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第十二讲 打入社会党的托派
社会党内的各种倾向·世界形势·西班牙内战·莫斯科审判·法国事件·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加利福利亚的社会党·《社会主义呼声报》·《劳工行动》·“社会主义呼声大会” ·《社会主义呼声报》遭禁·禁言令·托派被社会党开除·被开除的支部的全国委员会·芝加哥大会·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
本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讲的是我们在社会党内的将近一年时间，以及我们既不在社会党内，但又没有脱离它，而是走向另一个目标的半年时间。讲课时我反复强调过，党的策略，是由党所无法控制的政治与经济因素所施加给党的。政治领导层的任务，就是要弄明白，在特定形势下，哪些事情是可能做到的，哪些事情是必须做到的，又有哪些事情是不可能做到的，哪些事情是不必要的。这可以说是政治领导的精髓所在。一个革命政党——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活动受限于客观环境。有时，客观环境会使党遭到失败与孤立，无论领袖与党员做什么都于事无补。在其他情形之下，客观环境产生了胜利与进步的可能性，同时却又限制了它，使它不能赢得更大的胜利和进步。党总是在一系列不由自己创造的社会因素中行动。它们是社会发展进程的体现。
有些时候，就算是最好的领袖也无法使党前进一步，这样的时期并不少见。比如，我们运动最伟大的导师与领袖马克思与恩格斯，几乎被孤立了一辈子。就是在他们的壮年，他们也无法在自己生活与工作的英国建立起强而有力的组织。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犯了过错，也不是因为他们无能，原因在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英国工人还没准备好去聆听革命的语言。
我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诞生的最初时期，也就是1928年到1934年这段时期，正好是世界工人运动被反动和停滞扼制住的漫长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无法避免孤立。在那段时间里，整个世界似乎都压在一个小组织、一小批死不改悔的坚定分子身上。在那段时期，信仰不够坚定的人——特别是那些缺乏理论悟性，对现代社会以及把危机转化为革命的法则不够理解的人——半途退出了。在那最黑暗的反动与孤立的时期，只有托洛茨基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预见到了新一波高潮必将到来，并自觉地通过两种方法着手准备：首先是为新时期的党拟定纲领，其次是为未来的革命党集结起了一批预备干部，并坚定了他们对于未来的信心。听了前面的讲座，就会知道我们对未来的信心是合理的。当世界工人运动开始走出僵局时，特别是在1934年初，新一轮群众运动开始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出现了。当这种新局面刚刚出现时，我们受到了考验，得到了机遇。这已不再是安享孤立、大谈理论的时期。而是应该积极投入阶级斗争之中、将理论运用于实际的时期。我们确信机会就在眼前，我们决心把握机会，投入行动，这导致了我们同宗派分子和极左分子发生冲突。为了前进，我们不得不同他们斗争，击败他们，而我们也做到了这一点。在明尼阿波利斯罢工中，我们在经济性群众运动方面进了一步。与美利坚工人党的合并，则是在建设一个严肃的美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这些进步的行动仍然只是前进路上迈出的几步，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成就的局限性。在更加复杂的形势中，我们还需要政治上的主动性和果断的行动。
建设一个终将领导美国无产阶级赢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党，是一条艰难而又曲折的漫漫长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组织打入美国社会党，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抓住时机，在恰当的时候打入了社会党。在政治上，时机常常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时不我待。忘了这句话的政治领袖只能徒呼奈何。这句话用法律方式来说就是：“时间是契约的精髓。”这条经验已为无数次的政治斗争所证明。重要的不只是你做出什么决定，还有你在什么时候做出决定，你做出决定的时机是否恰当。
我们打入社会党的时候正巧不早也不晚。在那段时间里，社会党极大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它是个成分复杂的党，一个中派分子的大杂烩，它既缺乏领导，又孤立无助，种种外部事件，还有种种压力，都在挤压着它。它无法独立生存。1936年我们打入社会党时，它就已经处于剧烈动荡和崩解之中了。无论如何，社会党注定要被撕裂。剩下的问题只有：这个在历史上不具有独立的生存可能的党，会在什么时候、沿着什么样的路线崩溃瓦解。
社会党内有一个有力的运动，它虽然还没有完全的自觉，但倾向于同罗斯福政府、进而同资产阶级社会妥协调和。共产党机关拥有雄厚的财力，它凭借自己的宣传和物质资源，对缺乏领导的社会党工人产生了巨大影响。问题在于，这个中派主义政党中潜在的革命力量——工人积极分子和叛逆青年——是会被这些力量吞没呢，还是会与托派干部结合，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只有在我们打入社会党后才能得到检验。托派要想接触到社会党的这些潜在的革命分子，只能打入社会党，原因很简单——他们并不打算参加我们的党。政治上的必要始终高于组织方面的顾虑，所以当政治上要求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就必须抛弃掉对组织的盲目崇拜。
我们加入社会党，其背景是国内外接连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正当我们在商量参加社会党时，法国发生了静坐罢工，那是一场货真价实的革命。1936年春天，产联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开始了，无论是在参与人数、群众的战斗性，还是在无产阶级的下级阶层的广泛参与方面，这次高潮最后都将把这场伟大的运动推上美国有组织工人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产联的造反，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法国静坐罢工的影响。西班牙内战即将全面爆发，它以最尖锐的形式，重新提出了第二次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获胜的前景。在这场内战之中蕴含着西班牙革命，如果西班牙革命能成功，就能改变整个欧洲的面貌。数月之后，莫斯科审判震惊了全世界。
这一系列撼动世界的事件，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背景（我个人认为，产联的崛起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其他事件），它为马克思主义先锋队的大步前进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人们对政治的关注度、群众的活跃程度都是不缺的，而且也有足够的空间供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施展拳脚。有了这些客观条件，我们只要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就一定能有收获。在这么有利的环境中，除非我们是最差的领导、除非我们有意自己打败自己，否则我们总是能有所收获的。
回顾一下过去的话，我们在社会党内的工作，绝不是没有半点错误的，我们也错过了一些机会。显然，我们运动的领袖为了迁就社会党的中派官场作风，做得有点过头了。为了提高在组织内开展常规业务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工作作风，这当然是必要的。可某些情况中迁就得实在过头了，导致我们运动的部分成员产生了幻想，并出现了偏差。当然，打入社会党后，我们确实在纽约的“战士派”团体的领导人——扎姆、泰勒等自以为是之流——身上花了太多时间，浪费了太多时间跟他们协商和空谈，这帮人在党内半点实力都没有，他们只在党内关键职位上呆了很短的时间，对普通党员毫无影响力。当然，在执行打入社会党的政治策略、以及关注社会党内的政治问题时，我们忽视了不少群众工作，而我们本来是可以完成这些工作的。我们犯了这些错误，错过了一些机会，我们难辞其咎。我们还是按照托洛茨基的建议与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关键因素——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任务。
我们打入了社会党，在其中工作了一年，积累了宝贵的政治经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我们谨慎而有计划地开展工作。我们给自己人定下的第一条规矩是：渗入组织，打入社会党，参加实际工作，由此在基层党员中树立起一定的道义上的威信；建立起良好的个人联系，特别是要与社会党内的积极分子建立联系，他们以后可能派得上用场。我们的打算是，对那些有把握的政治问题，我们就让它们顺其自然地发展。我们不必故意推动讨论或激起派别斗争。在一系列世界重大事件的冲击下，我们可以让政治问题暴露出来。我们不会等太久的。
形势已经与我们被大反动和大停滞所孤立的前几年大不一样了。客观因素现在有利于革命派，并创造出了让他们前进所需的条件与机遇。1936年7月，佛朗哥发动了叛乱，工人对其予以坚决反击，西班牙内战爆发了。我们打入社会党后才刚过了几个月，八月的莫斯科审判就震动了全世界。这些事件都具有重大的世界性意义，因此被叫做“托派”关心的问题。早在1928年，我们的敌人，哪怕是最无知的，都已经承认，托洛茨基主义不仅仅是原则教条。托洛茨基主义是一个遍及全球、放眼世界的运动。托洛茨基主义从国际主义立场出发，把自己与世界各地无产阶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讽刺的是，早在1928年我们遭到共产党的政治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审判的时候，人们早就普遍承认了托洛茨基主义拥有这么一个关键的长处。那是一场漫长的审判，他们一直企图用能找到的所有“旁证”来“证明”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直到最后，我们宣读了自己的声明，这才终结了一切含糊暧昧（我以前对此做过解释：此前我们出于策略考虑，一直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派别组织）。就像我们不久之前在明尼阿波利斯受审时的检察官那样，他们招来不少证人，提出各种确证和旁证，来证明我们的罪名。一个小线人跑上来说他听到这个，另一个则说他听到那个。但主要证人是共产党书店的经理。他赌咒发誓说沙赫特曼是托派。为什么？他怎么知道的？“因为他经常光顾书店，想搞些关于中国问题的书，我知道中国问题是托派关注的问题。”这滑头小子倒也没犯大错。中国问题的确是托派关注的问题，就和所有世界重要问题一样。
西班牙内战、莫斯科审判以及法国工运乱局——这些问题当时主宰了社会党的全部党内生活。围绕着这些问题，人们反复开展了最活跃的讨论，这与社会党领导层的意愿截然相反。他们只想埋头干实事，也就是说日常工作。“让我们静下来，做做正事吧。”但这些议题引发了所有认真对待“社会主义”一词的人的兴趣，我们经过精心准备，组织起了教育普通党员认识这些问题的意义的运动。
当莫斯科审判被日复一日地报导时，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场审判的真正目的是托洛茨基，如果有可能，就把他引渡回苏联再杀害他；不行的话，就要尽量败坏他在世界工人运动中的声誉。不得不提的是，在此形势之中，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没有睡大觉。我们挺身而出，完成了我们有史以来做过的最出色的政治工作，为了第四国际的事业，做出了最出色的贡献——揭露了莫斯科审判的阴谋。正是因为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的存在，以及我们当时打入了社会党，我们才得以开展工作，并最终揭穿了莫斯科审判的真面目，使其在全世界面前大出洋相。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要求我们在那个紧要关头打入社会党，这样我们才能接近形形色色的人物——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各种半激进的政治人物，为了完成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Trotsky Defense Committee）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接近这些人。我觉得，1936年夏天对斯大林来说，真是一个最差不过的时候，他费了大劲弄出这么一出审判，结果却让自己丢尽老脸。当时，靠着社会党党员的身份掩护，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社会党是个半吊子的体面政党，这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使他们无法按照原来的计划，把我们当做托派小集团孤立起来，再围攻我们，对我们施加私刑。我们组织了一场强大的揭露莫斯科审判、保卫托洛茨基的运动。斯大林派尽管在机关、报刊、外围团体和金钱方面占有巨大的优势，却从一开始就被逼得只有招架之力。纽约的同志们在全国各地的协助下，组织起了一个阵容强大的委员会，由约翰·杜威[1]任主席，大批著名的作家、艺术家、记者和各方面的专业人士出任委员，这个委员会得到了授权，主持了对莫斯科审判的调查运动。
众所周知，调查工作1937年春开展于墨西哥城。委员会对案件进行了彻底调查；从中诞生了两部重要作品，第一本是《列夫·托洛茨基案件》（The Case of Leon Trotsky），第二本是这个委员会的报告《无罪》（Not Guilty），这两本书过去是、将来也会是世界工人运动的经典著作。这是我们对斯大林主义造成的最沉重的打击，这个重大政治任务能得以完成，得归功于我前面提到过的一系列事件所造就的有利局面。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但那些曾参与帮助它完成其使命的那些小资产阶级分子之中，大多数人在短短几个月之后、至多几年之后，就彻底向资产阶级社会屈服，背弃了那些永不和资产阶级妥协的反对者。如果现在再出现一个像“美国保卫列夫·托洛茨基委员会”这样的运动，这些人有九成不会在物质和道义方面积极参与它。在当时特有的紧要关头，他们可以、而且也确实发挥了作用，为实现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目的做出了贡献。揭发莫斯科审判并使之名誉扫地是我们的重要成就之一，这得归功于我们1936年打入社会党这个政治举措。
在打入社会党时期，我们围绕着西班牙内战和西班牙革命的各个重大事件，开展了第二项重大政治运动。大量的报告甚至书籍，就是这项工作留下的丰硕成果。我希望你们能仔细看看菲利克斯·莫罗[2]的著作《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Spain），还有《西班牙内战》（The Civil War in Spain）这本小册子。这两本书总结和整理了我们所进行的重大政治斗争；无论在社会党内外，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会向人们解释清楚正在西班牙发生的事情，并把这些事件的意义教给美国党的干部。打入社会党使我们在社会党内获得了听众，推动了这个运动。我们并没有完全掌握社会党，但我们缴清了党费，获得了在社会党的每一次支部会议上发言的机会。
当时我为了疗养正住在加利福尼亚，那里的工作正向着群众运动发展。在那里，我们很快就与社会党打成一片，在竞选期间，我们组织活动、举办演讲和开展政治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因而赢得了遥遥领先的影响力。结果，我们打入社会党半年后，就在加利福尼亚社会党的支持下创办了一份周报，由我出任编辑。经过我们的努力，环境变得非常有利。我在这家报纸的编辑职位，以及我们的人在地方以及州组织中的卓著声望，使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直接参加海员群众运动的机会。
1936—1937年的海员大罢工使我们获得了广阔的天地。东部的同志正在围绕莫斯科审判和西班牙内战开展活动时，为了加强这一重大的政治工作，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的群众运动中组织了大量的活动，对1936—1937年的海员工人大罢工的进程产生了影响。我们以前在那里做过的工作、建立的联系，使我们能建立起托洛茨基主义派别组织的第一个核心。这项工作使我们党获益颇丰，至今如此。托洛茨基主义者此后成为海员运动一个日趋强大的因素。这是我们党美好未来的一个最明确信号——它在我国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芝加哥，《社会主义呼声报》[3]是我们的另一个根据地。这份报纸本是由艾伯特·戈德曼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出版的油印小报。早在我们打入社会党之前一年，他就以个人名义加入了社会党。在我们与米斯蒂派合并之前，他不等党的决议，就自作主张加入了社会党。此举引发了争议。但事情很快水落石出：戈德曼脱离组织并不是要跟我们一刀两断，他一开始就是按照我们的纲领而工作的。我们党提出打入社会党之后，我们就与戈德曼重新开始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所以我们才会答应社会党领袖提出的让我们放弃自己的报刊的要求，毕竟我们已经与戈德曼有约在先：《社会主义呼声报》，这家由社会党承认和创办的机关报，将成为托洛茨基主义派别组织的正式机关报。合作重建得如此迅速有效，以至于一些人问整件事——戈德曼脱离托派组织、以个人名义参加社会党，以及我们同戈德曼的争论——是否都是预先设计好的诡计。完全没这回事。这里面没有什么阴谋诡计，只是机缘巧合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好结果。油印小报变成了印刷杂志。名称——社会主义呼声——保留了下来。虽然由于“战士派”的压制，我们不能出版自己的旧报纸《战士报》，但我们还是很快就在社会党内创办了一份合法的、拥护我们的纲领的月刊。晚秋时分，我们在加利福尼亚有了一家周报，我们起名叫《劳工行动》——一个近年来被糟蹋了的好名字[4]。
于是，我们实际上重建了自己的报刊——一份鼓动性周报与一份周刊。《劳工行动》是在加利福尼亚社会党的支持下出版的，但它要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鼓动性报纸，我才不会办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尽可能的利用它。《社会主义呼声报》变成了一个媒介，我们靠它在社会党内“合法”重建了自己的派别组织。
1937年初，我们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呼声大会”。我们邀请全国的社会党党员来芝加哥讨论促进党的利益的方式方法。不管他是什么背景，不管他属于哪一派，谁来我们都欢迎。唯一的条件是同意恰好与第四国际纲领一致的《社会主义呼声报》的纲领。在此基础上，1937年初冬，我们按照同样的形式，在芝加哥组成了左翼，它在事实上发展成为了新的、全国性的社会党左翼。这次是一个真正的左翼；不是杂乱无章的“战士派”小集团，而是一个以明确的纲领为基础的组织，它由认同这个纲领的党员组成，它的领袖懂得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并且做好了为之斗争的准备。
当我们在社会党内开展活动的整个时期，当斗争发展起来、我们逐步壮大的时候，斯大林派对我们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他们花了好几千块钱——我敢说花了好几万块，竭力阻挠我们在社会党内取得更大的进展。他们很怕我们拉起一支强大的队伍。他们向来明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无论多么弱小，都是一把直插斯大林主义心脏的利刃。社会党的部分领袖可怜巴巴地附和着斯大林派的活动。他们看见的是斯大林派背后的强大的苏联政权所拥有的力量和资源。与之相比，托派只有原则正确的纲领，所以他们自然会倒向拥有强大的力量与资源的一方。部分“战士派”——不是全部——倾向于同斯大林派合作，要不是我们阻止，他们早就像在西班牙发生过的那样，同斯大林派合并了。但我们依靠自己的纲领，对他们进行批评，挡在了他们和斯大林派中间，并鼓动社会党的基层党员反对同斯大林派合并的主意。我们戳穿了他们的把戏，他们更恨我们了。社会党的另一部分领导已经投向了罗斯福（他们恐怕并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们针对我们发起了一场“把托派赶出党”的真正攻势。在这场攻势背后，是斯大林派和资产阶级在推动它。
这场肃托运动的领导者后来大多与资产阶级握手言和了。杰克·奥尔特曼（Jack Altman）就是其中之一。保罗·波特成了战时劳工局的代理人。他尽己所能，顺利地完成了一份脏活：把造船厂工人的薪水压至合同要求之下。他当社会党领导时，为了把我们赶出党，曾不惜写小册子。这种后来除了给罗斯福做工运里的雇佣走狗就别无它用的人，比我们更受诺曼·托马斯及其他高层领导的认同。他们策划了一次不合乎党章的党的特别会议，专门为了党内肃托。他们企图把我们斩草除根，这样斯大林派就没有借口指责他们了。他们要洗掉我们赋予社会党的革命颜色；他们要按照资产阶级社会的希望重建社会党。除了一战那段短暂时期之外，社会党通常都有着“好名声”。人们认为社会党是一群既想要社会主义、但又不想伤害谁的人。这种党总是能得到容忍，但却得不到任何实际的影响力。使社会党在工运内部出名的，是他们上上下下都想要社会主义、却绝不会为难各种工运混子、骗子和拐子。他们所要的不过是代表社会主义说几句话的特权。我们打入社会党改变了这种情况。我们以社会党的名义发表演讲，继续同斯大林派斗争，继续同工运骗子斗争，改变着社会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为此，他们决定赶走我们。
针对召开于1937年3月的这次党代会，我们使出了拖字诀。我们无权出席这次会议，所以我们也就不去费心争夺议席了。我们觉得自己的时间，不足以去教育可能成为革命者的社会党的工人与青年，并把最大数量的人争取过来。我们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因此我的策略是拖延会议的摊牌。
为了实行这个策略，我从旧金山（当时我正在那里担任《劳工行动》的编辑）赶到纽约参加谈判。我们把文森特·邓恩从明尼阿波利斯请了过来。我和他组成了一个两人委员会，讨论关于“战士派”领袖的问题，并同诺曼·托马斯本人商讨，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拖延谈判的办法。我们商谈了很多次，其中一次是在诺曼·托马斯家里进行的。在一次会议上，我和邓恩同志代表托洛茨基主义者，同托马斯、泰勒、杰克·奥尔特曼、默里·巴伦一帮年轻工运骗子对峙，质问他们，我们到底干了什么，让他们如此怀恨在心，以至于要如此敌视我们。我记得托马斯对一件事念念不忘：有人报告说，托洛茨基主义者，特别是纽约的，在支部会议上发言太多；他们坚持进行理论和政治讨论，直到半夜十一点都没完。他想知道，像这种情况当中，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约束托派党团或托洛茨基主义派别，让他们把讨论控制在合理的时间之内。这触动了我那敏感的神经。在凌晨两点的辩论中我对其越发不耐。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达成了广泛而全面的协议——我们同意设立一条规矩：支部会议不得超过晚上十一点。像这样的妥协我们做了不少。我们要和平，所以我们就得在一些琐碎问题上做出让步，总的说来，我们还是妥协克制的，所以我们最后终于达成了协议。诺曼·托马斯向我们郑重承诺，在党代会上不会通过任何压制党内机关报——尤其是《社会主义呼声报》——的提案，也不会因为某人的政见而开除他。当着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些青年“战士派”的面，诺曼·托马斯对我们做出了如此承诺。
诺曼·托马斯做出了承诺，却不遵守。在跟我们商量之后，他在参加芝加哥大会时，却又屈服于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特别是来自密尔沃基的，那里是社民党保守主义的老巢，在二战中，这种保守主义注定会变成社会沙文主义。密尔沃基的社民党人自高自大，满脑子资产阶级意识；纽约的工运骗子手，比如经验尚浅的默里·巴伦之流，这两伙人联手对诺曼·托马斯施压，诺曼·托马斯顶不住了。他自食其言，出卖了我们。会上他亲自提议：禁止党的一切内部机关刊物。将其全部禁止意味着只禁止《社会主义呼声报》；党内再无其它有影响、受尊重的出版物了。
大会一结束，我们就成了众矢之的。我们的刊物再次被夺走了。我们仍然犹豫不决，不知是不是到了紧要关头，这是因为我们一方面几乎对此毫无准备，另一方面，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的工作还没完成，我们担心过早分裂会影响到它。托洛茨基再次展现了他彻底的客观态度。不用说，他当时正在从个人角度和政治观点的角度来关注莫斯科审判，他在给我们的信中写道：“考虑到调查委员会的工作，立即分裂的确会有点棘手，但不必顾虑这一点。当务之急是政治说明工作，你们应当勇往直前。”
托洛茨基支持甚至激励我们：要勇往直前，直面挑战，不能被挑战吓倒，哪怕这有可能导致我们队伍的分裂、哪怕这有可能挫伤那些一路追随我们的人的士气。我们先打着“合法”的旗号谨慎前进。我们表明自己必须有一份刊物，一份相当有力而又绝不会违反禁令的刊物。我们想出了一套办法，把个人信件和支部决议多次翻印之后四处散发。我们以一位同志的个人名义，写了一封对大会进行评论分析的信，然后以私人信件的形式寄给另一位。然后这封信被油印了好几份，再小心地传给各个支部。每当出现新的问题，每当西班牙内战进入新阶段时，我们就会由纽约支部的一位同志以个人名义提出一项决议，油印几份，寄给我们派别在全国各地的小组，他们根据这个决议，自己做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我们没有刊物。他们有整个党机关。他们有全国书记、编辑、劳工书记、组织工作者——他们拥有全套机关。而我们有一份纲领、一台油印机，这就够了。
无论在哪里，我们派别都能做到消息更灵通、更有组织纪律，在招收新人方面我们也是一马当先。然后那帮道貌岸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给党开了一剂 “真正的”民主药方。他们通过了禁言令。这是全国委员会的决定，实际上禁止了各支部就争议问题作出决议。他们特别惦记西班牙内战——虽然在他们心里，西班牙内战不过是件小事。我们立即以牙还牙，开展了一场反对禁言令的全国运动。我们让各个支部都提出决议，反对禁止提决议的决议。社会党官僚若嫌过去决议太多，那么在通过禁言令之后，他们就被决议淹没了。
我们决定不再忍辱负重，要正面迎战，跟他们做个了结。反正我们当时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在芝加哥大会与这次正面交锋之间的几个月里，我们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对社会党左翼和青年组织中态度认真严肃、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人进行了教育，并把他们组织了起来。社会党的成分中，小资产者占压倒多数。显然，我们不能指望，光靠压在身上的各种规矩，就能赢得这个党的真正多数。我们得腾出手来，重建自己的群众刊物，重新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广阔的阶级斗争上。
六月，我们在纽约召开了本派的全国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决议，要求我们开展与组织全国范围的斗争。他们以大批开除本派成员作为回应，纽约支部的党员首当其冲。社民派伪君子自知在公平辩论中辩不过我们，就对我们下黑手，我从未见过如此官僚、如此粗暴践踏民主权利与党章的行径。他们直接给我们扣帽子，把我们赶了出来。在纽约支部的第一批人被开除出社会党后，作为回应，我们在几天后重新出版了《社会主义呼声报》，它现在是一份八个版面的小周报。我们成立了“被开除的支部的全国委员会”，号召所有被开除的支部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从过往的经验中吸取经验教训。几个月后，尤其在托洛茨基同志最密切的合作甚至监督之下，这项工作圆满完成。
众所周知，当时他在墨西哥，与我们保持私人的联系与交流。尽管他身处百忙之中，且正在全力准备材料迎战莫斯科审判，他还是经常抽出时间给我们写信，信中显示中他对我们的问题十分了解，并且有十分精妙的见解。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帮助我们。
1937年的最后一天与1938年的第一天，社会党各个被开除的支部在芝加哥召开了代表大会，这是我们的运动的直接结果。会上我们记录了这一年的成果，与打入社会党的部分经验。显然，这对组织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大有好处，这个委员会在全世界面前揭穿了莫斯科审判的真相，给斯大林主义造成了当时最沉重的打击。打入社会党对我们在工会中开展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比方说，我们当时是社会党党员，这个事实对我们在加利福尼亚海员罢工中开展工作大有帮助。此前，我们的同志与汽车工人联合会并没有太多接触，但在打入社会党之后，我们与他们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托洛茨基主义派别在汽车工人联合会里牢牢地扎下了根。
大会上，我们惊喜地发现，正当我们专注于社会党内的政治工作时，我们也在同时开展了工会工作，并且把工会工作发展到了我们此前从未预料到的高度，而且这还是在没有中央领导机关的指示下取得的，此外，我们的党还开始了初步的无产阶级化。社会党青年组织的大部分人，以及大部分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则真正感兴趣的社会党工人，都被我们争取过来了。
代表大会一致同意采用第四国际的纲领。这表明我们的教育工作做得很深入。这一切成就，都证明了打入社会党这一举措具有何等的政治智慧。社会党把我们开除后，我们组建了自己的党，以此作为回击，结果社会党自己弄死了自己，这是我们取得的另外一项——并非最小的——成就。社会党从此日渐式微，直到最终在工运中影响尽失。我们在社会党中进行的工作加快了这个过程。后来我们跟托洛茨基同志谈起打入社会党的总结果与该党后来的惨象时，他说：仅这一点就能证明，就算我们没能发展一个新人，打入社会党也是正确的。
我们打入了社会党，并在其中进行了斗争，这是社会党沦落为边缘政党的部分原因。这是大功一件，因为社会党妨碍了革命政党的建立。问题在于，不仅要建立革命政党，还要为之扫清道路。其他各党都是我们的对手，我们的障碍。
我们现在就拿这些成绩（我可没有自吹自擂）来跟宗派主义分子的策略的结果对比一下。他们引经据典，反对打入社会党的主意。他们说自己的回避策略能更快更好地建立革命政党。一年半过去了，两年过去了，结果如何？我们的党员翻了一番还多，这是我前面提到过的所有成果当中最大的收获。奥勒尔派从未争取到一个社会党青年或工人。一个也没有。恰恰相反，他们唯一做成的，是自己队伍的分裂。我认为，这个对比，已经对引发我们争论不休的那些政治问题作出了有力的回答。你们要时刻记住，判断政治争论谁对谁错的方法之一，就是看看后来的事态是如何发展的。政治不是宗教；政治分歧不会永远悬而未决。生活会决定的。你永远解决不了神学上的分歧，因为它外在于凡间生活。它不受制于阶级斗争、政治动乱或者风暴、洪水、地震。在中世纪，他们常为诸如一个针尖上容得下多少天使跳舞之类的问题而争执不休。多少？一千？一万？这个问题永远无法解决，因为以凡间经验，无从得知多少天使能在针尖大的有限空间内跳舞。事实证明，我们取得了这一切成绩，而宗派主义分子却一无所获，结果他们就只能回嘴说：“你们是把人数翻了一番，但却牺牲了纲领。”他们错了。当我们离开社会党，在芝加哥召开代表大会时，人们都看到了，我们拿出来的纲领正是我们一直坚持的那个纲领——第四国际的纲领。
我们在社会党里绕了“弯路”，最终以一路收获告终。1938年元旦，我们在芝加哥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怀着美好的前景与期望，再次独立进行斗争。会前，我们在自己队伍中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揭示出了不少分歧与缺点，这些分歧与缺点要到后来才暴露出来。我们对苏联问题进行了大讨论。斯大林主义的叛卖、它对西班牙革命的暗算，以及莫斯科审判，这一切都是极其可怕的经历，部分党员被吓倒了，在1937年秋天，他们就已经打算不再承认苏联是工人国家，并拒绝保卫苏联。从1917年起，凡在苏联问题上误入歧途的人，往往会在革命运动的路上堕入迷途。绝无例外，因为苏联问题，恰好事关一场已经发生、且仍在继续的革命。
在1937年秋，持批评怀疑态度的人，其领头羊是伯纳姆。伯纳姆仍同意有条件保卫苏联，却已开始阐释其“工人国家并不存在”的想法，并称之为新理论。其实他这套东西根本不新鲜，自从1917年起，无政府主义者和孟什维克派早就抛出过这套半瓶醋理论，而且每当苏联在演化道路上碰到危机时，这套理论就会改头换面，重新粉墨登场，伯纳姆不过是自己添了点油，加了点醋而已。此外，伯纳姆还针对组织问题，搞了一个反对我们的反对派。他不喜欢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方法，布尔什维克的纪律，布尔什维克的集中制与布尔什维克的道德观。这些特征人尽皆知。凡是从方法、组织和“道德”方面着手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肯定流着孟什维克主义的血。政治纲领是一块试金石，但关于组织问题的辩论常常能比政治辩论更早地把症状暴露出来。伯纳姆在那段时期展现的这些缺点与反布尔什维克倾向，此后有了顺理成章的发展。那时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托洛茨基同志，如实描述了伯纳姆的立场，并向他求教：我们该拿伯纳姆怎么办；换句话说，怎样才能最好地保卫布尔什维克主义，同时为了革命，应该怎样才能努力挽救伯纳姆。当时沙赫特曼还站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一边，并为之而战。他跟我们一起描述了伯纳姆的立场，并帮助我们同伯纳姆斗争。但是，沙赫特曼到底是沙赫特曼，两年后，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同样的斗争以更剧烈的形式重新爆发出来时，沙赫特曼很自然地倒向了伯纳姆，反对起我们来了。
1937年的争论预示了未来的种种麻烦。但我们又经历了另一次重大的党内斗争，这是我们的运动有史以来最深刻最彻底的一次党内斗争。在打扫干净战场、党为即将到来的战争的考验做好准备之前，我们不得不经受这一切，首先是前面讲过的一系列斗争。我们发起了这次斗争，布尔什维克主义赢得了胜利；布尔什维克党因此更为强大。这次斗争以文献的形式记录了下来，这些文献大部分是托洛茨基同志的政治与理论著作，我也就组织问题写了几篇东西。1938年元旦，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了，我的讲座也就到此为止，谁想了解党后来的历史，可以去查阅这些文献。至于同这个小资产阶级反对派进行的斗争，以及他们最终分裂出去之后都发生了什么，看来都是最近的事情了，不用在这个讲座上回顾了。你们大家都懂的。
亲爱的同志们，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想说两句：向你们发表演讲，我实在是感到万分的幸福与满足。要是正在学习演讲的青年同志问我这个老活动家：“演说者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会说：“好的听众。”在本系列讲座的十二次演讲中，大家对我这么热情，在讲课时回应得十分积极，对我如此赏识，对演讲的话题如此关注，而且又对我这个主讲人如此友善，如果哪位青年同志能得到像你们这么好的听众，那他真是太幸运了。
[1]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
[2] 菲利克斯·莫洛（Felix Morrow，1906—1988），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早期领袖之一，1931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1940年社会主义工人党分裂后追随沙赫特曼少数派，1946年被开除出党，后脱离左翼运动。
[3] 《社会主义呼声报》（Socialist Appeal），由艾伯特·戈德曼于1935月2月在芝加哥创办，作为社会党左翼的内部时事通讯报，由打入社会党的托派维持发行；1937年8月托派被开除之后，杂志编辑部搬到了纽约；1938年社工党成立后，作为党的机关报；1941年2月，报纸名称又改回《战士报》。
[4] 《劳工行动》（Labor Action），该杂志与1940年沙赫特曼从社工党分裂出去所办的杂志同名，所以坎农说名字被糟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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