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第八讲 伟大的明尼阿波利斯罢工
1934年的罢工浪潮·托莱多汽车零件工人罢工·失业工人的作用·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比尔•布朗·“组织委员会”·法雷尔•多布斯·七月罢工·联邦调停者·“警察狼狈逃窜之役”·《组织者日报》·弗洛伊德•奥尔森·坎农和沙赫特曼被捕·对罢工指挥部的搜捕·哈斯-邓尼根计划·胜利
1933年，即美国大萧条的第四年，标志着一个伟大的开端——这一年美国工人奋然觉醒，以空前之势为争取组织工会而战。它为各色政党、团体及派别的竞相勃发奠定了基础。在这场工运的巨大影响下，美国工人打破了原子化的孤立处境，而资产阶级则不得不迎战有组织的工会运动的力量。
这场伟大的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发展了起来。罗斯福就任总统那年（即1933年——译者注）见证了第一波罢工浪潮的汹涌澎湃。然而工会组织成果寥寥无几，因为它尚缺乏有效推动和称职的领导。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调解”与野蛮镇压的夹击使工人的攻势化为乌有。
罢工和组织工会的运动的第二波浪潮发生于1934年。继而在1936和1937年掀起了更加强有力的运动，它以汽车厂及橡胶工厂的静坐罢工[1]和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2]的崛起为巅峰。
今晚我们讲的就是明尼阿波利斯罢工，它是1934年工潮的代表。在那里，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首次有效地参与了罢工的实际组织和领导过程。而产业的局部复苏为这些工潮和组织活动提供了基础。
这些以往已经提过，但仍须再三重复。在大萧条的深渊中，失业是如此普遍，工人失却自信，蜷缩在失业的阴影里不敢轻举妄动。但伴随着产业复苏，工人重拾信心，并开始夺回在大萧条期间他们被夺走的一切。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群众活动的土壤，当然是由群众自己的行动所准备的。1934年春的托莱多（Toledo）汽车零件工人罢工，惊动了全国。在这次罢工中，使用了战斗性抗争的新方法和新技术。一个政治化的、或至少是半政治化的组织——以进步工人行动协会为代表，那时它已经成立了美利坚工人党临时组织委员会——借助失业工人联盟（Unemployed League），领导了有重大意义的托莱多罢工。它首先展现出了在富有战斗性的分子领导下的失业工人组织，能在产业工人的斗争中发挥何等重要的作用。在这次罢工之前，托莱多的失业工人已经成立了组织，并接受米斯蒂派的领导。这次罢工实际上是由失业工人组织领导的，并被它提升到了组织群众纠察队的高度，在战斗性上远远超出了保守的行业工会官僚所能想象的极限。
明尼阿波利斯罢工甚至达到了更高的水平。用各种标准（包括政治指导的关键标准，以及在罢工中把每一种可能性都利用到了极致）来衡量的话，我们必须说，1934年工潮的顶点就是明尼阿波利斯的卡车司机与帮工的五月罢工，在1934年7月至8月，他们的名气更响了。这些罢工使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经受了一次关键的考验。
五年来，我们一直在荒野中孤独呐喊，只限于批判共产党，以及解释那些似乎是最抽象的理论问题。我们曾无数次被指责为只会搞宗派活动和吹毛求疵。如今，凭借着参与明尼阿波利斯罢工的机遇，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名正言顺地接受了考验。它必须通过行动来证明：自己究竟是一帮一事无成、吹毛求疵的宗派主义者搞出来的运动，还是一支能够有效地参加工人群众运动的富有活力的政治力量。
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先从煤场入手，然后再在广大司机及其帮工当中开展组织活动。我们运动的总参谋部事先制定的计划没有一个行得通。那个时候的明尼阿波利斯司机并非美国无产阶级中最果决的部分。我们是从那些给我们提供了机遇的地方开始真正地投入工运的。根据一时兴起或某种偏好武断地挑选此类时机是不可能的。群众运动敞开大门的地方就是切入点。一系列的因果，使明尼阿波利斯成了我们的首次重大尝试的焦点，并成了我们在工会领域中的首次成功。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一群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者，同时是老练的工会会员。他们在当地扎下了根，享有不错的名声。在萧条时期他们一起在煤场工作。当在场区开展组织活动的机遇来临时，他们牢牢抓住了这个机遇，并迅速在成功了的三日罢工中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然后，把组织工作拓展到卡车运输业，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明尼阿波利斯不是最易撬开的坚果。实际上它是国内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明尼阿波利斯因其开放工厂[3]而恶名昭彰。近二十年来，由强硬的雇主组成的公民联盟[4]，一直在用铁腕统治着明尼阿波利斯。这几年里没有一场罢工能取得半点成功。建筑业工会也许是所有行业工会中最稳定、最有成效的，但它在明尼阿波利斯也不过是勉强苟延残喘，还无法靠近当地建筑业最重要的岗位。这是一个悲惨的城镇，充斥着失败的罢工、实行开放工厂的企业、低得可怜的工资、长得要死的工时，以及软弱无力的行业工会运动。
我们上周讲过的煤场罢工，是即将来临的重大战役的前哨战。这场罢工的有效组织与战斗性，以及它克敌制胜的压倒性与速度，鼓舞了广大卡车司机及其帮工。回首从大萧条直到当下的众多岁月，他们被残酷剥削却毫无组织仰仗。当然，这一行有个工会，可它已被边缘化，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有极少数会员能与一两家运输公司签订条件很差的合同——镇里绝大多数的卡车司机及其帮工都没有真正的组织。
煤场罢工的胜利激励了卡车运输业工人。他们是等待星火的引线；他们的工资太低而工时太长。在享受了这么多年不受工会约束的自由之后，唯利是图的老板们已经肆无忌惮——资本家向来如此——而穷愁潦倒的工人们则为听到的工会活动消息欢呼雀跃。
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工会活动，自始至终都是围绕政治目的进行的。正如《战士报》上反复强调的那样，我们的总方针是要号召革命派打入以美国劳工联合会为代表的主流工运，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工会活动策略，就是按照这个总方针制定的。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们决定沿着群众正在走的组织路线前进，群众希望参加现有的工会运动，我们要是去生造一个自己的工会的话，就会与群众的愿望背道而驰。五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坚决地同“红色工会”（ Red Unions）的极左教条作斗争；这些“红色工会”是共产党生造出来的，遭到了工人的抵制，让先进分子陷入了孤立。工人群众尚在摸索如何组织起来，他们有着健康的本能。他们意识到需要帮助。他们想同已参加工会的工人接触，不想跟一帮吵吵嚷嚷的激进分子一起被边缘化。无论现有的工会是多么的保守反动，孤立无援而又缺乏组织的产业工人对它们始终心怀敬意，这种现象始终存在。工人们害怕被孤立。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企图给工人开出详细的清单，解释完美的工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而工人们在这一方面要比他们明智得多。明尼阿波利斯的工人与其他地方的工人一样，都强烈希望与正统的工会运动结合，希望能得到正统工会的帮助，与陷他们于艰苦生活的老板战斗。遵循工人的总趋势，我们还认识到，要充分利用机会的话，就不应该自找麻烦。我们不应该浪费时间精力去尝试向工人们推销一个他们不需要的新组织计划。让自己去适应群众的动向，并尽力争取从现存的正统工运那里获得帮助，这要好得多。
我们的人很难打入明尼阿波利斯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他们遭到了双重的开除和双重的诅咒，十分显眼。在他们的斗争生涯里，他们不但被共产党开除，还被劳联开除。1926年至1927年，美国工运中的反动达到顶点之时，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工会中的同志在“清共”运动中几乎全部被开除。一年后，他们又被共产党开除，陷入了彻底的孤立。
但是工人组织起来的压力要比工会官僚们的命令强。事实证明，工人能被组织起来这一点，让我们的同志对工人充满信心，他们对此早有计划。明尼阿波利斯工会运动的软弱无力，以及行业工会会员对新生活的期盼——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为我们的同志通过卡车司机工会重返劳联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我们还在那里出乎意料交上了好运，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Teamsters Joint Council）主席与574分会主席比尔·布朗[5]，是一位富有战斗性的工会活动家。他有着健康的阶级本能，并强烈倾向于同那些知道如何组织工人、同老板进行真正较量的人合作。这是一个对我们有利的特殊情况，但这种事情的确会偶然发生。幸运偏爱虔诚者。如果你正确地生活并合理地引导自己，你时不时就会走运。然后，当好运出其不意地来临时，你就应该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它。
我们的确充分利用了这一意外机遇。卡车司机工会第574地方分会主席比尔·布朗是个杰出人物。他将工会的大门向懂得如何组织工人并领导他们战斗的“新人”们敞开。但是我们的同志是工会的新会员，他们的会龄不足以当上干部；他们仅仅是战斗兴起时的入伍新兵，所以我们中没有一人——我们托派团体中的任何一个成员——是这三场罢工中的工会干部。但是他们照样组织并领导了罢工。他们被委派成立一个“组织委员会”，一个为了指导组织任务和领导罢工在法外特设的团体。
组织活动与罢工实际是在绕开工会官方领导的情况下进行的。仅有一位正规干部真正地直接参与到罢工中，与组织委员会一道领导。他就是比尔·布朗。组织委员会在一开始就体现出了自己的重要价值之一（后面还有其他的）——他们知道如何组织工人。这些是僵化的明尼阿波利斯工会官僚所不知道也必然认识不到的。他们知道如何让工人成为一片散沙，这点对于身处何处的老顽固都一样。有时他们也知道如何把打破关门主义的工人吸收进工会。但要走出去真正地把人们组织起来，并用信念和自信鼓舞他们——传统的产业工会官僚做不到。这不是他们的领域、他们的职能。他们甚至没有这样的野心。
托派的组织委员会，组织了卡车运输业的工人，并进而争取到工运的其余部分来支持这些工人。他们不把工人引向自我孤立的行动。他们借助中央劳工联盟（Central Labor Union）开展工作，通过与工运干部开会和来自基层的施压，让明尼阿波利斯的整个工人运动公开支持这些新组织起来的卡车司机；他们不知疲倦地去推动中央劳工联盟的干部参与此项活动，让他们通过了支持卡车司机的要求的决议，使他们正式支持卡车司机的行动。当行动开始，以劳联正统工会为代表的明尼阿波利斯工运，发现自己已经预先支持了卡车司机的要求，并有明确义务支持罢工。
五月，大罢工如野火燎原。老板的安稳统治实在太久了，他们陷入了自满之中，如今罢工把他们惊得目瞪口呆。他们没有从煤场罢工中学到什么东西，不肯相信明尼阿波利斯的工会运动当中已经注入了某些“新事物”。他们还以为自己能把罢工掐死在萌芽状态。他们企图利用拖延诡计，想让我们陷入与劳工局的谈判，像往常粉碎许许多多新工会那样粉碎我们。正当他们干着这些勾当的时候，当他们自以为已经把工会拖进了无限期推迟的谈判中的时候，我们的人用一次罢工砍掉了这团乱麻——工人用大罢工给了老板鼻子狠狠一拳，卡车停驶了，而“谈判”转到了街头。
史无前例的五月总罢工震撼了明尼阿波利斯。它同样震撼了全国，因为这不是场温驯的罢工。这场罢工以一声响彻全国的猛击开场，同时名扬天下的还有托派在其中的领导地位——这被老板们恼羞成怒地广而告之。然后我们在观察力敏锐的激进工人中又一次看到同样的回响，他们发动了纽约旅馆罢工，与我们的坚决行动遥相呼应。当他们看到明尼阿波利斯五月罢工的进展，同样的情感再次被表达出来，“这些托派是玩真的，他们做事就要做到底。”那些诋毁托派“搞宗派活动”的笑话，开始招人厌烦了。
在明尼阿波利斯的罢工工人，以及当时席卷全国的上百场罢工的罢工工人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其实我认为根本没有什么严格意义上的不同。在几乎所有的罢工中，工人都在斗争中发挥出了最强的战斗。区别在于领导和策略。实际上，在所有其他罢工中，基层工人群众的战斗性都被上级压制了。领袖们被政府、报纸和神棍这样那样的势力威胁。他们试图把街头的冲突和纠察队转移到会议室里。在明尼阿波利斯，大众的战斗性非但没有被抑制，反而得到了罢工机关的组织和指导。
所有现代罢工都需要政治指导。那个时代里的罢工将政府、政府的代理人和政府的机关卷入了事件的正中心。在1934年，一个罢工领袖要是对政治路线没有一点概念，那他就太落伍了。老式的工会运动，习惯于在没有政府的干预下，直接与老板周旋，如今它应该被送进博物馆了。现代工运不能没有政治指导，因为它在每一回合都要与政府交手。我们的人早就为此做好了准备，因为他们是受政治理念感召而投身政治的人。全国劳工局及其下属机构，是一整套破坏、毁灭工人运动的机关，当时有相当多的罢工领袖被这个机关欺骗和玩弄，而我们的同志接受了阶级斗争的方针指导，他们不会上劳工局的当。他们完全不信任罗斯福的劳工局；罗斯福这个号称“工人之友”的自由派总统，会帮明尼阿波利斯的卡车司机争取更多的时薪——他们根本不会被这类鬼话所愚弄。尽管当时的明尼阿波利斯州长是农工党人[6]，按理应该会站在工人一边，但这也没有迷惑他们。
我们不相信任何人、任何事，只相信阶级斗争的方针，以及工人通过群众力量和团结获胜的能力。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希望工会要为自己的生存权而斗争；不给老板一点压力，他们是绝不会容忍工会存在、也绝不会在提升工资和减少令人难以忍受的工时方面做出让步的。因此，他们从阶级战争的观点出发，做好了一切准备。他们知道，问题的关键在于力量，而不在于外交。一般情况下，虚张声势是不顶用的，仅在某些偶然情况下才可能有用。在事关阶级利益的冲突中，人们必须做好战斗的准备。
明尼阿波利斯的托派，在组织工人的过程中，按照这些总原则设计了一个作战方案。在明尼阿波利斯史上，首次出现了一些独特的东西。那就是一场事先周密策划的罢工，一场准备工作做得像德军一般细致入微的罢工——它细致到了最后一名士兵身上缝的最后一颗扣子。最后期限来临时，老板们还以为自己仍能耍阴谋诡计，而我们的同志在为行动构筑堡垒。老板的喉舌《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Minneapolis Tribune）到了最后一刻（罢工的一天前）才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进行了报道。报纸写道：“如果工会为掌控局面所作的各项准备奏效，明尼阿波利斯的卡车司机罢工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即便到了星期二晚上十一点三十分，罢工即将正式开始之前，设在芝加哥大道1900号的‘总指挥部’还在像军事组织一样处理各种细节”。
我们的同志建立了完善的后勤保障。在罢工工人饿肚子之前他们就做好了相关工作。他们事先就为罢工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他们把罢工指挥部设在一个车库里，在罢工之前里面还设了个应急医院，有自己的医护人员。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发生罢工，老板和他们手下的警察打手，就会像对付其他罢工一样，企图用暴力打垮罢工。同伴们如果受伤后被带到市立医院的话，就会遭到逮捕，不得不离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们做好了照顾自己人的准备。当工友在纠察线上受伤后，他们就把受伤工友带去自己的指挥部，并在那里给他治疗。
他们效仿美国进步矿工协会，组织了妇女后援会（Women’s Auxiliary）帮助工人，给老板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我得说，妇女让老板们头疼不已，她们到处抗议，揭露老板和市政当局的丑行，她们是最重要的政治武器之一。罢工领导机关依靠广大的群众基础组织了纠察队。在真正的斗争中，想靠任命或雇佣一两个人，去观察、计算并汇报有多少工贼被雇佣，这种办法是不顶用的。他们派出了一帮人马，防止工贼渗透进来。我提到过，他们在车库里有他们自己的罢工指挥部。这是因为纠察工作被摩托化了。他们不仅仅组织纠察队员，他们还发动了一支纠察车队。他们向城里的每个罢工工人、同情者或工会会员发出号召，请求提供轿车或卡车使用。罢工委员会因此有了一整支车队可供支配。车载机动小组可以穿行全镇并在战略要地驻扎。
每当有人在开卡车、或是正在企图发动卡车的消息传来时，“调度员”就用车库的扬声器，召集尽可能多得车辆，载上纠察队员，因为我们得去事发地点，教训一下开卡车的工贼。
五月罢工的“调度员”是一个名叫法雷尔·多布斯[7]的年轻人。他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个煤场，参加了工会和罢工，并随后入了党。我们第一次了解他，是在他以调度员的身份，给汽车小队和纠察队员喊话的时候。刚开始，纠察队员手无寸铁地出发，结果他们脑袋挂彩、浑身是伤回来。于是他们下次出发时，带上了木杖（Shilalah）。正如爱尔兰人所说的，木杖就是用李木做的手杖，你要是腿瘸了，可以拿它来当拐棍。当然，它在其他方面也是挺好使的。老板和警察企图用暴力粉碎罢工，“市场之战” （Battle of the Market）就是最突出的一次尝试。对于卡车的调动来说，城里的批发市场是一个战略要地，为了彻底控制这里，他们出动了全部警力，还加上了几千名协防队员。
这些协防队员是从城里各行各业的资产者或小资产者当中找来的，他们带着过节的心情来到了市场。他们打算在那里享受痛打罢工工人的乐趣。有个协防队员戴着他的马球帽子。他还以为自己能像打马球一样打罢工工人的脑袋，好好过把瘾。不过这帮没脑筋的冒险家失算了；这回可不是一场马球赛。他和其他协防队员，还有警察一起，被组织有序、意志坚决的工会纠察队员包围了，参加包围圈的还有其他工会同情者，以及失业工人组织的成员。试图将纠察队从市场中撵走的计划破产了。工人的回击打得他们落荒而逃。这场战斗，以“警察狼狈逃窜之役”（The Battle of Deputies Run）的名字，镌刻在了明尼阿波利斯的历史上。有两个人牺牲了，从另一方面来看，牺牲者也仅有这两人。这是明尼阿波利斯罢工中让各地工人对其评价大幅提升的方面之一。在当时的一波波罢工浪潮中，媒体单调地重复着这样的报道：2名罢工者被杀了；4人受枪伤；20个工人被捕，诸如此类。而现在总算有了一次不是一边倒的罢工。明尼阿波利斯战士所表现出的坚定斗志，赢得了全国工人运动的一致称颂，他们一举扭转了形势，各地的激进工人对他们赞不绝口。
在开展组织活动的同时，我们通过邮件，尽量把一切消息传给设在纽约的全国委员会，全国委员会也用邮件为我们提供帮助。但当罢工爆发的时候，我们充分认识到自己在此刻还能做得更多，我们应当竭尽全力去帮助罢工。我坐飞机去了明尼阿波利斯协助当地同志，主要是去帮他们进行谈判。你们应该还记得，我们当时还很穷，穷得都没法在办公室里安一部电话。那时我们自然是出不起飞机票这笔奢侈的开销。可是，我们运动的觉悟，以非常生动具体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就在必须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想方设法凑足了钱，买了机票，节省了几个钟头的时间。这次行动代价巨大，远远超出我们的财政平时能承受的限度，但这都是为了给参加斗争的当地同志提供我们所能给予的建议和帮助，作为同盟[8]成员，他们理应得到这样的帮助。不过，这次行动还具有另一方面的重要性。同盟把全国委员会的代表派去明尼阿波利斯，这意味着要为他们的行动负责。如果事态恶化（在罢工中，事态恶化的可能性始终存在），我们就要为此负责，不能把烂摊子丢给当地同志收拾。我们一向都是这么做的。每当我们运动的一个支部参加行动，当地的同志不会被撇在孤立的处境里。全国领导机关必须帮助他们，并为他们负责到底。
五月罢工持续了仅仅6天，并迅速地达成了协议。老板们栽了个跟头。全国都喊着要尽快把事情解决。其中有来自华盛顿和奥尔森州长的压力。斯大林派刊物以非常激进的角度严苛抨击该协议，因为这不是一次大胜，而是一个妥协；一次迫使老板承认工会的局部胜利。我们为我们的同志所达成的协议负全责，并迎接斯大林派的挑战。在这次论战中，我们的刊物击败了斯大林派。我们为明尼阿波利斯罢工的协议做了辩护，并挫败了他们通过诋毁协议、进而诋毁我们的工会工作的企图。激进工人运动了解了此次罢工的全貌。我们出了一期《战士报》特刊，详细描写了这次罢工及其准备工作有何独特之处。特刊上的文章几乎全部由领导此次罢工的同志来撰写。
在为这次妥协解决进行解释时，我们提出的主要观点是：目前，新工会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我们指出，美国工人阶级仍处于涣散而缺乏组织的状态。只有一部分技术工人被组织进了行业工会，而且他们不能代表美国广大劳动群众。美国工人仍是缺乏组织的群体，他们最初的冲动与需求，就是要迈出最基本的一步，也就是成立工会，并迫使老板承认工会，只有迈出这一步以后，他们才能做其他的事。这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们主张——我认为这是完全公道的——一群工人，在他们首次斗争中让资本家承认了他们的工会，在此基础上，他们可以建立并巩固自己的阵地；他们完成了当前的目标，不应该冒着士气涣散与招致失败的危险，去过度利用他们的力量。这个解决方案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它足以构成基础，可以在它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工会保持着稳定。这并非昙花一现。工会开始壮大发展，开始招募新会员，并教育了新的领导队伍。时间一周一周过去了，老板们越发清楚，他们企图骗走卡车司机的斗争果实而耍的伎俩，似乎不怎么奏效。
然后老板们得出了结论：他们犯了错误；他们应该继续战斗下去，并彻底打垮工会，这样才能好好教训一下明尼阿波利斯的工人，让他们清楚工会休想在那里存在，明尼阿波利斯过去就是一个实行“开放工厂政策”的奴隶制城镇，以后也会是这样。有些人给他们出馊主意。老板与工运仇视者的总组织——公民联盟不断挑动卡车运输业老板去破坏协议，在他们承诺给出的让步上进行欺骗和拖延，夺走工人已取得的成果。
工会领袖理解这种处境。老板们初次领教了工会的力量之后，还不太相信工会居然如此强大，得再让他们领教一次。他们开始准备另一次罢工。产业里的工人又一次做好了行动准备。又一次明尼阿波利斯的整个工人运动被发动起来以支持他们，这次以令人印象最深，最惊人的形式——发起了争取中央劳工联盟及其下属工会支持574分会的运动，这个运动最后发展成了一场盛大的工人游行。各工会的会员群起响应，他们组织起了强大的队伍，向市政厅进军，在那里举行了支持卡车司机的大型群众集会，并发誓要支持即将来临的斗争。工人的团结，与已经在工人心中扎根的全新的斗争精神，就通过这种方式，无可争辩地展现了出来。
老板仍在负隅顽抗，他们大肆宣泄着疯狂的反共情绪，在报纸上扯着嗓子大骂“共产托派”。在工会一边，就像五月罢工那样，在事前就做好了准备，但准备得更好、更细致。当另一场罢工已经无法避免时，为了减小工会的牺牲，全国委员会决定，整个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都必须全面支持罢工。我们知道，真正的考验就在那里，我们可不敢浅尝辄止，不敢半途而废。我们觉得，那里的斗争，会决定我们未来几年是有所作为，还是一事无成；如果我们的支持只是半心半意的，或是有所保留地去帮助罢工的话，也许会影响最终的胜败。我们知道，自己是有不少东西，可以给予明尼阿波利斯那边的同志的。
在我们的运动中，从来不曾有过这种荒谬的观点，即只有那些直接与工会有联系的人，才有能力帮助工会。现代的罢工，最需要的就是政治指导。如果我们党（当时叫做同盟）不去帮助当地的同志，那它就不值得存在。工会领导总是会遇到这种情况，有无数的、紧迫的细节问题要他们处理，在罢工时期更是如此。而一个政党，却能超脱于细枝末节，在主要问题上给出大致的指导方向。在同老板及其政府的斗争中，在同种种狡诈的手段、阴险的陷阱与施压的手段的斗争中，如果哪个工会领导人拒绝政治建议的话，那他一定是瞎子、聋子兼哑巴。我们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并不是这种人。他们向我们求援。
我们向罢工现场派去了不少人。我在第二次罢工爆发前两周抵达。在我抵达几天之后，我们同意需要召集更多人手——事实上，是一整套班子。两个人被纽约派来从事记者工作；沙赫特曼和赫伯特·索洛（Herbert Solow），索洛是个经验丰富、才华横溢的记者，当时算是我们运动的同情者。借鉴自托莱多汽车零件厂罢工的经验，我们另找了一位同志，让他专门负责组织失业工人，协助罢工。胡戈·奥勒尔是个很有本事的群众工作者与工会活动家。他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工作是他对我们做的最后的贡献。不久之后他就堕入了宗派主义，但在那之前，他还是个很棒的同志，为罢工做出了不少贡献。此外，我们为工会找了一个全权律师艾伯特·戈德曼。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律师对于罢工十分重要，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好律师的话。有个能在法庭上替你“说话”，能给你诚挚的意见，并保护你的合法权益的人，是十分重要的。在激烈的罢工中，会发生五花八门的事情。某些事情不太适合让“名声败坏”的罢工领袖出面解决。此时你总是可以把一个律师推上前来，他会冷静地说：“有话好好说，咱们还是坐下来，看看法律是怎么讲的”。这是很好用的，特别是当你有个像艾伯特·戈德曼这么一个优秀的律师和忠诚的朋友的时候。
按照我上面提到的原则，我们设在纽约的中央机关，把能提供的一切，都拿去支援罢工了。任何一个严肃的政党，或是一个认真投身于它的事业的人，都应该把这些原则视为自己的准绳。这个原则是：不管你想做什么事情，你都要把做得既对又好，绝不浅尝辄止，绝不半途而废。只有三分钟热度的人是多么可悲啊！“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出自《圣经》启示录3:16）
罢工在1934年7月16日开始，持续了五周。我认为我能毫不夸张、不惧任何反驳地说，明尼阿波利斯七八月的卡车司机及其帮工的罢工，能作为最伟大最英勇和最有组织性的斗争之一，载入美国工运的史册。此外，经受住了火的考验的罢工与工会，不仅在美国，也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参与工人群众运动的标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明尼阿波利斯罢工做出了一些特殊的贡献，使它与同期的上百场罢工相比，具有了独特之处，尽管其他的罢工中，有些参加人数更多、涉及到的地区和产业在社会上具有更重要的地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罢工的组织和筹备方面做得无微不至。在明尼阿波利斯罢工中出现的某些新的东西，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独有的。第二，在工会和罢工的所有策划与筹备过程中，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从始至终都坚持贯彻了战斗性的阶级路线；这不是本能的反应——这在每场罢工中都能见到——而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理论上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而阶级斗争的理论，就是只要你缺乏斗争的意志和力量，你就不可能从老板那里赢得任何东西。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明尼阿波利斯罢工的第三个贡献（最有意义的、而且可能是最关键的）是我们面对面地同政府的调解人进行了较量。我告诉你们，那段时期里最可悲的事情之一是眼睁睁看着在一次又一次罢工中，工人被蛊惑、分裂，罢工被打着联邦政府调解人的名号的“工人之友”所破坏（美国工运史上，工人往往对联邦政府存在着“皇帝都是好的，只是被下面的奸臣欺骗了”的幻想，联邦政府也充分运用这种幻想来破坏工运——译注）。
这些狡猾的恶棍来到这里，利用了当地工运领导的无知、经验不足和缺乏政治素质，骗取了他们的信任。他们的任务就是利用工人的信任，诱使工人一方做出让步，以此来“解决麻烦”。他们专门向经验不足、缺少政治教育的罢工领袖下手。他们有一整套让麻痹大意者上钩的套路。“我不是要你向老板让步，只是希望你我能各退一步，这样我才帮得了你。”中了计的罢工工人单方面做出让步后，他们就会说：“我试着让老板做出同样的让步，可他们不干。我想你最好还是做出更多的让步，目前舆论对你们不利。”接着是施压和威胁：“罗斯福会发表声明的，”或者，“如果你不表现得更理智和更有责任感，我们就只好把一些对你不利的小事登在报上了。”然后就是把这些天真的可怜人哄进会议室，把他们关上几个小时，不停地恐吓他们。这些无耻之徒常用的套路就是这样子。
他们做足了准备，打算在明尼阿波利斯再玩一次这样的把戏。我们就坐等他们上门。我们说，你们想谈判是吧？很好，那就尽管来吧。当然，我们的同志用的是“磋商”，这个词听起来更像外交辞令。然而，他们没能从574分会的托派领导人那里争得分毫让步。他们谈来谈去，却始终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在罢工结束前，我们把他们三个折腾得够呛。
当时，这些顶着联邦调停者头衔的骗子们所热衷的把戏，就是把缺乏经验的罢工领袖召集到一间屋子里，利用他们的虚荣心，引领他们擅自越权拍板和解内容。罢工领袖们在联邦调停者的教唆下，自以为是必须摆出个“负责任”架势的“大人物”。领袖在谈判里达成的协议鲜有撤销，调停者深知这点。无论工人群众如何反对，罢工领袖公开犯下的错误，都损害了工会的利益，导致了群众的士气涣散。
当时，这几招破坏了许多罢工。但在明尼阿波利斯却没奏效。我们的同志决非谈判过程中的“一把手”。他们明白地说，自己权限很有限，自己其实是工会中比较稳健和理智的一派，假如他们敢越雷池一步，就会被谈判委员会中的其他人取代。这下子，那些举刀冲着明尼阿波利斯的天真羊羔而来的罢工屠夫们可为难了。格兰特·邓恩[9]每次都会被选入委员会，他总是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但每当有人说要做出妥协时，他总是会绷起脸来，怒目而视。罢工斗争是艰苦的，但筹划同调解人召开的工会谈判委员会的会议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欢乐。我们鄙视这些调解人，蔑视他们的阴谋诡计，唾弃他们那虚伪的友善姿态。他们不过是华盛顿政府的代理人，也是整个老板阶级的代理人。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再清楚不过了，他们居然像对付新手一样，也跟我们玩这一套，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种侮辱。他们还真这么做了。显然他们并不知道其他办法。但他们没能取得丝毫进展，最后只好认真考虑，向老板施压，对工会做出让步。我们运动的集体政治经验在对付这些联邦调停者时非常有用。我们不像那些愚蠢的宗派分子，我们不会无视这些调解人。有时我们会主动发起对话，但绝不会让他们利用我们，一分一秒也不会信任他们。在罢工中，我们的总战略就是坚持到底，绝不让步，以斗争来解决问题。这是托派的第四个贡献。它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实际并非如此。当时绝大多数的罢工领袖并不明白这一点。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明尼阿波利斯罢工做出的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贡献，是发行罢工报纸《组织者日报》（Daily Organizer）。在美国工人运动史上，罢工工人第一次不用依靠资产阶级报纸，第一次不用遭到资产阶级报纸的迷惑和恐吓，第一次做到了不让公众情绪被由资产阶级所垄断的媒体所误导。明尼阿波利斯罢工工人出版了他们自己的日报。做成了这件事的，不是五十万矿工，也不是十万汽车或钢铁工人，而仅仅是一个有五千名卡车司机的地方工会，一个由托洛茨基主义者领导的新工会。这个工会的领导层深知公开与宣传的极端重要性，而了解这一点的工会领袖并不多。这份报纸发挥了重大作用，它几乎是不可替代的。它不是什么大报，而是一份仅有两个版面的小报，但它却足以同资产阶级报刊相抗衡。在它发行一两天后，我们就不在乎老板们的报纸会说什么了。他们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但对罢工群众完全不顶用。罢工工人有了自己的报纸，完全相信它的报道。《组织者日报》像毯子一样覆盖了整座城镇。它刚印出来，罢工指挥部的人就直接拿来看。妇女后援会在城里每一家有工人阶级客户的旅店里叫卖这份报纸。在许多工人社区里，人们在酒吧吧台上留下一捆报纸和一个投币箱，这样就不用人来叫卖，也能散发报纸了。投币箱由友善的酒保帮助照看，通过这种方法，募集到了不少款子。
每天晚上，工会会员从工厂和铁路货场回家途中，都会来领取几捆《组织者日报》，把报纸传给下一班。这份小报在激励工人坚持斗争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们不信其他报纸，只信《组织者日报》。老板的报纸里偶然会刊登关于工运进程的报道。工人们并不相信它。他们要等到《组织者日报》出版，看看真相究竟如何。对罢工事件的不实报道和彻头彻尾编造——那已经毁掉了许多罢工的士气——在明尼阿波利斯不起作用。不止一次，当《组织者日报》的最新一期发行后，罢工指挥部的周围人头攒动。你可以在人群中听见类似这样的言论：“你看看《组织者日报》是怎么说的，我早就说了，《论坛报》上面全都是瞎扯淡。”这就是工人群众对罢工中的工人之声——《组织者日报》的普遍感情。
这一有力的工具没有耗费工会一个子。相反，《组织者日报》从发行首日起就一直盈利，在罢工经费短缺时还资助了罢工，使罢工得以坚持下去。食堂的日常开销就是用《组织者日报》的收入支付的。报纸免费发放给任何想看的人，但几乎所有同情罢工的工人都会捐出一份心意，每份5美分到1美元不等。它维持着罢工工人的士气，但最重要的是它发挥了教育工人的作用。这份报纸每天都会刊登关于罢工的新闻、几个挖苦老板的笑话，以及一些当时工运进展的消息。甚至还刊登了当地一个同志每天画的漫画。报上每天都会登出一篇社论，总结了过去24小时内的经验，并指出接下来该怎么走。“这是已经发生的，这是即将来临的，而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它在思想上武装了罢工工人，让他们能提前应对奥尔森州长或调解人的一举一动。如果我们不能预计未来24小时的发展，便是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预测应验的次数是如此之多，让罢工工人都开始把我们的预测当成了新闻，并依照它们来行动了。《组织者日报》是明尼阿波利斯罢工的武库中最重要的一把。我完全可以这么说：在我们所有贡献之中，最关键、对获胜至关重要的贡献，就是出版《组织者日报》，没有这份报纸，罢工也许就不会胜利。
全国委员会派来的人员与罢工领导机关中的当地同志亲密无间、密切合作，才创造出了我提到的一切贡献。旅馆罢工的教训，以及同骄傲自负而又不忠不义的人打交道的经验，在明尼阿波利斯罢工中得到了完全的吸收利用。自始至终，双方都保持着最密切的合作。
罢工成了农工党州长弗洛伊德·奥尔森的烫手山芋。我们理解他的矛盾处境。他一方面本应是个工人代表；另一方面，他是资产阶级政权的州长，既害怕舆论，也害怕老板。他一方面有义务去支持工人，或至少是装出支持工人的样子，而另一方面，他又害怕罢工超出控制，这就是他所深陷的两难处境。我们的策略是榨取这种矛盾的利用价值，借他工人州长之名向他提出要求，争取我们所能争取到一切，每天都要大声叫喊，让他做出更多的让步。另一方面，我们攻击批判他违背工人州长之名的每个错误行动，并绝不向“罢工工人应该依赖他的建议”这种错误倾向做出丝毫让步。
弗洛伊德·奥尔森无疑是明尼苏达正统工运的领袖，但我们不承认他的领导。明尼阿波利斯的工会官僚在他的领导下，就像产联和劳联的现任官僚们在罗斯福的领导下一样。罗斯福是总调度，而弗洛伊德·奥尔森是除了574分会之外整个明尼阿波利斯工运的调度。但他不是我们的调度；我们毫不犹豫地以最无情的方式抨击他。他在这些抨击之下，有时也会退缩一两步，让罢工领导机关抓住利用。我们对他没有丝毫怜悯。当地工会官僚们因害怕他的政治前途毁于一旦而哭泣哀号。我们不关心。这是他的事，与我们何干。我们只要他做出更多让步，为此我们日复一日地鼓呼。工会官僚们怕得要死，“别这么做，别毁了他；想想他在那个位子上有多难做吧。”我们才不管他们，径直照自己的路走下去。弗洛伊德·奥尔森腹背受压，既害怕帮助罢工工人，又害怕不帮助而招致的后果，最后他只好下令戒严。这是美国工运史上发生过的最离奇的事情。一个农工党州长下令戒严，并停止卡车运输。这应该是一个站在劳工一边的人。但他随后又宣布获得特殊许可的卡车可以开动。这是有利于老板的举动。当然，纠察队员没有让任何一辆卡车发动起来，不管有没有得到州长的特许。几天后，这位农工党州长派出国民警卫队袭击了罢工指挥部，并逮捕了罢工领导人。
我先从稍后一点的地方讲起。戒严之时，第一批伤员、第一批被奥尔森的国民警卫队逮捕的战俘，是我自己和马克斯·沙赫特曼。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因为我们在公开场合并不显眼。但是沙赫特曼当时戴着一顶巨大的牛仔帽——我从来也没弄懂他是从哪里搞来这顶帽子、到底为什么要戴着它——显得他鹤立鸡群。我猜就是这顶帽子暴露了我们的位置。一天晚上我们从罢工指挥部出来，路过市中心时，我们想解解闷，就去看看周围有什么好戏可看。在亨内平大街的末段，我们遇上了一个二选一：同一个地方有一场滑稽戏和一场电影。选哪个呢？好吧，我说，还是看电影吧。两个跟踪我们已久的警探，跟在我们后面进去，逮捕了我们。只差一点我们就能躲过逮捕，要是我们去看的是滑稽戏就好了。这事有多么丢人。我敢说我永远忘不了它。
他们把我们关了大概48小时；然后把我们带到法庭。我这辈子还没见过法庭内外有这么多刺刀。所有这些国民警卫队的年轻人，从乡巴佬到狂妄的白领工人，似乎都迫不及待地想来场刺刀实战。我们的一些朋友在法院里旁听了诉讼。最后法官宣布将我们移交给军方，我和沙赫特曼被架出审判庭，从两列架着刺刀的国民警卫队员中间穿过走廊，押下台阶。当我们被押出法庭时，听见头上有人喊我们。比尔·布朗和米克·邓恩[10]舒服地端坐在三楼一个窗户旁边，旁听了审理过程，他们笑着向我们挥手。“小心那些刺刀，”比尔喊道。明尼阿波利斯里任何事情都值得一笑。仅仅几天后比尔和米克被警卫队逮捕了，他们只是把这当作小事一桩。
他们把我们扔进看守所，留了两三个这些紧张的一直紧握着手中刺刀的新手盯着我们。艾伯特·戈德曼过来了，他威胁说，我们会发起法律诉讼。国民警卫队的长官好像急于甩脱我们，并避免同芝加哥来的这位律师发生矛盾。而对我们来说，我们也不在乎用拘留做文章，进行法律诉讼。毕竟我们都想尽早离开这里，去帮助工会的指导委员会。我们决定接受他们的条件。他们说，只要你们同意离开小镇，就放了你们，我们就说：好吧。我们去了河对岸的圣保罗，在那里，只要有负责领导罢工的同志出狱，我们就每晚都召开指导委员会的会议。罢工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坐车去那里，讨论当天的经验，准备下一天的计划，比尔·布朗有时来，有时不来。在整个罢工期间，没有一个重大行动，是事先未经过策划和准备的。
然后他们对罢工指挥部进行了搜捕。一天凌晨四点，国民警卫队包围了罢工指挥部，逮捕了几百名纠察队员和所有他们能找到的罢工领导人。他们逮捕了米克·邓恩、文森特·邓恩、比尔·布朗。他们在匆忙中“遗漏”了一些领袖。法雷尔·多布斯、格兰特·邓恩和其他一些人从他们的指间溜掉。他们随即成立了另一个委员会，在几个友好的车库里组建了临时指挥部；纠察工作转入了地下，仍以极大的活力继续进行。斗争仍在继续，调解人还在玩他们的哄骗把戏。
一个名叫邓尼根（Dunnigan）的人是第一个被派到现场来的人。他外表引人注意，戴着夹鼻眼镜，披着一条黑色绶带，抽着名贵雪茄，但是他懂的并不多。他企图欺瞒耍弄罢工领导人，失败之后，他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大幅提升了工资，但没有满足工人的全部要求。同时，华盛顿又派来了一个一流的谈判代表，他叫哈斯（Haas），是个天主教神父。他负责协助邓尼根的方案，即人们所知的“哈斯—邓尼根计划”。罢工工人随即接受了这个方案，但老板们却拖而不决，这与政府的意见不符，但老板们似乎并不在意。罢工者有效地利用这种情况去争取舆论的支持。然后，几周过去了，哈斯神父发现他无法对老板们施压，所以他决定向罢工者施压。他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推给谈判委员会：“老板们不会让步所以你们必须让步。罢工必须被平息；这是华盛顿强调的。”
罢工领袖们回答道：“不，你不能这么做。既成协议不可爽约。我们接受哈斯—邓尼根计划。我们为你的计划而战，而你的荣誉与它有关。”因此哈斯神父说——这是他们威胁罢工领袖的惯常伎俩：“我们会以合众国政府的名义向广大工会会员发出呼吁。”这种威胁对于没经验的劳工领袖总是奏效，吓得他们尿裤子。
但是明尼阿波利斯的罢工领袖并不害怕。他们说：“尽管放马过来。”于是他们为他准备了一次会议。啊，那可真是一场出乎他意料的的会议。那场会议，就像罢工中其他的每个重要行动，是经过事先策划和准备的。哈斯神父刚结束他的演讲就得面对听众风暴般的回应。罢工群众纷纷站起来，个个都说自己对哈斯神父在公布计划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得一清二楚。他几乎是被群众赶出会场的。他被群众吓得魂不附体，举手投降，黯然离去。全体罢工工人一致决议，谴责他企图破坏罢工、并进一步破坏工会的险恶用心。
邓尼根被我们挫败了，哈斯神父被我们挫败了。然后他们派来了第三位联邦调解人。前两位的惨剧教会了他别耍花招。多纳休（Donaghue）先生（他好像叫这个名字）直奔主题并在几天后达成一个协定，承认了工会的实质性战果。
新一代工人领袖，如群星一般出现在美国西北的空中：威廉·S·布朗（William S.Brown，即比尔·布朗——译注）、邓恩三兄弟——文森特、迈尔斯和格兰特·邓恩、卡尔·斯科格隆、法雷尔·多布斯、凯利·波斯特尔[11]、哈里·德博尔[12]、雷·雷恩博尔特[13]、乔治·弗洛西格[14]。
大罢工在持续五周的艰苦斗争后结束了，没有一个小时不是在紧张和危险中度过的。二位工人在罢工中牺牲，在纠察线上的战斗中，几十人为了防止卡车在没有工会司机的情况下开动而负伤、中弹或遭到殴打。工会经受了巨大的困难，忍受着各种各样的巨大压力，巩固了自己，为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最终赢得了胜利。我们认为（并在后面写道），这是对群众运动中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光辉的辩护。
明尼阿波利斯罢工是《全国工业复兴法》[15]颁布后第二波工潮的顶点。第二次浪潮高过第一次，而第三次工潮无疑又远胜第二次，产联的静坐罢工是这次工潮的高峰。那几年里，美国无产阶级这个巨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开始展现出巨大的潜能，这是美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才智和勇气的来源。
在1934年的7月，我为我们杂志《新国际》[16]的首刊写了一篇关于那些罢工和工潮的文章。我写道：
“《全国工业复兴法》颁布后的第二波工潮，比第一波掀得更高，标志着美国工人阶级的大跃进。这一进展清楚地展现出了未来发展的巨大潜能……
“在这些伟大的斗争中，美国各地工人表现出了一个刚刚开始觉醒的阶级所具有的那种不屈的斗争精神。这是未曾被击败过的阶级新一代。在另一方面来说，现在仅是一个开始，他们刚刚开始发觉和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在这首批试探性冲突中，无产阶级巨人开始展望光辉的未来。当下这代人忠于美国工人的传统；它一开始就大胆表现出了勇猛奋进的精神。美国工人不是教友派教徒[17]，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会给美国带来层出不穷的斗争。”
以静坐罢工为其顶点的第三波罢工，应验了我们的预测，并使我们抱以极大的乐观精神，去展望美国工人的战斗性和力量在未来会有更强有力的证明。在明尼阿波利斯，我们目睹了工人天生的战斗性与具有政治自觉的领导层的结合。在明尼阿波利斯，我们见证了这样一个领导层能发挥何等重要的作用。从中我们获得了极大的鼓舞，坚信能成立一个以正确的政治原则为基础的、能团结广大的美国工人群众、并与之结合的党。党和群众一结合，就能让人看见即将征服世界的那股巨大的力量。
※ ※ ※
在罢工过程中，无数的琐碎小事日复一日地包围着我们，在每日的事态进展所造成的不断压力下，我们并未忘记运动的政治层面。在指导委员会中，我们不仅讨论当日罢工中的眼前问题，有时也尽量对明尼阿波利斯之外发生的事情保持关注和警惕。当时托洛茨基正在精心谋划他最大胆的策略行动。他建议，法国托派应该打入正在法国社会党内复苏的左翼，作为其中的一个布尔什维克派别组织活动。这就是著名的“法国转向”[18]。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罢工最激烈时讨论了这一建议。我们将它翻译引进美国，把它当成是敦促我们加快同美利坚工人党合并的指示。美利坚工人党显然是最接近我们的政治组织，并正在向左转。我们决定向我们同盟的全国领导机关提出建议，采取果断措施，加快两个组织的合并，力争在当年年底前完成合并。米斯蒂派在托莱多已经领导了一场大罢工，而托派在明尼阿波利斯一举成名。托莱多罢工和明尼阿波利斯罢工，在无产阶级的战斗性和领导层的阶级自觉两方面，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峰，彼此并驾齐驱，紧密相连。这两场罢工促使斗争中的激进工人更加紧密团结，更加同情彼此，更加渴求密切合作。总之，此时正是发出联合两股力量的信号的大好时机。从明尼阿波利斯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近期目标，并坚定地向着托洛茨基主义者与美利坚工人党的合并前进，以成立一个新党——第四国际美国支部。
[1] 一种以占据工作场所或生产场所来破坏瘫痪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罢工方法。1934年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的矿工，以及希腊的烟草工人使用了静坐罢工这个策略。1935年西班牙的铜矿工人以及威尔士和苏格兰的煤矿工人，印度的纺织工人也使用了它。1936年法国和美国发生规模巨大的静坐罢工。
[2] 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简称CIO），1935年成立，最初是作为保守的劳联内的一个产业工会组织委员会；劳联官僚拒绝在产业的基础上组建一个强有力的新工会组织，以响应当时激进工人的要求，并在1938年开除了产联的工会，迫使产联建立了自己的全国性工会组织；1955年劳联与产联合并，组建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I-CIO）。关于产联这二十年的历史可参考阿特·普赖斯（Art Preis,1911—1964）的著作《劳工大跃步：产联的二十年》（Labor’s Giant Step :Twenty years of the CIO）。
[3] “开放工厂”(open shop)，是指工厂既可雇佣工会会员，也可以雇佣未参加工会的工人，这种政策常常被资本家用来打击工会。
[4] 公民联盟(Citizens Alliance)，是美国的一个反工会组织，主要由各地的雇主协会组成，大约在1900年前后发源于俄亥俄州的戴顿市。
[5] 比尔·布朗（Bill Brown，1897-1938）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主席与574分会主席；在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罢工中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进行了紧密的合作。
[6] 当时的明尼苏达州州长是农工党人弗洛伊德·奥尔森（Floyd Olson，1891—1936)，他于1931年1月6日至1936年8月22日间任明尼苏达州第22任州长。明尼苏达农工党（Farmer-Labor Party）组建于1920年代，受到一些工会的支持，在1931-39年击败共和党获得明尼苏达州长一职，1944年该党与民主党合并，之后叫作民主农工党。
[7] 法雷尔·多布斯（Farrell Dobbs， 1907-1983）工会活动家，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1934年，在明尼阿波利斯煤场工作时加入卡车司机574分会，后加入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前身）。他是明尼阿波利斯大罢工基层领导之一，罢工获胜后当选574分会（之后改组成544分会）的财务主管；1930年代后期，作为主要的领导者组织了十一个州的长途运输业工会运动，涉及卡车运输业中数以万计的工人。1939年被国际卡车司机协会任命为总组织者，1940年，辞去该职务，全职服务于社会主义工人党，担任社工党全国劳工书记；在托洛茨基被暗杀前不久，前往墨西哥拜访了这位伟大的革命家。1941年，因反对美国参加二战，遭史密斯法案制裁，与544分会以及社工党的其他17位同志一起遭到审判监禁。出狱后，1943-1948年，担任《战士报》编辑；1949-1953年，出任社工党全国主席；1953-1972年，接替退休的坎农，出任社工党总书记。曾四度担任社工党的总统候选人。1972年从社工党总书记职位上卸任，从事美国左翼运动历史与卡车司机运动相关资料的整理与撰写。著有四卷本的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的系列著作：《卡车司机的造反》（Teamster Rebellion）、《卡车司机的力量》（Teamster Power）、《卡车司机中的官僚》 （Teamster Bureaucracy）、《卡车司机的政治活动》（Teamster Politics）。
[8] 此处的“同盟”是指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
[9] 格兰特·邓恩（Grant Dunne，1894-1941），活跃在明尼阿波利斯托派组织和工人运动中的邓恩三兄弟之一，在1934年的明尼阿波利斯罢工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后来担任卡车司机工会544分会的组织者；与其他29人一起受到政府指控，但由于健康原因，在受审前自杀身亡。
[10] 迈尔斯·邓恩（Miles Dunne，1896-1958），与他的哥哥们格兰特和文森特一道是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创始人，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的领导之一；544分会的主席；在明尼阿波利斯审讯中受到指控，随后被无罪释放。
[11] 凯利·波斯特尔（Kelly Postal，1897-1958），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工会的领导人之一，1939-1941年任544分会的财务主管；1941年明尼阿波利斯审讯中受到指控，随后被无罪释放；
[12] 哈里·德博尔（Harry DeBoer，1907-1992），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劳工战士，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的领导人之一，在1934年7月20日担任纠察队队长，见证了著名的“流血的星期五”；罢工胜利后加入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随后与坎农及社工党的其他的领导人一起受到审讯，被判监禁入狱；1983年社工党转向机会主义墜落时，遭巴恩斯（Jack Barnes）为首的党中央开除。
[13] 雷·雷恩博尔特（Ray Rainbolt），早期受到雷蒙德·邓恩的影响，投身于工人运动，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的基层领导组织者之一；后来任544分会的组织者。
[14] 乔治·弗洛西格（George Frosig），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工会574分会的副主席。
[15] 《全国工业复兴法》（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1933年由罗斯福政府颁布，是罗斯福对付经济大萧条的“新政”的主要措施；主要内容有：制定产品价格，稳定物价；设立最低工资标准和工时，承认工会有集体议价权；重建稳定的市场环境，刺激出口。这些措施本质是在保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挽救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当然该法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美国工人争取工会的行动。
[16] 新国际（New International ）美国托派理论刊物，1934年7月创刊。在托派打入社会党的时期（1936年夏至1937年末）停刊。沙赫特曼和伯纳姆受党委托负责杂志的发行工作，1940年，社工党党内斗争时，他们占有杂志在法律上的所有权。之后社工党在1940-1956年出版《第四国际》（Fourth International），1956年后更名为《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17] 贵格会，又称教友派或者公谊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该派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主张任何人之间要像兄弟一样，主张和平主义和宗教自由。
[18] 933年德国法西斯上台，德国工人阶级在毫无抵抗的情况遭到惨败，德国工人运动从此一蹶不振。翌年在德国事变的影响下，法国右翼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对政权跃跃欲试，图谋推翻法国资产阶级民主政体，2月的图谋夺权引致了工人大罢工；托洛茨基提出了“国际形势的关键在法国”。德国的惨败使得法国社会党组织内的中派主义和左翼力量加强。为对抗法西斯主义，法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打算成立统一阵线，而法国社会党组织松散，容许思想流派的存在，也允许他们出版自己的报纸。基于这种情况，托洛茨基首次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者联盟法国支部应解散，全体加入法国社会党，这样能避免遭到孤立，同时又能夠更有效地帮助社会党内的左翼分子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这种“打入”策略被称之为“法国转向”。
正确使用打入策略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不但那个打入的对象必须真正有广大的群众基础(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把它看作自己阶级的代表)，而且必须在它内部已经明显出现了一个倾向革命的左翼流派。如果在仅仅具备前一个条件时就去打入了，則并不能实现促进革命党派发展的目标，反而客观上等于向改良主义投降了。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