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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的若干遗闻轶事
（1955年7月26日）
吉特劳在他的忏悔录《我坦白》一书中说，在1926年—1927年我最初和伟恩斯东讨论的时候，我们曾经谈到瓜分党内职位问题——由我任主席，伟恩斯东任总书记，福斯特任工会部长（见原书第405页）。这只是吉特劳一贯把他自己的猜疑当做事实来报道的一个例子。在鲁登堡逝世以前，我们根本没有讨论过党内内的职位问题，在鲁登堡逝世以后，我们只讨论过突然空缺的总书记职位问题。在我们同福斯特打交道的时候，也只讨论到书记职位问题。当时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必须马上解决。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在1925年代表大会以后，在共产国际的电报和共产国际代表格林（古塞夫）的决定把鲁登堡派变成多数派的时候，主席职位已经取消。
吉特劳由于同洛夫斯东经常在一起，总是习惯成自然地认为两个人或两个以上的人在一起碰头，就是在搞对他们个人有利的事情。在他的书中，充满了把他的猜想当做事实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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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特劳说，在鲁登堡逝世以后，伟恩斯东因为洛夫斯东答应给他当书记而摇摆到洛夫斯东那边去。这一说法同我的记忆不合。在整个那段时期，我都同伟恩斯东保持密切联系。他把同洛夫斯东分子每一次讨论的情况都告诉了我。据我所知，在1927年代表大会以前，在我们所商定的根本立场——反对任何其他派别控制党——上，他决没有动摇过。我不相信他当时关心的主要是职位，我也不相信窃取职位在任何时候曾经成为他的主要动机，像吉特劳所猜想的那样。
伟恩斯东在当时的局面中所以很重要，是因为他个人在纽约很有威信，是因为他担任了举足轻重的纽约区的书记的职务，也是因为他无可怀疑地真诚恪守非宗派立场。斯塔彻最初也跟着伟恩斯东走，这使洛夫斯东分子特别感到苦恼。伟恩斯东还得到一些青年的拥护，后来担任《工人日报》编辑的萨姆·唐在那个时期也开始跟着他走。伟恩斯东还得到南部斯拉夫分部的一个集团的支持。
我想，在你研究的全部档案材料中，大概只有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找到有人给斯塔彻讲过一句好话，不管是多么有限的好话。事实上，在1926—1927年，斯塔彻是伟恩斯东领导下的纽约区组织书记，他确是被争取过来，同意了伟恩斯东的非宗派政策，并且执行这个政策一直到鲁登堡逝世以后的某一个时候。我记得纽约福斯特派的领袖克隆本对我说过，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人能有这样的转变”。而且他的态度的转变还大大地缓和了纽约区的宗派斗争局面。
斯塔彻参加过我同伟恩斯东举行的许多早期的讨论，并且表示完全同意我们的计划。有一回，他还建议我到纽约去担任党书记，在纽约贯彻这个计划，如果伟恩斯东去担任全国书记的话。经过好几个月坚持不懈的努力，洛夫斯东才最后使斯塔彻就范。但是，这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的确有短短一个时期把党的利益的更高尚的考虑放在第一位。他的一生的其余部分似乎都是致力于恶性的宗派活动。
至于沃尔夫，伟恩斯东和我都不相信他这个人，也不相信他同情伟恩斯东的计划的各种表示。我记得伟恩斯东告诉过我，说沃尔夫始终是洛夫斯东的密探；说他只是在短时期内假装同情，目的是要控制斯塔彻，把他拉回去，并且利用斯塔彻牵制伟恩斯东。这样一种复杂的马基雅弗里式的阴谋是符合洛夫斯东的性格的。但是我至今仍然不相信斯塔彻自觉地参加了这个阴谋，虽然沃尔夫差不多可以肯定与这个阴谋有关系。
巴兰当时也跟着伟恩斯东走了过来，在1927年代表大会期间一道和我们一起留在反对派联盟中。我承认，当时形势中的这种变局，我始终不能理解。巴兰是当时党内缺乏领导才干、可以说是靠宗派斗争推持其政治生活的少数人之一。他们不是领袖，而是某一个派别的仆从。从很久以来，我就认为他是一个无耻之徒，我想别的人也都是这样看。
在1920年俄罗斯分部派和鲁登堡决裂，并且丧失了他们的所有比较能干而又有影响的“英语发言人”以后，巴兰就是他们的“英语”喉舌。在党内就合法化问题展开斗争期间，他一道在俄罗斯分部那批极端过左派当中保持着这样的地位，值到1922年—1923年他们遭到惨败时为止。后来，佩帕尔替他恢复了名誉，把他收容进来。从此，他就成为佩帕尔的宗派喽罗，在佩帕尔—鲁登堡—洛夫斯东联盟中混了四年，1927年才跑过来，站到伟恩斯东方面。
巴兰在党内名声很坏，几乎没有什么个人影响。当我们听说他将和伟恩斯东一起到这个新集团中来的时候，我们都有些不安。但是，他似乎接受了我们的全部计划，我们没有理由排斥他。我当时坦率地表示我不能理解巴兰的态度。我认为，他在任何一个派别中出现都是可以想像的，不过要在这个以结束宗派斗争为宗旨的派别中出现却是不可想像的。可是，他在当时的秘密讨论中都和我们表示了一样的看法，认为宗派斗争已经把我们大家引到死胡同里，我们目前必须要找一条新的出路。
我记得我有一次问到他对结局的着法，他说：“我绝对相信共产国际”。但是，在共产国际的决议之后，他还是跟着我们走——一直到代表大会的时候。在代表大会之后，他有一机会就溜到洛夫斯东的集团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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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恩斯东也在代表大会以后跑到洛夫斯东那边去了，但是决不应把两个人的动机等同起来。我想，伟恩斯东当时断定，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洛夫斯东在这个基础上取得的胜利已经破坏了按照我们提出的方针统一全党的可能性，因此必须接受洛夫斯东集团的“领导权”。不过，他从来没有变成像那个派别中大多数人那样的“洛夫斯东分子”。1929年，洛夫斯东一同共产国际闹翻，他就马上离开洛夫斯东，成为最先支持共产国际新方针的人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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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反对派联盟 根据我的记忆，这个联盟是1927年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成立的，而不是在这以前成立的。在以前，我们只达成一个支持伟恩斯东担任总书记的“别碰我”协议。新联盟明白地称为“联盟”，目的是要表明各派并没有像福斯特所希望的那样融合成为一个派别。伟恩斯东和我对于由福斯特控制全党的办法都不表同情，也不同意和他一起成立单一派别的办法，因为在那样一个派别中，我们可能要受到多数票的控制。在我们那个时期的相互关系中，一切问题每一次都必须通过协议来决定，而不是通过多数票来决定。
照我们看来，当时的情况实质上是这样的：任何一个派别在当时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上都没有政治观点上的明显分歧。这就是我们主张取消老的派别的“政治基础”。当时，其他派别要求我们拿出他们并不向自己要求的东西来。由于我们没有提出一个新的政治纲领，他们就指责我们“没有政治纲领”。在我们和福斯特成立了这个联盟之后，洛夫斯东也发出同样的叫嚣来反对它。这从侧面有趣地表明了那些日子里老派别的流行心理。两个老派别，福斯特派和洛夫斯东派被视为理所当然，有权利作为既成事实而独立存在。第三个集团，或者一个新的“联盟”，就需要有“政治基础”。在原有的“政治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以后很久，还要搞宗派斗争，的确可以使人产生一些很奇怪的想法。
成立这个联盟的目的是要设法阻止洛夫斯东分子以明确的多数控制全党。我们不怀疑，福斯特想要自己来控制全党，但是我们也知道，没有我们的支持，他是办不到的。而我们是从来不打算让他控制全党的。在基层党员中间，支持他的人要比支持我们的人多。但是，比较能干的干部大多数都是我们的。因此，在一切有关代表权的协议中，福斯特都不能不同意对半平分的原则。1927年代表大会选出一个新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盟以少数派身份推选代表时，也是按对半平分原则办事。在新委员会的十三名少数派代表中，我们得了六名，福斯特集团得了七名，多给了他们一名。
反对派联盟似乎是1927年在莫斯科发生的情势的逻辑产物。但是，我认为可以说，福斯特在这方面要求最迫切，所作的让步也最多。这并不意味着伟恩斯东变成了任何意义上的福斯特分子，也不意味着我们在1925年同福斯特之间发生的裂痕已经得到弥补。倒不如说这是一种政治上的便利的结合。
1927年夏天的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会议 伟恩斯东和我一块到莫斯科去，并且在全会的最后一天到达。我们没有参加它的任何会议，根据我的记忆，也没有参加投票，因为投票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才有的权利。我们并不是作为全会代表到莫斯科去的，而只是为了美国问题去的。
德国的伊瓦特（布朗）当时负责美洲局。伊瓦特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正直而直率的共产主义者，工人出身，以前只是第二、三流人物，在共产国际先后摧毁布兰德勒—塔耳黑默以及过左派费希尔—马斯洛夫的传统领导之后，才参加到德国党的领导机关中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恰好选他来领导美洲局。我想，他是接近布哈林的，并且在这方面执行了布哈林的愿望。
我不记得伟恩斯东和我这一次见到过俄国党的任何高级领袖。一般来说，在那个时期，洛夫斯东在莫斯科的把戏中都远远走在我们前头。首先，他得到了佩帕尔的帮助。佩帕尔钻到共产国际的机构中去，了解一切内情和风向，知道该见谁，该避开谁。在这里，我倒不如坦率承认，在1922年我第一次去过莫斯科以后，后来再去莫斯科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在1922年的时候，一切都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双方在公开辩论中提出明确的政治问题，然后在政治的基础上直截了当地加以解决，对于有关各派既没有歧视，也没有偏袒，也没有任何由于俄国内部问题而产生的未经宣布的原因来作为决议的动机，来决定对于各派领导人的态度。这是列宁—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我前去参加是做得很对的。在1924年以后，在共产国际中，一切都不同了，我似乎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讨厌像请愿者一样到处去见人，见了一个又一个，我也讨厌像在黑暗中摸索一样，不知道旁人在没有我们参加的情况下要决定些什么事。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只有在美洲局的会议上才感到自在。在那种会议上，各派代表可以面对面地进行公开辩论。但是，到美洲局的会议开始时，会议也不过是手续罢了。一切问题都在幕后决定好了。命令已经下达，共产国际中所有第二流的领导人员和负责人员都只是一体遵行而已。我不无理由地觉得，我在整个事情中一点忙也帮不上。我每一次离开莫斯科的时候都有无用之感。所以，我愈来愈不愿意再去莫斯科了，到1928年，我就第一次断然拒绝前去。只是由于本派朋友一再督促并且施以压力，我才最后同意在1928年再去试一下。当时，我对俄国党内的情况已经深深感到不安，但是，我当时又认为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问题还是丝毫也解决不了。我丝毫也没有想到，我会被卷入这场斗争，而且在那以后会成为一个坚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同过去的一切关系一刀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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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鲁登堡—洛夫斯东集团，由于早在1924年就比较早和比较热情地投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所以在开头的时候，在莫斯科占了一些便宜；因此，在后来的几年中，俄国的领导人始终记得这件事。福斯特和毕特尔曼也千方百计地来弥补福斯特—坎农派早先在托洛茨基问题上的懈怠，但是我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只是默默地跟着。这种情况在莫斯科可能也被人注意到了，而且可能就是我在那里失宠的部分原因。关于这一点，我不能肯定。
来信说，你的“印象是，在1927年，美国党内确确实实还没有一个人可以称为‘托洛茨基分子’，或者哪怕只是托洛茨基立场的同情者。”你记得不错。据我所知，在1928年我参加六大归来以前，党内没有一个人公开采取这种立场。我个人对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措施深深感到不安和不满，但是，当时我也不能说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或哪怕是同情者。而且，就当时党内气氛来说，如果一个人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行动，表示这样的意见和不满是不明智的。到那个时候，在共产国际所属的各国党内，谁要是沾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边，谁就有马上被开除的危险。
在我们被开除以后，我们发现有一小批匈牙利共产主义者，以路易斯·巴斯基为首，在我们被开除以前接受了俄国反对派的纲领。不过，他们是在根据其他的理由被开除出党以后，才采取这一立场的。开除他们的理由则是洛夫斯东分子为了加强他们在匈牙利分部中的宗派控制而捏造出来的。在我们的运动高举托洛茨基的旗帜向前开拓道路的那些风狂雨暴的艰难日子里，匈牙利的同志们大大增长了我们的志气。
洛尔从来不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而且在我们被开除以后，他也从来没有同我们这一集团合作过。马克思·伊斯特曼无疑是美国的第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但是他从来没有正式成为党员。在1928年，他自己负责出版了托洛茨基的著作《俄国实况》。但是，当时，我们正在莫斯科出席六大，我回来以后才看到这本书。这本书中收罗有俄国党左派反对派的纲领和左派反对派的一切其他文件。在我们作为一个被开除的集团出版《战斗者》的最初日子里，伊斯特曼曾跟我们合作，并且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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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的共产国际决议并没有明文规定洛夫斯东分子应在下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取得多数。后来连续发表的所有决议和电报都有帮助这一结果实现的倾向，但是也没有作明文规定。洛夫斯东这一次从共产国际取得的帮助足以使他取得多数，但是不足以使他消灭或排斥少数派。而且，他所得到的有倾向性的支持还附有一项规定：必须统一全党，实现和平。
这就是共产国际代表伊瓦特在逗留我国期间进行活动的意义。在党代表大会以后——而且自然是在它的决议范围以内——他似乎始终是为和平与和解而努力。我们从来也没有理由抱怨他不公平。可以认为，他是根据指示工作的，但是这种指示对他说来也是很自然的。他无疑地是一个真诚的共产主义者。在我的记忆中，他不是不可亲近的人。
我认为，这样说是不错的：莫斯科在1927年给予洛夫斯东有条件的支持，可以说，是对他加以考验；同时还作出规定，保全少数派，以防万一这个试验不能令莫斯科满意。我们以前说过，美国问题根本不是在当时的共产国际全会上决定的。一切都是在后来解决的——形式上是通过美洲局来解决，实际上是在俄国领导人之间的幕后安排中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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