋里（对他们来说，幸好不是迟到一、两天），尽管没有任何政治基础，他们也马上抢走了它，作为他们自己无法制定政策的替代品，作为他们已经拥有的小集团的“政治理由”。

　　但是，可以说，不管过去有什么欠缺，他们终于得到了一个“正确的”政策。即使托洛茨基的政策被认为是正确的，这也丝毫不能说明问题。他们对托洛茨基政策的认可，至少在过去几年里，在这里和往常一样，基本上是正式的、口头的、仪式性的。(因为实际上，让我们再重复一遍，政策是体制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作为一种替代，没有经过明智的审查，没有经过批判性的思考，坎农派实际上并不理解它——他们自己从那时起公开的政策——也不知道如何在具体中应用它。

　　托洛茨基的思想和理论，就像一般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样，不是教条或仪式，而是行动的指南。它们在形式上被接受，无论其本身多么正确，都不能消除将它们应用于具体情形和问题的必要性。反复强调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能回答阶级斗争的具体事例所提出的紧迫问题；事实上，这往往是逃避答案的一种方式。反复强调我们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并不能回答领导层建议党在特定情况下应采取什么方针，或者党建议工人应采取什么方针的问题。

　　在目前的争论中，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虽然他们的政策（也就是托洛茨基的政策）是抽象的，但总的来说，除了内部争论的目的外，他们无法将其用于任何目的。无论是在委员会还是在他们的公开著作和演讲中，他们都没有对一个具体事件进行过任何有启发性的分析；他们没有做出任何预测，没有提出任何指导意见。他们只是用自己的措辞和修辞，像鹦鹉一样重复托洛茨基已经提出的观点。

　　在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什么例外。在1938年春天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全会上通过的“过渡方案”中，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尽管许多全国代表大会成员像往常一样，甚至没有读过整个文件；尽管文件的许多部分非常难以理解；坎农坚持要立即投票赞成，并威胁要对任何犹豫不决的人“无情打压”（他这样说）。但是，对坎农来说，这个方案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一个政策，而是一个政策的替代品。赞同意味着不理解，不积极在运动的具体生活中应用政策，而只是象征性地点头同意它的话。沙赫特曼、伯纳姆和其他人，包括当时的古德曼，坚持认为仅仅“接受”过渡纲领没有任何意义；在把它纳入我们自己的党的生活时，必须区分其中直接适用于美国的部分和不适用的部分，区分那些具有一般宣传和教育性质的口号和那些适合直接用于煽动的口号；他们还坚持认为，必须从这个国家的生活发展中寻找纲领中许多一般概念的具体含义。对坎农来说，检验真正的信徒的标准是他在做十字架是否足够的虔诚。“要么全部接受，要么不接受！”——百分之百地口头接受这个方案，就像它的现状一样，仅此而已。坎农甚至走了一个荒谬的极端，在政治委员会中通过了一项动议，即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之间没有区别（相当于一个二加二不等于四的动议）。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强行通过这样的概念：在劳工运动中出现的“30小时，30美元……”的运动和口号。“30小时，30美元……30小时的工作，40小时的工资”等等，都是“浮动计算工资和工时”这一总过渡口号的具体化。过了一年之后，人们才有可能把工人卫队的口号当作除了最模糊和最一般的教育宣传之外的东西。由于这种完全无用的方法，过渡计划到今天还没有成为我们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生活因素。

　　坎农派掩盖了自己政治的保守性，通过作为托洛茨基观点的“不屈服的代表”出现来寻求声望和控制。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断然否认坎农集团有丝毫权利被视为托洛茨基在真正的政治意义上的观点的代表。

　　但是，即使坎农集团真的是托洛茨基政治的负责任的代表，并且能够运用这些政治，其结果仍然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首先，托洛茨基不仅可能犯错，而且已经多次犯错。自动地、不加批判地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的习惯，消除了全部或部分富有成效的讨论的基础，以及相互影响和纠正的可能性。

　　第二，托洛茨基不可能为美国分部的发展提出一条日常政策路线，也就是说，不可能代替党的领导、党的问题和党的任务；他也不寻求或希望这样做。就美国分部而言，他只能在更普遍的、国际的、基本的问题上给予指导，偶尔也会在出现的具体国家问题上给予指导。如果这种指导总是正确的，它仍然只是必须做的事情的一部分。美国运动和美国革命还存在着一千零一个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只能由独立和批判性思考的美国支部的领导和党员自己来回答。按照我们的理解，这是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的一贯态度，也是我们运动中唯一可以接受的态度。在这种观点中，没有丝毫的地方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成分。它是普通的常识。除非发展这样的领导层和成员——但这在官僚保守主义的体制下是不可能的——否则第四国际在这个国家注定是不可能的。

　　我们说过，坎农集团至少在言语上自动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政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所有观点。我们把坎农集团定义为官僚主义的保守派，并指出对官僚保守主义者来说，政治是从属于体制的。坎农集团的独立性，使它保持活力并有可能成为一个集团的原因，不是它的政治政策——归根结底，这些政策对它来说完全是次要的——而是它维护自身的中心目标。在制度或“组织方法”的问题上，坎农丝毫不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相反，他虽然愿意听取托洛茨基的意见，但追求的是有保障的独立路线。政治或理论问题可以留给其他人——留给托洛茨基，甚至在“正常”情况下，留给伯纳姆或沙特赫曼。但坎农会在“组织”方面保持坚定的指导性。这种态度上的差异无限地揭示了官僚主义保守主义的真实性质。政治、纲领，或多或少都是要别人处理的例行公事；“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之事，是笼络多数，掌握对党的控制。是的：托洛茨基、伯纳姆或沙赫特曼为全会和大会撰写"政治决议"；但组织决议来自坎农的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之手。从1937年11月芝加哥大会结束到1939年6月，坎农没有在党的公开政治报刊上发表一个字；但他关于“组织”的文章却成为大会前讨论的特色。

　　这些文章本身也很有特点。在大会前的讨论中，目前反对派的同志客观地和自我批评地指出，党员对领导的迟钝和冷漠，对它未能制定或执行行动纲领，特别是未能使过渡纲领付诸实践，感到不满是合理的；还指出，大会的筹备工作是例行公事，没有对过去或未来的纲领进行批判性的检查。坎农的文章，其中的许多观点是集体的产物，尽管它们是作为个人的贡献而印制的，基本上是为了避免在两次大会之间对党的领导的管理提出必要的批评。对这一论断最清楚的证明莫过于这样的事实：在大会之后，这些文章中的“行动纲领”再无音讯。它们是保护体制不受批评的一种防御机制，仅此而已。

　　2．第二个掩盖了坎农集团真实角色的主要因素是坎农毋庸置疑的组织技巧——有时被称为“组织灵活性”。这一点，在中央与他交往多年的人都很清楚，很难简单描述和解释。没有哪个政治家比坎农更注意“纪录”。他将投入到写作和具体动议的工作尽可能拖延。而很多事情，也许是大部分事情，是在行动中悄悄完成的，根本没有动议，或者动议只是为了记录或认可已经发生的事情。

　　坎农到明尼阿波利斯去一趟似乎是明智之举。为什么呢？同志们希望进行一些“协商”。旅行结束几周后，对“史密斯”同志的工作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自然，政治委员会批准了这个决定。

　　几周前，是坎农三年以来第一次对青年感兴趣。坎农注意到了可怕的情况——巧合的是，一场严重的派别斗争也正在展开。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的坦纳同志（到昨天为止，正如纪录和信件所证明的那样，他对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非常满意）就那么凑巧，感到不得不在一次采访中并通过信件告诉坎农，事情有多么糟糕。几天后——同样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阿特·普雷斯同志，几个月前曾公开表示，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是他在俄亥俄州土地上唯一的不可缺少的生存资源，他给国家办公室写了一封对青年进步联盟的谴责信，极尽形容。

　　临近1939年7月的大会，党员们感到党的运作一切都不顺利。坎农长期沉睡的优秀文学风格涌现出来。我们需要的是1万美元，每周3次的呼吁，以及30名新的组织者。试图清醒地、批判性地谈论过去以及从过去学到什么——这就是破坏“建设性大会”的机会。大会结束了，但新的“行动纲领”并没有脱离纸面而付诸实施。

　　纽约的组织已经脱离了坎农的影响吗？幸运的是，就在一次地方会议之前，科克伦出现在纽约；而且，虽然政治委员会还不知道这件事，但恰好他在汽车部门（三个月前被定义为主要集中点）的工作已经结束。在纽约的坎农的能言善辩的支持者没有那么多了，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做得那么好了吗？幸运的是，加利福尼亚不再迫切需要穆里·魏斯，他被专门派往纽约；而汽车部门已经彻底平静下来，底特律地区也不再需要乔治·克拉克。

　　组织委员会讨论了党内严重的财政危机，一致向政治委员会建議採取了削减政策，政治委员会也一致认可了该政策。为了挽救《呼吁》，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恢复每周出版，并裁减全国办公室和报社的工作人员。只有一名全职编辑人员和一名全职业务经理。坎农派在党的纽约大会上被击败后，财政危机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古德曼被加到全国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中；从未在这一领域有过丝毫经验的克拉克被进入到《呼吁》的工作人员行列中，担任出版社的总经理，政治委员会的多数派不屑于为增加工作人员或者是候选人的资格问题提出丝毫的论据，无论是好还是坏。然而，由反对派把持的其他工作部门，重要性不亚于那些部门，却因为“财政”原因被削减。

　　这一切都不是对等的。

　　3．第三个掩盖坎农的角色的主要因素是其他全国委员会成员，特别是目前的反对派成员为他提供的掩护。这对许多党员来说，有以下两种效果之一，但都是为了掩护坎农：一些可以自己做决定的党员，他们认为党的领导是保守的和官僚主义，但使他们认为责任是整个领导层的；而另一些不认为这个、那个或其他全国委员会成员是保守的和官僚主义的人，则认为这些成员没有与坎农切割开来，证明坎农本人既不是官僚主义的，也不是保守主义的(可以注意到，有些全国委员会成员甚至现在支持坎农，如古德曼，仍然起着掩护作用）。

　　的确，除了在大会上进行了部分和不充分的讨论外，我们没有发言，因此无疑是为坎农的官僚保守主义充当了掩护。为什么没有发言呢？党必须了解这种沉默的原因，以避免被这种建议所误导，比如说我们现在发言是为了转移对所谓错误政策的注意力。

　　1）首先，目前全国委员会的少数派虽然因坎农的组织概念和行动是官僚主义的而反对他们，但也丝毫不想用无政府主义的组织概念去反对他们。我们相信党的集中制和民主制；我们认为，当领导层中的每一个争端都被立即“由群众决定”时，只会导致混乱。我们认为，党的结构中有一定的秩序，这是它应该有的样子。当领导层出现争端时，我们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把这些争端提交给群众之前，应该探讨和用尽在领导层解决这些争端的可能性；至少在分歧——如果继续存在分歧——得到澄清和具体化之前，不应该把它们提交给党员。党会为党员之间的纠纷付出沉重的代价，积极的外部活动会减少，因打击和令人厌恶而失去人心，精力和资金的浪费等等；因此，不能轻易发起这种纠纷。

　　在俄罗斯问题上出现政治分歧后少数派突然“发现了”与坎农在组织和其他问题上的分歧，这不管怎么都说是不对的。在过去几年中，目前少数派的一个又一个成员一次又一次地在领导委员会中提出这里讨论的问题，试图找出一些解决办法。例如，在“汽车危机”期间举行的政治委员会特别扩大会议上就这样做了。在7月大会之前，我们曾试图在一些会议上讨论这些问题。伯纳姆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长篇书面文件，作为讨论的基础。这份文件并没有假装要解决所有的问题，或者处理所有的问题；它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它的目的在于在领导层中发起有序的讨论，以便通过坦率和一般性的讨论，至少可以为所提出的问题找到一些解决方案。除了麦金尼就该文件作了简短发言外，只有阿本发言讨论。他详细地论述了针对他的批评。然而，文件主要讨论的制度——坎农的制度——坎农却不屑于发表一个字的评论，无论是辩护还是反驳。之后，他明确表示，他甚至不打算通过在正式组成的党的领导层中，或者在全国党员大会上的讨论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问题只能由小集团来处理和处置。换句话说，坎农制度——也只有这个制度——可以评论坎农制度。

　　在大会召开前的全国委员会会议上，沙赫特曼提议在大会上提出这些问题，在大会议程上列入一份关于领导层自上次大会以来的记录的报告。这个建议被全国委员会拒绝，理由是“这些问题不能由大会决定”。那么应该由谁来决定呢？他们明确表示，任何试图提出与“体制”有关的任何问题，无论多么有限、具体和片面，都会在党内引发危机。多数派根据该著名口号的美国版而运作：“只能通过内战才能清除这些干部”。然而，当这些问题在大会上被迫浮出水面时，它们是以关于“组织机构”的辩论这种扭曲而令人迷惑的形式浮出水面的。

　　2）坎农在政治上的保守主义问题也经常出现在各委员会委员面前。我们在解释过渡纲领时曾举过一个重要例子。现在的反对派的同志们那时就是否在讨论和公投中向党提交独立的决议进行了辩论，并确实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但是，正如多次发生的那样，以下因素的作用使争端不为党员所知：几乎所有委员会成员都普遍地，至少是正式地同意支持过渡方案和新的劳工党立场。提交给党的单独文件会令人难以理解，会干扰教育党去接受新的纲领，以及为了成功对抗反对改变劳工党立场的人。似乎不可能一下子完成所有的事情，而主要的任务似乎是一般的政治任务。政治上的顾虑，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都阻挡了群众成为党员的道路。我们认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诚实的党员身上，他们因在一个暂时有政治争议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而对坎农倾向的意义视而不见。坎农不需要被这种考虑所困扰，因为他的政策是他的制度的工具，而且对他而言，往往政治争端只是用来扼杀那些即将到来的对制度的攻击。

　　3）我们已经指出，坎农集团正处于发展状态。它的官僚保守主义不是一天或一年的产物。它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才逐渐具体化，成为一种制度的。我们深信，战争的爆发是明确而粗暴地催生了它。很难在全党面前攻击主要是一种威胁、一种倾向、一种胚胎的东西。这样做也是没有道理的。按部就班，一次一个点，这种倾向可能会及时得到纠正；至少我们可以“蒙混过关”。

　　4）对坎农集团的真正了解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并非目前反对派的所有成员都同时得出了他们现在的观点。多年的亲身经历是必要的；也需要战争使事情完全清楚。

　　5）我们认为，这四点是我们犹豫是否将争端提交给全体党员公开讨论和决定的合理理由。我们不想假装只有合理的理由才会激励所有反对派成员。其他一些不那么值得注意的原因也影响了他们的行动：某种惰性；甚至有时对党内似乎无法治愈的弊病持嘲讽态度；不愿意为一场严肃的斗争承担责任——所有这些都归结为对官僚保守体制不得不对其反对者进行的那种斗争的畏缩……目前反对派的某些成员，特别是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并没有谎称自己在坎农的一些官僚行为中是完全没有责任的，也没有谎称自己是从没有过官僚行为的。

7．小集团及其领导人


　　坎农派的领导成员是众所周知的。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派别内，他们都不是新加入的人。他们包括卢伊特、戈登、邓恩、斯科格伦、韦伯、特纳、克拉克、科克伦、莫罗、赖特、魏斯等同志。我们称这个派别为小集团。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对我们的对手使用一个带有不愉快意识的称谓，而是像往常一样，努力给出一个准确和科学的政治描述。

　　坎农派是一个小集团，因为它是一个存在的、持续存在的集团，没有任何原则性的政治基础，与其他人的政策如此不同，以至于需要单独（和秘密）组建。

　　在目前的党内讨论中坎农说，过去两年都没有“坎农派”，但现在有了；现在有了，是因为出现了严重的政治争议（关于俄国问题），在这种政治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代表相同观点的派别。提出这种说法只是为了蒙蔽无辜者的眼睛。但真相是，在目前的争端中，目前（临时）“坎农派”的许多支持者和成员并不是（永久）坎农派的成员。但这个集团本身是一直存在的。

　　这一点是可疑的吗？仅仅一个事情就可以证明。在7月的大会上，沙赫特曼提出了一份新的全国委员会的名单。他给出了自己提这份名单的政治动机：把它与党的活动中暴露出来的困难和问题联系起来，与摆脱常规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需要联系起来，与战争的临近联系起来；他主张成立一个委员会，保留老领导层的核心，以保证政治稳定和经验，并增加一大批“新鲜血液”，特别是“青年”成员的草案。

　　在沙赫特曼说完后，邓恩同志提出了一份名单。他没有给出任何原因。他只是把它提交给代表们，让他们接受和支持。科克伦提议休会，并进行了表决。如同信号一样，30或35名代表随后像个男人一样来到大厅后面，在那里举行党团会议。有什么政治通行证可以进入该核心小组会议？没有，也不可能有。它是作为一个集团开会的，即坎农集团。

　　在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中，还有两点是值得关注的。坎农没有到大厅后面去——在这种场合他一般也不会去。为什么不去呢？难道选拔候选人还不是一个足够关键的问题去占用党内最佳领导人的才能——尤其是为战争而提出的候选人名单？还是坎农只是纯粹地对“政治理念”感兴趣，以至于他没有插手选择候选人的工作？这些问题让无辜的人感到不安。以下是解释：坎农确实对候选人名单和全国委员会非常感兴趣；但他只对拥有一个在必要时多数派都会为正确意见投票的全国委员会感兴趣。因此，他可以放心地把具体的人事问题留给他的派系伙伴，而且他也确实如此做的。

　　第二，科克伦要求休会，因为大家对邓恩宣读的名单感到惊讶和不解。但这不就否定了小集团的存在，或至少否定了科克伦的成员身份吗？这又是一个困扰无辜者的问题。解释如下：该集团领导层的内部圈子对该集团自己的成员，特别是对其外围的不太了解情况的支持者有一种蔑视。因此，内部圈子甚至懒得通知其他成员候选人名单的内容；它只是通过邓恩宣布：这就是你需要的投票的东西。一场震惊，和一场可怜的小“叛乱”由此发生了。然后，在中场休息时，小团体聚集在一起，很快就和平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政治委员会委员们都很熟悉这些来自委员会会议的小叛乱：它们通常只持续到进行投票的时候。

※　　　　　※　　　　　※


　　坎农派是一个官僚保守的小团体，而不是一个建立在有一个共同接受的政治纲领上的团体。但是，如果不是政治纲领，又是什么把它凝聚在一起？像所有这样的团体一样，如果它要持续下去，只有一个办法：围绕着一个人，一个领袖。这个团体的“纲领”变成了领袖。不可能是别的情况了。

　　在政治上，那些表现出天赋和能力的人自然会在他们的同事心中占据一些特殊的位置，一些或许多人将对这些有天赋的人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给予相当大的信任。很自然的是，这些有领导能力的个人应该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政治思想的体现而具有影响力。这没有什么不对，尽管它哪怕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包含着毫无疑问的危险。但一个小集团的追随者们与它的“领袖”的关系是非常不一样的；“对领袖的崇拜”与对一个杰出的、经过考验的、有才华的同志的信任完全不是一回事。正是在后一种意义上，我们说坎农被他的追随者视为领袖。坎农替代了政治纲领。

　　这种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吗？往往正是在党的见证下，指挥一次又一次被证实。让我们举一两个例子：

　　在7月的大会上，魏斯（在另一个方面已经提到过）是大会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提议选出一个组织秘书。魏斯在大会委员会中，赞成该计划并投了赞成票。但魏斯也是坎农集团的支持者。在大会上的10分钟发言中，当这个问题出现在议程上时，魏斯透露他已经“改变了主意”（他承认，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而是因为有人向他指出了“选组织秘书提案背后的问题”）。但是，正如大会代表和参观者记得的那样，他讲话的大部分内容是对其领导人的崇拜之歌。他告诉我们，他已经观察坎农多年了。他宣称，在组织问题上，他发现坎农1000次中有999次是正确的（我们所引述的就是他说的）；也许坎农在1000次中有一次是错误的，但如果是这样，他魏斯并不知道。尽管魏斯在这个问题上有诚实的看法，但他是陷入官僚主义保守主义陷阱的另一个受害者。

　　在大会召开前的一次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发生了一件更令人反感的事情。辩论的问题是沙赫曼的提议，即把秘书关于党的领导记录的报告列入议程。莫罗在会上发言，反对这项提议。莫罗为什么反对呢？因为这是一个攻击坎农的计划，而坎农是党的唯一的领导人。这证据是什么？当《呼吁》工作人员的工作影像在纽约向党员播放时，屏幕上坎农的照片是除麦金尼外唯一受到掌声欢迎的委员会成员的照片。(回忆这样一个事件是微不足道的八卦吗？唉，不是的；我们知道滋生这种事件的派系）。顺便说一下，莫罗曾在一次不太正式的会议上解释为什么坎农“对委员会成员表现出如此的蔑视”（这是莫罗的话）。“这是因为”，我们再次引用原话，“坎农高高在上，凌驾于他的同辈委员会成员，就像列宁一样。”不幸的是，列宁无法就这些公开承认的追随者对他的赞美而为自己辩护！

　　又或是在一年前，当讨论党在法国的代表的问题时，克拉克在结束支持坎农的发言时，大声地、好斗地要求：“这里有谁敢否认坎农是本党的一位杰出领导人？”

　　或者更近一些，也更能说明问题：在11月9日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党对白劳德被捕问题的态度。有两个动议被提出，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各提出了一个。无论这两项动议之间的差异是大是小，但还是有一个必须决定的差异。伯纳姆的动议以相当大的多数获得通过，坎农和他的小组全体成员都支持它，只有阿本和沙赫特曼投票支持自己的动议。在下一次会议（11月16日）上，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及。坎农讲了一两分钟：他说，他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他想改变他的选票；他经过思考发觉，他赞成沙赫特曼的动议。他说话的语气很温和，并没有给出改变的严肃原因。然后科克伦发言，说他认为没有理由改变。在他之后，是韦伯。韦伯不仅认为没有理由改变去支持沙赫特曼的动议，而且宣布在他看来，伯纳姆的动议并没有偏离沙赫特曼动议的方向很多。在韦伯讲话的时候，魏斯（有时是官僚主义陷阱中的一个不安的俘虏）胜利地把一张纸条递给了沙赫特曼。纸条上说，你看，你对“坎农投票”的看法是多么的错误！沙赫特曼耸了耸肩，对伯纳姆说，在这么小的事情上，坎农没有必要把它变成“信任投票”。但是，坎农发言做了一个简短的总结。他火力全开，极力为沙赫特曼的动议辩护，因为他惊人地发现，伯纳姆的动议暗示了他对“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的立场。表决结束后，伯纳姆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少数派的地位。科克伦和韦伯的投票也和坎农的投票一致。但也许坎农已经在他的总结中“说服”了他们，他们的立场是不正确的。事实并非如此：一小时后，在休会后，韦伯完全重复了他在委员会中所说的反对沙赫特曼动议的论点。但是，由于陷入了官僚主义-保守主义陷阱，他按照领导的要求投了票。

　　（我们并不是说坎农的追随者从来都是按坎农的意见投票。如果你仔细搜索记录，你会发现在这个或那个场合，有些人——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全部人——有不同意见。但是，就像在议会中一样，当问题被提出来作为“信任投票”时，他们从不对他投反对票，而且是坎农——像张伯伦或达拉第一样——决定什么构成信任投票。某种“自我表达”的余地是默许的，也是可以允许的。但这种余地一直在不断缩小）。

　　一个有领袖崇拜的小集团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坎农派不能逃避这些规律的作用。为了保持领袖的地位，所有其他领导同志都必须被推翻。因此，坎农派开展了系统的秘密活动，毒害党员的思想，其用语往往是最奇妙的诽谤。一种“反纽约”的宣传被散布开来，这根本上是对并不总是好的偏见的迎合。在党的最后一次大会上，坎农特别以最人为的方式掀起了这场运动，而且达到了如此极端的地步，以至于它被带到了庆祝大会的公开群众会议上。在全国大会上这样做符合该集团的利益。但是，在几个月之后的纽约市大会上，当小集团把市组织者科克伦所做的一切赞美到天上去，并激烈地否认他的管理有任何错误或不足时，纽约组织突然被说成是党内一个非常完美的部分——至少是支持坎农集团的那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一种“反智”和“反知识分子”的态度被灌输到党员的头脑中。派别成员被教着——就是字面意义上的——鄙视和蔑视“知识分子”和“知识主义”。只要是关于知识分子的笑话或故事，就一定会有大笑声。这种症状虽然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很少见，但也很熟悉。我们中的一些人会记得大约六年前这种现象在美国运动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在AWP内部，反对与CLA融合的斗争是由哈德曼打着“反纽约”、“反知识分子”的旗号进行的（与现在的许多运动者不一样，扛着旗子的人本身就是一个纽约知识分子）。在旧共产党的斗争中，福斯特和公司自封的“工会”派在这方面也同样出类拔萃，尽管在那些日子里，坎农用他的全部力量与福斯特派的蛊惑性作斗争。

　　个人的而不是政治的无礼和苛刻，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在这次争论的一开始，在立场和界线还没有明确划定的时候，坎农和他的同伙就不断地把反对派称为“叛徒”，“哭哭啼啼”，“臭烘烘”这个，“臭烘烘”那个。不是在全会上，而是在全会期间，邓恩把少数派描述为“哭哭啼啼的罢工者”（我们一如既往引用原文）。此后，反对派变成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工头”和“破坏罢工者”。词汇也陷入了官僚保守主义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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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坎农辩称：党的弊病怎么能怪到我头上呢？少数派的成员不是占据了许多最重要的职位吗？在从芝加哥大会到最近的7月大会，我难道不是政治委员会少数派中的一员吗？（顺便说一下：我们并不把党内的所有弊病都归咎于坎农。我们也指责时代的严酷性，以及我们自己。但是，为了治好病，必须诊断出主要的危险和疾病的根源）。

　　诚然，少数派成员占据了许多职位，他们在党的工作中尽了自己的责任。为什么不呢？坎农丝毫不反对党内的每个人在能力范围内多做事，甚至是在重要的岗位上。即使是阿本，现在也是坎农以不负责任和不称职为由进行的最毒辣的攻击的目标，他也可以在坎农的倡议下被分配到最负责任或最机密的岗位上去但有一个条件：有关同志在执行任务时无权批评或做与制度及路线不同的事情。只要他在任何重要问题上试图行使这一权利，昨天的合格就会立即转化为不合格，并采用一切可以想象的手段在党的队伍中诋毁和抹黑他。

　　至于政治委员会：的确，在去年夏初，坎农在政治委员会中处于一个少数派的地位。的确，他不是一次而是多次重复说：“我不会为委员会的任何一个成员负责。”当人们想起坎农在芝加哥大会上表示自己对那里选出的全国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都很满意时，这无疑是一个有害的借口。一个领导人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成功地把每一个本应是他最亲密的同事的人都赶到了反对派的行列中去是奇怪的！

　　但完整的事实是更复杂的。政治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机构，或者充其量是一个半虚构的机构。它的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在一个地方它可以采取行动，但另一个领域它就不能冒风险做事了。政治委员会之上是全国委员会（从形式上看，它应该是这样的）；全国委员会之上是最后的权威——坎农集团。

　　在过去的八个月里，坎农经常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实际上是很正确的——即政治委员会没有独立地位，它只是全国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为什么这个明显的事实变得如此突出？有一个重要原因。坎农无法构建一个可信的、有说服力的、规模适当的议会，而他的小集团又能在其中占据绝对多数（新的全会后的政治委员会也不例外，它既不可信，也没有说服力，规模也不适当）。但它总是在全国委员会上保持“可靠”的多数。

　　但即使是全国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虚构的。它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才会被要求采取行动，然后它的审议也有一种不现实的感觉。在所有“关键”问题上，即“体制”问题上，小集团本身就是最后的上诉渠道。

　　我们将用三个决定性的例子来说明这些看法：

　　去年新年前夕，明尼阿波利斯的邓恩同志和“史密斯”同志突然出现在纽约。当他们被问及如何碰巧出现在这里时，他们面带微笑地回答说，他们想参加除夕夜的聚会。在新年的早晨，一些被邀请的同志出现在坎农的公寓里。这些人包括坎农、沙赫特曼、伯纳姆、史密斯（有政治委员会成员的身份）；以及来自全国委员会的邓恩、克拉克、科克伦、莫罗。没有其他人被邀请。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了“汽车运动”的计划——包括人事和财务；预计在密歇根地区开展更广泛的运动的计划；以及设立一个特别的“实地委员会”，拥有模糊的指导权；最后，计划将这个计划“无害”地提交给政治委员会，以获得名义上的批准。这个机构凭什么作为一个决定性机构，篡夺了政治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的职能？只有当我们回忆起坎农即将前往欧洲时，才能理解这次会议的全部意义：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在他不在的时候对政治委员会进行消毒。(顺便说一下，这里是著名的“汽车危机”的来源。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对他们参加这次会议没有任何辩解，尽管当时他们很清楚，他们被邀请参加会议是为了使会议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被接受，而这些决定实际上已经由坎农集团作出。然而，直到今天，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去年春天，他们在文章中和演讲中指出并分析了这个错误）。最后可以补充的是，坎农从未对这次会议发表过评价，从未否定过它或它所象征的东西。

　　第二：根据芝加哥会议的授权，党成立了一个工会部门，并任命维迪克为工会秘书。据推测，维迪克将领导该党的工会工作。争论维迪克是否是最有资格担任这项工作的同志是没有意义的；应该由全国委员会来安排最能胜任的人担任这项工作，然后给予他支持和信任。但是，这个部门和职位仍然是一个虚构的，或者充其量是半虚构的。该部门甚至连一半的经费都没有。维迪克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来维持自己的工作。只要有可能，他就试图执行他的任务：在林恩、纽瓦克和阿克伦等地，人们感受到了他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这些地方的工会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在任何时候，维迪克都不被允许“干涉”明尼阿波利斯、海事或汽车领域。这些领域属于坎农集团的特殊管辖范围。政治委员会与它们的关系也没有任何不同。事实上，在这三个领域出现的问题往往是在采取了行动之后才提请政治委员会注意的。在中央的同志中，实际上只有坎农，而且只有坎农一个人，而且坎农不是作为共产党的代表，而是作为个人，被征求意见。有鉴于此，工会秘书被排除在新年会议之外就不会显得那么奇怪了，而新年会议恰恰是在工会事务上作出了如此深远的决定。但是，为什么要委任维迪克这份工作呢？因为坎农集团中没有一个有足够地位的人愿意担任中央的工会工作。而且，尽管维迪克的职位是一个虚构的，但他是一个有用的虚构：像其他有用的虚构一样，他帮助掩盖现实。

　　第三：在大会之前和期间，目前少数派的同志提议，明尼阿波利斯的“史密斯”同志应该到中央来担任组织和工会秘书。由于这一提议，他们在全国委员会大会上被坎农派谴责为轻率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从来没有也不会掌握工会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大会结束后三周，坎农、邓恩和“史密斯”以书面形式提交的一项动议提出了完全相同的建议，这被誉为政治家的胜利。是什么发生了变化？不是全国大会，不是个人，不是“史密斯”的工会工作的条件和前景。变化的是——原因从未被解释过——小集团的决定。

8．坎农的危机理论


　　我们已经向党解释了，连贯地和公开地，我们对党的危机的政治分析。这样做是我们的责任。坎农也有责任提供他的理论，他的政治分析。自目前的危机开始以来，他在不少于四种不同的党内危机理论中来回转换；而这四种理论中只有一种，即他关注最少的一种就是政治分析。这件事并非没有意义。

　　1．坎农的第一个理论是，反对派领导人“不负责任”、“轻率”、“主观”，用他们自己内心的疑虑“使党陷入危机”。可以看到，这就是坎农在过去几年中党内每一次冲突时——哪怕是很小的冲突——所说的话。让我们注意：

　　a．即使这是真的，它在政治上的意义也是非常小的。尽管我们是不负责任和轻率的（这是对那些在运动中的同志的相当轻率的指控，这些同志中很少是新手或未经考验的同志），但这最多是一种心理上的评论。政治分析必须说明我们的“不负责任”使我们陷入了什么样的错误政治境地。

　　b．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这种理论是典型的、已经过时的官僚主义做法的表现。“谁不同意我的观点，谁就是不负责任的。”这是官僚对其批评者的回答，是对政治回答的替代。

　　2．坎农的第二个理论是，少数派的立场是“民主帝国主义的压力”的表现：也就是说，少数派对紧接争议的问题的立场是社会爱国主义的。这是坎农唯一一次尝试政治分析。但显然他感觉到了这种分析的弱点，因为他只是偶尔和顺便提到了它。到目前为止，他从来没有纠缠于这一点，从来没有试图证明它。

　　为了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点，他对少数派在”俄国问题”上的立场进行抽象的分析是不够的。他必须用少数派领导人在这一时期和之前的其他行动--动作、讲话、著作的证据来举证，必须表明这些也揭示了民主帝国主义爱国主义的倾向。但大家都知道，他做不到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少数派领导人日复一日地坚持党的国际主义、反爱国主义的立场，首先是在战争问题上，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在这一极其重要的任务中，他们在党内不是走在最后一位，而是第一位。

　　我们的党，确实受到了民主爱国主义的压力，我们必须防范它。幸运的是，这种压力还没有在我们的队伍中产生严重的、具体的结果。在它具体表现出来的地方——当克利夫兰的科克伦一头扎进“让美国远离战争委员会”时，当托莱多的同志把我们的过渡时期口号的改良主义版本塞进他们主办的失业问题小册子时，当几个月前我们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在明尼苏达州AFL大会上支持一项决议，称赞威廉-格林是一位反战斗士时，在这些具体案例中，我们发现主要参与的或完全参与的绝不是目前的少数派成员。

　　3．坎农的第三个理论是在纽约党员大会上提出的，即目前的少数派构成了一个“臭气熏天的办公室官僚机构”（他们非常坚持使用这个形容词）。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对党的历史上的三件事进行了断章取义。我们不会在这里用事实来反驳这些，尽管如果这些伪造的东西被坚持下去或者被写在纸上，我们会利用机会反驳，而且是确凿反驳。但我们现在只想观察一下，就像在理论一中一样，这种回答是如何典型的官僚主义。“你们说我是官僚？你们自己不仅是官僚，而且是肮脏的官僚。”又是政治回答的替代物。”

　　4．坎农的第四个理论是这样的：目前党内的争论是小资产阶级分子（少数派）与无产阶级分子（多数派）之间的冲突的表现。这的确是一个诱人的、令人满意的理论！我们——多数派对自己说，舔着自己的印章——在党内所拥有的是：阶级斗争。因此，多数派可以通过参与“自己的”阶级斗争来弥补党在现实斗争中的不足，而现实斗争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外部世界进行的。

　　这一理论也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社会学的。如果它是真实的——和重要的——那就仍然有必要从政治上描述“小资产阶级派”的立场。仅仅把它称为“小资产阶级”是不够的。

　　现在，首先，这种理论——就算它是重要的和相关的，但其实它不是——即使作为对事实的描述也是不正确的，与它们的解释完全不同。在从波士顿到太平洋沿岸，特别是在全国中心的许多地方，我们并没有错过坎农派中突出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如果我们真的认为谈论社会地位是值得的，我们必须记住，社会地位并不因为学会用嘴说话，抽大雪茄，或在演讲中撒上响亮的骂人话而改变。

　　我们首先承认，我们党的社会构成，首先是缺乏真正的无产者，是一个悲剧性的弱点，必须用一切合理的手段来克服这个弱点。然而，我们发现，这一直是整个第四国际主义运动的弱点，事实上，从革命运动一开始就是很多分部的弱点。因此，我们并不指望在一天之内或通过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奉行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策，把我们的观点转化为群众可以理解的术语，沿着这条路线直接参与群众运动”——这是我们知道的唯一“公式”，一个并不容易的公式。

　　革命纲领不是无产者自己的自发或自动产物；“自然的”无产者政策是改良主义或联合主义的。事实上，至少从一个最重要的角度来看，我们党内最有激进影响力是青年，他们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除了锁链之外一无所有”，面对的是无望的社会状况。而青年正以其压倒性的数量反对坎农、反对他的政策及体制。

　　坎农关于党的危机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骗局。它的具体含义是鼓励工会同志解放自己——不是摆脱“小资产阶级分子”——而是摆脱党的政治控制。关于“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讲话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合理化的借口，当党的政治控制似乎是（有时必然是）干扰了工会工作中的局部或暂时的优势时，他们就会拒绝这种控制。在这个基础的方面，它与多年前共产党内福斯特派的“理论”和鼓动是一样的，过去经常受到我们运动的谴责，今天也应受到同样的谴责。

9．官僚保守主义的贫瘠


　　在危机时期，首先是战争危机时期，一个政党不能仅仅以“重申我们过去的立场”的政策来继续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

　　我们越来越发现，坎农派抵制每一个新思想，每一个实验。勉强说至少有一半的新想法和拟议的实验是错误的。但是承担犯错的后果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值得注意的是，坎农派总是把“歇斯底里”、“浪漫主义”、“头脑简单”作为他们对新思想的第一反应。在小事上和在大事上一样：不管是试图真正为建立“工人卫队”做些什么，还是甚至在纽约举行户外的五月会议（戈德曼和坎农反对这种做法，认为不可行，肯定会失败——尽管像我们尝试的实验一样，如果实施的话是有非常合理的理由的）。我们不能“急于”对当今的具体问题采取具体立场——禁运、入侵波兰、纽约地铁的市政所有权或印度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可能搞错了”或“可能违反了我们的基本立场”或“把自己卷入投机”。

　　官僚的保守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没有生机的。它的自我保护目标使它能够熟练地进行组织演习，但却阻挡了向外的道路；如果它尝试向外的道路，那只是因为它的内在困难迫使它寻求外部解决方案；因此它的扩张也是保守的和官僚的。

　　坎农派的愈发死气沉沉最明显表现在它对青年的态度，以及它没有能力吸收青年中的优秀人才。它甚至从来没有注意过青年，只是以所谓的“反党”态度和所谓的“极左主义”和“冒险主义”为由打压其领导人——实际上这只是青年对坎农集团的官僚保守主义和其领导人崇拜的抵抗。在我们的党内还有一个没有决定的问题，即不把坎农当作无懈可击的领袖来崇拜就构成了反党态度。

　　我们完全准备接受官僚主义提出的“奉承青年”的指控，并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青年组织的明显弱点，我们毫不犹豫地说，我们的青年——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组织本身和最近从该组织转入党内的那些同志——在各个必不可少的基本方面都是运动中最进步的力量，而且是运动未来的90%的希望。战争的临近只会使这一事实变得更加有分量。青年人肩负着党和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工作重任；在负责任的组织方面，他们让党感到羞愧；在接受新的和实验性的思想方面，他们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他们为党提供了大部分的新成员；只有他们才真正为战争条件下的工作做好了准备。而正是这股力量，革命的潜在力量，坎农非但没有教育和吸收，反而粗暴地将其斥为“不负责任的小资产阶级三流分子”、“勒弗斯通分子”和“党的叛徒”！

　　我们要问，坎农集团的观点是什么？我们很清楚它对即将召开的特别会议的意图是什么。坎农政权正在准备分裂，这一点已变得越来越明显。坎农提出并为了留下记录而通过的庄严的“团结决议”，决不能让党一时上当受骗。尽管有“团结决议”，坎农集团的路线和行为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如果他们在大会上占多数，他们将消灭反对派（即分裂的一种形式）；如果他们占少数，他们就无意遵守党的纪律（即分裂的另一种形式）。无论哪种变体出现，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处置恼人的反对者和批评者，坎农集团仍将面临一个问题：观点是什么？在回答当今的政治问题时永远“重申我们的旧立场”，并对所有关于新的组织步骤的建议的答复就是把它们斥为“歇斯底里”？

　　事实是，坎农集团除了作为官僚保守集团应有的观点外，没有其他观点：维持自我；苟延残喘。

　　这就是事实：如果官僚保守主义计划成型并吞噬了整个党，那么这个党就无法活过战争。作为一个整体，它不会屈服于战争。但是，它只会迷失，被那些让它无能为力、无法应对的大事件所淹没。这就是官僚主义保守主义在战争和革命的危机中的命运。

10．可供替代的方案


　　这份文件已经很长了。我们知道，一些将要阅读它的同志，一些完全或部分同意它的人，会从中得出愤世嫉俗的、或灰心的、或失败主义的结论。这是没办法的事。现在有必要说出真相和全部真相。如果我们不能面对真相，我们怎么面对革命？我们也丝毫不受“在战争前夕破坏了党的和谐”这种蛊惑人心的指控的影响。正因为是战争前夕，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必须直言不讳。

　　在我们的表述中，存在着某种扭曲的可能性，这在论战性文件中是难以避免的。正如我们反对任何关于党成功之处的“救世主理论”一样，我们同样反对任何关于党不足之处的“魔鬼理论”。我们丝毫不认为坎农参与了任何蓄意的“阴谋”，不认为他作为一个人有意识地密谋对党施加官僚主义的保守主义束缚，由他自己担任领导人。根本不是这样。在所有受害者中，只有坎农自己最痛苦地陷入了官僚保守主义的陷阱。我们知道坎农的美德、服务和能力——比他自己的许多最忠实的偶像崇拜者更好，我们真诚地认为。而正是他最伟大的美德——他对自己与运动的清新认识——以一种不常见的讽刺方式，在导致他陷入目前的僵局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为他堵上了一条出路。我们知道他最好的伙伴们的真实价值并对其进行评估；有的人确实非常伟大。

　　是什么导致了现在威胁到党的生命的这种官僚保守主义的罪恶的蔓延增长？一般的原因是很清楚的：它是长期的孤立、失败、艰难斗争、逆流而上的结果；是这些在人们心中产生的厌倦、灰心、甚至愤世嫉俗和绝望的结果。官僚保守主义悄悄地爬上来，似乎是一种最后的绝望手段，以某种方式“坚持下去”，为更好的日子提供庇护。

　　就个人对这种增长的责任而言，我们谁也不能免责，尤其是我们自己。当坎农回答我们说“你们也要对这些罪行负责”，我们回答说，“我们将承担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最不愿意的是任何美化少数派的愿望，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团体。如果我们假装不受政治错误、官僚作风、甚至个人失职的影响，那将是荒谬的。然而，毫无疑问，我们的行为中最应受到谴责的是，我们没有将讨论中的问题提交给党以供冷静、负责、及时的考虑。虽然我们直到最近才组织起来或作为反对派发挥作用，但我们准备提交我们的个人记录供全党审查和批评。尽管这可能很重要，对其他个人的审查也可能很重要，但它们在紧迫性和决定性方面都比不上本文件所处理的中心问题——官僚主义保守主义制度以及如何消除它。

　　少数派针对多数派提出了这一主要主张：无论过去如何，我们认识到了党内的病症，我们诊断了它，我们建议治愈它——治疗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诊断。到目前为止，多数派拒绝承认疾病的存在；不，更确切地说，他们宣称疾病是一种有活力的健康的植物。通过这种态度，他们甚至把那些在起源上不属于他们的罪恶也变成了自己的。通过这种态度，他们阻止了治疗。

　　我们将在一份独立的文件中向党提出一个具体的行动方案，即治疗的最初步骤。所需要的东西，就其总体轮廓而言，是很清楚的：我们必须用大胆、灵活、批判和实验性的政治，即科学的政治，来取代保守的政治。替代体制中的官僚主义，自然不是放弃中央集权，而是民主，在最大允许范围内的民主。凡是有疑问的地方，就从民主方面解决疑问。只有真正的民主的内部生活才能培养出主动性、智慧和自信，没有这些，党就永远无法领导群众。如果党的真正政策、领导权和制度一直只由一个没有独特政治基础的小集团决定，那么今天党所享有的所有形式上的民主——丰富的民主——就是毫无意义，是一种嘲讽。将党的控制权从这个小集团手中移出，是建立真正的党内民主和进步政策的前提条件。取代领袖崇拜的不是另一个领袖（我们不提议也不希望有），而是一个真正的集体领导，通过真正的意见交流和有效的分工来协调和整合党内的优秀人才。如果党内有一个人在能力、献身精神和政治洞察力方面优于其他所有人，他就会被认识和认可；但让他成为同级中的居首位者——享有平等的地位的人中的居首位者。不是“重申旧的立场”，而是让我们像自由而聪明的人一样，用我们强大的纲领性概念来应对历史上的活生生的问题，在行动中预见和指导。最大限度地发挥支部和地方的主动性！对那些错误的人进行同志式的教育，而不是粗暴和不忠的攻击。对每一个新思想，甚至是有疑问的思想，都要热烈欢迎，即使是批评，而不是谴责“不负责任”。对青年进行同志式的批评、鼓励、帮助和表扬——即使青年在夸张或过度热情方面犯了错误。让我们对错误不那么害怕！只有死人才不会犯错。

　　未来是艰难的，没错，但不是黑暗的。在世界范围内，反对战争的呼声已经在高涨。明天，一场暴风雨将会来临，我们的困难将不过是一个婴儿过往梦境。我们要决定我们届时将扮演什么角色。

1939年12月13日
（政治委员会少数派）
阿本
伯纳姆
沙赫特曼




[1]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40book/37.htm

[2] 虽然这是在实际入侵芬兰之前写的，但这一指控并没有被宣布无效，而是被多数派的行动大大证实。正如我们在关于俄国问题的文件中所详细说明的那样，坎农集团的特点是，通过采取包含相互矛盾的政策路线的几种立场，以及在采取每一种立场的同时放弃其之前立场的办法，来回避对入侵问题采取明确的立场。在少数派和全体成员的压力下，坎农集团感到不得不在芬兰问题上采取它所谴责的在波兰问题上的多余做法，即就具体局势制定具体的立场。但实际上，它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在波兰问题上，它什么也没说，因此它的“立场”可以而且是对所有的人都适用。在芬兰问题上，它在几个不同的文件中说了几句话（都是在一周或十天内写好的！），因此它的立场又可以是而且是对所有人都是如此。（附录中的所有脚注都来自原文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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