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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
序 言
西奥多·德莱柏
许多年以前——现在看来是许多年以前了，当我第一次想到同詹姆·坎农[1]联系，要求他对于写一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初稿给与合作的时候，对于他是否会同意，我是不抱很高希望的。我当时可以想到好几个理由，证明他为什么可能对这个主意不怎么热心。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我觉得他没有理由信任我。我还把我无论如何要请他合作的打算，试探性地告诉了一些也认识詹姆的我的友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坚决相信，他决不会愿意同我有任何来往。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试一试。如果他拒绝，那是他的事，不是我的责任。詹姆斯·P．坎农来了回信，这封信满足了我的要求而有余。但是，在我把第一批问题寄给他和得到他的答复之前，我仍然没有把握。我花了好几天功夫准备第一批的问题。这里，读者可能对于这部历史著作的“方法学”感到兴趣。
按照传统的方法，历史学家并不“创造”史料，他的材料是已存在于某种具体形式中的。他寻找文件、回忆录、信件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当代历史这个题目是不能用传统的方法来处理的，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尤其是如此。（有些历史学家以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关于犯述1789年以后的事件的一切著作，真正的纯洁派似乎要以文艺复兴为分界线。）共产党的文件往往特别暖昧，常常是你怎么解释都通。但是，主要的是，各种各样传统的历史材料——以传说、自传、信件、日记等等形式出现的个人回忆和解释，几乎完全阙如。可以肯定，这些材料是有一些的，但是你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它们只有在同共产主义运动无关的时候才是有意思和有内容的。例如，查尔斯·E．鲁登堡的正式传记正好在他成为共产党领袖时结束。许多前共产党人的回忆录，内容各不相同，但是其中大多数写回忆录的基本动机是为了要证明作者为什么决定同共产主义运动决裂，而不是要证明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干了一些什么。
因此，从事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的问题：如果他希望在他的作品中利用领导人物的回忆录，他就应该出去找它们。历史学家不能消极地等待这种材料送上门来，他必须担任一个积极的角色来创造这种材料。就我来说，这样一个角色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早期领导人物中已有很多人脱了党——有些人在许多年以前就脱了党，他们不再有必要在忠诚和纪律的基础上回答我的问题。此外，他们不论在当时或现在都代表不同的意见，因此，我写的东西不可能使他们全都感到满意，或者说，使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感到满意。时间在飞逝，我决定试一试，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太多的理由可以抱乐现态度。而且我也深切地意识到在做这样一件事情中可能遇到的危险。
这些事件是在三十多年以前发生的。时间的消逝，记忆的衰退，再加上人都愿意为自己辩护，这一切都是明显的障碍。这种障碍是否能够避免？我想答案是，没有绝对的保证——但是在过去的文件中也是没有什么绝对的保证的。研究当代史的历史学家总是求助于所谓“直接接触”，不是用它来代替文献来源，而是作为后者的补充。文献仍有它固有的确实可靠性，而且占优先地位——只要它有足够的数量和质量。的确，只有掌握可以弄到手的文件，访问或者通信才可能有良好结果。历史学家如果对于三十多年前的事件仅仅问一句“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一定会失望的，而且甚至更糟糕——会受骗的。这项工作要困难和复杂得多。
在我还根本没有给詹姆·坎农写信以前，我已设法从可以弄到手的材料中尽可能了解他和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这么做有好几个理由。我只想向他提出一些我用任何其他方法不能得到解答的问题。我也希望在提出问题时表明我已经知道了多少情况。因此，我在准备提出每一个问题之前，先要弄清产生这个问题的背景。这就必然使得我发出的信很容易同我收到的信一样长，一样详尽。这些信，有时我要花一个星期才能写成，但是这样不嫌麻烦是很值得的。为此，我不得不在可能的范围内组织现有的材料，在我的思想中弄清楚我到底希望知道什么东西。对于对方来说，这些信刺激了记忆，使他重新想起往事。而且这些信也暗示，任何答复必须同一批公认的事实和文献证据相一致。
至于詹姆·坎农，我一直到我们通讯很久以后才见到他本人。我愿意这样，我们相隔两地并且没有个人来往，这就使得相互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客观性，反之，就可能在同样程度上缺乏这种客观性。起初，他的信同任何人在答复一个陌生人的询问时可能写的信没有两样。但是不久我就注意到了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变化。这些信变得比较正式了，组织得更好了，每封信都各具特色，深为可贵。过了一个时候，我感到詹姆已经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进入了写自传的阶段——这是我们从一个美国共产主义运动老前辈那里所能得到的第一部自传，也前也是唯一的一部自传。美国共产党的官方人物也出版过所谓自传，但是这些自传大半是假的。坎农的信却是真实的东西。我认为研究一般美国工人运动的人，特别是研究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在今后好多年中一定会珍视这些信件。
为什么呢？因为，我想，随着时间的消逝，，恩怨俱泯，昔日的仇人也就不再互相斗争，而是要互相了解。一个人在回顾他漫长的一生中可能是最丰富也是最痛苦的岁月的时侯，他就会以一种以前也许是不可能的悲天悯人的心肠和公平态度回想过去的人物和事件。我不知道坎农的其他著作是否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是我相信这本书是经得起的。它摆脱了党同伐异和个人恩怨的偏见和情绪。这是一部“过去事情的回忆”，很可能是作者献给他曾为之奉献了一生心血的运动的最好礼物。
我可以作证，他的记忆力非常清晰。有一件事在我的脑中特别突出。那是三十五年前的事。有关的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詹姆·坎农。两个人都把他们所记得的情况告诉了我，但是总是对不上头。我接到詹姆关于这件事的信后，就又去见另一个人，把詹姆的讲述读给他听，而没有告诉他来源。我读完后，他点点头说道：“对了，我想当时情况就是这样。我一定弄错了。”类似的情况有好几次，事实证明詹姆都是正确的，我从这种屡试不爽的经验中得出结论，他的记忆力大大超过了与我有同样来往的他的一些同时代的人。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詹姆·坎农对二十年代的事件的记忆会比所有其他的人清楚得多。仅仅是因为某种天赋的心理特点吗？重读这些信件后，我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这还是因为某种其他的原因。和与他同辈的其他共产党领袖不同，詹姆·坎农要想记住这段生活。他的这部分生活对他来说仍是活的，因为他没有在自己的心中扼杀这部分生活，我很高兴我也出了一些力来帮助他把这部分生活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
[1] 詹姆，是詹姆斯的昵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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