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第十一讲 美国的法国转向
政治与组织的较量·社会党的分裂·与“战士派”谈判·参加社会党的条件·1936年3月大会·斯大林派在阿伦敦的代理人·打入社会党
上一讲讲到了我们与奥勒尔宗派分子在1935年十月全会上进行的党内斗争的结局。历经四个月的讨论和派别斗争之后，六月全会上形成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剧变。六月全会上的少数派已赢得了党内多数人的支持。除此之外，在六月全会上对抗我们的极左分子奥勒尔派与米斯蒂派的隐秘联盟已在十月全会上发生破裂。米斯蒂本人认为必须与沙赫特曼—坎农派联合起草一个决议，奥勒尔派要想留在党内，就必须遵循这个协议定下的条件。鉴于他们采取的不忠诚的态度，可以看得出，这预示着他们即将被开除出党。情况就是这样的。他们未能遵守十月全会制订的规章制度导致了他们被开除出党。
从米斯蒂与奥勒尔结成不幸的联盟的这段经历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个明确的政治教训。无原则的联合将不可避免地给一个政治团体带来灾难。这样的联盟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米斯蒂的错误就在于，他在六月全会上与奥勒尔派结盟，之后，这种行为极大地削弱了他在党内严肃对待纲领的人中的地位。但必须指出，当他无法再维持自己的立场时，他从中抽身而出的做法，要比沙赫特曼后来从他与伯纳姆结成的无原则联盟中脱身的做法更值得称赞。一旦米斯蒂清楚了解到奥勒尔派不忠于党，与我们决裂时，他就毫无客气地与他们断绝联系。然后与我们携手，将他们边缘化，并最终将其开除出党。沙赫特曼紧抓着伯纳姆的衣服下摆不放，直到最后——直到伯纳姆将他甩开。
开除了宗派主义者之后，党内的两个派别——曾经支持阿本派的米斯蒂派，以及那时成为全国委员会和党员中多数派的坎农—沙赫特曼派——达成了不稳定的停战协议。这种不稳定的停战据以存在的基础，是就党的实际任务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上达成的半心半意的一致。社会党左翼的幽灵仍游荡在工人党的头上。问题依旧存在。但解决问题的手段还不成熟。甚至在1935年的十月全会上，我们仍未提出加入社会党的提议。经常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掩饰自己，企图在不让广大党员了解实情，并赢得广大党员的赞同的情况下，操纵党加入社会党，也许某些党员至今仍然这样以为，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子的。真正的原因是：当时社会党内的形势不允许我们加入。只要右翼“老近卫军”[1]还控制着纽约的组织，托派就不可能打入社会党。“老近卫军”永远也不会允许这种情形发生。因此我们没有提出这种提案。
事实上，恰在那时，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开了一次会议，在会议上软弱的“战士派”可耻地屈从于右翼分子。“战士派”集团的普通成员都反对这种行径，在他们的压力推动下，领导层又倒向左边。此时还不能断言社会党内这场斗争的结局。我们只能观望。我们觉得，社会党内的根本问题还未解决，因为党内的形势还没有明朗化。
在这段时间里，先进的、未参加于任何党派但或多或少拥有激进立场和阶级意识的工人都关注着社会党。因为它是一个较大的党。他们说：“我们先观望一下，看看社会党或工人党哪个才是美国激进运动的真正继承者。我们得先看看社会党是不是真的会向左转。如果这真的发生了，那我们就能参加一个比工人党更大的革命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党很难招募到新党员。
在社会党的问题上，工人党内争执不休，尽管当时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派反对另一派的任何提案。大概那时我们都在加强着工人党的力量，领导我们独立的鼓动活动等等。既然我们说自己没有提出加入社会党的任何提案，从原则出发，他们也就没法反对这个提案，因为他们也赞成“法国转向”。然而，两派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他们将发生在社会党内部的骚动看作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这种问题是应该避免的。每次社会党内的派别斗争发生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烦，因为这样会影响了我们对自己的组织的关注。他们将社会党仅仅看作是一个与自己竞争的组织，不去观察社会党内正在彼此冲突的各种派别和倾向，而这些派系当中有一些最后必然会与我们合流。这是一种组织方法。我觉得这很好地概括了米斯蒂当时的态度。“不要去关注社会党，那是一个竞争性的组织。”从形式上说，的确是那样。但是社会党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死敌。另一部分则有可能成为布尔什维克。在一场革命运动中，对组织的忠诚和信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对组织的迷信，尤其是在一个小组织中的一派尚未证明自己有权领导这个组织的时候——会造成组织失去方向。而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对待这个问题的，我们考虑得更多的是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而不是组织方面。我们并不认为社会党内的纷争是影响我们的党的建设工作的麻烦。正好相反，我们把它当成机遇，为了我们运动的进步，必须把握住这个机遇，而不管它最后可能会采用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工作重心要转向它，尝试用一些方法来影响它。就像我所说的，两派在当时的实际提议并没有很大的不同，但对待社会党的问题的态度却是根本不同，这迟早会导致我们之间的冲突。一个团体的组织问题是主要的，但政治路线却是决定性的。不明白政治原则高于组织问题的人无法成功地创建一个革命组织。组织问题只有在为政治路线和政治目标服务的时候才是重要的。单独来看，组织问题一点也不重要。在那个特殊时期里，虽然关于社会党的问题仍悬而未决，但米斯蒂的姿态似乎比我们更加积极明确。米斯蒂的简单方法吸引了一些同志。“远离社会党，建设我们自己的党。”——态度鲜明而积极。但米斯蒂方案的所谓优越性只是徒有其表。那时社会党内新发生了一些小的事件——这是米斯蒂派的永恒苦恼；在一口沸腾的大锅里，总在不断产生着一些事——我们必须将注意力转向这一点，并在我们的报刊上撰文对其进行分析。
这次发生了一些事情。出现了一个转机，可以让我们一举解决所有的疑问，并直接地把打不打入社会党的问题提了出来。陷入剧烈纷争的社会党于1935年十二月开始大规模分裂。社会党右翼控制着纽约的党机关，但由于左翼力量的增强，左翼已经在由来自各支部的代表组成的纽约市中央委员会里占据了多数，右翼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右翼不肯承认左翼已经占据多数这一事实，拒绝遵循民主程序，而是像职业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种情况下总是会做的那样，亮出了自己的獠牙。他们顺理成章地回过头来，开除和重组了不少“战士派”的支部，促使了社会党进一步分裂。在这个事例当中，就跟以往的例子一样，那些整天叫嚷什么布尔什维克主义“搞独裁”、“太严苛”的社会党还有其他一切小资产阶级集团，都暴露出了他们所谓的“民主”的真面目。他们整天挂在嘴上的“民主”，一碰到考验，就全都露馅了，无非都是满嘴谎言。他们以民主的名义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是当他们的利益和控制权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才不会服从民主，服从普通成员的多数派呢。这些组织搞的是假民主，他们可以容忍大量的言论和批评，只要不对他们对组织的控制产生任何威胁。但当他们的统治受到挑战时，他们每次都会使用最粗暴的官僚镇压手段来对付多数派。在组织问题上，这就是他们的真实面目，这就是一切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真实面目，不管他们长什么肤色，属于哪个派别。甚至被神化过的诺曼·托马斯[2]也不例外，我以后再讲讲这件事。顺便说一下，这也是一切从第四国际中分裂出去的宗派主义团体的真实面目，他们对托派运动中缺乏民主哭哭啼啼，抱怨不停。他们一成立自己的组织，就建立起了真正的专制统治。例如，奥勒尔派一成为一个独立的团体，那些被他对托派组织中的官僚主义的激烈抨击所引诱的人就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碰到的是更为严酷专制的官僚主义。
纽约社会党右翼的分裂预示着全国性分裂的开始——我们对此确信无疑。出于他们自己的原因，社会党右翼决定甩开那些激进的普通党员，以及那些正在讨论革命的青年力量。他们的这一考虑为时已晚。他们期待1936年的大选，在他们的思维里，支持罗斯福已经成为了一件确凿无疑的事情。他们不过是在找个好借口，来抛开激进的基层党员和那些仍然认真对待社会主义的青年。这次发生在纽约的分裂表明我们采取行动的时机已到，且刻不容缓。当社会党的纽约组织的这一重大事件发生时，我正好在明尼阿波利斯。1934年发生过的事情又惊人地重现了一次。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罢工期间进行的一次讨论，促进了我们与美利坚工人党的合并。而这次，一场深刻的政治转向，又是开始于我与明尼阿波利斯的领导同志举行的非正式会谈。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行动，趁着新的官僚形成和斯大林派的影响巩固之前，社会党还是一片混乱的时候打入社会党。我们这一派，即坎农—沙赫特曼派的整个领导层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我们派的普通成员已经在长期的内部斗争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做好了准备，并且完全接受了领导层的政治路线。他们全体一致地支持这一计划。他们克服了所有对“法国转向”、“独立”原则的偏见，以及所有夸夸其谈的宗派主义者的其它毛病。当能够带来政治利益期望的机会出现时，他们准备开始行动。行动的时机来了。
然后所有与采取行动有关的事情都没有过多延误，没有轻率，也没有踌躇和犹豫。日常宣传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但仅此还不足以建立起一个政党并让它快速壮大起来。日常的原则阐释也是不足够的。一个政党必须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并及时去做。在这种特殊的状况中，如果我们要充分利用工人运动的先锋分子中间的剧变形势，我们下一步就应该抓紧机会，接近社会党，促使托派工人与社会党中那些至少主观上希望成为革命者、正在向我们接近的基层党员和青年群众联合起来，把我们的工作向前推进。美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打铁就要趁热。不知你们有多少人能认识到，这种表达方式，在那些从机械的角度来理解它的人看来，是何等的生动。这句话一直是我最喜欢的政治格言，它总是会让我们想起小时候的情形：我们站在铁匠铺前，出神地看着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干活时的样子。他敲着他的节拍，怡然自得地吸着烟斗，跟人们聊着天气和当地政治。有马被牵来钉马掌时，他就会不慌不忙地用风箱给上面的熔炉打气，直到火呈现白热状态，马掌变得又红又热。然后，就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铁匠脸上的疲劳神色一扫而空，完全变了个人，他用巨大的钳子夹着马掌，把马掌放到砧板上，趁马掌还红热的时候，用铁锤敲敲打打。否则马掌就会变硬，他就不能把马掌打成合适的形状了。如果我们让社会党内的这次时机冷却下来，就会错失良机。我们必须趁热打铁。当时有一个危险，就是斯大林派正在向社会党施加强大压力，他们有可能抢在我们前面，让西班牙的悲剧重新上演。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在政治谱系中，洛夫斯东派显然比我们更接近美国社会党，这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中派分子，他们可能会明白自己接下来该做什么，并抢在我们前面打入社会党。
在我们实施打入之前，有两个小小的障碍需要克服。第一，我们必须召开一次党员大会来批准这一行动。第二，我们在加入社会党之前必须要得到社会党高层的允许。米斯蒂派号召自己的追随者为工人党的“独立”和“完整”进行最后的斗争，在召开党员大会之前，我们必须同他们进行一次更加激烈的派别斗争。他们认为，我们的提议等于解散主的教会，并加入异端的社会党，他们以神圣的热情来反对我们。他们保卫工人党的“独立性”是因为认为它是圣经里的诺亚方舟，而我们却将世俗的手放在了它的上面。毫无疑问，这场激烈的斗争带有半宗教性的狂热成分。但这对他们并没有多少帮助。绝大多数党员一开始就明确站在我们这边。
我们开始和“战士派”的领导层洽谈我们加入社会党的条件。跟这帮打肿脸充胖子的“英雄”的谈判之奇特，天下少见。我可忘不了他们。我也算是见多识广了，啥稀奇荒谬的玩意没见识过，可我相信，像跟社会党“战士派”的这些大头头的谈判这般奇特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我还真没碰到过。他们都是昙花一现的人物，只在当时有点重要性，可他们没有自知之明。他们只看见了自己在哈哈镜中的倒影，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以为自己成了革命领袖。可除了自己的想象以外，他们根本拿不出任何证据，能证明自己有资格领导任何人或任何组织，更何况是领导一个革命党，革命党与其他运动不同，它对自己的领导层的品质和特征有着独特的要求。他们缺乏经验，也经受不住考验。他们无知、无能、心胸狭隘、胆小懦弱、背信弃义而又软弱无能。他们还有其他缺点。我们提出了加入他们党的申请，这让他们左右为难。他们大多数人都希望我们参加社会党，这样就能平衡右翼的力量，还能帮他们抵挡斯大林派，对于斯大林派，他们既怕得要死，又想靠拢过去。他们既希望我们参加社会党，又担心我们参加社会党之后可能会搞什么名堂。他们从头到尾就没弄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此外，我们还得帮他们下定决心。
扎姆，这个前洛夫斯东派，这个共产主义的叛徒，正在倒向社会民主主义。在他向右转的过程中，偶然碰到了一些正在向左转的青年社会党人，在那一刻他们似乎是一致的。但实际情况并不是那样，他们不过是在十字路口碰到而已。
格斯·泰勒[3]，是一个很聪明的小伙子，他唯一的问题就是缺乏个性。他能够在战争问题上从列宁的立场出发，同一个斯大林派的领袖争论，并能非常正确地指出列宁的立场，然后又能为制衣工会的骗子手们工作，为他们的纲领——包括战争纲领——进行“教育工作”，最后又做出一副委屈的样子，责怪大家为什么都对此感到惊讶和震怒。没有个性的人就像没有智力的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对此很奇怪。
默里·巴伦（Murry Baron），是个聪明的年轻大学生，在杜宾斯基[4]的默许下，当上了工会领导人。他的生活水平很不错，他也认为自己必须将这种生活维持下去。与此同时，他却轻率地对待领导革命运动的任务，就好像自己是一个旁观运动的爱好者似的。
比米勒（Biemiller）和波特[5]来自威斯康辛州，他们年纪轻轻，才三十来岁，却已经像欧洲的社民党人一般年老昏聩了。如果说他们曾被炽烈的理想主义所激励过的话，那他们现在已经失去了这种热情，他们从周一到周六都在忙于欺骗工人的各种勾当，只有在星期天才装出激进的样子。他们差不多都一样差劲。然而他们却领导着社会党左翼，我们不得不同他们所有人进行谈判，这些人当中就包括诺曼·托马斯，他名义上还是党的首脑，但正如托洛茨基曾很好地阐述过的那样，他只是因为误解了社会主义才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
我们的难题就是要让这帮乌合之众同意我们加入社会党。为了达到目的，我们必须谈判。这是个非常困难和棘手的工作，非常令人不快。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会为了党奉献一切，即使他必须在泥泞中匍匐前进。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拉他们过来谈判，用尽千方百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他们总算同意让我们参加社会党。这可没有给他们打个电话说：“咱们星期二下午两点见个面谈谈吧”这么简单。这是个长期、复杂且曲折的过程。虽然我们当时的谈判是正式且集体进行的，但我们也有一些单独的、个人的工作。他们中有个人叫扎姆，背叛了共产主义，他似乎以为既然我们想加入社会党，就一样会做出背叛共产主义的事。出于个人原因，他希望我们参加社会党，并且也对促成这件事出了一些力。他非常害怕斯大林派，希望我们能成为他们的一种制衡势力和对抗力量。在与社会党左翼的领导层进行正式讨论之前，我们都会与扎姆进行私下讨论。我们总是能抢先料到他们的下一步计划。
除此之外，他们内部并不团结，党员之间并不尊重彼此，我们便很自然地利用了这两点。正在我们打入社会党的时候，我们还进行着另外一项独立的侧翼行动，直接同托马斯本人进行联系。在西德尼·胡克的人生与政治生涯中，协调安排托派与托马斯会面是他最后一项进步之举。可能他觉得自己欠了我们的情，应当加以回报。也许对青年时期的感伤怀旧打动了他，那时候他曾认为革命是非常好的。总之，他安排了我们与托马斯会面，加强了对“战士派”的压力。最后他们同意接纳我们加入社会党，但要我们付出代价。
他们制定了非常苛刻的条件。他们罔顾社会党让所有派别组织都能拥有自己的报刊的传统，罔顾《呼唤》（Call）已经成为“战士派”的机关刊物的事实，要求我们必须放弃自己的报刊[6]。社会党内所有派别组织、各州和各地方组织都有权拥有自己的刊物。他们对我们提出了特殊的要求，那就是我们不能拥有自己的刊物。他们逼迫我们放弃《战士报》和我们的杂志——《新国际》。他们拒绝让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加入社会党，拒绝让我们享受作为一个整体被社会党接纳的尊严与荣誉。我们只能以个人名义向社会党的每个地方支部申请参加，这样就给地方支部留下了拒绝我们参加的后门。我们必须以个人名义加入，因为他们想羞辱我们，迫使我们解散自己的党，同我们的过去卑躬屈膝地决裂，并让我们重新成为社会党“战士派”核心领导层的门徒。这是令人十分愤怒的事，但我们不能因为个人感情而影响自己的路线。我们向列宁学习了很久很久，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服务。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有如此之多的附加条件，我们却仍未破坏谈判进程并找借口单方面终止谈判。每当他们表现出冷漠或者推托的迹象时，我们都会反复提醒他们，并给谈判留下转圜余地。
与此同时，我们党迎来了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很快就会显示出党内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坎农—沙赫特曼派关于打入社会党的提议。我们的提议也得到了托洛茨基的支持。这一点起了很大作用，让普通党员相信这是一招妙棋，而并不是像奥勒尔派说的那样，是对原则的背叛。1936年三月的全国大会最终批准了这个决议，这只是走个形式罢了。支持打入社会党的提议的人占了压倒多数。反对派人数剧减，变成了一个小团体，结果他们事实上除了接受决议、服从纪律并跟我们一起加入社会党之外别无选择。
1935年夏天，发生了一些无原则的政治活动，结果在那次大会上，这些活动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就是无原则的联合所招致的严厉惩罚。这次事件是阿伦敦（Allentown）事件的余波，那是一起在我们党历史上相当著名的事件，参加过当时的斗争的人对它依然记忆犹新。阿伦敦曾是美利坚工人党的一个重镇。美利坚工人党在当地有着相当庞大的组织，并且领导着由失业工人组成的全国失业工人联盟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运动，这个当地组织完全由米斯蒂派组成。阿伦敦组织的许多成员加入运动的时间很短。他们是通过失业工人的活动而参加美利坚工人党的，他们还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教育，以便把他们的群众工作的成果转化为政治上的成果，并在那里建立一个坚固的政党核心。我们为此派了几位同志去帮助他们。对于青年人，我们派出了一位名叫斯蒂勒（Stiler）的年轻同志。对于成年人的活动，我们派出了萨姆·戈登[7]同志。这两位同志的职责是在群众活动的时候，帮助对阿伦敦的同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那里的同志强烈表示愿意与我们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联合起来。派别之争妨碍了这些计划，阿伦敦一度是一个传染中心。
斯蒂勒的背叛引发了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党信任他，才把他派去了那里，可他却与落后的环境同流合污。他成了以阿伦敦为据点的美利坚工人党内最坏的分子的工具和拥护者。有两个人，一个叫赖克（Reich），一个叫哈利特（Hallett），他们与米斯蒂派的一个全国领导人阿诺德·约翰逊（Arnold Johnson）关系密切。他们俩把阿伦敦变成了反对党内每一个进步倾向的据点。阿伦敦的组织一次又一次地偏离了党的群众工作路线，走上了斯大林主义的歪路。萨姆·戈登同志如果阻止他们，当地就会发生重大斗争。然后，要么是全国委员会的代表去阿伦敦，要么是他们的代表来到纽约讨论问题。我们就会连续花费好几个小时来阐述和解释，努力澄清问题并教育阿伦敦的同志。我们最开始以为这没有什么，但是当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发生时，我们不由得注意到每一件突然爆发的事情都有一个相同的显著特征。
无论每次争吵怎样开始，也无论直接冲突可能以怎样的方式结束，阿伦敦同志的立场总是会遭到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感染。一开始我们认为，这些背离党的方针路线的行为，可能只是一些倾向，是斯大林主义运动对他们造成的压力的体现，而不是斯大林派的特务蓄意破坏。我们仍然对他们的可疑迹象作出善意解释，就连他们开始表现出对组织不忠的迹象、破坏党纪、破坏工人党的统一行动、在失业工人联盟中同斯大林派勾结起来反对自己的同志的时候，我们仍是如此。我们不断地与他们作斗争，但我们的目的只是要教育他们。
碰到这种事情时，我们的运动的政策向来是利用这些错误和背离党的原则的行径，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进行正确而细致的教育，帮助教育犯错误的同志，而不是进行人身攻击。在这些以具体事例或其他情况为依据的具有教育性的讨论中，党内许多同志接受了真正意义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教育。在这次事件中，我们也尝试用这种方法。
我们不仅试着教育在阿伦敦的同志们，还要教育整个党：从革命的意义上看，与斯大林主义的调和意味着什么。但这些人是米斯蒂的私人朋友，因此米斯蒂袒护他们，阻碍了我们的工作。出于派别原因，米斯蒂袒护他的朋友，让他们去同那些正在保卫正确的政治路线的人斗争，而就连米斯蒂自己也承认这些人保卫的是正确的路线。米斯蒂没有明确的和我们站在一起，去向阿伦敦人施加压力，而是站在了双方之间，试图和稀泥，还阻止我们针对那些最恶劣的违纪行为采取纪律行动。激烈的派别斗争让米斯蒂昏了头，他从派别出发，袒护自己的朋党。这是对革命党最严重的亵渎。党内我们应当保护的，首先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纲领。对于我们的朋友，最合适的行为就是教给他们布尔什维克纲领，而不是袒护他们的错误。如果你一味偏袒，你和你的朋友都将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坦慕尼协会是建立在个人利益的相互交易之上的，所以这种以利益交易为基础的友谊在坦慕尼协会里完全行得通。但友谊——在个人生活中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必须始终服从于运动的原则和利益。米斯蒂有一次做出这样的事情之后，我曾对他说过：“总有一天，你醒来时会震惊地发现，阿伦敦的斯大林派正企图叛党”。
他不听，依然我行我素。某些人还在继续助长他的错误。米斯蒂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原理和传统接触得并不多。这也许能减轻他的罪过。但是，米斯蒂出于派别的原因，袒护了斯大林派，他受到了阿本及其个人朋党的拥护和怂恿。关于这些人我不想多说，需要说的我已经在我的著作《为争取成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中说过了。
米斯蒂和阿本的冒险行为在1936年3月的大会上引起了激烈争议。《工人日报》为了报答米斯蒂对阿伦敦的斯大林主义倾向的袒护，特意发表文章把他夸了一通，而就在我们的代表大会召开那一天，赖克、哈利特和约翰逊竟然参加了共产党！就在我们召开代表大会那天早上，米斯蒂的“朋友们”发表声明，谴责了“反革命托派”。这是对早已名声扫地的米斯蒂—阿本派系最后的致命一击，他们不得不咽下自己酿下的苦酒——他们出于派别原因一直袒护的人，结果却是斯大林派的代理人，企图分化和瓦解当天召开的代表大会，这让他们蒙受了最终的耻辱。幸好这些叛徒遭到了彻底的孤立；他们的所作所为仅具有个人意义，并没有对党和代表大会造成任何影响。只是让前几个月一直盲目袒护他们的派别更加名声扫地罢了。而另一方面，由于多数派一直贯彻执行明确的原则路线，与这桩丑闻丝毫没有关系，这样的结局也加强了多数派的威信。
我们在代表大会占有压倒性优势，已经势力大减的少数派只能接受这一决议。他们对此已无能无力。社会党在几周后的克利夫兰代表大会上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同右翼决裂，而我们遍布全国的党员开始在全国领导机关的指导下，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党。即使在最后一刻，我们还是能觉察到有人怀疑这是背叛。我们向全国各地的同志建议：“快，别犹豫。别计较那么多，快加入社会党，趁还有时间。不要等他们做出正式的让步，否则他们又要以此为借口，重开讨论改变主意了。”
但没有人欢迎我们，没有人友好地拍拍我们的肩膀，社会党的报刊上对我们的加入一个字都没提到。什么也没给我们。这些吝啬鬼甚至连一个支部的组织者的职位都没有给我们党的领导者——一个也没有。斯大林派高声嚎到：“你们永远也不能消化这些托派分子。”他们警告社会党的领导人，托派分子进来后，会出事的。这话把那些“战士派”的脸都吓绿了。他们接受我们的方式真卑鄙。如果我们意气用事，为了我们的荣誉，我们会说“见鬼去吧！”然后拂袖而去。但为了我们的政治目标，我们没有这么做。
我们对中派做出了羞辱性的退让，对此我们并不斤斤计较。我们只是告诫自己：为了执行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任务，这是我们不得不付出的买路钱。
我们满怀信心地加入社会党，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团体，有着必定获胜的纲领。没过多久，社会党的领袖就开始后悔了，他们恨不得从来没有听说过托洛茨基主义，企图重新考虑接纳我们的决议，然而已经太晚了。我们的人已经打进了社会党，并展开了融入地方组织的工作。在1936年6月出版的最后一期《战士报》上，我们发表宣言，宣布：我们加入社会党，《战士报》暂停出版。我们很明确地阐述了我们的立场，没有人会误解我们了，谁也没有理由认为我们是作为共产主义的残兵败将和变节者而加入社会党的。我们宣布：“我们加入了社会党，但我们没有改变自己的思想，我们仍是我们”。我们怀揣着征服世界的思想再次踏上征程。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一个好年景，我们将在社会党内取得许多成果。
[1] 老近卫军（Old Guard），社会党的右翼领导层，1934年成为党内少数派，从社会党分裂了出去，1936年组建了社会民主联盟（Socia Democratic Federation）。
[2] 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1884—1968），1928-1948年六度任美国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1934年是社会党内中派“战士派”的领导人。
[3] 格斯·泰勒（Gus Tyler，1911—2011），社会党领导人，《社会主义呼唤》（Socialist Call）的编辑，随后离开社会党，任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主席助理。
[4] 大卫·杜宾斯基（David Dubinsky，1892—1982），美国劳工领袖，社会党人，1932-66年任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主席，1936年带领该工会组织加入产联，1938年又退出，1940年重新加入劳联。
[5] 保罗·波特（Paul Porter），威斯康辛州社会党右翼领导人，在1937年3月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发表一部拥护斯大林主义的小册子《社会党的路在何方？》。
[6] 托洛茨基提出“打入策略”时，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打入某组织的托派小组必须要有自己的刊物。1954年坎农在给一同志的信中（《致乔治·布雷特曼（George Breitman）》，1953年3月1日）总结了1930年代这次打入的经验，认为当时美国托派屈从社会党放弃了自己的刊物，有如下两个原因：一、以个人身份提前打入社会党的艾伯特·戈德曼创办了油印小报，可以作为托派党团的刊物；二、美国支部成员在思想上、经验上以及成分上比欧洲支部要更强大，即使原来的党派解散了，也具有凝聚力和团结性。坎农说，打入不是一个原则，有利有弊，成败得失取决于革命党的干部和领导层。
[7] 萨姆·戈登（Sam Gordon 1910—1982），1929 年加入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1934年当选为合众国工人党的全国委员会成员。二战期间与纽约的第四国际领导人共事。作为观察员参加了1946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预备大会，二战结束后，担任社工党驻欧代表，1952年定居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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