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诞生”（1959年5月27日）

关于“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诞生”

（1959年5月27日）

　　我觉得，关于“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诞生”——我所以在它的诞生中扮演了中心角色，是因为我当时恰巧在场，而当时又没有任何别的人来做这件事——，我已经把我要写的东西写完了。除了我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中，在给你的信中，在《第四国际》1954年秋季号刊载的长文《美国共产党的退化和新的开端》^[1]中所写的材料以外，我再不能补充什么了。我的理由就是这样。如果要我再写一遍，我也只能把我已经说过的话重复一遍。
　　你可以在那些材料中找到很好的和很充分的阐释，我就是今天再写一遍也不能写得更好了。我有一种能力，对我倒是一种挺有好处的能力，那就是，一旦我把我要写的事情写了出来，我就把这些事情搁在脑后。为了写一篇关于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起源的新报告，我就得迫使自己重新回到半昏迷的状态，回忆和重新经历三十一年前的斗争。再去干一遍这种事情，我实在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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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关于那个时期的详细材料中唯一没有谈到的问题，我有意识在一切著作中都不谈的问题，就是我的行动的个人动机这一特殊因素——犬儒主义者永远也不会相信这种动机，研究工作者也永远不会在档案和索引中找到它。这就是良心的逼迫问题。这时候，一个人面临一种义务，这种义务在一定条件下只有他自己才能决定究竟是毅然承担还是规避。
　　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我读到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得到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启发，但是，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个考虑使我一辈子都要感到激动。那就是，托洛茨基已经被开除并且流放到遥远的阿拉木图去，他的朋友和支持者遭到诽谤、开除和监禁，而这整个可恶的事情却是一场诬害！
　　我在少年时代就为了替莫耶和海伍德主持正义而参加斗争，现在，当一个关系整个人类前途的最最重要的案件直接摆到我面前的时候，我能够背叛正义的事业吗？一个腐儒可以很容易地回答这个问题说：“当然不能。规则是很明显的。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即令你要以你的头颅作代价。”但是，在1928年夏天，我的问题却不那么简单。我不是一个腐儒。我是一个搞党内政治和派别斗争的人。我知道做人要磨光棱角。当时，我懂得这一点，因此，我的自知之明使我心神不安。
　　我已经逐渐混到一个稳当的职务，成了党的一个负责人员，有一个办公室，有一批工作人员。我可以很容易地保住这个位置——只要我不越出一定的界限，不违反一定的规则，这些界限和规则我都很清楚，而且只要我干得机敏熟巧，这些机敏和熟巧在长期的派别斗争中差不多已经成为我的第二天性。
　　我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也知道另一点，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我却不能不第一次认真地加以考虑。我一向是世界产盟的一个不安分的叛逆分子，但是，不知不觉地我已极开始舒舒服服坐在一个安乐椅中，用各种卑鄙的阴谋手段和规避手法保证自己坐在这座位上，甚至竟然因为自己能够巧妙地适应这一套不体面的把戏，而有点自负起来。当时，我第一次把我当做另外一个人来看，当做一个快要变成官僚的革命者来看。这幅图画是可怕的，我厌恶地躲开了它。
　　我对于自己在1928年夏天决定支持托洛茨基大概要造成什么后果，看得很清楚。我时刻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欺编自己。我知道，我要付出的代价是我的头颅，还有我的安乐椅；但是，我又想，这又算得什么——还有比我更优秀的人为了真理和正义，拿他们的头颅和安乐椅来冒险。托洛茨基和他的朋友当时在苏联的流放营和监狱里就是这样。一个人，不管他的资材是多么有限，都应该记住他在青年时代一开始是为了什么而战斗的，并且应该把他们的主张讲出来，让全世界都听见，或者至少让被流放、被监禁的俄国反对派知道，他们已经找到一个新的朋友和支持者。这样做是非常对的。
　　我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第61页上写道：

　　“那时在美国开始的运动在全世界产生了影响，一夜之间，斗争的整个画面、整个前景就改变了。官方宣布死亡的托洛茨基主义在国际舞台上复活了，具有了新的希望、新的热情、新的精力。美国的党报对我们进行谴责，全世界都加以转载，包括莫斯科的《真理报》。监狱里和流放所的俄国反对派知道了我们的行动，知道了我们在美国的反叛。因为《真理报》或迟或早地到了他们手中。在反对派斗争的最黑暗的时刻，他们知道了，新的援军已经在大洋对面的美国走上战场。这个国家本身的力量和分量使得美国共产主义者所做的事情也变得重要起来。
　　“我说过，当时，列夫·托洛茨基生活在亚洲的小村落阿拉木图，与世隔绝。当时，（俄国以外的）世界运动日益衰退，它没有了领袖，遭到了镇压，陷于孤立，几乎不存在了。一支新部队在遥远的美国出现，确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这个消息传出后，反对派的小型报纸和出版物又复活了。最令人兴奋的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处境窘迫的俄国同志听到了我们的声音。我总是认为，这是我们在1928年开始的历史性斗争最令人高兴的方面之一——我们的斗争的消息、传到了监狱和流放营各角落的俄国同志耳中，给予他们新的希望和新的精力，来坚持斗争。”

　　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我就预见到我的决定和行动可能有这样一个后果。当时，我认为，这本身就是值得的，不管以后会出什么事情。从那时以来，很多事情都变化了，但是那个信心始终没有改变。

^[1] 本书转载了这篇文章，作为绪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