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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以后：永久性的派系斗争
(1955年7月14日)
共产党1925年代表大会以后的三年给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们带来的困难一定要比过去历年加在一起所带来的困难还要多。党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局面，这种局面在美国激进运动先前的全部历史中是没有先例的，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纠纷的种子都是在这个时期播下的。在这个时期中，党内冲突中无原则的宗派斗争使许多人养成了一种癖性，以致到后来竟然在更广泛的工人阶级斗争中放弃和出卖了党本来应该坚持的一切原则。
如果只看印刷出来的正式文件，那末与其说它能证明党在这些凄凉年份中的纠纷的真实原因，还不如说它反而模糊了这种真实原因。在我看来，重要的不在于正式文件所记载的关于党的政策的具体争执和吵闹，而在于各个派系都陷在里面的那种总的局面——它们对这种局面谁也没有充分的了解——和他们那种想要摆脱这种局面的盲目的或者说半盲目的尝试。
在这个时期以前，派系斗争尽管做得过分，有时甚至达到荒谬的程度，但是还是围绕着完全可以理解的根本问题进行的；在争执解决之后，派系也就解散了。从1925年的代表大会起，党内生活就起了根本不同的变化。旧的分歧大部分过时了，或者缩小成为不值得计较的细微分歧了，但是派别仍然保持着，固定成为永久性的营垒。
1925年以后，派系争权的斗争变成为斗争而斗争了，不再是达到各个对立的派别所想要达到的——或者自以为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的手段了。这就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在党的政策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不管这种分歧是真实的还是表面上的。各次小冲突的细节主要是在和这一点有关系的时候，才是重要的。
派系斗争由于派系的存在在政治上没有真正的理由而破产了。因此，一个派系的胜利使它有机会来执行自己的政策，但是却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因为其他派系的政策基本上和它是一样的。当然，潜在的倾向上的分歧是有的，但是这些倾向究竟会造成什么结果要等有了更多的经验以后才能看得清楚。各个派系就是靠了彼此夸大和歪曲对方的立场和期待将来产生分歧来维持的。
无论如何，全国性政策问题上的实际分歧，他们内部和属于他们自己的分歧，从当时明确地表现出来的程度来看，并没有严重到有理由保持壁垒分明的界限。当时的各派只是互相斗争着，保持一种战斗状态，相持不下，等待他们这种毫无意义的斗争得到严肃的政治内容来充实，至于到底在等什么，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各个派别就是这样盲目地奔向1928—1929年的两次大爆发，到那个时候，每一派潜伏着的倾向才在国际范围的真实政治问题上表现出来并且具体化了，这些问题注定要造成三种不同方向的分裂，使以后的和解再也没有可能。但是当时在从事这种毫无意义的斗争的人谁也没有预见到会有这种结局。这种斗争尽管十分紧张激烈，却仅仅是后来在更为严肃得多的问题上发生的冲突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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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5年初期，我就开始认识到没有明确的原则基础的派系斗争的破产，并且开始寻求一条出路来摆脱它。这仍然没有抓到问题的根子——没有找到无原则的派系斗争大大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这是向前走了一步。这种认识使我多少离开了两派的中心领导人，并且成了眼前的冲突的障碍。盲目的宗派分子总是比那些对问题思考得过多的人更热烈一些。但是1925年的反复思考终于帮助了我，使我能够找到一条提高一步的道路。
1925年的代表大会期间福斯特—坎农派内部会议上的冲突的经验暴露了福斯特派对派别的基本看法，那就是把它看作是一种永久性的集团，他们要求自己一派的成员在争夺领导权和消灭对立派别的斗争中事先就表示忠心不二。我不能这样同流合污，这种分歧使我们分道扬镳了。
福斯特—坎农派的明确分裂不是发生在“共产国际来的电报”引起第一次大冲突的1925年的代表大会上，而是发生在几星期以后，发生在多次尝试弥合这个裂痕以后。在福斯特和毕特尔曼坚持他们的派别观念并且为了派系的忠诚企图迫使我就范的时候，我和另外一些见解相同的人除了同他们破裂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这是深刻的分裂；这一派系的干部也分裂成为两部分，就像在代表大会期间这一派在内部会议上发生分裂的情形一样。支持我的立场的著名人物如下：威廉·邓恩和明尼苏达州党的整个基层领导机构，芝加哥的阿纳·斯沃贝克和马丁·阿勃恩，青年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沙赫特曼，威廉逊，施奈德曼和其他一些后来在党内成为显要人物的人：哈沙威，托姆·奥弗拉赫蒂，戈麦斯；费希尔和南部斯拉夫分部中的费希尔派；底特律的巴德·雷诺；后来在回波兰以前成为底特律区组织者的波兰人格伯特；以及党的若干区组织者。
我和鲁登堡—洛夫斯东派的中心领导人试行合作过一个很短的时期，但是这个尝试也毫无结果，这段经历很快就证明了他们的观念基本上是和福斯特一样的。我认为两派中任何一派都没有统治党的权利，我认为这样下去党内的冲突是无法解决的。这就使我无法全心全意参加任何一派，而如果我要想参加其中任何一派的话，我就非得全心全意参加才行。
我在1925年开始认识到，问题很简单，党的危机是不能以这一派对那一派的胜利来解决的。这一派的短处正是那一派的长处。两派必须彼此取长补短，彼此都是对方缺少不得的，也是党所缺少不得的。
我认为福斯特派整个来说比较无产阶级化，比较接近工人，因此也是“较好的”一派，但是我也开始再清楚不过地认识到它过分着重工会的片面性。在这方面，我比较接近于鲁登堡—洛夫斯东派。但是后面这一派虽然比福斯特派工会工作者更有“政治性”一些，却又太知识分子气，和我合不来。我觉得，鲁登堡—洛夫斯东派凭它本身是不能够领导党，并把党建投成一个真正的工人组织的，以后几年的事态演变，并没有改变我这个看法。
两派的干部人数都非常多，有才干的人也太多，以致于不可能把他们都赶出党的领导机构去。两派如果能团结共事，结果会比任何一派单干强许多倍，办事也会更有效。我们认为是应该消除宗派把党统一在一个集体领导之下的时候了。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表示我突然变成了一个党内事务上的和平主义者。在派系斗争成为当时要务的时候，我和别人一样也是个派别分子，我从来不曾认为有任何理由否认这一点或者因为自己这样做而感到内心有愧。在党内生活充满着内部斗争的时候，那些不属于任何派别的好心人是算不了数的，他们没有什么功绩可以讲。的确，宗派斗争可以发展到极端而成为一种病害——就像1925年以后的共产党那样。但是，完全不过问派系斗争的人总是只能使并不感到良心责备因而也毫无忌惮的别的人干起他们的勾当来更容易一些。
在需要为某种严肃的事情而斗争的时侯，我并不反对派别。但是，当时我已经坚决反对在促使派系产生的争端已经得到解决或者已经过时以后，还要搞永久性的派别。我从来没有过深地卷入派别斗争，以致把派别斗争本身当作一个目的。在这一点上，我也许和其他绝大部分派别领袖不同，这一点最后把我引上了一条大不相同的道路。
这是我有意识地采取的政策；这是我对整个党和革命的问题经过许多反复思考的结果。我下定决心、首先决不能忘记我当初为之奋斗的理想，这一条基本考虑在那些阴暗不愉快的日子里支持了我。我觉得我在非常年轻的时候献身于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并不是为了要栖身于一个永久性的派别里，更不要说是一个结党营私的派别了。我一向总是力求把党看得高于一切，永远把党看作是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般来说，我是做到了这一点的，虽然在当时的气氛下这并不容易。许多好党员被派别斗争所迷，完全失去了他们的方向。从犬儒主义到变节，之间只差小小的一步。在小事情上出卖原则很容易发展到在大事情上出卖原则。我生平看到过许多人当初本来是头等的革命者，后来变成了工人阶级的叛徒。有些人甚至变成了职业的告密者来害自己过去的同志。不问是非的派别观念就是这种道德和政治退化的起点。
我们看得出派系的斗争在退化成为结党营私的争斗，我们决定反对这种做法。我们是郑重其事的，所以没有分散自己的力量而把希望寄托在运气上。相反，我们迅速成立了一个“第三派”为统一党和解散一切派别而斗争。这看来也许像是堂吉诃德式的举动——后来结果确是如此——但是我们自己经过了长时间的奋斗才看清了这点。
使我们的全部努力遭到挫折的是国际因素，但是国际因素最后也帮了我们的忙，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新道路。在1928年看到发人深思的托洛茨基的文件以后，我开始从国际的角度来看美国党内的问题。但是这已经是在纯粹一国的范围内在黑暗中斗争了三年以后的事情了。
在黑暗中混战总免不了时而绊倒几交。我们也是这样，我决不争辩说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是正确的。基本前提错了，政治方针就不可能正确。我们当时的前提是：我们党内的问题纯粹是美国的事情，但是在共产国际，特别是在俄国领导人的帮助下，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像解决早先发生的那些麻烦一样。这种想法从两方面来说都是错误的。国内的客观形势是对我们不利的，我们都无知，才干不足，因此对党内局面的混乱也负有一部分责任。但是这一次造成我们的困难的主要根源是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退化，在我们党内挑拨离间的人，也像在共产国际其他各个党内一样，主要也就是这班我们信赖地期望他们给予帮助和指导的人。
我费了很长的时间才在脑子里弄清这个问题，同时我也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在黑暗中瞎摸过和绊过交。但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态度和别人不一样，这最后使我解开了这个难题，走上了一个大不相同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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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客观情况是：二十年代后期欣欣向上的繁荣削弱了激进主义运动的基础，工会运动停滞不前而且在衰退。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派别斗争的狂热活动对于许多人来说代替了工人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病症在那些日常生活与工人最隔绝的人身上特别厉害。他们没有好好地看待我们提出的通过取消派别求得党内和平和统一的方案。他们不理解这种方案，而首先是他们不相信这个方案。
在目前世界上的黑社会里——我在监狱里几度和这个社会有过接触——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就是既聪明又诚实的人世界上是没有的。人类是由诚实的笨蛋和机伶的恶棍组成的，世界上全都是这两类人；最机伶的恶棍是假装老实的人，是骗子手。同工人阶级斗争的现实问题毫不相干的职业派系活动也是一种黑社会，宗派活动老手的心理状态是和那种黑社会的心理状态一脉相通的。
这种人已经把共产党的内部斗争看得像空气一样片刻也离不得，把内部斗争本身看成就是目的，在这种人看来，任何人如果主张党内和平和统一，他不是一个好心的傻瓜，就是一个别有用心的伪君子。在那些同我们在多次斗争中周旋的可敬的同事们看来，我们不可能是好心的傻瓜，因此只可能是别有用心的伪君子。我们所采取的立场被认为根本不可能有第三种原因或动机。
福斯特—毕特尔曼派和鲁登堡—洛夫斯东派的领袖们没有从票面价值来看待我们提出的实现党内统一和党内和平的方案。我们被看成是制造麻烦的无政府主义者，赌博的规矩要求分成两个派，只许有两个派，而我们成立了“第三派”，这就破坏了规矩。
福斯特派的人对我进行了特别恶毒的攻击，把我当作一个“叛徒”，好像我一生下地就是某一家一族的一员，我的血缘关系就不许我同山那边的斗争对方来往似的。这是他们那些人的一个彻头彻尾的见解，他们把我的出生证给搞混了。
至于洛夫斯东派，他们甚至在党的支部里提出动议，专门谴责“第三派”的成立。在他们看来，两派是理所公认的；第三个派别就反常了。但是这个格律对我们并没有约束力，理由很简单，我们不接受。
从最开初的时候就很清楚，我们的方案是不能通过说服来做到的，需要有某种强制和压力，而只有成立一个有组织的独立的派别才能使这种强制和压力产生效果。我们决定着手建立这样一个派别作为一种平衡力量，好让两个主要派别中的任何一派都不能独揽党的控制权。
尽管最上层和次一层的领导人员把一切精力都投到派别斗争里去，我们要求全党统一的主张毫无疑问地反映了两派群众中的普通情绪。许多基层群众厌倦了毫无意义的内部斗争，渴望党能统一起来，实行全面的合作来从事建设性的工作。纽约区的书记伟恩斯东和团结在他周围的一批同志在1926年采取了和我们一样的立场，这件事情突出地表现了群众中的这种情绪。这个事件打破了鲁登堡的“多数”，就像我们在这以前的反叛打破了福斯特的“多数”一样。伟恩斯东不久就和我们取得了一致，这个新的联盟成了党的领导机构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派系斗争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情形远非如此——但是这种形势防止了一个派别独揽党的控制权而把其他派排斥于外，而且在党内创造了条件，使各派的主要活动分子都可以无拘束地做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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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当初争取党的合法化的斗争——1921—1923年——中和伟恩斯东有过密切的联系，对他非常了解。虽然在从1923年开始的新的派别营垒和斗争中我们分属于互相对立的阵营，可是我们仍然在一起相处很好，彼此保持着友谊。他和鲁登堡—佩帕尔—洛失斯东派在一起，当全国中心设在芝加哥的时候，他是这派在组织的杰出代表。
在新的发展的过程中，我对伟恩斯东更了解了，对他也形成了更明确的看法。他是三君子——洛夫斯东、伟恩斯东和沃尔夫——之一，我们管他们叫“市立学院的小伙子”。当他们在俄国革命后的高潮中被吸引到左翼运动中的时候，他们还在学校上学，但是他们已经因为具备别人所没有的特点和受过较多的教育而在运动中涌现在前列。
他们先前并没有任何同工人在一起进行日常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可是在党的领导机构中就巳经居于显要的地位了。他们三个人在所受的教育方面都有这种缺陷，洛夫斯东和沃尔夫从来不曾表现过想要弥补这个缺陷。他们总是以一种纯粹知识分子对工人运动的兴趣而给我一种外人的印象。伟恩斯东至少有一种倾向于工人的感情，虽然在我认识他的那个时期中，他似乎从来不曾真正和工人打成一片。
这三个人全都能说会写，沃尔夫是最有能力最多产的写作家，伟恩斯东是三个人里头最有才能的演说家。洛夫斯东写文章和演说的才能不怎样特出，但是他是三个人里个性最强的人，他在任何时候给运动带来的影响都要比其他两人深刻得多，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坏影响。
每一个人都认为洛夫斯东在无休止地玩阴谋耍手段方面是肆无忌惮的，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大家都看得对，虽然“肆无忌惮”这个字眼用来形容他的活动似乎多少有点过于温和了一点。洛夫斯东是一个十足的权术家，和福斯特一样——但是方式各有不同。福斯特是工人运动中的人，是属于工人运动的，他对工人运动有一种责任感，他在没有必要欺骗和撒谎的时候能够做到相当诚实。福斯特的欺诈是有目的的，功利主义的，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不经心地玩弄的。洛夫斯东却是我们当中的一个恶劣的异己分子，他似乎是恶毒地为耍手腕而耍手腕。
在致力于人与人间关系的最崇高理想的运动中竟会有这样一个性情乖张的人物跑进来，真是命运的奇妙播弄。在他钻进来谋求个人发迹的这一运动中，还从来不曾有过像他那样做了那样多坏事的异己分子，他就像是一个到处乱钻的癌症细胞一样在党的肌体里作怪。党只有成为工人阶级谋求自身解放的严肃历史过程的自觉表现，才有意义，才有理由存在，党的这种历史使命使它的成员负有各种严格的道义责任。但是洛夫斯东似乎把党看成他进行个人冒险事业的手段，而且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有一种违反人之常情把事情搞得乌烟瘴气的本能。
他用几乎是病态的疯狂在从事这种个人冒险事业，他不顾忌任何人与人间关系的公认行为准则，至于他这种手段会给工人运动的士气和团结精神造成什么影响，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对于他来说，工人的阶级斗争以及这个斗争对人类前途的严肃意义，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理智概念；争夺党的“控制权”的派系斗争才是实在的东西，是生活里实在的东西。他的主要敌人从来就是党内的派系对手，而不是资产阶级和这个阶级所代表的剥削制度。
洛夫斯东的派系手段和做法有系统地给党以错误的教育，散布流言蜚语唆使这些同志反对那些同志；歪曲对方的立场；放肆地蛊惑和煽动派系支持者，一直到使得这些人晕头转向。他还有其他的手法，但是全都是这一路的货色。
在那个时候，党的领袖们对彼此的看法是有很大的出入的，当然并不都是些恭维话，不过在内心深处，尽管斗争时对立情绪很深，我认为他们总还是彼此看作共同事业中的同志而互相尊重的。可是洛夫斯东却没有人信任，他对事业的忠诚受到普遍的怀疑。福斯特不止一次地在比较亲密的人之间说过，洛夫斯东要是不是个犹太人的话，他百分之八九十可能成为法西斯运动领导机构的候选人。这也是大家很普遍的看法。
沃尔夫受的教育比洛夫斯东好，大概也比他聪明些，但是性格比洛夫斯东弱，他在洛夫斯东的一切不正派的鬼花头中充当他的第一助手和支持者。他和洛夫斯东的区别主要是他对眼前的各种阴谋不那么专心致志，不那么不顾一切地关心那些阴谋的结果。
洛夫斯东的派系手法的一个典型事例是他在1929年写的小册子《党史片断》。他在这本小册子里对他的派系对手提出了一个洋洋大观的“控诉”，办法是随意把虚构的事情凑在一起，只引用能够败坏对手名誉的材料，而把他可以引用来败坏自己的名誉的更为洋洋大观的材料完全丢开不用。沃尔夫写的宗派文章也是这样，从头到尾全是歪曲。他在1929年写的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小册子证明了他到底值几文钱。这两个人差不多根本无需向斯大林学习。按他们在派系斗争中的伎俩来说，他们就是斯大林主义者，虽然那时候斯大林本人的手段还没有充分向美国人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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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恩斯东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他没有那样机伶狡猾，他没有洛夫斯东那种意志力。但是他比洛夫斯东和沃尔夫诚实，更关心党，那时候他没有疑问是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我认为，伟恩斯东也比鲁登堡—洛夫斯东派任何其他领袖更明事理，比较不固执己见，比较客观。
伟恩斯东从来没有完全沉迷在派系斗争里。他所以能在1926—1927年采取独立的方针，根由就在这里。他承认别一派的同志的功绩。他比他那派里别的人更清楚地看到派系斗争当时已走进死胡同，并且是真诚地在为党的更高的利益寻求一条出路。
伟恩斯东曾经一度被佩帕尔的假名声所迷惑，但是他从来不是鲁登堡或洛夫斯东的个人追随者。在和我的许多次谈话中，他对这两个人的批判是中肯而客观的；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他对鲁登堡派要取得党的“领导权”的野心是反感的——他们实际上是提出过“在鲁登堡派的领导下实视党的统一”的方案！这听来很像是要各个殖民地在一个帝国主义帝国里统一起来，它的意思也确是如此。伟恩斯东担心鼓励这样一种不现实的无理的野心会使党陷于绝路，最后只能分裂，他担心得很对。
早在1926年，在鲁登堡还没有死以前，伟恩斯东就已经开始在那个派系里采取了主张统一的立场，他主张解散派系，由最有能力和影响的人组成“集体领导”，不要有派系的壁垒来妨碍他们的自由合作。这种立场当然促使他和我们磋商并且最后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因为我们在福斯特派里面也通过自己的经验采取了同样的立场。
洛夫斯东分子看事情，事先就断定一切都是勾结共谋的结果，没有什么事情是出于好心和不受别人影响地考虑问题的结果。他们完全肯定是我策动伟恩斯东脱离他的派别，是我说动他采取反对本派别的异端的。这就是吉特劳在他那忏悔性的回忆录中对这件事的说法，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事情不是这样。由于共产国际1925年一手包办的颠倒乾坤的人事变动，伟恩斯东担任了纽约区的书记。在那个时候，那些昨天还居于合法当选的多数地位的纽约区起作用的大多数党员们就变成了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少数。伟恩斯东认识到他们作为党的工作者的价值，有意识地自行在纽约区实行了和解和合作的政策。
纽约的绝大部分福斯特分子在经过一个时期有怀疑地持保留态度之后，响应了伟恩斯东的和解政策，于是在党的工作上实现了相当大程度上的合作。这种局部的良好结果使得伟恩斯东颇想把自己的想法应用到全国党的问题上去。因此不久他就采取了和我们在芝加哥采取的几乎一样的态度。
我不认为我个人对他形成这种想法起过多大影响——至少在初期如此。他得出了和我们所已经得出的看法实质上相同的看法，这个事实使我们得到了某种安慰，相信自己对问题的看法是正确的，接着我们和伟恩斯东的关系当然就越来越密切了。在一九二七年三月鲁登堡突然意外逝世以前，我们就达成了共同合作的明确协议。我们常常推想，如果鲁登堡活着的话，局面会怎样。鲁登堡也像其余的人一样是一个宗派分子，但是他不像洛夫斯东那样疯狂。他远比洛夫斯东更富于建设精神，更负责，也更关心党的总的利益和他自己作为一个党（而不是一个派系集合体）的领袖的地位。而且，他在党内也更有威望，更有影响，更受尊敬。他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否决洛夫斯东的过火的宗派活动，只要他愿意。
如果他活着的话，很有可能实现不稳固的和平，逐渐解散派系。他的突然逝世排除了这一切可能。鲁登堡派这时变成了洛夫斯东派，党内局面因而也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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