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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季诺维也夫的一点想法

(1955年7月26日)



  我很久以来就想过并且表示过要写一本简要的政治传记,来对季诺维也夫加以评价。有一位精通俄语、熟悉俄国运动历史的同志也答应同我合作,来准备这份材料[1]。但是,我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开始。这项工作太大了,也太严肃了,夹在其他任务之间是不行的。
  像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人一样,我在共产国际的早期受到季诺维也夫的很大影响。我从来也没有忘记,在反动的年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列宁的最亲密的合作者;根据托洛茨基的作证,他又是革命的第一流的演说家,而且,他还是列宁—托洛茨基时代的共产国际的主席。
  首先使我真正受到震动、开始怀疑和不满、最后走到托洛茨基主义的,就是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联盟以及他和托洛茨基一齐被开除的事件。听到许多渺小人物诽谤季诺维也夫的无耻胡说,我总是感到很愤慨,我觉得,应该有人在历史面前替他辩护。
  我毫不怀疑,他的一切重大行动,包括他的最可怕的错误的根本动机,都是出于对全世界工人阶级更高利益的忠诚——对人类共产主义前途的忠诚。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最大错误就是,在决不能使用策略的原则问题的争执中,他依靠了策略手段。
  我认为,季诺维也夫向斯大林投降,既不是出于信念,也不是出于个人原因,而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他用这种策略可以为事业服务。他希望他自己和反对派的其他领袖能够活下去,等情况发生变化,创造了新机会的时候,能够出来领导斗争,来推翻斯大林和恢复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革命领导。
  在政治斗争的多事之秋,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还不便于对这个人的一生作全面的和客观的估价,而别的人又没有兴趣。但是,历史的公道要求这样做,总有一天会有什么人来做这件事。不管怎样,应该恢复季诺维也夫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英雄烈士的面目。
  就我所知,美国党内没有人特别喜欢季诺维也夫。关于他,我个人永远记得的一件事就是,他在1925年作了耐心而友好的努力,竭力要使两派相信,必须实现党内和平和合作。这表现在我前面已经提到的他对福斯特所说的一句话中:“Freiden ist besser ”(和为贵)。




[1] 这是指约翰•赖特。他已经开始这一工作,但是不久以前不幸故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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