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第七讲 转向群众运动
下一步该怎么办？·帕特森罢工·旅馆工人罢工·B•J•菲尔德·明尼阿波利斯煤场罢工·与美利坚工人党的谈判·洛夫斯东与坎农的辩论·大步向前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我前面说过了，一个政治团体或一个党，当它精心制定自己的纲领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找出下面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即下一步该怎么办？仅仅依靠党、或它的领导层的期望或一时冲动，是决定不了、也不能找出它的正确答案的。决定它的，是客观环境，以及存在于这客观环境之中的可能性。
我们已经讨论了我们作为美国托派组织而度过的头五年。在那段时间当中，我们人数稀少，工人运动总体上处于停滞状态，再加上共产党又彻底主宰了所有激进运动，这些因素，迫使我们选择了成为共产党的一个派别组织。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首要工作应该是宣传，而不是鼓动群众。正如前面讲过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中，“宣传”和“鼓动”有着明显的差别，但在一般用语中，人们往往忽视了这种差别。人们往往把任何形式的对主义、信条的宣扬、鼓动、教育、传播等活动，笼统地称为宣传。在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术语中，就像普列汉诺夫最精确定义的那样，鼓动和宣传是两种不同形式的活动。他把宣传定义为将许多基础的理念传播给少数人；我们美国人也许习惯称之为教育。他对鼓动的定义则是将少数或一种理念传播给多数人。宣传是直接针对先进分子的；鼓动则是针对群众的。
在我们上次讲座的末尾，我们讲到了我们党所处的客观形势的突变。德国的灾难给共产国际造成了严重打击，在共产主义运动的边缘地带，它的威信正在跌落。许多先前不理会我们的人开始对我们的思想和批判感兴趣了。另一方面，在经济大萧条的头四年里陷入沉睡和停滞的群众，开始重新振作起来。罗斯福上台了。工业略有复苏。工人们涌回工厂，在可怕的大规模失业时期，他们大大地丧失了自信，如今他们又恢复了自信心。产生了组织工会的伟大运动，罢工浪潮正在开始发展。客观形势的这种剧变，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当时我们自称为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党左翼反对派）——提出了全新的任务。德国的灾难证实了共产国际的破产，最先进、最有批判精神的工人，开始远离共产国际。与之相反的是，原本濒临死亡的社会民主党，却因为它的青年和无产阶级成分的革命倾向，使其左翼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各种独立的、带有激进倾向的运动正在逐渐形成，组成它们的，是那些由于共产党的官僚化生活，而与共产党脱离了关系，但又还没有被社会民主党吸引过去的工人和一些知识分子。美国工人运动正从漫长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停滞正让道于新的生活和新运动。对于我国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来说，客观形势的变化既是机遇，也是要求，让我们在方针和政策上做出彻底的改变。就像我说的那样，这个机会垂青于我们时，我们已完全准备就绪。
我们抓紧时间使自己适应新的形势。我们转变了我们工作和展望的整个性质。我们向领导层提出建议，要求改变我们的路线，并彻底打破五年来的孤立，对该建议的讨论震动了全党。尽管我们的力量和资源有限，但我们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能在更广阔的环境中工作的机会。从那时起，我们的全部工作，都是围绕着一个总思想进行的，这个总思想可以概括为一个口号：“从宣传小圈子转入群众工作”，并按照这个思想在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开展工作。
在这两个领域当中，我们的转变都是统一而对称的，这极好地证明了我们的组织，以及组织的基本原则，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抓住每个机会跃入群众运动，而又没有陷入工会崇拜的泥潭里。我们关注着其他政治组织中的每一个向左发展的迹象和趋势，同时也没有忽视工会。在政治领域，我们的主打口号是号召建立新党和新国际。我们接近其他的组织，而这些组织之前将我们视作唯一的竞争者，我们先前与他们也没有密切接触。我们开始极其聚精会神地研究这些组织，阅读他们的出版物，让我们的成员与他们的普通成员建立个人接触以了解他们的想法。我们试着去搞清楚这些政治运动中思想和情绪上的每一个细微差别。
我们试图在各种联合行动中与他们建立密切的联系与合作关系，并探讨通过联合与合并、最终组成一个革命工人政党的问题。在经济领域，我们精心拟定和实施了五年之久的正确的工会政策，终于开花结果了。共产党在不幸的“第三时期”[1]，也就是倒向极左的那个时期，所奉行的工会政策，是宗派主义的建立双重工会的路线，当时，针对这种政策，我们提出了自己的工会政策，与之针锋相对。我们同样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投机政策——为了升官发财、谋求虚伪的影响力而牺牲原则的政策，给工会运动中关注我们的出版物的激进分子指出一条明确的路线。在引导他们加入主流——当时以美国劳工联合会为代表——的行动中，我们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尽管劳联的领导层极其保守、拥有行业工会头脑、贪污腐化，我们始终认为，激进分子绝不可以把自己与美国工会运动的这个主流工会隔绝开来，绝不可以另立门户，建立他们自己人为的、理想的工会，这样做会使他们自绝于群众。我们认为，革命战士的任务，应该是参加现有的工人运动，力图从里面影响它。美国劳工联合会于1933年10月举行了一次大会。从这次大会可以看出，由于工人的觉醒，以及各种罢工和组织工会的运动（这些活动十有八九都是自下而上发起的），工会会员的数量多年来头一次出现了猛增。工人蜂拥加入劳联旗下的各种工会，但僵化的劳联官僚却没有鼓励或指导他们。
我在准备这次演讲稿时，看了一些我们当时写的文章和社论。我们并不仅仅是采取批判的态度。我们当时不光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向人们解释劳联的领导人是如何欺骗和叛卖工人——虽然这一点没人会怀疑。在论及1933年劳联十月大会的一篇社论中，我们写道，只有从内部，才能对群众参加工会的伟大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参加工会，坚持在工会内部开展工作，”我们的所有评论，都坚持了这个核心思想。
我们扩大了在政治领域中的活动。1933年10月至11月的《战士报》上记载了韦伯斯特同志（当时他是我们组织的全国书记）的巡回演讲。此前他去了欧洲，拜访了托洛茨基同志，参加了左翼反对派自德国惨败之后举行的一场国际会议，然后回国了。这次巡回演讲中，他去的最西边的地方是堪萨斯城和明尼阿波利斯，他向着人数远远超过以前的听众，做了关于这次国际会议的报告，宣读了关于新党和新国际的消息，建立了新的联系，更加广泛地宣传恢复了活力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据《战士报》记载，我们于十一月在斯泰弗森特俱乐部举行了一次宴会，庆祝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诞生五周年。一位前共产党领导人特邀出席，五年前他曾推波助澜，把我们开除出党。他就是著名的本·吉特洛，他是用开除来打击党内异议者的风潮的始作俑者，后来自己也身受其害。他和洛夫斯东派一起遭到开除。四年半以后，他与洛夫斯东派决裂，以一个独立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四处奔走。1933年11月4日，他就以这种身份参加了我们在斯泰弗森特俱乐部举办的宴会。
同年十月，正当我们取得这些政治方面的进展的同时，帕特森（Paterson）丝绸工人进行了一场大罢工。我们的小组织投入了这场罢工，试图影响它，在罢工过程中建立了新的联系。我们专门为帕特森罢工出了一期《战士报》特刊。我提起这件事，是因为它代表了我们当时的路线。我们正在寻找突破口，一有机会，我们就会把托洛茨基主义的学说带出先进分子的封闭的宣传小圈子，通过鼓动的方式，传授给美国工人群众。
在政治方面，《战士报》于十一月发表了一则写给进步工人行动协会的社论。米斯蒂的组织正在筹备一次大会，它准备在这次大会上，由工会委员会的联络网转变成政治组织。我们对这一新发展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我们用非常友好的语气写了一篇社论，希望他们在大会上能关注我们提出的建议，即邀请所有独立的激进政治团体，讨论成立一个统一的党的问题，我们还强调指出，建议他们关注国际主义问题。进步工人行动协会不仅是一个严格的工会组织，也是一个严格的全国性组织，它没有国际联系，对国际性的事务也没有兴趣。在这篇社论中，我们向他们指出，任何团体，只要有志于组织独立的政党，必须要有国际主义视野，在关键的国际性问题上采取立场，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我发现我们在十一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反流氓行为的联合阵线》的社论。韦伯斯特同志举行巡回演讲期间，在芝加哥召开了一次集会，这篇社论就是受这次集会影响而写的。共产党又使出了前几年的流氓战术，派出了一帮人，企图破坏这次集会。幸好我党早有准备，给了他们迎头痛击。他们不过是打断了一下集会，等负责保卫的同志赶过来，他们马上就被赶跑了。
我们联系这件事写了一篇社论，号召一切工人组织同我们合作，按照社论中的说法就是：“为了保卫工人运动中的言论自由，给所有妨碍言论自由的人一个教训”，组织保卫工人的联合阵线。在我们这一派诞生后的整整十三年、差不多十四年当中，斯大林派时不时地使用流氓手段，企图迫使我们沉默。每一次我们都回击了他们，不仅如此，我们每次还向其他组织寻求联合自卫。虽然我们从来没有成功建立过永久性的联合自卫运动，但每次我们都能取得部分的成功。这就足够保护我们的权利了，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在一直维持着这些权利。考虑到斯大林派重新在部分地区迫使我们保持沉默的企图，记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当时，《战士报》揭露了远在加利福尼亚的此类企图，你们都看到了，我们党状态绝佳，成功组织了联合阵线，获得了各方面的支持，让斯大林派满城出丑，逼得他们不得不退让。就算是在加利福尼亚的“禁区”，我们的人照样分发报纸。
在1933年12月16日的《战士报》上，我看到了布鲁克林的一群同志向共产党发出的声明，他们宣称同共产党决裂，谴责斯大林派的流氓战术和错误政策，并宣布自己忠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则声明中，有一件事情非常值得注意，那就是这群同志的领导人曾是共产党在布鲁克林的流氓小队的队长。他和其他人曾被派去破坏左翼反对派的街头集会。在战斗的过程中，他目睹了我们的同志不仅坚持立场，以牙还牙，而且还给无知的、被误导的年轻流氓们作宣传演讲、散发小册子，把误入歧途的他们拉回正路。他正是在战斗的最前线开始转变的。类似的事情不断发生。
在早期，有不少最积极的战士一开始都曾是无知而幼稚的斯大林派。他们起初与我们作对，后来他们就像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那样，被一道炫目的光芒刺中，转变成了正直的共产主义者，也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假如你们现在在工会礼堂前排遭到斯大林派的袭击，你们应该牢牢记住：这些被派来袭击我们的无知而幼稚的斯大林派当中，绝大多数并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干什么。只要我们能把两种形式的教育结合起来，就能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及时转变过来。你们都知道，每个管理完善的工会都有教育委员会和“教训”委员会，这两种委员会都起着很好的作用。一个是为了教育会员而安排讲座，另一个则是教训那些不肯乖乖听讲的工贼。
有个传说，讲的是几年前芝加哥理发师工会（Barbers Union of Chicago）在教育活动中的一次争论。这个工会有一个“教训”委员会，对付工贼店铺的玻璃窗就是它的职责之一。他们依靠摩托车机动。经济危机和激进化浪潮一起席卷了工会，有个缺乏经验的激进分子提出：为了省钱，应该撤销“教训”委员会的摩托车。他说道：“让他们骑自行车吧！”。一位老前辈轻蔑地答道：“骑着自行车的话，石头放哪儿去？”。因此，“教训”委员会保住了他们的摩托车，教育委员会在工会集会上公布了一个很好的讲座的计划，万事大吉。
处境艰难的纽约旅馆工人，长期以来得不到工会的保护，在进入不平凡的1933年之际，他们当中爆发了组织工会的运动。在罢工接连遭到失败，以及斯大林派制造的分裂之后，工会组织已元气大伤，萎缩到了只剩下了一个小小的独立工会，它是旧时代的遗物，仅仅控制着几个工厂的工会组织，还有一个斯大林派的奇特的“红色”工会。工会组织运动的复兴，为我们提供了1928年以来的首次良机，我们抓住了这次机会，从一开始就投入了这场运动，主导了它的发展，最终赢得了纽约旅馆工人大罢工的领导权。因为我们运动中担任关键职务的几个成员的无能和背叛，罢工以可耻的失败告终。初次尝试虽然以不幸告终，但它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为我们提供了可观的回报，保证了我们后来在工会领域的成功。直到今天，当时的初步经验依然使我们在工会问题上受益良多。
旅馆业中的组织运动开始了，正如工会的发展过程中经常发生过的那样，运气起了不小的作用。我们有几个党员，恰好是后来成为组织运动的媒介的那个独立工会的会员。当旅馆工人大步迈向工会运动时，这一小批托洛茨基主义者发现自己正处于群众运动的激流之中。我们有一位同志是工会老会员，在多年被孤立后，他发觉自己突然成了拥有影响力的人物。那时我党内有一个叫做B·J·菲尔德[2]的人，他是个知识分子，从未涉足过工会工作。但他拥有多方面的才能，在我们转向群众工作的整个过程中，在与群众运动建立联系的活动中，菲尔德总是被委派到旅馆现场中去，帮助我派，利用他在统计、经济和语言方面的知识为工会服务。
在旅馆中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是一群法国大厨。他们在旅馆业中占据着关键职位，作为技艺精湛的手艺人，他们享有相当于工厂中最优秀的机修工一般的威望，所以他们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法国厨师大部分不会用英语交谈或讨论问题。而我们的知识分子可以用法语和他们滔滔不绝地谈话。在他们看来，他是非常重要的。前任工会书记离职后，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前，法国大厨们都坚持由菲尔德接任这个有前途的工会的书记，他自然就被选上了；这不仅赐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也是一种责任。组织运动全力前进。我们同盟从开始就给予最有力的帮助。我个人相当积极参加，而且在几场群众集会上讲话。五年来，我们被隔绝在第十大街和第十六大街之间，我只能在小论坛和内部会议上做了无数次的发言，不光是发言，还得听其他人讲个不停，如今终于能有机会在成百上千的工人面前，就工会运动的基本问题发表讲话，我感到非常高兴。
很奇怪，后来成了相当出名的宗派主义者的胡戈·奥勒尔，却是一名出色的工会活动家——不仅仅如此，他也是这个行业的成员，他被派往这个工会提供帮助。除了他之外，还有几个同志被委派去帮助组织运动。我们在《战士报》上公布了组织运动，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给我们的同志建议和指示，一直到这次运动的最高点——1934年1月24日的纽约旅馆工人大罢工。在宣告大罢工开始的那天晚上，我应工会委员会的邀请，担任了旅馆工人大会的主讲人。之后我们同盟的全国委员会委派我全力协助配合菲尔德以及我们同盟在旅馆工会中的党团。我们派了几十人去帮助罢工，从纠察队到跑腿的差事，从撰写传单到打扫总部，各方各面我们都出了不少力；在这种情况下，各种任务都需要他们去做。
我们同盟为罢工竭尽全力，正如1933年初我们在德国危机中所做的那样。当德国的形势到了紧要关头时，我们一周出三期《战士报》，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德国事态，加强我们的影响力。在纽约旅馆工人罢工中，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我们的同志将《战士报》带到了所有的集会和纠察线上。所以每个罢工工人隔天就能看到《战士报》为罢工摇旗呐喊、支持罢工工人、揭穿老板的谎言，提供一些有助于罢工成功的意见。我们发动了我们全国的组织来帮助这次罢工，把帮助这次罢工当做是头号任务来完成；帮助罢工赢得胜利，帮助我们的同志在斗争中建立起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和威望。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特征之一。托洛茨基主义者做事从不半途而废。俗话说：“一件事如果值得你去做，它也就值得你把它做好。”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行事原则。我们在旅馆罢工中正是这么做的。为了这个任务的胜利，我们几乎付出了一切。我们发动了整个纽约组织；每周出版三期《战士报》开销巨大，他们为此掏光了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全国各地的同志也是如此，为了帮助这次罢工，我们的整个组织绷紧到了几乎崩溃的程度。
但我们并未陷入对工会的盲目崇拜。我们在关注旅馆罢工的同时，还在政治战线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1月27日的《战士报》，也就是刊载了第一篇关于总罢工的报道的那期上面，还登了一封致美利坚工人党临时组织委员会——这个机构是由进步工人行动协会在上个月的匹兹堡大会上成立的——的公开信。我们在信中表示，我们注意到了他们在大会上决定向建设政党的方向前进；我们提议进行公开讨论，在纲领问题上取得共识，这样我们就可以联合组成一个政党，把双方的力量整合进一个组织当中。这是我们主动提出的，这一点极其重要，也是一个征兆。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其他任何政治组织建立联系时，总是由托洛茨基主义者主动提出来。这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个人优越感，或是我们比别人大方——我们总是十分谦虚——而是因为我们一直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我们的计划更加明确，对于自己在做什么，我们都很有把握，至少我们是这么认为的。这使我们拥有了自信心和主动精神。
旅馆罢工的开局让人感到前途光明。召开了一系列的群众大会，最大的一场是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参加者至少有一万人。在这次大会上，我作为罢工委员会的重要发言人之一，与菲尔德等人一起发表了讲话。从一开始，我们在工会中的同志就占据着可以左右罢工行动的最关键职位，但我们根本不打算去垄断罢工的领导权。我们的政策一直是吸引首要的激进分子同我们合作，与他们分担责任，这样罢工的领导机关就能真正代表全体工会会员，并能及时响应会员提出的意见和要求。
搞罢工免不了要遇上各种困难，特别是联邦劳工局（Federal Labor Board）的种种阴谋诡计，这些困难当时搞垮了不少罢工，这次罢工自然也免不了遭遇各种难题。为了绞杀罢工，政府机构会提供形形色色的虚假“帮助”，要想阻止这些假帮忙真破坏的伎俩，必须要有政治警惕性。我们拥有充足的政治经验，十分了解政府调停人的作用，懂得几招对付他们的办法——我们不会用宗派主义的方式，直接把他们踢开，而是利用他们给予的每一个机会，把老板拉到谈判桌前；在这么做的同时，我们对他们绝没有一丝的信任，也绝不会让他们掌握主动权。
我们曾力图让年轻、聪明而博学的天才B·J·菲尔德记住这一切。可他同时也变了；他从一无所有突然变得应有尽有。他的照片上了纽约所有报刊。他成了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领袖。这看起来很奇怪，有些时候，这些与一个人的内在毫不相干的身外之物，却会极大地左右他对自己的评价。不幸的是，菲尔德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本来就比较保守，不免会受到小资产阶级情绪的影响，猛然被推进政府代表、政客和工会官员之间的他，无法避免这些人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他开始同这些人谈判，并企图表现得像个拿破仑，其实却表现得像个小男生。他忽视了工会中的本党党团的意见——这往往是一个人被冲昏头脑的征兆。不过，在那些突然担任了工会要职的党员中间，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他们鬼迷心窍，以为自己已雄踞于党之上，再也不需要党了。在菲尔德身边，有我们党的工会党团，菲尔德本来是应该通过党团来开展一切工作的，可他却开始忽视党团中的激进分子的意见。不仅如此。菲尔德还开始罔顾同盟全国委员会。我们本来是可以帮他不少忙的，因为全国委员会凝聚了多次罢工的经验，而且还拥有政治经验，在对付劳工局骗子时，这些政治经验会很有用处。我们必须帮他一把，因为我们自己也陷入了相似的情况。其实，全城乃至全国的人都在谈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罢工。我们的运动正在当着全国工人运动的面接受考验。我们的敌人都盼着罢工完蛋；没人会来帮我们。我们都很清楚，罢工要是以失败收场，托派组织将遭到严重打击。不管菲尔德偏离党的政策有多远，一旦罢工失败，该为失败负责的，不会是菲尔德，人们只会记住，要为失败负责的只有托派运动和托派组织。
每过去一天，我们这位头脑发昏的知识分子就离我们越远。这个自大的蠢人正把自己和罢工引向毁灭，还会给我们的运动招来骂名，我们以最友善、最谦恭的态度，努力尝试说服他。我们恳求他同我们商量，向全国委员会解释罢工的政策，由于遭到了错误的指导，罢工的政策正在走上歪路。他不是去激发罢工队伍的斗志，加强支持自己的力量——在谈判的关键时期，这是唯一靠得住的东西——以此来让谈判朝对罢工工人有利的方向发展，而是消磨群众的斗志，整天同那些一心想捅死罢工的政府骗子、政客和工会官员参加没完没了的会议。
菲尔德变得越发傲慢，一点没空的他如何肯屈尊来见我们？好吧，我们说，我们有空；我们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在一家离工会总部一个街区远的餐厅等你。他连这点时间也没有。他开始拒绝批评。第十六大街有一个政治组织[3]，他们只有一个纲领和屈指可数的支持者；而在这里，他麾下有一万名罢工者。他为什么要理我们？他说，“我就算想联系你们也联系不上；你们办公室连电话都没有。”这倒不假，面对没有电话的指责，我们确实没什么好说的。在我们被孤立的时候，没人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也不给任何人打电话，所以我们用不着电话，这个缺点就是那段时期的后遗症。此外，当时我们也装不起电话。
由于盲目依赖企图搞垮罢工的劳工局，导致政策缺乏战斗性，旅馆罢工最后还是失败了。当一天又一天的时间被浪费在同拉瓜迪亚市长（Mayor LaGuardia）进行的毫无成果的谈判上面时，罢工由于领导不力而直挺挺地死去了。此时，敌人就等着说出这番话：“我们早就说过了，这帮托派宗派分子除了吹毛求疵，啥都干不成，干不了群众工作，领导不了罢工。”这对我们造成了沉重打击。我们空有领导罢工之名，可由于菲尔德的叛卖，我们对罢工的策略根本插不上嘴。我们陷入了让自己的运动自食其言的危机之中。我们要是姑息迁就菲尔德及其一伙的所作所为，就只会搞垮自己队伍的士气。这样我们就可能会把自己年轻的革命组织，变成社会党的拙劣模仿品——社会党的支持者在工会运动当中到处都是，但它在工会运动中的影响力却不值一提，这都是因为它的工会活动家从来不觉得自己应该对党负责。
我们面临着一个根本问题，对于任何革命政党来说，这个问题都是十分关键的：是应该让工会干部来决定党的路线、并制定党的章程呢？还是应该让党来决定路线和制定章程，并且工会干部必须执行党的路线和服从党的章程呢？在罢工期间这个问题被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我们没有回避问题。我们当时的果断举措，使我党今后在工会领域的发展焕然一新，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党的特点。
罢工还在进行之时，我们就把菲尔德先生送上了审判台。尽管他位高权重，但我们还是当着纽约组织的面，指控他违反了党纪、破坏了党的政策。我们进行了全面的讨论——我记得花了两个周日的下午——让所有同盟成员都有机会发言。伟大领袖菲尔德不愿出庭。他没空。因此打算缺席。当时的同盟成员当中，有一些人看见群众运动的规模如此巨大，而我们这个位于第十六大街的政治组织如此渺小，心理就不平衡了，还有一些人被菲尔德蛊惑了，他便把这些人纠集起来，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派别组织。他们屈尊出席了同盟的会议，在会上，菲尔德的代言人说了这么一番极其傲慢无礼的话：“你们赶不走我们。你们只会把自己赶出工会的群众运动”。
就像他们之前的不少工会活动家那样，他们以为自己比党大。他们自认为可以破坏党的政策，可以肆意违反党的纪律而不受处分，因为党不敢处罚他们。这种事的确在社会党发生过，也是社会党在工会领域一败涂地的主要原因。社会党所有重要的工会领袖，靠着党爬上了办公室的高位并安坐其中，却一进办公室就置党及其策略于不顾。工会领袖高于社会党的纪律。社会党从来不敢开除他们，因为它觉得这样就会失去与群众运动的“联系”。我们可不这么觉得。在此形势之下，我们坚决赶走了菲尔德和所有与他团结一心的人。罢工还在进行之时，我们就将其扫地出门。不想自绝于党、同意遵守党纪的菲尔德派成员得到了改过自新的机会并保留党籍。一些被我们开除的人，长年处于政治孤立之中。最后他们从中吸取了教训，回到了我们中间。
考虑到还在进行的罢工的形势，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举措；我们通过这一举措，惊动了激进工运。我们组织之外的人连做梦都没想到，我们区区一个政治小组，面对这样一个成员，就在他领导着一个拥有上万工人的运动、他的照片充斥于大小报刊、他本人似乎比我们党大千倍万倍的时候，竟敢把他赶下荣耀之巅。起初有两种反应。一种可以概括为“托派完了，他们同工会失去了联系，在工会中没有力量了”。他们错了。重要的是另一种反应，它可以概括为“这帮托派倒还说话算话嘛。”这一丑闻，以及旅馆罢工的失败，让某些人预言我们必将毁灭，但接下来的发展马上就反驳了他们。这个政治小组对诸如“碰不得”的领导大罢工的工会领袖所采取的立场，使许多看在眼里的人对托洛茨基主义者肃然起敬。
严肃的人们被同盟所吸引，而我们全体同盟成员，对组织的纪律与责任有了新的认识，变得更加紧密团结了。然后，旅馆罢工的失败刚刚过去，明尼阿波利斯煤场罢工就爆发了。旅馆罢工还没结束的时候，明尼阿波利斯就有了苗头，发生了一次煤场工人的罢工。领导这次罢工的当地托派，他们的名字想必你们早已知道了，在组织和斗争精神两方面，他们堪称楷模。在这次罢工中，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百分之百地遵守了党纪，我们在纽约的不幸经历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纽约工会的领导人抛开了党，而明尼阿波利斯的罢工领袖却向党靠拢，在当地和在全国范围内，都与党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领导罢工。
煤场罢工大获全胜。在这次斗争中，人们干练而忠实地执行了托派的工会政策，出色地证明了这一政策的有效性，并大大弥补了纽约旅馆罢工的失败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然后，我们又寄给美利坚工人党一封信，建议设立委员会讨论合并事宜。他们当中有些人根本不想理睬我们。他们最讨厌的就是跟我们合并，不过，在美利坚工人党当中也有一些人，是认真地要跟我们合并，成立一个更大的党。而且，自从我们开诚布公，把自己的想法印出来，传给美利坚工人党党员阅读后，他们的领导人发现，同意与我们接触是正确的。1934年春，美利坚工人党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就两党的合并问题，开始进行正式谈判。
大家都知道的，我在后面的讲座中也会提到，这些接触和谈判最后取得了圆满结束，美利坚工人党和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最终合并成了一个政党。双方付出了政治上的努力，并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障碍，总算把这件事给办成了。你们不妨想一想，当时美利坚工人党的领导层中间，既有路德维希·洛尔[4]（如今他成了民主阵营的头号沙文主义者）这般人物，又有J·B·萨鲁茨基—哈德曼[5]之流，你们就会明白我们的工作有多么不容易了。萨鲁茨基是西德尼·希尔曼[6]的笔杆子，帮希尔曼编辑制衣工人联合会[7]的机关报，他非常了解托洛茨基主义者是什么样的人，对他们理都不想理。他在美利坚工人党里的作用，就是防止党的发展，让党始终沦为任人摆布的玩物；阻止党走上革命的道路；最重要的是绝对不让党与托洛茨基主义者进行任何接触——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讨论革命纲领时，可是很认真的。尽管如此，谈判还是开始了。
我们活跃于政治战线的其他方面。1934年3月5日，我与洛夫斯东在欧文广场（Irving Plaza）进行了历史性的辩论。五年之后，共产主义运动的两个对立的流派再次进行了交锋。双方势均力敌。起初他们以托派和“反革命”的罪名，把我们赶出了共产党。后来他们也被赶出了共产党，那时他们看似能发起一个规模比我们大得多的运动，瞧不起我们这个既没有多少成员也没有多大影响力的小派别。可是五年下来，他们的人一点一点地被拉到我们这边，我们不断发展壮大，他们却不断衰落萎缩。我们提出的成立新党的提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中就包括洛夫斯东的组织。
结果洛夫斯东派发现，应该接受我们的邀请，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在这次辩论中，我们的观点是“为建立新党和新国际而斗争”。而洛夫斯东派的观点则是“改良并统一共产国际”。德国工人阶级的惨败已经过去快一年了。洛夫斯东还想改良共产国际，不但要改良它，还要统一它。那要怎么做呢？首先共产国际应该迎回洛夫斯东派，然后嘛，我们托派，曾被粗暴地踢出门的托派，也应该被共产国际重新接纳。在国际范围内也应该这么做。可早在那时候，我们就已经抛弃了名声扫地的共产国际。覆水难收，被斯大林派控制的共产国际已经犯下了太多的错误、干了太多的罪恶与叛卖的勾当、浪费了太多的鲜血。我们要号召建立一个旗帜没有遭到玷污的新国际。我从这一观点出发进行辩论，最后我们大获全胜。
这次辩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们拥有了大量的听众。《战士报》报道称有一千五百人，我认为这个数字应该很接近实际情况。自从我们被开除出共产党之后，这是我们就一个政治议题发表演说时听众最多的一次。当着真正的听众的面，与老对手重新较量，感觉有点像是回到了往昔的时光，不过，现在的斗争发生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里，水平也比过去高了不少。听众当中，除了辩论双方的组织成员及支持者，还有不少社会党左派及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成员，一些斯大林分子，许多独立的激进分子以及美利坚工人党党员。这是一个大好时机。当时有不少与斯大林派决裂的人，正在犹豫不决，不知是该选择洛夫斯东派还是托派。我们的“新党与新国际”的口号，更符合现实的迫切需要，赢得了绝大多数抛弃了斯大林主义的人的同情。我们的观点有理有据，实事求是，让所有还在犹豫不决的人，几乎都转向了我方。名誉扫地的共产国际在出卖了德国革命之后，洛夫斯东派就再也无法兜售“统一”共产国际的过时纲领了。
这次辩论的成功，为一系列宣讲第四国际纲领的演讲创造了条件。为了筹办这些讲座，我们不得不去弄一间大厅，比我们以前用过的都要大得多，从这件事就能看出我们的运动是何等的高涨。我们不得不在欧文广场举办了演讲。到场的听众人数，比我们在最孤立的那五年里所习惯的人数足足多了三四倍。
在那些日子里，托洛茨基主义在政治舞台上登场亮相，并充满自信地奋力前进。1934年3月至4月的《战士报》报道了沙赫特曼的全国巡回演讲，这是我们首次前往西海岸巡回演讲。他的主题是：“新党与新国际”。1934年3月31日，《战士报》用整个头版刊登了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8]（世界托洛茨基主义组织）致全世界革命社会主义政党及组织的声明，号召他们集结起来，成立一个新国际，反对破产了的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9]。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正在世界范围内大步前进。身处美国的我们与它并肩齐步。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走在自己的国际组织前面，我们利用好每一个机会，在各条战线上自信地前进。当我们在工会运动中遇到真正的大好良机，比如1934年5月和7、8月的明尼阿波利斯大罢工时，我们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等着大展身手，我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1] “第三时期”是斯大林派的一种理论和路线，根据这种理论，将1917年的革命形势分为三个时期：1917-23年为革命高涨时期；其后到1928年为资本主义稳定时期；1928年后为全世界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时期。1928 年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立即灭亡的时期，下令各国共党采取极左冒险主义的政策以迅速夺取政权，造成许多恶果。在德国他们一方面大大低估纳粹的威胁，一方面却指社会民主党为“社会法西斯”，是更险恶的敌人，不肯采取联合战线的策略，导致希特勒上台。此路线施行到1935 年，由极左转向右倾的“人民阵线”路线。
[2] B·J·菲尔德（B·J·Field），1931年加入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其纽约支部成员；1932年因违反党纪被开除；1933年又重新回到共产主义者同盟内；在1934年的纽约旅馆工人大罢工起了突出作用，但因为背叛工人的行径遭到开除；后组织了争取革命工人党同盟（League for a Revolutionary Workers Party），宣称为工人代言，该组织在二战中瓦解。
[3] 即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
[4] 路德维希·洛尔（Ludwig Lore，1875—1942），出身于德国弗莱堡的一个工人家庭，在柏林大学就读期间曾师从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并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1903年移民美国，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后来移居纽约，进入德语社会主义报纸《纽约人民报》（New York Volkszeitung）编辑部工作，1919年参与成立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后随之加入美国共产党，1925年因同情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
[5] J·B·萨鲁茨基—哈德曼（J.B.Salutzky-Hardman，1882—1968），原名雅可布·本雅明·萨鲁茨基（Jacob Benjamin Salutsky），俄裔犹太人，1902年参加崩得，曾参加1905年俄国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09年移民美国，参加了美国社会党，并于1912年当选犹太社会主义者协会（美国社会党的意地绪语组织）书记，并兼任该组织机关报《Die Naye Welt》（《新世界》）编辑。他在1919年反对社会党左翼参加共产党，但在1921年又退出社会党，成立了“工人代表会”，准备同共产党合并；1921年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地上”组织美国工人党，1923年被开除出党。此后长期担任美国制衣工人联合会的教育主任，并任该工会机关报《前进》编辑达二十年之久。1927年至1937年任进步工人行动大会（Conference of Progressive Labor Action）执委会委员。
[6] 西德尼·希尔曼（Sidney Hillman，1887—1946），时任制衣工人联合会（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主席，也是发起产业工会联合会（CIO）成立的关键人物之一。
[7] 制衣工人联合会（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 of America）是一个美国的工会，以它对“社会工联主义”和激进政治目标的支持而闻名。它最初的30年由西德尼·希尔曼领导，它帮助成立了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
[8] 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1933年德国法西斯上台，托洛茨基认为共产国际已破产，遂将国际左翼反对派改名为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1936年又更名为争取建立第四国际运动（Movement for Fourth International ）；1938年正式建立第四国际。
[9] 该声明原标题为《争取成立第四国际！》（For the 4th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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