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和白劳德（1954年8月4日）

福斯特和白劳德

（1954年8月4日）

　　我在7月23日信中说过，后来参加了共产党的劳联中的福斯特派，人数有限。这番话，是符合事实的，也许还把他们的人数估计得过高了一点。除了福斯特以外，其中只有两个人——约·曼莱和杰克·约翰斯顿——在党内起过显著的作用。我所以知道杰·福克斯，是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一个有名的无政府主义派主编，但是我在共产党内从来没有碰见过他。这意思差不多也就是肯定说，他没有在党内呆过，因为在全国任何一个角落，每一个稍稍活跃或者突出的人，我没有不知道的。福斯特（在《美国共产党史》中）提到戴维·考茨，他的情形也是这样。
　　十分可能，这些人以及劳联福斯特派中另外一些数目不“多”的人形式上参加过党，后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退出去了。1923—1927年我在芝加哥地方组织的时候，塞姆·汉穆斯·马克在那里起过一点小小的作用。但是，像绝大部分在工会运动的窄小学校里形成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的人一样，他在党的错综复杂的政治活动中茫然不知所措。
　　福斯特本人以及约翰斯顿和曼莱对共产党都作出了个人的贡献，福斯特的贡献大些，后两人的贡献要小得多。但是，如果把劳联中的福斯特派说成是对新的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贡献的一个支流，那在历史上就是不真实的。就连战前曾经是福斯特派工团主义者的白劳德，也并不是通过福斯特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他越过福斯特派——如果我们可以说这样一个支派是一个明确的政治流派的话——以个人身分先于福斯特三年加入了党。然后，白劳德才奉党的委托邀请福斯特出席1921年的职工国际代表大会，从而促使他走上了参加党的道路。
　　白劳德所以能够首先在1918年加入社会党左翼，他所以能在1921年进入共产党的全国领导机构并且来到纽约，他所以能在同一年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去参加职工国际代表大会——这一切都是由于我直接从中出力的缘故。这是一件历史的巧合，我既不应为此受称赞，也不应为此受责备。正是在莫斯科职工国际代表大会上，白劳德再一次和福斯特搞到一起，然后成为他在工会教育同盟总部的第一个助手，而且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助手。白劳德的出身和我的出身几乎是一样的，我们在政治发展上的各阶段也几乎是一样的。我们年龄差不多相同，原籍都在堪萨斯，少年的时候都是社会主义者，两人差不多都在同一个时候从社会党转入工团主义活动。后来，有几年我们的道路稍微分开了一些。白劳德接受了福特斯（原书如此，应为福斯特——校者注）式的工团主义，我仍然在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然而，组织上的分手却从来没有像战后和俄国革命以后那些年份那样，在我们的合作和个人关系上造成尖锐破裂。
　　在那个时候，属于不同组织和倾向的人们总是在相互有关的事业中，特别是在保卫劳工的问题上，彼此保持个人联系和合作。在各地保卫汤姆·蒙尼的委员会里，在麦克纳马拉事件引起的施密特一卡普兰案件里，在类似的“统一战线”（我们当时还没有听见过这个名司）性质的活动中，白劳德和我搞得非常熟。同我们一道工作的还有堪萨斯市其他色彩的激进分子。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我们共同反对参战的立场使我们更为接近了。白劳德和他的兄弟们在白克曼和戈尔德曼的无政府主义宣传的影响下，曾经尝试组织人们公开反对征兵，根本拒绝进行征兵登记。我采取了一种稍有不同的策略，就是作为一个“良心上的反对者”去登记，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和左翼社会党绝大多数人赞成我这个办法。
　　在1917年因为拒绝征兵登记而第一次入狱受一年监禁之前不久，白劳德曾经前往纽约。他在纽约和美国合作社同盟的有关人物有了接触，并且开始非常热烈地倾向于合作社运动的工作，一方面把它作为一种职业，同时也把它作为表达政治见解的途径。当他在狱中的时候，俄国革命和《解放者》报、《革命时代》报关于俄国革命的主要思想的宣传影响了我，我完全修改了我的工团主义观点。
　　为了把我新得到的政治观念付诸实践，我决定重新参加社会党，并且同当时《革命时代》报所推动的全国左翼发生了联系。我和（“矮子”）波赫勒以及堪萨斯市其他一些工作者共事。这些人都赞成成立新的政治党派的主张。我他决定在堪萨斯市办一张新的周报来表达我们的政治见解。在筹办这张报纸的初期，白劳德和他的兄弟们出了狱，我立即就去找他们讨论这个新计划。
　　我十分肯定，在这次见面以前，白劳德还没有这样急剧地改变他的方向。但是他和我自己一样，在开始时都是一个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者，我发现他愿意接受这种新的主张，对它表同情。我们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热心地为创办我们的《工人世界》报而工作起来了。我们一道参加了社会党地方组织，同时参加的还有堪萨斯市另外一些精力充沛的战士——前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盟员、劳联工团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很多无党派激进分子。他们先前因为觉得社会党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激进观点，曾经退出社会党。
　　白劳德担任了这家报纸的第一任主编，但是不久之后，他因为策划阻挠征兵而不得不去利汶沃斯服第二次的两年徒刑，我接替了他的主编工作。我们主持这家报纸大约有六个月，直到我在1919年12月被捕并且根据战时的李维尔法被起诉为止。我被控告的原因是我在堪萨斯煤矿区鼓动人们反对联邦政府的反罢工禁令。
　　白劳德第二次坐牢期满的时候，约在1921年1月。当时，我已经在纽约，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忙于党的政治活动。党的其他负责人不认识白劳德，但是在我的推荐下，我们请他来到纽约，负责组织出席职工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他因为担任这个工作而同福斯特恢复了接触，并且设法使福斯特也去参加大会。
　　以上所说的相当迂回曲折的经过，证明了我们开头指出的一个问题：劳联中的福斯特派并不是白劳德参加共产党的媒介，虽然他在先前就和福斯特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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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斯特在他的《美国共产党史》一书中费尽心机设法替劳联里面一小批讲实际的工会工作者所组成的福斯特派吹嘘，企图颠倒历史，把这一派说成确是一种政治流派，是对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贡献的一个支流。在这里，福斯特的确聪明得过头了。他实际上是对自己做了件不公平的事情，虽然我并不说他有意如此。如果问题仅仅是福斯特不公平的话，我们本来很可以让它那样下去。但是历史这个东西如果不真实的话，就没有益处，甚至比没有益处还要坏，因此，为了把既往的事情还它个本来面目，我感到需要替他辩护，指出他对自己是不公平的。
　　要在劳联之中创立屠宰业工人工会而取得惊人的成功几乎注定要失败，而且保险不可能做到，但是福斯特却取得了这样的成功（1917一1918年）。他在更加困难的条件下在钢铁罢工（1919年）中再次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的这些成功是出乎寻常的个人成就。
　　在三十年代后期，在钢铁工业中组织工会是极其简单的事情；官方领袖们只要利用长时期的萧条所造成的劳工运动普遍高涨的浪潮就行了，刘易斯没有发动罢工就使美国钢铁公司在合同上签了字。但是在萧条以前和产联兴起以前的1919年，只有福斯特一个人以他的办事和组织能力，他的机智，他的耐心和他的旺盛精力，才能够在龚柏斯的官办劳联的框框里绕过行业工会所造成的路障和暗礁，在这样大的规模上组织钢铁工人，领导他们举行大罢工。
　　福斯特组织钢铁工人的活动是无以伦比的。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他自己不顾官方的一切暗中破坏而进行的，只有极少几个在私人关系上忠于他的第二流人才在他指导下进行工作，但是一正因为如此，福斯特的活动就更加显得出色了。他在事后把有这种出色表现的他本身说成是构成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政治流派的工具，这就不仅虚构了历史事实，而且间接地减损了他个人成就的光辉。
　　福斯特在1913年根据法国工团主义的理论写了一本小册子，提出了一个革命纲领。劳联中的福斯特派就是以这个革命纲领开始行动的。但是这第一个纲领性的宣言不久就撤销、改写和冲淡了，结果只是含含糊糊地确认单单工会组织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工人解放的一切问题。从此以后，福斯特主义就只不过是迎合官方领导而在劳联中活动的一种方法罢了。迎合官方领导，个人就能够得到一个工作的机会。福斯特在实际行动中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迎合并不是一个运动，也不能够创造运动，因为谁为谁效劳的问题总是要跑出来。龚柏斯知道福斯特的过去，他并不是个像瓜，他认为福斯特的工作和迎合可以为他自己的意图服务。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允许福斯特在劳联的框框里活动的，他在参议院委员会就钢铁托辣斯（即托拉斯——校者注）罢工作证时就用下流的露骨态度证明了这一点。费兹帕特里克的看法显然也是这样。事实证明他和龚柏斯看得很对。福斯特后来也是这样来迎合共产党的。
　　在共产党领导下，福斯特在工会教育同盟草创时期的工作和成就，同样十分出色，并不亚于他在屠宰工人和钢铁工人中的活动。他在十来个不同的工合中迅速组织起一个有力的左翼进步小组网，这个事实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他以前在劳联的成功并非侥幸。在不同的框框里，这又一次证明了只要有他可以依靠的力量和机构，福斯特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工会组织者。但是，在劳联里和工会教育同盟里，福斯特的工作都要经过他所效劳的其他力量准许和控制。因此就决没有，也决不可能有什么福斯特“运动”，或者严格地说，即使是福斯特派这样的东西也是没有的。福斯特企图用迎合的办法来战胜别人，但是自从福斯特离开世界产业工人联盟之时起，在他毕生的经历中，他总是注定了要为这些人的目的效劳。
　　只有在这个范围内，福斯特才是共产党内他自己一派的领袖。在1925年福斯特派内部的第一次摊牌中，当有关党的利益的政治问题劈面摆在眼前的时候，他看到自己处于少数地位，并且发现福斯特派的政策并不是他自己可以随意决定的。福斯特派内部的第二次摊牌发生在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当时反对派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了内部会议。那时这一派已经缩小到只剩下外表上纯粹的福斯特分子了。在这次摊牌中，这位领袖发现自己陷于完全孤立。这一次，毕特尔曼在白劳德和约翰斯顿的支持下对他进行了最无情最轻蔑的攻击，完全掌握了“福斯特派”。他在内部会议上弄得没有一个朋友，一个支持者。（我们其余的人，反对派联盟中不是福斯特分子的人们，只是站在旁边听任福斯特分子去拼个你死我活。）
　　在1928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时候，福斯特已经一无所存了，他只能依靠他的名字，只能依靠斯大林利用他的名字达到自己目的的明显意图了。他的名字并不代表一种必须加以承认的政治流派，不论这个流派是多么小。毋宁说，这个名字是他作为一个工会组织者的个人成就的象征，是他的社会声誉的象征，这种社会声誉还没有因为他在党内遭到的失败而严重损坏。
　　他的名声是靠实际表现赢得的，这种名声使他能在党内得到一席特殊地位。但是，说来具有讽刺意味，就连他的名字和他的名声也成了一种障碍，使他不能实现他的野心，成为党的正式领袖，虽然说这完全是出于斯大林的恩典。斯大林为了他自己的目的，需要美国的硕袖（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是没有独立力量的领袖，这些领袖要由他来指定，完全依靠他的恩宠。白劳德满足了这个需要。他的例子最生动地证明这样一个候选人的突出特点，不在于他的才能上的缺陷，而在于这种缺陷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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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劳德天生是一个聪明、孜孜不倦和可靠的主要办事员，但是决不是一个有独立能力和才干的领袖人物。他在斯大林的准许下担任党的形式上的领袖达十五年之久，可是他事前做梦也没有产生过这样的野心，而且对于他为什么能够上台，他的领导为什么又突然那么轻易就结束，他居然始终糊里糊涂。我不怀疑，在他跺着高跷立在党员群众之上的很长时期中，白劳德确曾渐渐觉得自己是一个身高丈二的巨人。但是我非常怀疑，他是不是能够向自己或者别人说清楚，他从开头为什么变得那样高大，为什么他脚下的高跷又那样突然地倒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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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斯特和白劳德之间当初的关系，按两个人的个人特点来说，是合适的。这种关系就是一个领袖和第一助手之间的关系。任命白劳德在党内坐第一把交椅，而让福斯特屈就一个名誉头面人物的职务，这确使福斯特含垢忍辱。看到他怎样接受了这个大屈辱，怎样装出一副心甘情愿的样子，真是叫人难受，在十五年之后自劳德终于被免职的时候，福斯特得到批准去主持这个仪式。他那种发泄自己长期的怨恨、幸灾乐祸地看着他的牺性品、庆祝自己空洞的胜利的样子，看了又叫人感到可怜。实际上，这个伟大的组织者庆祝的是他自己作为一个独立政治人物的彻底失败，因为他接受的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形式上的领导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