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第十讲 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
社会党的“战士”·斯大林派的压力·西班牙的经验·奥勒尔派·萨克拉门托的“有组织犯罪”审判·工人积极分子大会·约瑟夫•扎克·财政困难·六月全会（1935）·阿本派系·奥勒尔-米斯蒂-阿本派·十月全会·开除奥勒尔派
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与美利坚工人党（即米斯蒂派）的正式合并，是十几年来美国工人运动中的首次力量整合。
革命工人运动并不是沿着笔直路线或平坦大道前行的。它要经过不断的内部斗争才能发展。分裂和联合都是发展革命党的方法。在具体情况中，它们可能带来进步，也可能造成倒退。人们一般都是喜欢联合的，而在那些一味追求纯洁性的宗派主义团体当中，你总是能看见它们在不停地分裂。联合与分裂，哪个都说不上更有政治价值。用道德的眼光来观察分裂问题是很愚蠢的。有时，为了阐明纲领思想，为了挑选人手以便在清晰明了的立场上展开新的行动，分裂是绝对必要的。另一方面，在一定的条件下，两个乃至更多的团体，在纲领上达成了一致的基础上合并，是重组和巩固工人先锋力量所不可缺少的行动。
托派组织—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米斯蒂派组织的合并无疑是一个进步的举动。这两个团体尽管有着不同的起源和经历，但还是就纲领问题达成了一致（至少在字面上是一致的），合并到一起了。双方的一致究竟是真实而彻底的，还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双方的成员是否能够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这些问题，只有通过联合起来，在共同的经历当中接受考验，才能得到解答。
自1928年起，美国的运动随着全世界一起发生了持续不断的分裂。其根本原因在于：俄国革命遭到了整个世界的包围，承受着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压迫，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企图通过抛弃国际主义的纲领，来适应这种包围，由此导致了共产国际的堕落。它的堕落必然会造成混乱与分裂。这个组织堕落了，在它的所有成员党当中，保卫马克思主义不受篡改修正的人，都成了惹是生非和四处搅事的始作俑者，官僚阶层只能通过官僚手段开除这些人，才能摆脱他们带来的种种麻烦。1928年10月我们被开除出美国共产党。半年后洛夫斯东派也被开除出党，并成立了美国的第三个共产主义组织。以个人与朋党组成小圈子，个个都有自己的奇思妙想，是那一时期的共同特征。运动经历了一段分化瓦解的时期，然后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高潮，出现了按照世界经验确立的新纲领，才能为再一次集结力量奠定基础。
那时有我派和洛夫斯东派。还有韦斯伯德的小组，这个小组的人数曾有12或13人，但他们弄出来的声势很大，让人以为他们代表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趋势。而且，既然韦斯伯德派是这么一个人为生造的产物，所以在自然规律的驱使下，他们不仅不不满足于建立一个独立组织，而且还在自己的队伍当中搞了几次分裂。在菲尔德由于他在旅馆罢工期间的叛卖而被我们赶出运动之后，他拉拢自己的亲信朋党，弄了一个自己的组织，出版了一份报纸，自称为全体工人阶级代言。
吉特洛派从洛夫斯东派中分裂了出去，几个月后以扎姆为首的一个小组也分裂了出去。1919年起，美国还有另外一个共产主义团体，叫无产阶级党[1]，它一直孤立地存在，并时不时地分裂。
在这个时期当中，接连不断的队伍分裂、力量涣散的趋势，体现出了运动的消沉。这种毛病只能任其发展。在这整个时期内，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从来都不鼓吹联合，特别是在我们遭到孤立的头五年里。我们专注于阐释纲领，拒绝同任何在纲领问题上——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纲领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与我们不够接近的组织进行草率的合并谈判。我们于1934年12月开展的合并是这整个时期内首次进行的合并。当斯大林派将第三国际彻底官僚化、扼杀了革命的与批判性的思想时，最先被开除的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而当重组和合并的政治条件来临时，最先主动开启了这一进程的也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这是预示着消沉、涣散与分裂的趋势行将结束的第一个积极信号。
托洛茨基主义者与米斯蒂派合并为合众国工人党，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但也仅仅是一步。但在我们——至少是前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看来，革命力量的重组才刚刚开始。我们不得不采取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就像先前的讲座讲过的那样，就在米斯蒂派激进化的同时，美国社会党内以及全世界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开始了一场重大的改变。
一系列世界大事，尤其是法西斯主义夺取德国政权后德国工人运动的毁灭，震撼与唤醒了没有被过去的叛卖所玷污的新一代的工人和更年轻的分子。一股新风吹动了社会民主党老朽的组织。有相当多的人正在寻找革命的纲领，正是在这些人的推动下，社会党的组织里出现了左翼力量。我们觉得不能无视这种现象，因为它是一个事实，美国政治现实的一个因素。尽管我们已建立了新党，宣称它是先锋分子的联合，我们仍很清楚，不能无视这个新运动，也不能武断地拒绝参加它，因为它拥有一批富有旺盛精力与革命活力的新分子。另一方面，我们也有义务去帮助社会党内这个还不成熟的运动走上正道。我们相信，没有我们的帮助，他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他们缺乏马克思主义的领袖，缺乏传统，在每一方面，他们都受着种种影响、阻力和压力，阻碍着他们获得明确的革命纲领。他们的最终命运，他们在革命道路上能走到哪一步，取决于以新成立的合众国工人党为代表的具有丰富经验、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干部。社会党内这个庞杂的左翼的领袖自称为“战士”[2]。我们一直没弄明白这是为什么。《战士报》从一开始就是美国托派的机关报的名字，而且每个人都认为它是我们报纸的恰当名字。战士代表着党的工作人员，党的积极分子，党的斗士。但为什么那时社会党内左翼，这些庸俗至极、没有传统、没有正经知识、一无是处的人居然自称“战士”，这个问题还是留给以后参加我们运动的历史研究者来解决吧。我们至今还不知道原因何在。至少我自己从来没发现过。
这个低劣的领导层，这些昙花一现的人物、冒充者、空谈家，他们不会为某种思想做出真正的牺牲，不会为某种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更不用说严肃地献身于运动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今天正在为政府从事各种各样的战争工作——我们对这些“一小时的武士”（knights for an hour）毫无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个事实：在社会党无能的领导层下面，有一个相当活跃的青年运动，以及数量可观的工人积极分子、工会活动家、失业工人中的斗士，他们是组成革命党的好材料。这里有一个大分歧。当时或现在你都不能对社会党的任何一翼的领导寄予过多希望。但利用这些严肃的普通战士、工会活动家以及激进青年，你可以组织起一个能领导革命的党。我们要找到接近他们的道路。那时，没有一个人，尤其是社会党青年，知道他们的运动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他们遭到社会党内保守官僚的压制，他们的窝囊领导——所谓的“战士”——一次又一次显现出向右翼官僚投降的倾向。
而另一方面，他们又遭到了斯大林派的包围，斯大林派拥有强大的报刊和机关，还有大笔金钱可以用来拉拢人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是毫不吝惜金钱的。那时，为了控制这支进步的左翼运动，斯大林派正对社会党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动用斯大林主义式的手段将它转到改良主义的道路上来。他们在西班牙和许多欧洲国家成功做到了这一点。西班牙社会党的青年运动起初支持第四国际，但西班牙托派抱着纯而又纯的宗派主义态度，忽视了他们，回避了任何接近社会党青年的策略。他们自满于背诵经文一般地反复大谈共产国际与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至1919年间的决裂，结果，斯大林派抢在他们前面，从右边来了一刀，掌控了这个很有前途的社会党青年组织，将它并入了斯大林主义附属组织中去了。这是导致西班牙革命失败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不希望在这里重蹈覆辙。从一开始，斯大林派就比我们强大。在社会党左翼里，有很强的与斯大林主义调和的情绪，斯大林派正高举蛊惑人心的“团结”一切值得团结的力量的口号。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觉得如果我们不振作起来，西班牙发生过的一切就会在这里重演。
我们才刚刚在工人党的独立旗帜下开始自己的工作，但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我们开始强调，需要给予社会党及其正在发展的左翼更多的关注。我们提出了这些要求：我们必须阻止斯大林派，挫败他们的企图，引导这支正在发展的左翼社会主义运动转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抛弃一切组织拜物教。我们不能光是叫喊：“我们是工人党，有正确的纲领，加入我们吧！”这是宗派主义者的态度。社会党内的这支左翼是个有上千人的松散团体，他们的思想是模糊而混杂的，且受到很坏的领导，但如果他们能接受适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培育，则前途无量。
我们通过坎农—沙赫特曼决议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在党内，我们遭到了奥勒尔和米斯蒂的坚决反对。奥勒尔派采取了教条的宗派主义立场。他们不仅对目前的接触社会党的路线无动于衷，而且坚持要求以后也绝不考虑同社会党接触，并将其上升到原则的高度。奥勒尔派说，我们已经成立了党，党就在这里。如果左翼社会党人认同我们的纲领，那他们就应该走过来加入我们。我们是穆罕默德，他们是山，山必须走向我们。这就是他们对这群困惑的年轻左翼社会党人的指示，但这些左翼社会党人丝毫没有加入我们的党的倾向。我们回应道：“不，这种想法太幼稚。布尔什维克必须在政治上主动帮助左翼社会党人找到正确的纲领。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把他们统一进一个共同的组织的问题就不难解决。”
米斯蒂也反对这么做，但他不是出于原则，而是出于组织崇拜，或许是个人自傲才反对的。在政治上，有些情绪是致命的。自傲，愤怒，怨恨——任何影响政治路线的主观情绪只会给任由自己被这些情绪所支配的人带来失败和毁灭。你们都知道，在职业拳击行业内——“男子防身术”——年轻的拳击手从无情的教练那学来的第一课是在拳击场上面对对手时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在拳击场上发火。千万不要丧失你的理智，假如你丧失理智，只有当对手击倒你之后才会清醒过来。”拳击手们必须谨慎作战，而不受主观情绪影响。在政治领域更是如此。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党，并声称它是唯一的党，那么我们应该关注其他的党，米斯蒂却不能容忍这种想法。我们应该走自己的路，路上要抬起头来，仔细观察前方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他们不能加入我们，好，这是他们自己的过错。米斯蒂没有充分考虑过自己的立场，脱离了客观的必要性。在这种形势下，这不起任何作用。要是我们袖手旁观，斯大林派会吞并这个社会党左翼，它又会成为另一个对抗我们的组织，就像在西班牙发生过的那样。
如果社会党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能减少阻碍建设美国的先锋党的一个障碍，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得在工人党的队伍中间为之斗争。我们必须在原则问题上和宗派分子斗争到底；如果他们还是顽固不化，违反纪律，我们就不能不把他们开除出党。在谈到这点时，我稍稍强调下，因为这正是我们对付奥勒尔派的方法——我必须对此加以强调。如果1935年我们没有这么做的话，如果我们狠不下心来对付那些正在用愚蠢的形式主义毁灭我们的政治前途的人，那我们的运动就会在1935年夭折。我们就会再也不能前进一步，接着就是不可避免的瓦解。运动就会被徒劳无功的宗派主义者带进死胡同，最后完蛋。
宗派主义不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特质。宗派主义是一种政治疾病，任何染上这种疾病而又无法根治它的组织就会被它摧毁。我们今天还能很健康地活着，这都要归功于1935年对宗派主义进行的药物治疗和外科手术。药物治疗起的效果更大，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先进行药物治疗。我们开出的药方有：就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以及宗派分子的拙劣行径进行了健康的教育、彻底的讨论和耐心的解释。我们凭借这些方法清除了病灶，尽管一开始我们居于少数，但最终获得了多数派的支持，孤立了奥勒尔派。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花费了数月。只有在失败了的奥勒尔派开始有组织有意识地违反党的纪律，并开始准备分裂时，才实行外科手术。在讨论和解释的过程中，我们教育了党的大多数成员。党的病体被治愈了，身体健康。小指的顶端仍受到感染，将成坏疽，我们就将它切掉了。这就是党今日存活并能够讲述那段岁月的原因。
工人党成立后的第一年里，我们就进行了两次党内斗争——在结束了同奥勒尔派的斗争之后，为了开辟解决社会党左翼问题的道路，我们不得不与米斯蒂派展开了一场相当漫长的派别斗争。这些内部斗争几乎从一开始就消耗了新党的精力，的确很麻烦。我们本来应该有一两年的时间清静一下，没有分歧、冲突和党内斗争，可以用这段时间来开展党的建设工作。可历史偏偏就是不给我们时间。我们刚成立了新党，就要面临着社会党左翼的问题。在该做什么的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所以不得不花了一年时间，通过斗争来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这些斗争不是立刻发生的。新党成立于1934年12月初，刚开始时工作很顺利。我和米斯蒂进行了全国巡回演讲，这是党最初的政治宣传活动之一，也是为了宣示我们两股力量的合并。一路上我们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在长期的瓦解和分裂之后，人们发现激进工运总体上对合并进程持赞赏态度。我们在大多数地方召开了盛大的集会，巡回演讲在明尼阿波利斯达到了高潮。这发生在大罢工胜利后的六个月左右；我们在这里得到了热情的接待。我们并没有因为完全投入经济罢工而忽略了纯政党方面的机遇，这让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们感到很高兴。我们与另一个团体——他们的战士因为在失业工人运动和托莱多罢工等运动中的表现，得到了很高的评价——的合并受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同志的热烈赞同。他们好生接待了我们，并为迎接我们的到来周密地安排了一系列会议和集会。最后以一场向党的全国书记和他们心中所珍爱的报纸——《战士报》的编辑表达敬意的宴会而达到高潮。他们在明尼阿波利斯总是做得很好。我们逗留在那里的时候，他们打算给我们好好打扮一番，好让我们能体面一些。当地的负责同志走出工会大厅，把我和米斯蒂带走（我得承认当时我们看起来确实有点寒酸），去服装店和服饰店逛了一趟。他们用新衣服将我们从头到脚打扮一新。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表示。这套衣服被我穿旧以后很久，我仍很清晰地记得它。1936年夏天，米斯蒂被各种纠纷和困难弄得晕头转向，被西班牙内战与莫斯科审判中的血腥暴力吓坏了，然后就像你们都知道的那样，重新回到了宗教的立场上，返回了教会。文森特·邓恩通过一封私人信件得知此事后，转告给了比尔·布朗。他说：“比尔，米斯蒂返回了教会，你怎么看？”比尔大吃一惊。“天哪，真见鬼。”他说道。一会儿之后他说：“文森特，我看应该要回那套衣服！”但他应该早就明白，牧师从不会归还任何东西。
从明尼阿波利斯开始，我们两人便分头前往不同的方向，继续进行演讲。米斯蒂去了南方，我去了加利福尼亚。那时在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进行了对共产党党员的“有组织犯罪”审判。我们的一个同志诺曼·米尼（Norman Mini）也是被告，因为他是托派，斯大林派不仅拒绝为其辩护，而且在其受审时，在他们的出版物上指责他是“密探”。我们帮了他一把。无党派劳工保卫组织[3]，一个非斯大林派的保卫委员会，为米尼同志进行了非常棒的辩护。我们充分利用了这次政治局势。
当巡回演讲进行了几个月的时候，夸夸其谈的宗派主义者回到了纽约，他们制造的麻烦开始传到了我们耳边。他们总是从纽约开刀。他们不让党休整，不让它在工作上有一个好的开始。你们可以想想当时的形势。我们有了一个新成立的组织，它代表着拥有完全不同的经验与背景的人的联合。这个党需要一些时间来磨合，需要一段时间的平静的共同工作。这就是第一阶段的最合理、最实际的计划。但宗派主义者从来不讲理性也不考虑现实。他们用“布尔什维克化”的纲领开始拆散这个在纽约的统一组织。他们打算用这个纲领来改造米斯蒂中派，把中派造就成布尔什维克，不管米斯蒂派是否愿意。而且他们的动作快得很。讨论！他们用整夜的讨论、论述、说明吓傻了一些米斯蒂派。他们四处搜寻“议题”，缠着那些偏离了狭窄而又笔直的正道的人不放。毫无宁日，毫无友好的协作，毫无在平静氛围内展开的教育，毫无让年轻的党自然有机发展的意愿。不负责的派别斗争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宗派主义者所能做出的贡献。
1935年3月，党在匹兹堡召开了著名的工人积极分子大会(Active Workers Conference)，结果纽约的这场骚动在大会上引起了激烈冲突。工人积极分子大会是一个出色的制度，源自美利坚工人党的经验。这个主意是把特定地区或全国范围内的积极分子挑选出来，集中到一个地方，讨论实际工作、汇报经验、结识彼此等等。1940年和1941年我们在芝加哥的经验，说明这是个了不起的制度。党内气氛融洽时，它能起到很好的作用，能让你们聚到一起妥善处理事务。可是在党内存在严重分歧时，只有召开正式的党代会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在有一个不负责任的派别组织正在瞎搞的时候，最好还是暂时不参加非正式的工人积极分子大会，因为党章并没有赋予它解决争端的权力。在这种场合下，非正式的会议只会给派别斗争火上浇油。我们在匹兹堡得出了这一教训。
我们在匹兹堡召开的工人积极分子大会被弄得一团糟，因为奥勒尔派一开始就把它当成讲坛，用来反对领导层的“机会主义”。米斯蒂派的同志对党内政治生活缺乏经验，天真地以为他们是来听取双方就党的群众工作进行汇报，并讨论如何使工作循序渐进的。他们没想到一开始就碰上了无止境的派别混战。奥勒尔派先是就主席的选举发难，然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以一种疯狂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方式发起了斗争。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混乱的派别斗争。四五十个纯朴的工人，此前几乎没有党内政治的经验，他们来这里，是想从新党那里得到一些启示，给他们的实际工作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指导，但他们却被拉进了整日整夜的讨论、争吵和派别攻讦。我可以想象得出他们惊恐地对自己说：“我们这是惹上了什么事啊？平时总是听说托派都是些疯子，整天揪着本本不放，心思都放在勾心斗角上面，看来还真有点道理呢。”他们在那里看见的是最糟糕的派别斗争。
群众工作活动家通常不想讨论太多问题，他们只想确定一些非常必要的细节，然后就投入行动。在匹兹堡，他们——还有我们——想要务实，想交换一下有关党的各项实际工作的经验，比如工会活动、组织失业工人、党支部的作用、财务问题等等。宗派主义者对这些无聊的事情不感兴趣。他们坚持讨论埃塞俄比亚，中国，“法国转向”，以及其他的“原则性问题”，这些问题当然非常重要，但却不是这次会议议程要讨论的东西。
始作俑者是奥勒尔、斯塔姆和扎克[4]三人。我不清楚你们之中有多少人知道声名狼藉的约瑟夫·扎克。那时他刚刚从斯大林主义转到我们这边来，然而他来我们这里，只不过是为了在前往另一个地方的路上歇息一会。他曾是斯大林党的官僚，对党的堕落与官僚蜕变出了大力气。然后他又摇身一变，成了托洛茨基主义者，不过只有几周，顶多几个月而已。他刚参加我们的组织就开始从“左边”来攻击我们。我们一度容忍他，但他开始破坏党的纪律时我们就把他撵了出去。他陷入了虚无，最终着陆在反共的“民主”阵营，成了《新社论》（New Leader）的撰稿人，你们都知道这家社会党的报纸编辑部就在第十五大街上，这个“老叛逆者之家”（Old Renegades Home），所有政治废人和过街老鼠都住在那。
在匹兹堡，米斯蒂与沙赫特曼及坎农联合起来，击退了宗派主义者的这次进攻。米斯蒂能够认识到他们的行为具有破坏性。他对待组织的态度是非常负责和具有建设性的。他非常高兴能得到我们的合作和帮助来处理这些极端分子，击退他们，使他们不能再干扰党的工作。他确实需要我们的帮助。米斯蒂过于绅士，放不下身段去使用该用的方法来对付他们。在匹兹堡，我们将他们逼退了几步，但根本没解决问题。我们知道决战即将来临，必须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解决它。我们想让党安心休整一会儿，为了开展党的群众工作，想维持党内和睦，这一切希望都被不负责任的宗派主义者破灭了。
我们回到了纽约，决定轻装上阵，和他们战斗到底。我们所做的事对党是有益的。我们并没有轻视变得致命的宗派主义，为此党应该感谢我们。我们针对奥勒尔派制订了一整套进攻计划。他们想要讨论？我们建议给他们——以及党——一次彻底的讨论，不漏掉任何一个未得到明确解释的问题。我们的目标是重新教育那些染上了宗派主义病的党员，如果无法改造这些领导，就在党内孤立他们，使得他们无法妨碍党的运动或干扰党的工作。在两党的合并大会上，我们曾乐观地抱有很高的期望，在遭遇了这一切困难之后，我们的期望自然也就降低了一些。
但政治上永远没有笔直的道路可走。那些容易气馁的人，那些遇到挫折和冲突就意志消沉的人，就不应该参加革命政治。这永远是一场艰难的战斗，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一帆风顺。这种情形有谁能预料得到呢？资产阶级社会将自己的全部重量压在几百或几千人身上。这些人如果不能统一思想，如果他们陷入了彼此之间的争吵，那这也是资产阶级世界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特别是先锋队的先锋队——的巨大压力的一个表现。即使在一个革命工人党内，有时也会体现出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严肃的派别斗争的真正源头就在这里。一个人从参加政治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应该去理解这一切；应该从政治的角度来判断它们，并找出解决它们的政治方法。我们就是这样对付奥勒尔派的。我们并没有沮丧消沉，而是从政治上分析问题，决定从政治上解决它。
这场内部斗争瘫痪了新成立的党。工人群众运动的客观因素还不足以招来大量新成员，让我们摆脱内部的派别之争。如果我们一直沿着纯粹独立的运动路线发展，忽视社会党，那社会党内左翼力量的崛起对我们的发展将是致命的。左翼力量在社会党内的兴起，这是多年来最吸引具有激进思想的工人的事实。社会党是一个比我们党大得多的组织。而我们关注着每一个迹象和征兆，我们注意到激进思想正在工人中间复苏，另一些曾脱离政治运动的工人又要重归运动了，他们都加入了社会党，而不是我们的党。他们认为，由于左翼力量的发展，社会党最终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党。这种现象阻碍了工人党招收新党员。这是一个信号，警告我们不能孤立于社会党左翼之外。
在种种艰难困苦之中，财政困难最让我们头疼。在美利坚工人党及其前身进步工人行动协会的发展过程中，米斯蒂的个人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通过这些关系募集了不少资金。米斯蒂于1917年参加了劳伦斯罢工，从此参加工人运动，随后他参加了纺织工人工会，成为其杰出领袖之一。后来他在纽约州卡托纳镇（Katonah）创办了布鲁克伍德工人学院[5]，为了运营这所学院，几年里就花费了大笔资金。1929年他还在布鲁克伍德时就创建了进步工人行动协会。之后他离开了布鲁克伍德工人学院，全身心投入政治。过去他一直都能从对他个人抱以信任、愿意帮助他的各色人等那里弄到可观的资金。他凭借各种活动一直维持着此类援助。这一直是进步工人行动协会和美利坚工人党的关键财源。但自从他与托派联合成立工人党之后，这些捐助就开始减少。他的许多故交亲朋都是传教士、基督教社会工作者、一般的行善者——这些人跟米斯蒂一样出身于宗教界底层。他们愿意支持一个工会，给失业者金钱援助，为工人学院提供资金，让贫苦的工人得以接受到教育，帮助某个“协会”做一些“进步”（不管这有何种意义）的事情。但出钱给托派——即使是米斯蒂？不，这种行为太过火了。托洛茨基主义是一个太过严肃的问题；托派分子太过严肃。米斯蒂曾指望他那些慷慨的捐助者能继续慷慨解囊，为合并后的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资金，但这些人却相继离开了他。
我们首先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活动纲领。合并大会上的热情带来了各式援助，所以在一开始手上比较阔绰。我和米斯蒂进行巡回演讲时，纽约的伙计们觉得他们至少应该弄个像样的总部。他们在第十五大街和第五大道路口租了一套豪华的房子。我想每月租金大概是150或175美元。它拥有为不同职员和要人所提供的各种办公室。他们安装了交换总机——不只是一部电话，而是一台交换机，专门配了一个女接线员，负责给职员、编辑和工作人员接线——我真不明白他们在和谁打电话。如果这能持续下去，倒是很好。但这只是冬季来临前的回暖，不是真正的夏天。1935年的夏天，我们因没钱支付租金被赶了出来。我们不得不充分利用资金，在第十一大街租了一间非常不起眼的老式阁楼。我们撤掉了交换机，决定只用一部电话，就连这部电话也在几个月后因为没钱付费而被停机了。但我们挺了过来。
那段时期内，我们竭尽所能开展党的群众工作。米斯蒂的老组织所创建的全国失业工人联盟（National Unemployed League）在国内许多地方都设有十分活跃的支部，特别是在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部分地区。我认为，对于完成了这般了不起的工作的当地工作者，我们要给予他们一些实质性的帮助。通过这些失业工人组织，我们接触到了数千名工人。但后来的经验，也给我们留下了关于群众工作的有益教训。失业工人组织可以在经济危机时期快速建立和发展起来，人们就很可能对失业工人的意志及革命潜能产生错觉。从一开始，他们就不坚定，很容易被各个击破；他们会像沙子一般从你的指头上滑走。普通失业工人一找到工作，他就想忘记失业工人组织。他不想记起过去的这段悲惨经历。除此之外，长期失业的工人经常会流露出自暴自弃、万念俱灰的念头。在革命运动中，是否还有什么工作，能比试图把这样的组织团结在一起更让人心灰意冷，我倒还真不知道。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需要怀着为革命运动提炼出一些坚固而稳定的力量的希望，长年累月地坚持下去。
我认为，当时的经验使我们确信，在工厂里上班的雇佣工人是革命党的真正基础。那是力量所在，未来的活力和信心所在。失业群众，失业工人组织永远不能取代雇佣工厂工人的基础地位。
当时盛传阿克伦（Akron）的橡胶厂即将爆发罢工。我们几个人前往那里，企图通过一些关系参加罢工。结果什么也没发生。罢工被延期了。我提这事只是为了说明，我们一直在试图接近群众活动，绝不放过一个机会。那年夏天，托莱多的雪佛兰汽车厂工人（Chevrolet workers）举行了罢工。我们的同志在这场罢工中非常活跃。米斯蒂去了那里，对罢工的基层领导人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他的活动使我们得到了很多人的注意，在组织方面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等我有机会观察了他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他的个人品质中有一个缺点。他是一位优秀的管理者、杰出的群众工作者，能很快获得工人的信任。但他有迎合群众的倾向，逾越了一个真正的政治领袖的本分。结果他很少能在持久起作用的纲领基础上锤炼出一个坚固的核心。实际上，在群众工作中，每次米斯蒂做得很好的时候，最终从中获利的却是那些不如他大方随和的政治势力。
在党陷入低沉和内部困难的那段时间内，比登兹开始崭露头角。作为美利坚工人党的领袖之一，比登兹自然随之加入了新成立的党，但他对新党毫无热情。他一直反对合并。那时候他生病了，没有参加工作。在抱怨了几个月后，他打起了小算盘，开始进行公开的反对活动。他指责我们没有贯彻“美国方式”。美利坚工人党一直强调“美国方式”：也就是我们应该用美国工人听得懂的话向他们宣传，要说美国工人的语言，强调美国历史上的各种事件都可以用革命的方式来解释，等等。在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民族主义堕落的斗争中，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总是强调国际主义。当他们刚开始和我们讨论时，米斯蒂派得知我们乐意接受“美国方式”，这让他们十分惊讶。事实上，早在我们这一派还在共产党内的时候，我们就提倡这条路线了。共产党是在俄国革命的鼓舞下成立的，我们曾要求共产党始终要关注俄国，同时留意家里。我们认为，党本身应该美国化，在每个方面都应该去适应美国工人的心理、习惯和传统，宣传时，只要有可能，都应该依照美国历史上的事件去阐述其内容。我们完全同意“美国化”。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人注意到在最近的明尼阿波利斯审判中，我们用了一点这个方法。在质证过程中，施维恩豪特[6]先生企图套我的话，诱使我说出假如陆海军反对工农政府时，我们会怎么做。我援引了林肯在内战中所做的事，回答了他的盘问[7]。
我们都赞成那种美国化，也就是根据美国国情来调整我们的宣传技巧。这也是真正的列宁主义。但比登兹很快就暴露出他所谓的美国化就是赤裸裸的沙文主义。他向我们党的全国委员会建议：应该按照宪法修正我们的整个纲领：应该把我们的革命纲领削减为议会政治的计划。这是可怕的投降，庸人的最幼稚的纲领。比登兹试图在党员中制造麻烦，希望利用党员的无知和偏见。我们十分谨慎地对待党员的反映，因为他是个现场工作者，一线的工人都认识他。到处都出现了流言，说托派都是沉迷于理论争辩的吹毛求疵者，根本不了解群众运动的实情，没有一个群众工作者愿意跟他们扯上关系。有人特地散播这些针对我们的偏见，我们对此非常谨慎。我们根本不在乎比登兹。我们知道他的底细。但我们对他的朋友非常感兴趣，他们都是来自于美利坚工人党的现场工作者。我们对比登兹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措施。我们没有开除他，没有威胁他。我们仅仅开了一个慎重的讨论会。我们开展了一场非常耐心的解释，一次政治讨论，一次政治教育。
我认为，当时就比登兹问题进行的政治教育，堪称我们运动的典范。比登兹从他庸俗的“美国化”纲领出发，最后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果：他把这个纲领兜售给了正在双手挥舞星条旗的斯大林派。他想分裂党，并把富有经验的、宝贵的一线斗士全都拉走。但他注定失望而归，他低估了大家在之前进行的耐心的讨论和共同合作过程中取得的成就。最后他发现自己被孤立了，就一个人投靠了斯大林派。那些基层党员对党组织都很忠诚，他们已经渐渐地从从事一线工作的基层激进分子变成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这需要时间，没有人生来就是布尔什维克。这需要学习，不能仅仅从书本上学习。这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通过一线工作、斗争、个人牺牲、考验、研究和讨论来学习。成为布尔什维克是一项持续很久的工作。但话说回来，当你成为了布尔什维克，你就会有所收获。这些东西会让你变得无所不能，包括完成一场革命。
我们碰到过许多困难，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内部争论，但与就社会党左翼这个问题而进行的主要斗争相比，这些都不过是小儿科。这是所有利益的焦点。1935年六月的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我们就这个问题发动了一场大战。这次“六月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起了显著的作用。没有发生三月时的匹兹堡那样的组织混乱。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要在六月全会上大战一场。我们组织得力、坚定自信，我们准备好了决议，要让全会上的讨论成为党内的公开斗争的跳板，要通过斗争来搞清楚这个问题，并教育全体党员。
我们要求更多地重视社会党。我们面前的证据越来越多，与我们的愿望相反，党并没有吸引到未参加政党的激进工人。少数人参加了我们党，但大多数人都参加了社会党，他们觉得未来的革命党将从它的左翼中诞生。工人如果能加入一个更大点的党，他就不会加入一个小党。不能因此责怪他们；小组织难免缺乏吸引力。我们发现社会党吸引了如此之多的工人，影响了工人党招募党员。尽管社会党左翼并不是有意同我们竞争，但他们的人数更多，所以他们能把那些潜在的党员从我们这里拉走，吸引到社会党一边。社会党拦住了我们的路，我们只能拆掉路上的障碍。
六月全会上，原来的联盟被打破了。伯纳姆加入了我们，支持坎农—沙赫特曼就社会党问题提出的议案。米斯蒂和奥勒尔发觉他们一起站到了另一边。在三月的工人积极分子大会上，米斯蒂一直与我们结盟，但当时政治问题尚未充分暴露出来。到六月全会时，米斯蒂越来越怀疑我们可能在社会党问题上，存在着一些会侵害工人党作为一个组织的完整性的想法。他竭力反对这种想法，同奥勒尔派结成了有实无名的同盟。在某种程度上，他是被阿本及其小圈子推进了这个头脑不清的联盟的；阿本的小圈子算不上派别组织，因为他们毫无原则。这些毫无原则的党内派系争斗专家闯入了这一局面，米斯蒂派、奥勒尔派和阿本派组成的联盟，在六月全会上占了多数。
无论在领导层内部还是全体党员当中，我们都是少数派，我们就是以少数派的地位开始进行反对宗派主义的重大斗争的。我们的纲领简单来说就是：要重视社会党及其左翼的一切发展。这种重视该如何表达？（1）在我们的报刊上发表多篇文章，分析社会党的发展，向社会党左翼的工人建言，以友善的方式向他们提出建议和批评。这将有助于缩短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2）指导我们的党员同社会党左翼建立个人关系，尝试让他们对原则问题、政治讨论以及与我们召开联席会议产生兴趣。（3）在社会党内组织托派的派别组织，派遣约三四十人打入社会党，在社会党内对左翼开展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工作。这三点构成了我们纲领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是暂时搁置组织的发展前景。表面上，这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守势。我们没有说：“我们加入社会党吧。”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说，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加入社会党。我们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留下余地吧。让我们维持工人党，试图通过独立的工作来建设它。但让我们同社会党左翼建立密切联系，以便同他们合并，我们先观望一阵子，看看未来的进展会对这个问题的组织方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当时就算全党都想加入社会党，也不可能做到。社会党的大局被纽约的右翼势力控制着，他们不会允许我们这么做。但我们明白社会党正处于大骚动中，形势会突然急剧转变。我们要为可能发生的任何进展做好准备。我们认为：“也许左翼会被开除出社会党，加入我们党，或与我们党联合成立新党。也可能右翼会分裂出去，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加入社会党，那么为了阻止斯大林派夺取这个运动，我们必须就参加社会党。先暂时搁置这个问题，暂且观望吧。”
这对我们的反对派毫无效果。奥勒尔派提出了一个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建议，宗派主义者总是会这么做。他们说：“任何时候都不要加入社会党，这是原则问题。”为什么我们非要在六月全会上赔上我们的未来？为什么？“因为社会党隶属于第二国际，这个国际在1914年就破产了，并遭到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的谴责。正因为第二国际的破产，才组织了共产国际。如果我们现在或者将来加入社会党，那我们就是替社会民主主义撑腰打气，提升杀害李卜克内西[8]和罗莎·卢森堡的谢德曼[9]和诺斯克[10]之流的信誉。”毫不含糊地说，这大概就是奥勒尔派的实质所在。向他们解释说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出现了新人、新因素、新的政局变化？要向宗派主义者解释清楚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困难的。他们要求我们党在原则上拒绝接受“法国转向”，所谓“法国转向”，是指法国托派打入法国社会党的决定。奥勒尔派拒绝在全世界实行这个政策。我们就原则路线同他们进行了斗争。我们为“法国转向”辩护。我们说，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也要在美国进行同样的转向。
他们指责我们蓄意策划加入社会党，隐瞒自己的意图，企图有步骤地操纵全体党员。许多党员一度相信这种指控，但这没有任何证据。因为我们了解社会党内的形势，所以我们当时不可能采取更加明确的立场了。我们没有提议加入社会党，但我们也拒绝发表反对加入社会党的原则性声明，把未来加入社会党的路给堵死。党不可能被操纵；它必须接受教育——也就是说，只要你还挂念着建设一个革命党，就必须接受教育。我想说，玩弄这种把戏的领导一点也不值得信任。我绝不会认同这种政治。如果你信仰某个东西，要做的事就是正确宣传它，以便尽可能快地进行广泛的教育。一个不能自觉行动的党，即使完全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是没有用处的。闭口不言，而又企图以种种方式炮制出一个纲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后来道学先生伯纳姆教授以身作则，亲自给我们做了示范。按照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任何派别斗争的整个目的并不仅仅是获得优势，赢得一时的多数。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它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
广大党员关注着六月全会的一举一动，讨论如此热烈，我们谁也无法把它遮掩起来。大家对此都很感兴趣，大家也不掩饰，我们日日夜夜进行讨论，这是不是只有在托派身上才独有的——我自己也说不清。一般来说，我们的身体耐力并不比常人强，有些人还不如普通人。不过我不只一次发现，一旦投入政治斗争，为某些政治思想进行辩论的时候，托洛茨基主义者总能比别人清醒得更久、讲话时间更久、发言频率更高。在全会上，我们的长处之一是体能好。我们纯粹是把他们拖垮的。最后，在凌晨三四点钟，累垮了的多数派停止了辩论。三点的时候他们提出了停止讨论的建议，然后我们以这种建议破坏民主为由，又讲了一个钟头，当时他们太累了，也不在乎这民不民主了，但我们还跟雏菊一般富有活力。全会结束后，宗派集团居于少数，不过在最后一刻他们还试图反击。
讨论从全会转移到了普通党员中间。我们决定击败宗派政策，并孤立宗派集团。经过四个月的党内讨论，我们最终赢得了胜利。在讨论的重锤打击下，米斯蒂—奥勒尔联盟破裂了，奥勒尔派被孤立了。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这些左派宗派主义者的不忠变得更加明显。他们破坏了党的纪律，不顾党的禁令在公开集会上散发他们自己的文件。他们抛出了这样的要求：作为一个独立的派别组织，他们要求得到设立自己的报刊的权利。十月全会上，我们通过了一个决议，认为从实际的观点来看，他们的要求是不可能被批准的，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立场来看，他们的要求在原则上是错误的。沙赫特曼写了另一个决议，强调为什么他们的要求是错误的，为什么我们不能给予他们这个权利。不过在后来反对党内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斗争中，沙赫特曼又写了另一个决议，认为他的派别组织应该拥有独立的、双重的刊物，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对我们来说，这个矛盾并不新鲜，也不奇怪。沙赫特曼不但以文笔优美著称，而且善于将不同的观点加以发挥，他可以从两个方面阐述问题，我觉得，任何人都应该得到应有的评价，沙赫特曼确实有这样的本事。
十月全会拒绝了奥勒尔派的要求，经米斯蒂提议，给予他们严厉的警告，要求他们不得再违反党纪。他们无视警告，继续有组织有步骤地违反党的纪律。据此，在十月全会后他们被开除出党。
正当这些事情在我们党的队伍当中发生的时候，社会党内的事态到了紧要关头。社会党的右翼集中于纽约，以兰德学校[11]、《前进日报》和工会官僚为首，他们在斗争中逐渐咄咄逼人，他们发现自己处于少数，便在1935年12月主动分裂了出去。社会党内的形势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右翼的脱党使我们获得了大好良机，我们正好可以趁此机会与不断壮大的社会党左翼建立直接联系。多亏我们彻底解决了与宗派分子的宿怨，我们才能腾出手来，做好准备，把握住这个机会。
[1] 无产阶级党（Proletarian Party），成员最初是密歇根地区社会党人，因左翼立场而被开除；共产党成立后，曾短暂归属于它，1920年分裂了出去；该组织是一个没有行动能力的宣传团体，1930年代早期发生过几起严重的分裂，带走了大批党员，30年代末期组织瓦解了。
[2] 战士，即社会党内的“战士派”，为中派倾向，由诺曼·托马斯领导，在1934年的社会党大会上赢得了党内的大多数地位。
[3] 无党派劳工保卫组织（Non-Partisan Labor Defense），由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与美利坚工人党合作，在1934年成立保卫工人阶级的联合阵线组织。
[4] 约瑟夫·扎克（Joseph Zack，1898—1963）全名为约瑟夫·扎克·科恩费德（Joseph Zack Kornfeder），出生于奥匈帝国，1915年移民美国，1919年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30年任共产国际驻南非代表；1934年秋退出美共，加入合众国共产党，随后又脱离，最后投向反共阵营，扎克的妻子是俄国人，留在了莫斯科，在大清洗年代受到了影响，被关押了18年之久，扎克多次通过美国政府要求释放其妻子，均未成功，由此逐渐仇视斯大林和苏联，这也是他最后投向反共阵营的一个因素。
[5] 布鲁克伍德工人学院（Brookwood Labor College）是美国工会运动成立的一所的学校，1921年成立于纽约州卡托纳镇，首任理事长是米斯蒂。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所住宿制的工人学院。1928年以前布鲁克伍德一直得到美国劳工联合会下属各工会的支持，1928年起，由于布鲁克伍德的教学方针越来越激进，美国劳工联合会中断了对它的支持。1937年由于财政困难而关闭。它是美国工人运动史上影响最大的工人学院之一，被誉为“工人的哈佛”。
[6] 亨利·阿尔伯特·施维恩豪特（Henry Albert Schweinhaut，1902—1970），美国联邦法官，曾任华盛顿特区副检察长、司法部长助理等职，1941年明尼阿波利斯审判中担任控方检察官。
[7] 该对话收于《法庭上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on trial）—坎农当年的审讯记录中。当时控方检察官施维恩豪特问坎农，如果他当选总统之后，美国陆海军将枪口对准他的政府，他会怎么做。坎农回答说，他会效仿林肯，1861年林肯当选为总统时，美国军队中的一支优秀的部队和它最好的军官反叛合法选举产生的林肯当局。林肯招募了新兵，给予叛军打击。
[8] 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1871—1919）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家，其父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1900）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建者之一。卡尔在一次大战时是德国国会中唯一投票反对军事预算的议员，因反战被逮捕入狱。他团结德国左派先后成立“国际组”（International Group）、斯巴达克斯同盟和德国共产党。1918年11月革命时是主要组织者，1919年1月15日和卢森堡一起遇害。
[9] 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1865—1939）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印刷工人，于1918-1921年之间镇压德国工人阶级运动，曾于1919年2到6月出任德国总理。
[10] 诺斯克（Gustav Noske，1868—1946）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木工。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组织军队，屠杀左派和工人，致使左派领袖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遇害。后曾担任议员与国防部长。
[11] 兰德社会科学学校（Rand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是美国社会党于1906年在纽约建立的一所学校，目的是为工人提供进一步教育，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并进行社会研究，为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的活动家进行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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