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六七人

（一）毕尔·邓恩

（1955年7月19日）

　　的确，像你所猜想的那样，在那些日子里，不论在私人关系上还是在政治上，邓恩同我都非常接近。我至今还是非常激动，难以下笔对这个悲剧性的人物的个性和生涯作充分的客观叙述。他和我还没有见面的时候，就在“一起”了；我们两人都来自运动的“产业”一翼，互相早就知道了。在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前，在战后煤矿罢工和暴徒逞凶的困难岁月里，他是《巴特每日通报》的编辑，而我是堪萨斯城左翼报纸《工人世界》报的编辑。毕尔在西北部有当之无愧的很高的威信，在明尼阿波利斯特别受人欢迎。他的兄弟们就居住在那里，每逢劳动节或类似的机会，他总是在那里代表中央劳工联盟发表出色的演说。根据我的提议，他才在1921年被调到纽约来，担任那年出席职工国际的代表团的团员。
　　他和我从相识之日起就是亲密的朋友和政治战友，直到1928年我们在莫斯科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托洛茨基问题分手时为止。在1923年，他从一开始就支持我反对佩帕尔主义，后来又在同福斯特的冲突中支持我。在1927年全国办事处迁到纽约以后，我们两对夫妇——毕尔和玛加丽特以及罗斯和我——住在一块，同在一个公寓里。我们始终是好朋友和好同伴，1928年分手以后，感情上的创伤始终没有痊愈。
　　在1928年使这个悲剧更加可悲的是，毕尔由于同我决裂，也同住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他自己的兄弟们决裂了。他们三个人——文森特，米尔斯和格兰特——在这次分裂中，都拥护托洛茨基主义，并且在后来的历次斗争中，不论成败利钝，一直是坚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毕尔是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受害者。在1928年以后，他就不再是原来的他了。我们非常替他惋惜，胜于对任何其他人的惋惜。革命政治总是要求认真对待它的人付出很大牺牲。

（二）卢德稚希·洛尔

（1955年3月22日）

　　我同洛尔并不很熟，从来没有同他有过密切关系，但是，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他保持着战前左派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我认为，他在共产国际中是感到不自在的，他从来没有像我们别的人那样变成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据我记忆所及，他赞同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政策，但是却把它解释为同第二国际和好并且重新统一的一个步骤，而不把它看成是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工具等等。
　　我认为，他所以反对“第三党联盟”，是他在农民问题上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正统思想决定的。我不知道他的立场是否受到托洛茨基的影响，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晓得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对这个问题采取的态度。我觉得他不晓得。
　　洛尔一般的政治倾向是右的。在俄国党内斗争的头几个阶段，洛尔像欧洲的有些人一样，在一个错误的印象下支持托洛茨基，他竟以为托洛茨基的反抗是对季诺维也夫的“过左思想”的反抗。洛尔后来的演变十分清楚地证明，他不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现在回头来看，毫无疑问，共产国际所以大骂洛尔，是因为他原来宣布支持托洛茨基，而不是像它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他在美国事务上的政策。
　　我认为拉弗勒特政策并不是洛尔反对鲁登堡—佩帕尔集团和他支持福斯特—坎农集团的唯一原因，或者不是主要原因。他断然地反对佩帕尔，反对一般的“阴谋手段”。他也反对季诺维也夫，但是，他是否认为佩帕尔是季诺维也夫的代理人，那就不知道了。
　　洛尔在纽约党员之间很有威信，但是，要是在一场派别斗争中摊牌的话，他并没有决定性力量。他支持福斯特—坎农集团，但是从来也不是它的核心集团内决定性的成员。两大派瓜分了党内的控制权。这种情况使得洛尔和他的小支派不能不作出抉择；他的支派同别的派别争夺党内大权是毫无希望的。我认为，他所以支持我们，决定性的原因在于，他认为我们更有美国特色，更有无产阶级工会工作者的特色，因此，更能够使党成为我国实际生活中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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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3月31日）

　　我不记得，在我们这一派的高极核心会议中，有任何人对共产国际批评洛尔感到激动。可以说，他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但是，他并不是我们当中的人。的确，他在1923年的代表大会上支持我们，但是，他在日常实践中很像一个自由骑士。他在《人民新闻》有他自己的小王国，他有他自己的思想，他天天都自由地阐释自己的思想，而不跟我们商量。
　　我们当时还以为，共产国际对他的政治性批评，像它的一切其他政治宣言一样，是货真价实的；我们当时还以为，洛尔应当主动地调整他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同时，还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因为莫斯科连忙抓住洛尔的“偏向”的话，我们本来是不会注意，大概也觉察不到这种“偏向”的。我相信，我们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攻击洛尔的动机实际上是俄国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的宗派考虑。

（三）安托尼特·科尼可夫

（1956年10月16日）

　　马克斯·伊斯特曼记得，1928年冬天在洛尔的寓所同桑泽夫会晤时，在场的有一位“波斯顿来”的“红色”妇女社会主义者。她无疑就是安托尼特·科尼可夫医生。她同洛尔一向是友善的。
　　这位杰出的妇女从1888年以后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她是共产党的先驱党员之一，也是1928年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事实上，她还稍微走在我们前面，因为在她因别的理由被开除出党以后，她就在波斯顿成立了一个小组。这事发生在1928年10月我们被开除之前。这个小组大约就在《战斗者》第一期创刊的时候，出版了一期小报，叫做《第一号通报》，日期是在1928年12月。波斯顿小组后来变成我们的新组织的一部分，安托尼特也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直到1946年7月她在七十七岁上死去为止。她是我们的全国委员会的一位名誉委员。
　　1946年7月13日的《战斗者》载有她的详细传记材料，以及她的《第一号通报》第一版的影印照片。1946年7月27日的《战斗者》刊载了她的女儿伊迪斯·科尼可夫的颇有文采的追悼词。她的女儿也是我们组织的一个成员，在1954年去世。《战斗者》上的传记材料说，安托尼特于1869年出生于俄国，1888年在瑞士参加俄国社会主义运动，成为普列哈讲夫所创立的“劳动解放社”的成员。她在1893年移居美国。虽然她本人并不是犹太人，她却学会了讲意第绪语，以便在波斯顿的犹太工人之间进行工作。她是帮助建立“工人小组”的人士之一。她还参加过社会劳工党，到处发表演说，担任过马萨诸塞州州委员会委员和其他领导职务。1897年，她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德布斯派。这一派当时和其他集团合并，成立了社会党。
　　安托尼特毕业于特弗兹学院。作为一个医生，她以计划生育运动创立人之一而闻名。她始终行医为业，但是，她的主要兴趣和活动是在社会主义运动方面。

（四）以色列·阿姆特

（1956年12月18日）

　　11月21日的来信收到了，稽迟裁复，深以为歉。我发出上一封信以后，就不再思索遥远的过去了，现在要把思路扭转回来，的确要花一番力气。在我所特有的思想方法上，也像在一切别的事情上一样，我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一旦我“集中精力”思考某一问题，我就暂时把一切别的事情都从脑海里抹去。当我最后在你的不断督促下转到回忆的轨道上来的时候，我就把时事从脑海里排除掉，真正开始重新体味过去的日子，一定要做到自信是在用很高的准确性来叙述往事。
　　美国激进运动正好处于不活跃的状态，因此我能够长期心安理得地回忆过去。我必须感谢你使我转到这个回忆的轨道上来，而且一直留连到最后把我的回忆写在纸上为止。我的两本小册子——关于世界产盟的和关于德布斯的小册子——都是这样集中精力思索遥远的过去的副产物。我相信，这两本小册子对于运动有一定价值，至少它们给了我个人很大的快慰。我必须为此感谢你。
　　现在，我又到了另一极端。过去几个月波兰和匈牙利的风暴事件已经把旧的记忆重新抹去，我得费很大力气才能重新回到你在11月21日来信中提出的事实上来。
　　下面就是我所能想起的事情：
　　阿姆特的角色 我没有出席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阿姆特不仅是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而且在这以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就一直是美共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的常驻代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当时的地位要比以前或以后重要。
　　阿姆特派赴莫斯科是佩帕尔的党内政治手腕的一个典型例证。阿姆特在党内扮演的最大角色是1921—1922年担任过左的“笨伯会议”的主要领袖之一。阿姆特（福特）是“福特—杜卜纳提纲”的共同起草人，杜卜钠就是贾基拉。1922年底共产国际关于党的合法化的决议使这个集团遭到悲惨的打击，以致它所有的领袖的威信也都因此一蹶不振。这时，佩帕尔开始着手来瓦解“笨伯会议”，他一方面诽谤和孤立骨头比较硬的领袖，一方面给另外一些领袖恢复名誉，吸收他们参加他自己的新的私人派别。
　　佩帕尔所毁掉的最杰出的“笨伯会议”领袖中，有卡特菲尔德和林德格伦。阿姆特和吉特劳被恢复名誉，成为“佩帕尔分子”。华根纳赫特和其他人受到新成立的福斯特—坎农集团的庇护，未被佩帕尔排挤掉。阿姆特出任美国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是他变成佩帕尔的一名助手以后所得到的报酬。
　　在正式的档案中，他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前的时期，好像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真正的原因就在这里。在那个时期中，他在1922年作为党内一个独立领导人所具有的强大个人影响，已经化为乌有了，他已经成为，而且从此一直不过是别人的一名助手，起先是佩帕尔的助手，后来又是洛夫斯东的助手。
　　从佩帕尔开始，美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就成了一种脱离正道的丑恶活动。

（五）库契尔

（1956年12月18日）

　　你在11月21日的来信中还问到“库契尔”其人。你在研究中发视，他是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一位持有不同意见的代表，他还出席过第四次代表大会。库契尔是他的真名字。我很清楚地记得他。
　　他是一个很活跃的工会工作者，是独立工会制度和独立工会联合会的有原则的、甚至是狂热的鼓吹者。在福斯特1921年参加党和党在同时转向亲劳联的政策以前，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有一些小的地方工会从劳联中分裂出来，或者被开除出来，或者独立建立起来，它们在库契尔的领导下集合在一个独立的工会理事会中。他反对党所采取的新的福斯特路线，竭力为他自己的政策斗争，后来还两次到莫斯科去，在共产国际面前为他的立场辩护。在那里，他失败了，他的运动最后也瓦解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不知道他的下落。
　　回想起来，这个插曲最有意义的是，它证明在当时运动中是公平而民主的，承认一个小集团有权保持不同的观点，不仅在美国党内如此，而且还可以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就有争执的问题举行的讨论会。

（六）列宁主义的列特人

（1959年3月20日）

　　你在谈到多曾堡事件时提到罗伯特·泽尔姆斯。这唤起了我对往日的一段愉快的回忆。我同他很熟。他是整个萨柯—范齐蒂案件运动期间国际劳工保卫组织在新英格兰的专职组织工作者，我同他打过很多交道。他像查尔莱·斯科特和多曾堡一样，也是一位列特族的全心全意的布尔什维克。当时，我还是一个未经改造的世界产盟活动家，我很喜欢这些人，觉得同他们意气相投。我想，未来的美国工人运动一定能培养出一种像列宁主义的列特人那样的人。他们什么时候都是忠实可靠、说干就干的。美国革命将需要他们，就像俄国革命需要他们一样。

（七）梅吉尔笔下的鲁登堡

（1959年2月6日）

　　我偶然记起曾读过梅吉尔悼念鲁登堡之死的一首诗《查利，安眠吧》。当时，这首诗登在《工人日报》上。我所以还记得这件事，也许是因为这首诗有一种诙谐的成分，在各次追悼仪式中给了我很深印象的缘故。梅吉尔当年还只是《工人》报的一个青年撰稿员，不可能见过鲁登堡，除非远远地看见过他。然而，梅吉尔却愉快地称他为“查利”^[1]，仿佛鲁登堡和他是老朋友似的，或者至少鲁登堡是一位见面熟，同各色各样的人都混得很亲热。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天天和鲁登堡见面，从来没有听见任何人，哪怕是他最亲密的战友，叫他查利，或者哪怕叫他查尔斯。在这个严肃的凛然不可侵犯的鲁登堡面前，这种过分亲昵的态度是不可想像的。总得严格地叫他“鲁登堡同志”，等到你和他相识几年之后，你可以叫他“C.E.”，再不能过份了。他也从来不把我们叫做毕尔，或杰姆，虽然人人都知道，我们生下来就有这样的名子。梅吉尔的“查利”肯定不是那种大众朋友式的人。

^[1] 查利是查尔斯的呢称。——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