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从鲁登堡到洛夫斯东（1955年7月22日）

1927年：从鲁登堡到洛夫斯东

（1955年7月22日）

　　1927年3月鲁登堡的突然逝世打乱了党内不稳定的平衡，使得共产国际不得不第二次直接进行干涉，以挫败党内多数派的意志，越过多数派来决定党内领导机构的组成成分。
　　鲁登堡在党内一向起着巨大作用，他似乎长期固定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他在盛年逝世，的确使局面陷于混乱状态。
　　当时，党内的两个“大人物”就是福斯特和鲁登堡。他们俩人都有很多成绩和建树，完全配得上享有这样的威信。
　　福斯特所以出名，是因为他是1919年钢铁大罢工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成绩卓著，后来又是工会教育同盟的组织者，也有很多成就；鲁登堡所以出名，是因为他英勇地反对战争，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先驱者进行过卓越的活动，也是因为他毅然入狱，英勇不屈。党员们都知道他们的社会声望的价值，因此一致同意他们在党内占据最高的地位，担任党的领袖和发言人。派别活动并没有给这两位声望最高的领袖的威信增添什么东西，如果说起了什么作用的话，倒是有些玷污了他们的威信。
　　在鲁登堡派的所有领导人中，鲁登堡在党内最受尊敬，个人影响也最大。这一派就以“鲁登堡集团”相标榜，想要利用他的威信。但是，有鲁登堡的鲁登堡集团在党内却是少数，1925年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次选举，斗争十分激烈。
　　在举行1925年的代表大会的时候，“莫斯科来的电报”，经过在场的共产国际代表解释，突然把这个少数派变成了多数派。结果，天真地投票选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党员们就变成了一群竟然以为他们在选择党的领导人员方面还有一些权利的大傻瓜。
　　另一封“莫斯科来的电报”，在1927年完成了同样的奇迹，也把一个少数派变成了多数派。按照这封电报作出的许多补充决议逐渐像大棒一样把党员打得伏伏贴贴，并且把他们的民主权力化为乌有。从此，共产国际在美国共产党事务中的作用，就从在政策问题上施加友好的影响，变为在组织问题上，包括在最重要的问题即领导人员的选择问题上，直接进行粗暴的裁决了。
　　从此以后，决定就是在莫斯科作出了，美国共产党就只保留着可疑的表演权利。把共产党从一个自治的民主组织变成克里姆林宫的傀儡的过程是在1925年开始的，到1927年，又进了一大步，更加接近完成。这一年在党的历史上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此。别的一切都是次要的和附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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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登堡集团的不稳定的形式上的“多数”，甚至在鲁登堡逝世以前，就因为执行委员伟恩斯东和巴兰叛变而瓦解。后来，鲁登堡突然逝世了，这就使鲁登堡派失去了它的最有影响的人物和取得党员信任的最大号召力。这样一个薄弱的少数派没有了鲁登堡，难道还能够“控制”党并且避免同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构成多数的其他派别达成合作协议吗？
　　当时，我们为这是它办不到的，并且认为以后当然必须要调整领导人员。但是，结果并不是这样。有人玩弄花招造成不同的结局，我们还没有动手就失败了。在我们方面，我们有算术规则，党章上规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多数的权利，形势的逻辑和当时大多数党员没有疑问的支持。但是，这一切并不够。
　　洛夫斯东方面有不顾多数意志夺取党内控制权的疯狂劲头——还有莫斯科的支持。这些东西证明是这一局牌中的王牌。这一局牌拖了六个月才达到它的预定结局。1927年的斗争结束后，洛夫斯东拥有了“多数”——共产国际给他的——并一直保持着这个多数，直到两年后，同一个最高权力机关才决定从他手中夺去这个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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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夫斯东玩弄的第一条诡计是叫政治委员会任命他担任由于鲁登堡逝世而出缺的总书记。按照党章，这是不合规定的。
　　任命党的负责人员的权利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政治委员会只是这个机构的一个下级委员会。
　　我们要求立即召开正式的全会，来处理由于鲁登堡逝世而产生的一切问题，包括任命一个继任者担任书记的问题。伟恩斯东和我同福斯特达成了一项协议，决意要让伟恩斯东担任党书记，既然我们在全会中占有多数，我们就认为这个决定可以付诸执行。
　　接着，洛夫斯东又玩弄了第二个诡计。共产国际用电报拍来了它的决定：全会可以开会，但是，在莫斯科讨论全部问题以前，不能对组织问题作出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各派的所有主要代表都要为此目的到莫斯科去。由于主要“组织问题”是按照全会多数派的方针改组政治委员会和任命新的党书记，共产国际的这封电报虽然在表面上未作判决，实际上却使洛夫斯东在这两个地方都掌握了大权——即使不是在法律上，也是在实事上掌握了大权。
　　美国共产党的最高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事先已经被禁止作出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在洛夫斯东未能出席第二次会议以后，就显得更加可笑了。决定是要在莫斯科作出的。他和吉特劳突然间就动身到那里去了，对于经过选举产生的党的领导机关连招呼一声也没有。可是，按道理来说，他们像一切别的党员一样，要受这个机构领导，党章上也是这么说的。
　　在一个参加本国阶级斗争、根据自己的权力进行工作的、比较健康的、自治的党里，这种蔑视领导机关的胡闹行为无疑会使当事人威信扫地，立即引起党员的非难。但是，洛夫斯东的无赖行为这一次却没有引起这样的反应。出席全会的多数人怒不可遏，福斯特暴跳如雷，用激烈的语言发泄了自己的愤慨。但是，对于这件事本身，我们这些依法选出的多数派，却毫无办祛；我们不能在任何问题上作出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共产国际的电报禁止这样做。
　　自从1925年以来，党已经逐渐同意取消它作为一个自治组织的正常权利，到后来连这些权利的影子也不见了。洛夫斯东这一回的可耻行动只不过有力地证明了党在莫斯科太上皇面前的真正地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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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再一次到莫斯科去，设法解决另一个所谓“误解”。事后来看，我们那时候真是天真得无以复加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感到痛心。经过了这么多年，又发生过这么多更重要的事情，我现在还有点不想承认，不过，事实仍然是：伟恩斯东和我到莫斯科去的时候，满怀信心，真以为我们所提出的在集体基础上调整领导人员并取消原有派别的计划会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
　　要求在领导机关中取得控制权和“领导权”的其他派别没一个能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取得多数，而我们则肯定地能够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其他派别将不得不接受我们的计划，至少在今后一个时期是如此。
　　我们并不想以一个单独派别的身份，或者同另外一个派别联合，来从组织上控制党。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宗派壁垒森严的现象缓和下来，在领导委员会中创造条件，使每一个人都可以对所讨论的任何政治问题实事求是地客观地表示态度，而不必顾到以前属于什么派别。
　　在我们自己内部的讨论中，在我们在党内的一般宣传中，我们已开始强调，政治问题应该优先于组织考虑，甚至包括党的“控制权”在内。在当时，各派之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政治分歧。这种情况对我们提出的吸收各派领导人组成集体领导机关的计划，似乎也是有利的。我们认为，政治问题服从派别组织考虑的现象——这种现象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只能使全体党员和领导人员受到不正确的教育，并且使他们腐化。
　　至于我，我当时正在开始充分领会并且认真接受应该永远以重要的政治问题为重的列宁主义原则。我不能明白共产国际为什么不支持我们的态度，因为我当时还认为共产国际是列宁原则的具体代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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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在许多派别斗争中领教过各种狡猾手腕之后，已经有了一句怀疑主义的口头语：“当一个人在原则上接受一种主张的时候，那就是说他在实际上拒绝它”。事情并不总是这样，但是1927年我们在莫斯科遇到的局面却正是这样。我们的计划在原则上被接受了，但是又发表了一些补充声明来使它归于无效。我们发现，各方面都同意派别应该取消，领导应该统一。但是，在这以后，书面决议却暗示洛夫斯东分子在这种统一中应握有“领导权”——这稳稳当当地要使“统一”成为宗派统治的可笑烟幕。
　　官方的决议谴责“宗派斗争的剧烈化”——这是洛夫斯东分子在党的全会上的行为所造成的——但是又把这种“剧烈化”的责任转嫁到“反对派联盟全国委员会”身上。决议吸收了我们所提出的“过去的政治和工会分歧差不多已经消失”的公式。接着，它谴责“没有政治分歧的宗派斗争是最严重的反党罪行”——洛夫斯东分子夺取党内控制权的企图正是这样一种罪行——但是又把这种“罪行”转嫁给“反对派联盟”。共产国际1927年关于“美国问题”的决议——对于那些欢喜研究阴险艺术的人来说——是一份真正的学习诡辩术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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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共产国际在有争执的政治问题上都是明确的和直截了当的。这一次，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却没有任何明确和直截了当的东西。他们强调要缓和宗派斗争，实现党内的和平、团结和合作。但是，正式的决议却倾向于暗示——没有在任何地方明白地说——在未来的党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中被看中的是洛夫斯东派。这就使党内肯定不会有团结和合作，只会有争夺代表大会控制权的宗派斗争，如果洛夫斯东分赢得多数的话，党内以后还会有宗派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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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我们1927年在莫斯科没有取得任何胜利，但是，我们的“一般原则”既被接受，也就鼓励了我们继续进行斗争，我们知道，如果洛夫斯东在代表大会上依靠形式上的多数掌握大权的话，这些一般原则在党内是根本实现不了的。
　　只是到那时，只是在莫斯科的讨论中和在正式决议以后，伟恩斯东—坎农和福斯特才正式成立联盟，以便在代表大会以前的斗争中提出联合候选名单，争取选派代表出席未来的代表大会。以前，我们只是在全会上达成一项推选伟恩斯东为党书记的协议。视在，我们一致同意在代表大会以前的斗争中联合我们的力量，以阻止洛夫斯东分子实现宗派统治。
　　从鲁登堡逝世到8月底的代表大会，之间有六个月时间。这六个月在两个方面打开了我的眼睛。第一，党内发生了清晰可见的变化，在当时就已经使我对前途产生最严重的疑惧。党在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叛逆分子们所组成的团体，它以诚实的、不拘形式的民主方式决定自己的内部事务，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员。这是它最大的吸引力之一。
　　但是，到1927年，共产党已经不复是原来的样子了。它的党员已在灼然可见地逐渐变成一批消极的群众，听命于权威，被人用最露骨的煽惑手段加以操纵。这个时期的情况比我以前所认识到的更清楚地说明了，本国党领导人本身的独立影响已经遭到多大的削减，又在多大程度上要服从莫斯科的支配一切的权威。许多党员都开始把眼光转向莫斯科，不仅希望莫斯科给他们作出政策决定，而且希望莫斯科向他们暗示，他们应该投票推选哪一个全国领袖或者哪一批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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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在1927年，洛夫斯东原形毕露了。这件事本身对于党并不是一个好兆头。在过去，洛夫斯东是在鲁登堡的掩护下进行工作的，他使自己适应这种情况，并且依靠鲁登堡的信誉取得党的好感，或者至少是党的容忍。在那时候，就是那些同路夫斯东面对面斗争、对他的恶毒才能有正确认识的各派中心领袖，也从来没有完全看穿这个人的全貌。
　　我们现在第一次看见不受鲁登堡约束的洛夫斯东的真面目了。他运用了他的全部的神通和精力，来进行肆无忌惮的煽惑宣传。这种奇观使得旁人真不知道他自己究竟是在一个以合理改造社会为目标的工人组织中呢，还是糊里糊涂走进了一所疯人院。
　　一切旁的人都认为，鲁登堡的逝世是对他在形式上领导的那个派别的一个严重打击。但是，洛夫斯东却从这个事件中脱颖而出，就像是从一件疯人衣中脱身而出一样。鲁登堡的尸体还没有冷，他就宣布鲁登堡弥留之际表示希望洛夫斯东为他的继任者，同时呼吁莫斯科阻止召开全会处理这个问题。这样，他在争夺党内控制权的斗争中就着了先鞭，并且给党内宗派活动立下了一个新格局。这样的宗派活动就是在深受宗派之害的共产党的历史上也还从来没有看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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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一次总统选举中，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被无耻而有效地包装起来，兜售给一群糊里糊涂的选民，使许多善于批评的观察家都感到惊讶和难受。但是，我对这种十分有效的巧妙操纵或许并不那么惊奇，因为我以前见过这种事情——在美国共产党内。两者在规模上和所投入的力量上当然有所不同，但是，即使全考虑到这一点，洛夫斯东在1927年的党内选举中把自己当作鲁登堡的选定继承人和莫斯科的宠儿兜售给党员的工作，其令人怵目惊心的程度也不亚于1952年麦迪逊大街的政治贩子的职业活动。
　　这一下真是海阔天空，一切限制都没有了。1927年的党内竞选是无耻的煽惑宣传的杰作。煽惑宣传的目的是要从情绪上打动党员。宣传的最高潮是兜售其中藏着洛夫斯东的鲁登堡的尸体和共产国际的决议。连鲁登堡的葬礼和后来的追悼会也被人卑鄙的操纵，并乘机进行宗派宣传。
　　洛夫斯东在沃尔夫的支持下进行了“拥护共产国际”的竞选，制造了在这个问题上要么投赞成票要么投反对票的气氛，仿佛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仅仅提出了是否忠于国际共产主义的最高原则这一问题。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拿来当做大棒挥舞，借以吓唬党员群众，并且无耻地利用了党员们害怕由于犹豫或怀疑而受到报复的心理。
　　这些鼓动伎俩按说是法西斯主义的武器中才有的，但是1927年却在美国共产党内产生了效果。久经锻炼的反对派干部没有一个人受到这种肆无忌惮的鼓动的明显影响，但是，在外国，反对派联盟的力量却敌不过这种大规模的宣传。新党员和怯弱分子认为还是投票“拥护共产国际”保险，鬼鬼祟祟的野心家趁机从暗处跑出来，一齐起哄。
　　洛夫斯东大概是党的领导人员中最不得人望的一个，无疑地也是最不受信任的一个。但是，现在由洛夫斯东领导的洛夫斯东派这一次却完成了它以前在得人望的有影响的鲁登堡领导下所从来没有能够办到的事情。洛夫斯东在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中赢得了多数，并且使这一派第一次不仅在形式上，而且也在实际上控制了党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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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夫斯东是把自己当作莫斯科的宠儿而兜售给全党的。当时，他不可能知道，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他实在做得太过火了。在党内选举中援用莫斯科的权威并且训练党员习惯于“投票拥护共产国际”的办法，两年以后反而使洛夫斯东自己受了害。那时，同一个最高权力机关又决定让他下台。当时已经可以很容易地看得出来，我主所赐予的，我主也可以收回。
　　他在党内赢得的“多数”并不是他自己的。当共产国际命令党员们投票反对他的时候，那些以前在洛夫斯东的鼓动和训练下“投票拥护共产国际”的党员们，现在也以同祥的方式来响应。洛夫斯东通过1927年过分成功的“拥护共产国际”的竞选活动，只不过在党内给自己的灭亡创造了条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