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劳工保卫组织（1958年4月17日）

国际劳工保卫组织

（1958年4月17日）

　　你提到有关国际劳工保卫组织问题的信已经收到了。
　　我对这个问题的确感到亲切。这是我在二十年代参加共产党的时期里说得最清楚和最鲜明的往事之一，这是我们本着世界产盟的原有精神，为了互相支援而诚实工作，并且取得踏实成绩的一段往事。
　　这的确是一段有趣的历史，我想也是一段很重要的历史，因为，在这段时期里，毕尔·海伍德的影响——通过我和我的战友罗斯·卡尔斯纳、托姆·奥弗拉赫蒂、马克斯·沙赫特曼、马丁·阿勃恩——投入到他被迫离开的运动中来。这种影响就是叫我们用一片赤诚和善意对待美国监狱中一切阶级战争的战俘，并且给他们以真正的不分党派界限的支援。你注意到，毕尔在《劳工保卫者》1926年6月号上提到，1925年他在莫斯科同我有过一次谈话。这就是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发端。我将在另一封信里同你谈谈这是怎么一回事。
　　你的大部分问题都提到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成立和活动是否可能牵涉到宗派斗争的问题。这使我有些不解。这一切都是次要的。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真实历史就是，它开展了自己的工作，组织了募捐，认真处理自己的基金，公开公布基金用项，并且本着落落大方的、不分党派界限的精神，来进行它的一切活动。说起来也许很奇怪，这一切所以可能，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竟然是因为我属于党内一个派别！我们那一派是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边境哨，它竭力防止国际劳工保卫组织受到宗派斗争的破坏，或者尽量要把这种破坏减少到最小限度。在那些年月里戕害党的宗派活动对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影响，要比在任何其他领域中都要小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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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2月6日）

　　圣经里有个人不相信拿撒勒^[1]能给人带来任何好处，职业反共分子也总是从这个圣经人物的前提出发。用骗子们的现代行话来说，他们不给一个共产党人以均等的机会。例如，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曾说，我通过国际劳工保卫组织帮助世界产盟被捕工人的动机“不完全是出于博爱之心”，因为我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是在为党的利益服务。
　　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我的动机根本不是“出于博爱之心”。我真正地相信支援一切阶级战争的战俘的原则——我在早期的激进运动中就是在这个传统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当然，我当时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人；我认为而且说过，国际劳工保卫组织所进行的正直的救援工作至少会间接地给共产党增光。但是，代表各种各样事业和组织的人们在做他们心目中的好事情的时候，又有谁不是抱着这种双重动机呢？
　　世界产盟当年支持过敌对的劳联的罢工，并且支持过其他劳工保卫案件。他们这样做是完全诚心诚意的，但是，他们同时也希望这一贯的相互支援政策会在激进工人当中给世界产盟增光。实际结果也是这样。天主教的修女们毕生在医院里为病人服务，她们无疑地觉得她们在替天主工作。但是，她们也希望她们所献身的工作能够给天主教增光。实际结果也是这样。当一位洛克菲勒这样的人或者一位杜宾斯基这样的人捐款给某一个社会公益事业的时候，他们难道不是同时也想到——只是一点点——这有助于改善美孚油公司或杜宾斯基工会同“公众的关系”吗？
　　我不想暗示共产党人和其他人有双重道德。但是，这种虚伪的道德说教却像一条黑线一样贯穿在一切反共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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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劳工保卫组织在我的管理下，把自己的支出严格限于劳工保卫工作。我从来都不允许任何人侵犯这项原则。我十分自觉地严格执行这一政策。我所以要这样做，有两重理由。首先，我主张在处理劳工保卫基金时要认真廉洁。其次，我有意识地关心我在一般激进人士中的声誉。因此，在我管理期间，国际劳工保卫组织每月都在《劳工保卫者》刊物上公布按收据编号编制的捐款清单，以便接受公众的监督。此外，《劳工保卫者》还发表了一位合格的公共会计师的年度收支报告表。
　　当波斯顿的萨柯—范齐蒂委员会就国际劳工保卫组织募集的萨柯一范齐蒂案件基金问题提出质询时，我马上就在1927年1月号的《劳工保卫者》上发表了为此目的拨出的款项及其来源的一览表，并附上支票的影印照片，证明这笔款项已全数移交萨柯—范齐蒂保卫委员会。同时，我还邀请萨柯—范齐蒂保卫委员会指定一位代表和会计师来审核我们的帐目，核对我的报告。
　　我不但真正相信劳工应该相互支援，相信在劳工保卫案件的财政问题上应该认真负责，而且也擅长于政治活动和宗派斗争，能够在这些方面保卫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自主，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工作和声誉因此而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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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2月10日）

　　我以前对你说过，我很久以来，就想谈谈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起源以及它早期的支援工作的一般情况，以便对得起毕尔·海伍德的英灵。但在为了要出版我的讲演集而搜集材料的时候，我发现，十年前我就发表过一篇演讲，谈过这个问题，后来又把这回事忘了。我在那篇演讲中主张声援共产党领导人，不管和他们的政治分歧如何，而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提到了国际劳工保卫组织在这方面的传统，以及毕尔·海伍德在倡导建立这个组织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篇讲演是1949年2月6日在组织发表的，题目叫做《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的审讯》，后来刊登在1949年2月14日的《战斗者》上，现在仍可查对。我在追述了莫耶—海伍德案件以后的历次保卫案件中劳工相互支援的传统之后接着说：
　　“共产党自己就一度鼓吹过这个值得骄傲的相互支援的传统。1925年在共产党直接主持下成立的国际劳工保卫组织，就专门致力于实现不分党派的劳工保卫原则，致力于保卫一切由于自己的活动或意见而遭到资产阶级法庭迫害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成员，而不管他的观点如何。
　　“我这段话是确凿可信的，因为我参加过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筹划工作，而且，从它成立之日起到1928年我们被赶出共产党为止，我一直担任这个组织的全国书记。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确实‘是在莫斯科诞生的’，我必须承认这一点，但它在工作方法和实践方面却完全是一个美国组织。国际劳工保卫组织是在同毕尔·海伍德讨论的过程中诞生于莫斯科的。这位老战士在要处他二十年徒刑的威胁下，被迫离开美国，他对美国工人遭受的迫害，深表关切。他希望给那些关在我国各处监狱里的几乎被遗忘的人们，做点事情。
　　“当时，在美国有一百多个劳工领袖、罢工领导人和激进分子被关在狱中，其中有世界产盟的盟员，无政府主义者，蒙尼和比林斯，萨柯和范齐蒂，麦克纳马拉和施密特，森特拉利亚被捕者等等。我们1925年在莫斯科讨论的时候，制订了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计划，并且确定它是一个非党派的机构，致力于保卫一切在资产阶级法律下遭受迫害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成员，而不管他所持的观点和所属的党派如何。
　　“我永远也不能忘记我和毕尔·海伍德谈话的情景。当我们完成了后来成为现实的国际劳工保卫组织计划的时候，当我向他保证我回到美国以后一定要把这个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当我向他保证我们真的要着手工作来援助那些在狱中被遗忘的人们的时候，他那双像雄狮般的眼睛——或者不如说是那一只眼睛——射出了光芒。他说：‘我要是能回去参加这个工作，那该多好’。他是回不来了，因为他在美国是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而是因为他给美国工人阶级做了很多好事。他一直通过通信积极参加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工作，一直到死为止。
　　“在莫斯科，我们在海伍德的房间里制订了把国际劳工保卫组织当做一个非党派保卫组织来经管的计划。这个计划在头几年中付诸实施。当时在美国有一百零六名阶级战争的战俘——在加利福尼亚州、堪萨斯州、犹他州和其他州里，有几十名世界产盟盟员根据惩治工团主义刑事法被投入监狱。我们还查出，在罗得岛州的监狱中有两名不出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西弗吉尼亚州有一群劳联矿工；在缅因州的托马斯顿有两名劳工组织者，此外还有上面提及的比较突出、比较著名的被捕者。当时，在这个自由的国度里总共有一百零六个人因为在劳工运动中从事活动而被关在牢里。他们根本不是罪犯，而是罢工的领导人、组织者、鼓动家，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像我们自己一样的人。在这一百零六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共产党员！但是，国际劳工保卫组织却无例外地保卫他们，帮助他们。
　　“国际劳工保卫组织采取的政策是宣传他们的案情，为他们募捐。我们募集到相当数量的基金，每个月可以给一百零六名阶级俘虏每人寄五元线。每逢圣诞节，我们还为他们的家属筹集一笔款项。在森特拉利亚事件中被捕的世界产盟盟员多年来差不多已经没有人记得了，我们又叫人们想起他们，宣传他们的案情，努力帮助他们。我们对于那些已一半被人遗忘的老的案件，也是这样。国际劳工保卫组织是声援萨柯和范齐蒂的世界范围的巨大抗议运动的组织中心。这一切支援工作都得到了共产党的全力支持，不过这都是在共产党完全斯大林主义化和开除诚实的革命者以前的事。
　　“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由于执行了不分党派界限保卫劳工，不因政治观点而实行歧视的原则，所以才取得这样高的声望，才为战士们所如此热爱。这个原则也就是相互支援的原则。当你把这一切同斯大林主义者后来的行径比较一下的时候；当你想一想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实际情况的时候，你就必须说，斯大林主义者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多地玷污了这一相互支援的传统。他们也比任何其他人更多地破坏了保卫劳工不受阶级敌人损害的团结事业。
　　“在阶级敌人面前不团结的可怕腐败现象也渗入到劳工运动的其他组成部分中。社会民主党人在谈到斯大林主义者的时候，发表了很多假惺惺的道德说教，但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好不了多少。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对迫害斯大林主义者的事件表示抗议。产盟和劳联的劳工领袖也都袖手旁观，许多人甚至支持起诉。
　　“他们认为，不必为史密斯法担心；它是用来对付斯大林主义者的。在七年前我们受审的时候，斯大林主义者也是这样想——这一邪恶的、违宪的法律是专门用来对付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我在旧金山就听说，一位斯大林主义党的演说者在别人追问到对他们的审讯和对我们的审讯的关系时说：‘整个这场审讯是一场误会和误解。史密斯法是用来对付托派分子的’。但是，斯大林主义者终于也受到了史密斯法之害。别的人也是可以遇到同样遭遇的。
　　“如果这一次给斯大林主义者定了罪，确立了又一先例，从而加强了我们案件所确立的先例的话，那么，也就可以援用这同一个法律来迫害其他政治组织，迫害大学教授，甚至迫害和统治阶级意见相左而又敢于表示自己意见的传道师了。忽视这场审讯，拒绝表示抗议，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一个可怕的错误；我们大家都要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他们和我们，还有我们所有的人，所有希望通过工人们的团结和相互支援来建立一个更美好更自由的世界的人，不管我们要想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或者通过什么样的纲领和学说来达到这一目标。如果联邦检察官在这个案件中胜诉，在舆论支持下贯彻下去，我们大家就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因此，我们希望大家在审讯还在进行的时候，就尽一切力量扭转目前的趋势，克服消极和漠不关心的态度。
　　“如果有人希望或者以为我们能够同斯大林主义者一道组成一个统一的运动，像过去那样忠实地合作，那当然是空想。斯大林主义者不会同任何人忠实地合作。我们过去向他们提出过统一战线的建议。他们拒绝了。甚至就在政治迫害、忠诚调查和清洗的矛头指向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不肯为詹姆斯·库特契尔说一句话。库特契尔是一个没有腿的退伍军人，也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新泽西州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因为他具有不同的政治观点而解除了他的职务。
　　“由于斯大林主义者的态度，也由于其他考虑，希望建立一个大门敞开的统一战线，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工会和反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组织应该为了他们自己的缘故，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团结起来，对这一起诉提出抗议。我们愿意参加和支持这样的努力。但是无论如何，不管是合作也好，还是分别工作也好，我们大家都应当对正在福莱广场^[2]进行的政治审讯，表示抗议。不是为了斯大林主义者，而是为了言论自由，为了劳工运动化了很大代价才赢得的民主权利。这种民主权利是劳工运动在增进工人的见闻，提高工人的觉悟，以达到更高水平的斗争中所迫切需要的”。

^[1] 拿撒勒是耶稣的故乡。——译者

^[2] 福莱官场是美国联邦法院所在地。——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