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

第三编　先驱者


尤金·德布斯和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


一 今天的劳工和社会主义
二 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成长
三 鼓动家的角色
四 双重的历史
五 德布斯的传奇
六 大门敞开的党
七 壮大和扩展的年代
八 内部冲突和衰微
九 德布斯在内部冲突中的作用
十 德布斯和列宁
十一 最重要的教训


一 今天的劳工和社会主义


　　德布斯诞生一百周年和劳联—产联的合并恰巧凑在一个停滞的年份内。这一年看起来呈现了一幅进步和反动交织的画面。
　　德布斯对于今天以产业工会制度为主的有组织的劳工运动，贡献很多，但是，在合并大会上，却没有人提到他的名字。德布斯是产业工会运动最伟大的披荆斩棘的先驱者——但这已经是昨天的事情了。主持合并大会的沾沾自喜的官僚们都是完全生活在今天的讲求实际的人，他们深信，进步是此时此地可以看见，可以屈指细数的东西。
　　他们在所属的各组织中有将近一千五百万会员，在各地的财库中有比这个数目还要多的美元，因此觉得情况比什么时候都好。官方的心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自满保守。
　　另一方面，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各团体和组织却把今天的政治激进运动的人数当做自己的衡量标准，因此觉得在德布斯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他们看一看各激进组织今天的成员和拥护者的人数，再看一看德布斯时代社会党的几万名党员和几十万张选票，就断定，今天的情况是再糟糕也不过了。他们纪念德布斯诞生一百周年的主要办法是，怀着哀愁的心绪回忆“美国社会主义的黄金时代”，发出几声叹息和哀歌，希望回到“德布斯的道路”去。
　　照我看来，这两种估计都对劳工运动今天的现实和未来的前景发生了误解。德布斯时代以来的改变，并不全是进步，像自满的工会官僚们所设想的那样，也不全是反动，像别的一些人所认定的那样，而是兼而有之。
　　把一千五百万工人组织在劳联—产联中，把另外大约两百万人组织在独立工会中——加上随之而来的工会会员的觉悟——这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不可估量意义的进步成就。这项成就包含的内容不单单是工会的扩大。
　　工人阶级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地位改变了，这里面就暗含有革命意义。工会方面的成就本来也就是美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进步；因为社会主义运动是全面的工人阶级运动的一部分，并没有它自己的独立利益或意义。
　　此外，同样重要的是，今天的革命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在数量上缩小了，但是在思想方面却比前辈丰富了。由于他们吸收了我国和其他国家过去的经验，并且把这些经验和他们所得的教训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他们也更能理解自己的任务了。这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进步，因为归根结底，纲领决定一切。
　　很明显，在产业劳工运动逐步增长的同时，工人的阶级觉悟并没有相应的发展，相反地，近几年来，在这一方面还有下降，社会主义政治组织在数量上的弱小就反映了这一点。
　　这当然是一个反动的表视，但是，形势中的其他因素足以抵销它而绰绰有余。全盘的形势是，自从德布斯时代以来，美国工人阶级取得了巨大进步。而且，目前的形势是再一次跃进的跳板。
　　在下一次跃进中，有组织的工会会员将变得具有阶级觉悟，并进而参加阶级政治组织和采取阶级政治行动。这一变化将比最初把涣散的个体工人变成今天有组织的劳工运动，要容易些。而且，很可能，也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从阶级社会的矛盾中产生的同一些情况和力量，既然引起了第一次变化，也必然要引起另一次变化。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今天美国资本主义的人为的繁荣将比德布斯时代——资本主义扩展期的比较稳固的繁荣，爆炸得更快、更厉害；而且，下一次爆炸将促使工人的觉悟发生更深刻的变化——比促成产联建立的三十年代的危机所引起的变化更为深刻。
　　从这个前景来看，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在目前困难时期的工作就有了异乎寻常的历史意义。看到这一前景，就可以很好地利用目前阶级斗争暂时沉寂的时期，因为这个沉寂时期使我们有时间来思考和思索。它可以成为而且大概也必将成为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成果最丰硕的时期之一——迎接未来的伟大事件的准备时期。研究过去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可以是迎接未来的准备工作的一个有用部分。
　　这是纪念德布斯诞生一百周年的唯一明智的办法。在这个节日，我们不应该怀着哀愁心绪回忆往事，不应该消沉叹息，希望回到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和局面，而应该彻底地研究和批判地估计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应该把它看做是一个发展阶段，而不是必须照抄的典范。我们的目的应该是，既研究它的胜利，也研究它的失败，以便从整个经验中学习一点东西。
　　这种研究的第一条规则应该是，发掘事实真相，加以报道，按照德布斯运动的真正面貌来加以说明。德布斯配得上我们这样来研究他，也不怕我们这样来研究他。就是他的错误也是一个巨人和先驱者的错误。在客观地加以考察的时候，这些错误只能使他的不朽的优点显得更加突出。


二 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成长


　　美国的真正历史就是一个导向社会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一个基本部分就是那些看到了目标并且向别人指出这个目标的人们的活动。从这个观点来看，尤金·德布斯是一个值得我们怀念的人。他生在一百年以前——1855年11月5日。这是我国的一个喜庆日子。德布斯看到了前途，并且为它奋斗，这是任何人所不及的。在社会主义先驱者的光荣榜上，他名列第一。
　　德布斯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人的一生；但是，像一切其他的美国东西一样，它也部分地带有外国成分。他是一个真正土生土长的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在促使社会主义“美国化”方面，他所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人都多。人们有时说，他是一种完全由他自己发明、没有吸收“外国”思想或影响的、特殊的国产社会主义的提倡者，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德布斯的例子最生动地说明了美国工人怎样在别人的思想，而且是从外国输入的思想的影响下，改变自己的生活。许多本国和国际的影响，他个人的经验以及国内外其他人的思想和行动，合在一起决定了他的生活，然后又在他将近中年的时候改变了他的生活。
　　雇主们和他们的政治工具也尽了最大的力量来帮助这件事的实现。当克利夫兰总统派遣联邦军队去镇压1894年的美国铁路工会罢工，而一位法官以违反禁令的罪名把德布斯送入狱中的时候，他们就无意中对土生土长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勃然兴起，作出了且大贡献。
　　这位天才的鼓动家是在伍德斯托克监狱中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的。这是德布斯的生活发生重大变化，从而也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发生重大变化的起点。不久以后，就在美国社会党的名称下组织了第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德布斯从一个进步的工会工作者和人民党人转变成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并不是像突然受到天启一样一下子发生的。在他离开伍德斯托克监狱以后，他又过了几年，印证了自己在阶级斗争中的亲身经验，仔细研究了新思想，试验了这方面的各种改良主义和乌托邦式观念，然后才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社会主义。
　　但是，当他最后抓住它的时候，他就紧紧地抓住它，从来没有改变。德布斯从考茨基那里学习了基本原理，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代里，考茨基是在我国知名的最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从此以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就成为他的一切鼓动的主要论题。他轻蔑地谴责龚柏斯所谓劳资利益一致的理论，他对于所谓资本主义将通过一系列改革长入社会主义的骗人理论，也毫不调和。
　　德布斯竭力鼓吹通过工人的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不达到这一目的，决不甘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决心坚持主要问题，坚决走大路，不管某些小路看起来多么诱人”。
　　美国社会党所以能在1910年的“统一大会”上成立起来，德布斯起了主要作用。他是最得人望的吸引力量。社会党所以能够成为美国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也是因为他的缘故。
　　在这以前的五十年里，我国也有一些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组织，但是，他们每一次都因为客观环境和误解他们所拥护的学说的缘故，而走入歧途。最初的社会主义者主要都是各种各样乌托邦主义者，或者德国侨民。这些德国侨民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带来了，但却从来也没有学会把这些思想和美国的情况联系起来。
　　恩格斯就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在美国是没有任何前途的，他的话像马克思的话一样，对任何国家都不能说是外来因素。直到1895年逝世时为止，他在写给住在美国的朋友的信中，不断地坚持指出，美国社会主义如果不学会“说英语”，并且通过本国的工人得到表现，就永远一钱不值。
　　在德布斯身上，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最后找到一个真正操我国语言的人，他知道怎样按照美国工人自己的组织来向美国工人解释从外国输入的社会主义思想。


三 鼓动家的角色


　　在德布斯接受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已经以劳工领袖的身份闻名全国了。他的声望和威信，他的出色的演说才能，他为事业工作的满腔热情，给新的党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使得局面改观的就是德布斯，就是德布斯和使听众愿意响应的当代条件。德布斯成为二十世纪初叶社会主义的杰出发言人。有了德布斯，社会主义在我国才第一次开始有了愿意倾听的群众。
　　关于德布斯和他代表的运动，我要讲的话有一部分是一个当时在场的目击者的证词。其余部分是事后的意见。我自己对德布斯的爱戴是从我自觉地开始做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时候开始的。我同德布斯从来没有过个人的结识，但是我听过他的几次演说。他是我所景仰的人物，正像他是我那一代所有激进分子都景仰的人物一样。
　　在我的家庭里，德布斯时时刻刻都发生着影响。我父亲是一个真正的德布斯派——自始至终是如此。在当代所有社会名人当中，德布斯是他最爱戴的人。德布斯的性格和气质，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全部光辉的人格——都对我父亲有强烈的吸引力。
　　我所认识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先驱者也都像我父亲一样。他们都是好人，对德布斯怀抱着热烈的感情，认为他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是他们那一类人，或者是他们理想的那一类人的最优秀的代表。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他们把他当作一个人，当作一个同伴来敬爱，不亚于他们把他当作一个社会主义领袖和演说家来敬仰和信赖。
　　我父亲在政治上的发展大体上也和德布斯一样。他从劳工骑士团时代以来就是工会工作者，后来成为人民党人，在1896年的总统竞选运动中又成为白里安派，最后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和德布斯一道终于信仰社会主义。
　　当时由德布斯担任首席社论作者的《向理性呼吁》报，每星期都寄到在堪萨斯州罗斯达尔小城的我们家里来。当西部矿工联合会领袖莫耶和海伍德在1906年以虚构的谋杀罪名被捕下狱的时候，《向理性呼吁》报在德布斯的带头下，展开了保卫他们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德布斯号召以革命行动阻止这种法律谋杀。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如果他们要吊死莫耶和海伍德，就叫他们把我也吊死！”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开始注意这家报纸和德布斯。一星期接着一星期，德布斯的响亮的呼吁和这家报纸在西部矿区的“战地记者”乔治·休夫的电讯深深地激动着我。我的父亲和当地的其他社会主义者凑了一些钱，增订了几捆报纸，用来免费散发。他们叫我帮助做这个工作。我为社会主义运动所做的第一件工作——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感到自豪——就是在罗斯达尔挨家分送《向理性呼吁》报莫耶—海伍德事件专号。当时我才十六岁。
　　保卫莫耶和海伍德的运动是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行动。一切鼓动似乎都集中在那个迫切的问题上，而它也的确使人们激动起来。我相信，在开头，影响我最深的是行动本身，而不是政治论争。这是一件主持正义的行动，对青年人来说，这总是有着最强大的吸引力的。在我参加这一行动以后，我才去进一步研究这一事件牵涉的更深刻的社会问题。
　　在少年时代推动我走上通往社会主来的道路的，正是德布斯和《向理性呼吁》报保卫莫耶和海伍德的这一伟大运动。我回想起他们来，总是充满感激的心情。在后来的年代里，我在全国各地遇到很多人，他们启蒙的动力也和我一样。德布斯和《向理性呼吁》报是用社会主义的伟大希望鼓舞我同一代本国激进分子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
　　德布斯是个多才多艺的人，而且，他作为一个激励人们、到处散播社会主义种子的鼓动家所起的作用最大。他天生适于干这种工作，也乐于干这种工作。德布斯以及和他有长期联系的《向理性呼吁》报的永垂不朽的功绩就在于，他们唤醒了人们，把他们从随波逐流、听天由命的习惯中解脱出来，向他们指出一条新的道路。
　　德布斯用火一般的语言谴责资本主义，但是这只是他的鼓动的一个方面。他还带来了未来美好时代的希望信息。他详细证明了建立在合作和同志情谊基础上的新社会秩序的前景，并且使人们看见它，相信它。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基本上就是由那些从德布斯和《向理性呼吁》报那里第一次懂得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人们所推动的。
　　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在那以后，在我国和别的地方，历史都在加速前进。世界上已经发生了许多事情，美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也只是它的一部分——因此，这些世界性事件也对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影响。现代的革命运动从德布斯时代以来，是从许多来源和许多经验中吸取它的鼓舞力量和思想的。这些后来取得的财产已经成为它的纲领的一个必要部分。
　　但是，尽管如此，美国今天和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仍然是以德布斯为其杰出代言人的早期运动的直系后裔，它所以能有今天也应归功于先驱者的努力。德布斯诞生一百周年是一个更深入地研究当代运动的好时刻。


四 双重的历史


　　希望研究前代社会主义运动起源的青年一代现在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现成的必要材料。有一批认真的学者一直在努力恢复这段历史的本来面貌，并提供一切必要的文献材料予以证明。
　　他们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在分量上已经很不少了。就仿佛是迎接德布斯诞生一百周年似的，现在已经出版了许多研究德布斯和过去十年中的美国社会主义问题的书籍。
　　霍华德·昆特的《美国社会主义的形成》叙述了十九世纪的支流运动和组织，最后叙述了社会党在1901年统一大会上的成立。
　　艾拉·基普尼斯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1897—1912年》叙述了1912年总统竞选运动以前的历史，并且详细地报告了那个时期社会党的内部冲突。社会党的改良主义领袖在这本书中遭到非难。他们和德布斯之间的明显对比在每一点上都有充分的文献资料加以证明。
　　在这以后，就在今年德布斯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出版了戴维·香农的一本颇为简明的历史著作《美国社会党》。香农教授的研究显然是很透彻的，他引证的文献资料也是宝贵的，但是，在他的解释中，他似乎对那些巧妙地利用德布斯的威望，同时反对他的革命政策的党内改良主义者，采取了容忍态度。
　　除了这些历史著作以外，还出版了《尤金·维克托·德布斯著作和讲演集》。这本极其宝贵的文集出版于1948年，其中有小阿瑟·施勒辛格所写的一篇解释性序言。仅仅为了礼貌的缘故，这篇序言本来也是不应该列入的。
　　施勒辛格是美帝国主义的老奸巨滑的“自由主义的”辩护人。他没有权利给贡献了自己全部生命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德布斯写序言。他更没有权利“解释”他，因为他自己根本无法理解他。施勒辛格的解释在德布斯讲演和著作集这个宝库中十分刺眼，像一个肮脏的拇指。但是，书中别的部分都是干净的。这是真正的德布斯用他自己的话在进行解释。
　　最后，还有雷·金格尔所写的一部真正值得钦佩的德布斯传记，书名叫做《弯曲的十字架》。继戴维·卡尔斯纳和麦卡利斯特·科尔曼先前所写的传记之后，金格尔提供了一个更加完备和全面的报告。如果有什么可爱的书的话，这就是一本可爱的书，在这本书中，轶群超伦的金尼[1]真是栩栩如生。他的奇妙的一生中的明亮部分和阴影部分真切生动地再现出来，阴影部分把明亮部分衬托得分外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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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一大堆洋洋大观的文献材料中——即令考虑到著书人添加的各种意见和解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的社会党和当年的德布斯的面貌。德布斯是社会党全盛时代最孚众望的社会主义者，在公众的心目中，他代表着党。但是，本世纪头二十年的美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是一个双重的历史。
　　它是党本身，它的官方政策和行动的历史，也是德布斯的非官方的和大体上独立的政策和行动的历史。这两部分是互相有联系并且同时进行的，但是又不是一回事。德布斯是在党内，是党的一分子，但同时又比党伟大——更高大，更好。


五 德布斯的传奇


　　德布斯的传记作者金格尔说，德布斯生前是一个传奇人物。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其中有些是否真实，尚属疑问，还有许多人为了各种各祥的理由，甚至互相矛盾的理由而表示忠心于他。
　　德布斯是一个多方面的人物，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还没有过和他相似的人。这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曲解，因为有些人只能看到他的卓越个性的一个方面，而另外一些人虽然能够看到整个的人，却只去渲染对他们有用的那一部分。直到现在，还有人在渲染德布斯的某些片断的方面。
　　毫无疑问，德布斯本着一个社会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待人是友好慷慨的；就是在阶级社会的弱肉强食的丛林中，他仍然按照社会主义的理想来生活。在这一方面，赞扬他的人多，模仿他的人少，而且常常有人企图把他说成是一个与人无争的圣徒。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德布斯是一个好人，但是，当局并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才把他投入狱中的。他还谴责残害土人的剥削者以及那些宣扬劳动者和剥削者亲如兄弟的劳工骗子。这同圣徒毫无共同之处。
　　尽管他的个性极其复杂，在忠于唯一的理想，在言行一致方面，他却和他所敬爱的英雄约翰·布朗一样极其单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鼓动家，他的信仰和实践是互相关联的，他的一切言论和行动是异常一致的。客观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早在他接受社会主义以前，他就是一个著名的劳工组织者和罢工领袖，一个实践者。在他转向讲坛以后，他也从来没有失去他对阶级斗争火线的热爱和感觉。罢工的工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可以得到金尼的帮助。工人利向他求援，他没有不帮助的。不管斗争在什么地方进行，他总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出现。
　　他是一个朴实的人，只受过有限的正式教育，但却置身于一个充斥着油嘴滑舌的律师、职业作家和假殷勤的神学博士的党内。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这些人总是说，德布斯是一个好人，一个大演说家，然而却不是党的“智囊”，他干理论和政治是不行的。
　　文献材料清楚地证明，事实是，他在当时工人阶级政策的一般问题上是一个政治思想家，他比社会党内那些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理论家和政客全部加在一块，都要高明。差不多在一切这样的问题上，他的见识也都比当时任何左翼领袖高明。这些人大多数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转向工团主义。
　　德布斯的演讲和著作至今仍不失其价值。这些讲演和著作使得他所代表的社会党看起来要比实际上好一些。德布斯的质朴、明确性和革命魄力是社会党的货色的一部分——但也只是一部分而已。社会党由于它的性质和成分，还有别的特点，而起决定作用的却正是这些别的特点。


六 大门敞开的党


　　每一个工人党都要通过内部的斗争、分裂和统一来发展，这一政治法则生动地表现在社会党从头到尾的暴风雨般的历史中。这一历史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它在上述历史著作中都得到十分充足的文献史料的证明。
　　社会党是在1901年的“统一大会”上成立起来的，但是，它也渊源于过去的各种运动。新的统一组织是在下列情况下产生的：原来的社会劳工党发生分裂，分裂后，社会劳工党被摔在后边，死守教条，陷于孤立；原来的短命的“社会民主党”发生分裂，分裂后，德布斯和柏格同那个党的耽溺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移民分子分道扬镳；更早一些时候，成千名本国激进分子——包括德布斯和《向理性呼吁》报的著名发行人威兰德——从人民党运动中分裂出来，分裂后，人民党同民主党“统一”了，被后者吞并。
　　这些来源不同的流派，加上开始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许多其他地方性集团和个人，最后聚集到一个阵营——社会党内来。
　　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以后的代表大会，直到1919年明确分裂时为止。此外，新党还敞开大门，欢迎各种各样一般信奉社会主义的人参加。这些人对于社会主义究竟指什么以及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有着形形色色的看法。因此，从一开始，党内就出现具有各种色彩的政治派别，从教条主义的极端激进主义一直到基督教社会主义。
　　这一批混杂的人群依靠一个松弛的组织结构来保持不稳固的统一。在这个松弛的组织结构内，人人都不受任何真正的中央机关的控制。党章中有所谓“州权”原则，规定各个单独的州组织实行自治，每一个州组织都保留主持自己的事务——意思也就是鼓吹自己的那种社会主义——的权利。大家都不肯批准成立正式的全国机关报，这就使地方分权现象更加严重。这一措施的目的是要加强各自管辖范围内的地方和州的出版物——还附带地加强柏格一类的地方头子。
　　党的出版自由原则包括在出版界建立“自由企业”。销行很广的最有影响的全国性出版物《向理性呼吁》报、《威尔雪尔杂志》、《粗齿锯》和《国际社会主义评论》，都是由私人经办的。各个发行人随心所欲地解释社会主义，党员却没有发言权。而且，这还被视为理所当然。
　　最后，党的每一个发言人、作家、编辑和组织者，事实上是每一个党员，都用自己的方式鼓吹自己的那一种社会主义；全面统一的结果，他们觉得自己的力量增强了，也就干得更加起劲了。这就使党更加像一个社会主义杂货铺。实际结果是，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一般观念，得到广泛传播，成千上万的人第一次听说社会主义，并且同意它是一个良好的目标。
　　这本身就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是，各派别的内部冲突也注定要在将来造成各种问题和困难。这样一个五花八门的党所以能够成立起来，是当时的条件决定的。或许，作为一个试验性的起点，它也是有历史原因的。
　　当时，社会主义运动在我国还是新的东西。在经验和思想方面，它远远落后于欧洲的运动。拥护社会主义的各集团和派别还需要试试是否有可能在一个单一的组织内合作共事，制订一个共同的纲领。新的社会党就为这种试验提供了舞台。
　　当时，行业工会只吸收了一个狭窄的熟练工人和特权工人阶层，托拉斯化的工业中的基本无产阶级的组织问题——真正的阶级运动发展的根本起点——还没有认真地去加以解决。组织一般的激进主义中心——社会党支部——要比组织产业工会容易一些，因为产业工会立即引起了基本工业中阵地巩固的雇主们的直接反抗。
　　在全国各地，人们对扩展期资本主义的残暴行为普遍不满。这个资本主义刚刚进人它的第一个残暴的托拉斯化阶段，对妨碍它前进的东西无不加以摧残。工人遭受剥削，而没有工会组织来加以限制；佃农和靠抵押土地取得贷款的农民为了在土地上生存下去而挣扎在饥饿线上；小企业主被垄断资本逼得走投无路——他们都感受到了“金钱力量”的压迫，希望找到某种防卫和抗议的途径。
　　组成统治阶级的资本家们对于现状却很满意。他们认为一切都很好，不需要实行改革，不需要改善情况。资本主义的两大政党还没有像在后来几十年中那样具有用改良主义迷惑群众的灵活性和能力；他们坚持现状，很少注意资本主义的受害者的怨言。而人民党的垮台则留下了一片政治真空。


七 壮大和扩展的年代


　　展开一次全面社会抗议运动的条件，在本世纪的头十年就已经具备了。新的社会党，由于它能吸引一切不满的人，由于它答应在新的社会秩序中给一切人以更公平的待遇，很快就成为这个运动的大旗。
　　新的党，以德布斯作为它的总统候选人和最受欢迎的鼓动家，并且得到了销行很广的《向理性呼吁》报的有力支持，因此，旗开得胜，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早在1900年，即社会党正式成立之前一年，德布斯作为各派新联盟的总统候选人，就已经获得近十万张选票。这个数目大约三倍于以前任何社会主义派的总统候选人所得的选票。
　　1904年，德布斯所得的选票有了惊人的增加，一跃而为四十万二千二百八十三张，增加了三倍；许多人计算着增长的速度，开始预言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社会党将取得多数。1908年，总统选票保持不动，共计四十二万零七百十三张，但是，党在组织上的扩大足以抵消这一选举挫折而有余。
　　在中间的四年中，党员人数增加了一倍，从1904年的二万零七百六十三人增加到1908年的四万一千七百五十一人（香农引证的官方数字）。党仍然是一帆风顺的。在后来的四年中，也有惊人的进展。
　　全国各地都选出了社会党市长，从纽约州的斯克内克塔迪一直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密尔窝基则是一座灿烂的明灯，辉耀于两地之间。密尔窝基成为庸俗的市政改革社会主义的故乡，这种社会主义几乎和当地的啤酒一样有名，但是比那种啤酒还要温和。
　　1912—1913年，我在世界产盟东部机关报《团结》报工作，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纽卡斯尔。当时，那里就有一个社会党市长。“红色社会主义”的中心俄亥俄州在较小的工业城市中，也有几位社会党市长。1913年，我出外采访世界产盟领导的阿克伦橡胶罢工，就在俄亥俄州圣马丽斯的市政厅发表过演讲，由当地的社会党市长斯科特·威尔金斯担任会议主席。他是一个“红色社会主义者”，对世界产盟抱友好态度。
　　根据基普尼斯引证的官方材料，到1912年，社会党已经有“一千多名党员在三百三十七座大小城市中当选公职。其中包括市长五十六人，参议院和市议员三百零五人；警察局长二十二人，教育局长一百五十五人，财政局长四人”。
　　如果像许多社会党领袖——尤其是它的公职候选人——热切相信的那样，社会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仅仅是一个选出足够的社会党市长和参议院的过程，那么，这个大转变到1912年就已经有了顺利的进展。
　　在1912年的竞选运动中，站在社会党方面的有三百二十三家报纸和期刊——五家日报，二百六十二家周刊和十家月刊，加上四十六家外语出版物，其中有八家日报。《向理性呼吁》一向是销路最广的社会党报纸，那一年，它的销行额达到六十万份以上。根据香农引证的官方材料，党员人数从十一年前成立时号称的一万人（大概是夸大了），增加到1912年的平均数十一万七千九百八十四名正式党员。
　　在1912年的总统选举中，德布斯以社会党候选人的身份得票八十九万七千张。这还是在妇女获得选举权以前的事。这个数目约占那年选票总数的百分之六，按比例计算，相当于1960年选举中的四百多万张选票。
　　考虑到德布斯像往常一样是在纯粹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纲领下来进行竞选，1912年所得的选票确实是当时我国社会主义情绪的一次惊人表现。当然，这个数目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必须看做是在另一方向努力的改良社会主义者争取到的抗议选票，而不是拥护社会主义的选票。
　　不过，局面并不像这种统计资料表面上所指示的那样美妙。不论从党员人数方面来说，还是从选票方面来说，1912年都是社会党的高峰年，在这以后，它就再也没有能够达到这个高峰。事实上，下降趋势在选票计算出以前就已经来临了。这并不是由于公众的嫌弃，而是由于内部的纷争。
　　在它的外部的成功达到最高峰的时候，这个“大门敞开”的党的内部矛盾也开始走向最高峰，并且使它陷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在1912年以后，社会党就急转直下，走向灾难。


八 内部冲突和衰微


　　社会党在头几年要比在后来激进一些。左翼在成立大会上很强大，在1904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更加强大了。今天来看，初期的左翼在它的某些策略立场上是有缺点的，但是，它坚决推护产业工会制度，并且在阶级斗争的基本原刻上采取了明确的立场——这是任何真正社会主义政策的根本起点。阶级斗争是社会党第一个时期——也是最好的时期——党的言论中的主要内容。
　　当时，左翼和中间派的松弛的同盟构成了党的多数。主张慢慢地逐步实行市政改革的密尔窝基人柏格所领导的右翼肯定是一个少数派。但是，机会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力图夺取党内大权。作为斗争中的一个压力手段，柏格屡次地扬言要拉走他的威斯康辛派，每年至少要挟一回。
　　在1904年的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希尔魁特领导的中间派同密尔窝基改良派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左翼。从此以后，柏格的政策——经过希尔魁特加以若干修正，使它比较容易为人接受——就成为党的现行政策。在这个右翼联盟当权的时候，“政治行动”被解释为纯粹是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争取社会党人当选和担任公职。党的组织变成主要是一架选举机器。
　　机会主义者放弃和出卖了争取产业工会制度的斗争——德布斯和左翼所维护的劳工运动的迫切问题——希望向劳联官僚们讨好，并且拉拢行业工会会员的选票。他们冲淡了社会主义的学说，使它能为“体面的”中产阶级选民接受。社会党当权派愈来愈离开阶级斗争的纲领，力图通过一个改良的纲领争夺选举胜利。
　　这个转变并不是在没有内部冲突的情况下，一下子实现的。左翼和右翼——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斗争，在党内各部分都没有中断过。许多地方支部和州组织是左翼的堡垒，而且，毫无疑问，基层党员多数的情绪是倾向于左翼的。
　　德布斯比任何别的人都更敏感和更准确地表达了基层党员的情绪。他始终维护阶级斗争的政策，始终都发表同类的演说，而不管党的官方纲领说些什么。但是，德布斯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对外鼓动上面，从没有在内部斗争中使用它那又决定性影响的全部力量。
　　另一方面，职业的机会主义者却始终都在搞党内政治。他们夺得党的全国机构的大权，并且无耻地利用它来不停地进行派别活动和阴谋。他们不仅力图把他们的政策强加在不情愿接受的党的头上（大多数党员从来都不相信他们），而且力图把自觉地反对他们的革命工人赶出去。
　　1910年，鼓吹体面的改良主义牌社会主义的柏格当选为第一个社会党国会议员，同年，在密尔窝基也有一个社会党市政府上台。这些选举胜利起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加强了党内改良派势力，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国内其他地方希望通过密尔窝基的方法取得公职的饥渴感。党内机会主义者所擅长的市选，在庸俗的市政改革纲领下，给社会党内希望做官的人带来许多胜利，但是，并不是给社会主义运动带来胜利。
　　基普尼斯说：“这些地方性胜利很少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的问题上赢得的。事实上，这一问题通常说是居于很次要的地位。在1910年到1912年当选公职的社会党人，绝大多数都是牧师和自由职业者。他们的竞选所以成功都是靠了只具有地方意义的改革问题：地方选择权[2]，禁酒，酒法实施，贪污，缺乏效率，管理不善，纳贿营私和铺张浪费，两党联盟，土豪流氓统治和市自治，公共设施的改善，学校津贴，运动场和公共卫生，市公产，选举权和公平赋税；在少数地方的选举中，还有工业萧条和劳资纠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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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官方政策不断地从阶级斗争转向渐进改良主义，同时，开始讲究温和和体面，这就对党的社会成分产生了影响。成批成群希望升官发财的野心家、牧师、商人、律师和其他自由职业者被吸引到这个组织中来，因为这个组织把自由而廉价的社会进步的希望和野心家的个人利益融洽地结合起来了。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来做官，来出风头的，而不是来工作的。律师、职业作家和传道师变成党的最著名的发言人和公职候选人。
　　1908年的基督教社会党大会宣布，有三百多名传道师参加了社会党。传道师都占据重要职位：自然要削弱党的政策。基普尼斯说得好：“由于基督教社会党人的分析的基础是人类的博爱，而不是阶级斗争，他们都同党内机会主义派站在一起，而不是同革命派站在一起。”
　　党内的革命工人对中产阶级的侵入和导致这一现象的政策，感到十分厌恶。好几千人离开了党。其中一部分人对迷恋议会的官方政策发生反感，完全抛弃“政治”，走到工团主义的邪路上去。还有一些人仅仅脱离了党。在这一时期中，有好几千名具有革命思想的工人走散了，离开了社会主义运动。他们都是第一流的人材，本来可以用他们建立起一个很伟大的党。
　　留在党内的革命战士居于少数地位，节节败退，没有适当的人来领导他们。“大门敞开的”社会党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变成了一个改良派占多数的组织，革命的工人再不受欢迎了。
　　在1912年的代表大会上，右翼多数动员起来，完成了这一转变。他们通过一项党章修正案，宣布党要维护资产阶级的法律和秩序，禁止鼓吹可能侵犯它的任何工人阶级的行动方法。这个修正案就是臭名远扬的“第十一条第六款”，后来差不多一字不易地载入各州为了宣布世界产盟非法而通过的“惩治工团主义刑事法”中。修正案如下：
　　“任何反对政治行动或鼓吹以犯罪破坏或其他暴力方法作为工人阶级的武器以谋取解放的党员，都应当开除党籍。政治行动应当解释为意指按照社会党纲领参加公职选举及实际立法和行政工作。”
　　这个措词狡猾的修正案居心要把革命工人排挤出去，以达到分裂党的目的。这个目的是大体上实现了。在代表大会通过修正案以后，左翼的战斗领袖毕尔·海伍德就被解除了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职务。接着就有大批革命工人脱党。
　　改良主义的头子还以为，他们这种给人以体面印象的表演会给社会党——即令不是社会主义——带来更多新党员和更多选票。但是，在这方面，他们的希望悲惨地落空了。党员人数从此急剧下降。选票也是如此。到1916年，党员人数已降到平均数八万三千一百三十八人，比1912年的平均数下降将近三万五千人。那年，社会党所得的选票——由改良派本逊代替德布斯担任总就候选人——降到五十八万八千一百十三张，比德布斯1912年所得的选票减少三分之一。
　　社会党在1912年的清洗之后，从没有恢复元气，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经奄奄一息了。战争又使得党员大批脱党——这一次主要是右翼分子脱党。他们本来以为，从渐进改良主义的纲领来看，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似乎并不那么困难和危险，现在，他们觉得这种斗争是太困难太危险了。同时，战争和俄国革命把大批外国出生的新工人带到国内来。这就使外国语言分部的党员人数大大增加，给恢复了活力的左翼提供了新的群众基础。
　　这个新左翼用俄国革命的伟大思想武装起来，他们的斗争比原来的左翼有效得多。这一次，并没有发生纷纷退党、流散四方的现象。机会主义的领导发现他们处于少数地位，就采用大批开除的办法，分裂已成定局。在内部斗争和分裂之后，新的左翼成立了共产党。
　　新的共产党成为后来十年内吸引美国激进主义运动中一切活跃分子的磁极。社会党被甩到后边去了，分裂之后，它一天天衰微下去。党员人数在1922年降到一万二千二百七十七人，到1928年降到七千七百九十三人，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外国语言分部的成员。（所有数字都引自香农引用的官方资料）
　　德布斯仍然是这个破碎不堪的组织的成员，但是他也挽救不了它。社会党已经不能吸引叛逆的青年人了，就是德布斯的具有魔力的名字也不能给它增添任何光彩。这位伟大的鼓动家在1926年与世长辞。在他的晚年，社会党的党员、影响，一切的一切，都比二十五年前创立时少得多了。


九 德布斯在内部冲突中的作用


　　社会党无论如何是一定要发生变化的。在刚开始的时候，它可以做一个大门敞开的党，友好地接待一切色彩和倾向的激进分子，但是，它无法永久地保持它在创立时代的面貌。由于它的性质，它的社会成分注定要更加纯一，它的政策也注定要更加明确。不过，改变的方向和最后变成一个改良主义的选举机器，却不是必然的。在这里，个人由于他们的行动和疏忽，起了作用，而起了最有决定性的作用的则是德布斯。
　　德布斯在社会党内部斗争中的作用是这个运动全部历史上最有趣和最有教育意义的方面之一。说起来，奇怪而反常，这位无可非难的革命家的行为竟然是改良主义右翼所以能控制全党并且把革命工人赶走的最重要的原因。
　　他并不希望事情这样，而且本来还可以加以阻止，但是他还是让这种情况发生了。从史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如果忽视这一点，就只能歪曲历史真相，掩蔽整个组织中最重要的教训之一。
　　德布斯是最孚众望的和最有影响的党员。如果他全力投身在内部冲突中，他无疑能使多数人跟着他走。但是，他从来也没有这样做。在每一个重要转折点上，他都退在一旁了。他不参加斗争正是改良派求之不得的，只要他参加斗争，他们就不可能胜利。
　　德布斯在他的公开鼓动演说中，从来也没有离开过阶级斗争的路线。他坚定地维护产业工会制度，他从来没有像党内当权派那样在这个问题上妥协或退让。他不需要骗取选票。他反对在党内占据领导职务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传道师。他的反对战争的立场是光明磊落的。他支持俄国革命，并且宣布自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在一切这些问题上，他的同情始终一贯地在左翼方面，他屡次利用机会在左翼机关报《国际社会主义评论》上表明他自己的立场。但是，他只能到此为止。每一次，在表明他的立场之后他就退出了冲突。
　　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德布斯无疑地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在工人对资本家的直接阶级斗争中，德布斯是一个无可非难的战士。任何力量和任何人都不能使他在那个领域中把态度放和缓一些，把愤怒抑制一下。他对于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劳工骗子，也是从不留情的。
　　德布斯的弱点是在一个比较狭小、但是同样重要的领域中——党内政治和组织的领域中。在这个领域中，他规避斗争。这种规避不是出于和平主义，而是从他自己的党的学说中产生的。
　　据我所知，德布斯的党的学说从来没有正式讲出来过，但是，从他在党的一切内部冲突中自始至终一贯采取的方针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本人总是维护革命的纲领。但是，与此同时，他也认为，党应该给其他各类的社会主义者敞开大门。他赞成一个大门敞开的党，党的团结是他的第一考虑。
　　德布斯反对任何一方采取开除和分裂手段。他反对1919年的分裂，并且对这次分裂感到痛心。就是在分裂已成定局，左翼和右翼巳经永远分手以后，他还是呼吁团结。
　　德布斯认为，一切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应该在一个组织中和谐一致地合作共事。在他看来，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倾向如何，都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同志，他不能忍受同志间的争吵。
　　在纲领的基本原则上意见一致的同志们的关系，的确应服从这一崇高的原则，但是，当各派提出表达不同阶级利益的不同纲领并且为此展开斗争的时候，这种原则就谈不上了。如果革命派不让事情到这种地步，改良派也要让事情到这种地步。这就是当时社会党党内的情况。德布斯超然地高出于派别之上，但是，这并不能制止派别斗争。而且，各派之间本来就没有多少同志情谊。
　　德布斯在社会党内部冲突中的方针也受他的领导学说的影响。他倾向于把领导和官僚主义等同起来。他有意识地使自己的作用只限于做一个社会主义的鼓动家。其他的事情都交给基层党员去决定。
　　他一再说，他不是一位领袖，也不想做一个领袖。这些话像他发表的别的言论一样都是真诚的。许多不动脑筋的人常常引证这些话，加以赞许。但是，主观愿望并不能取消领导在一切组织和一切集体行动中的决定作用。德布斯放弃领导，造成了一个真空，别的远为不称的领导人就跑来填充这个真空。而他们所带来的纲领却不是德布斯的纲领。
　　德布斯对基层党员几乎具有神秘的信心。他一再地表示，他相信，只要各方面都有善意，具有健全革命本能的基层党员会把一切都整顿好。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他们从来没有出来这样做。基层群众在党内冲突中，像在工会中和更广泛的阶级斗争中一样，只有当他们是有组织的时候，才能实现自己的意志，而组织从来也不是自动实现的。它需要有领导。
　　德布斯拒绝积极参加派别斗争，拒绝作为有组织的左翼的领袖发挥他应有的作用，这就大大帮助了改良主义的政客。就在这里，他的一团和气和宽宏大量害了他，因为党也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一个舞台。德布斯大谈“同志之爱”，他是真心诚意的，但是，机会主义的骗子手却根本不相信。他们从来也没有相信。他们始终对党内的革命工人进行着恶毒的有组织的进攻。德布斯不参加斗争，就叫他们占了便宜。
　　德布斯的错误的党的学说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全部历史上任何革命者所犯过的代价最昂贵的错误之一。
　　资本主义的力量不在于它自己和它自己的制度，它所以还能苟延残喘，只是因为它在工人组织中还有支柱。我们现在都知道，根据我们从俄国革命及其结果中得到的启发，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有十分之九就是在工人组织内部，包括在党内，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
　　改良主义的领袖是社会党内部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而且归根结底，派别冲突就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德布斯显然没有能认识到这一点。由于他超然地站在冲突之外，就使得机会主义者控制了党的机器，把他作为社会主义鼓动家所做的伟大工作，大部分都加以破坏。
　　在建立社会党的时候，德布斯所出的力比谁都多，但是他的错误的党的学说却成为社会党可耻地结束，几乎荡然无存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十 德布斯和列宁


　　我们从德布斯那里得益很多，从列宁那里得益更多。在这里把德布斯的方针和列宁的方针比较一下，可以得到很大教益。
　　当我们从他们的始终一致的言行方面来看他们时，就可以看出，他们两人在性格上是非常相像的——在一切情况下都是正直而忠诚，大公无私；具有伟大气魄，毫不庸俗。对于他们两人来说，人类总的利益超出于任何个人利盆之上。他们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给我们树立了以美丽的英雄的一生致力于一个思想——也是一个理想——的榜样。关于实现这个理想的方法，他们在一点上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都从一个前提出发：改造社会需要通过工人的革命。但是，列宁走得更远一点。他看到工人革命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具体现实性；他特别致力于研究怎样准备和组织这个革命。
　　列宁相信，为了争取胜利，工人们需要一个能够领导革命的党；在他看来，这就是一个具有革命纲领和革命领导的党——一个由革命家组成的党。他集中毕生主要精力来建设这样一个党，并且不断展开斗争，使这个党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和影响的侵袭。
　　列宁认识到，这就要招致内部的讨论和冲突，但是，他从来没有退缩。孟什维克市侩们——相当于美国的柏格和希尔魁特之流——所以仇视他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特别是因为他专心致志地集中精力为一个革命的纲领而斗争，而且在这场斗争中干得很好。列宁并没有因为孟什维克的仇视而退缩。列宁从心底相信，党的内部问题就是革命的问题，而且他总是战胜了这些问题。
　　在1904年以后，德布斯一贯地拒绝参加决定政策的党的代表大会，并且始终婉辞负责解释和实施政策的全国委员会委员的提名。列宁的态度与此截然相反。他认为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生活的最高表现，他总是参加代表大会，随时准备为他的纲领而斗争。他认为，中央委员会是运动的执行领导机构，并且亲自担任它的首脑。
　　列宁写过整整一本书，来阐述在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冲突。在那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第一次发生了根本分歧。列宁很在行地参加了那场斗争。那场斗争后来证明关系着俄国革命和全人类的前途。
　　列宁把他自己对这场斗争的感觉同另一个惊慌失措的代表的感觉比较了一下。列宁写道：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想起我在代表大会上同‘中派’某一个代表的谈话。他向我诉苦说，‘我们的代表大会充满了多么沉重的气氛呵！这是多么残酷的斗争，这是怎样在鼓动互相反对，这是多么激烈的论战，这是怎样的非同志态度呵！……’我回答他说，‘我们的代表大会是多么好啊！公开地、自由地进行斗争。各种意见都发表出来。各种色彩都暴露出来。各种集团都显现出来。手举过了。决议通过了。阶段渡过了。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呢。这才不是无休无止的讨厌的知识分子的无谓口角，人们结束这种无谓口角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解决了问题，而只是因为他们说得疲倦了……’
　　“这个‘中派’同志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诧异地耸了耸肩。原来我们用不同的语言讲话。”（《进一步，退两步》，英文版第225页注释）[3]
　　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中引证了列宁的这几句话，并且说：“这段话把伊里奇的意见表达得恰到好处。”
　　列宁时代的讲求实际的聪明人瞧不起俄国流亡者的理论原则上的冲突，认为列宁是一个宗派主义的狂热分子，喜欢为了派别争吵而进行派别争吵。但是，实际上，列宁却并不是为了琐事而进行斗争。他认为，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的斗争是革命斗争的一个必要部分。因此，他才毅然投身于这一斗争。
　　应该记得，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建设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党后来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十一 最重要的教训


　　德布斯和列宁在革命社会主义的一般纲领上意见一致，在比较具体的问题，即党的性质和作用问题上，意见不同。对于我国社会主义者来说，也像对于一切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一样，这后来证明是我们时代的最重要的问题。
　　1917年的俄国革命澄清了这个问题。列宁的革命家的党站起来，证明了自己的历史正确性，同时，德布斯的大门敞开的党却证明了自己的不济。
　　这就是应该从两国经验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训。这两个国家相隔这样远，然而在它们的最后命运上却又如此相互依赖和相像。
　　有人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俄国先于美国出现革命形势，美国尚未出现革命形势。尽管如此，我们的比较仍然不失为有效。列宁对于俄国革命成功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为这个革命所作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是在革命到来之前以在反动时期建设一个革命党作为开始的；而布尔什维克党又是在列宁的党的学说指导下开始建立的。
　　我们给德布斯时代的社会党下评语时，不能说它未能领导一次革命，只能说它没有能抱着这个目的来进行工作，并据此挑选自己的党员。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的革命改造，也必须有社会的革命改造，不彻底做到这一步就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而已。只有当社会党作为有觉悟的工具引导工人准备迎接必然的社会革命的时候，它才配得上叫社会党。这只能是一个革命家的党，由具有互相冲突的纲领的各色分子组成的一个大门敞开的党，是完不成这一任务的。
　　我们决不能低估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在本世纪头几年的成就，但是最好应改弄清这些成就究竟是什么。以党为中心组织力量的社会主义运动使千千万万的人第一次知道了社会主义的总的前景，它为未来的革命运动的主要干部提供了一个第一次聚集起来的场所。在一切其他事情都已经成为历史陈迹的时候，这就是剩下来的实际结果。这是早期的社会党——尤其是德布斯——的历史功绩。
　　但是，这些不可抹煞的成就毋宁说是一个试验型的社会主义组织的副产品。这个组织，按其本性来说，只能是暂时性的。社会党本来想要充当工人反对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工具。但是，它却把小资产阶机的改良派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包括到一个政治组织中来，这只能是把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引进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其结果是，从党成立的那天起，内部冲突就始终不断。党终于瓦解，革命分子终于决定建立自己的党，这都是整个试验的必然结果。
　　在俄国的运动中，列宁首先看到这一切，革命因此而受益。在俄国革命之后，美国社会党的左翼，还有一部分工团主义者，也认识到列宁的方法的优越性。那些认真看待社会主义纲领的人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走列宁的道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理所当然地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一切国家革命工人的榜样。
　　共产党在1919年的建立，不仅是同原有的社会党决裂，而且更重要的还是同革命派和改良派并存的党的整个观念决裂。这就意味着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开端，它的历史重要性远远超过以往发生的一切事件，包括社会党在1901年的建立。决不能再回到过去那个一去不复返的威信扫地的运动去。
　　自从1919年的新开端以来，新的运动也碰到自己的困难，犯下自己的错误。但是，这些困难和错误同早先的困难和错误不属于一类，必须分开来考虑。旧的运动的可怜的思想武器是无论如何解决不了这些困难和错误的。
　　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和叛卖的斗争是建设一个诚实的革命党的先决条件。这场斗争需要从另外一个武库中去取得武器。在这方面，俄国人也是我们的老师。列宁的共同工作者和继承人托洛茨基给我们提供了反对斯大林的叛卖行为的纲领武器。
　　决不能再回到过去的美国运动去了。在德布斯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有些江湖骗子按照一个社会主义运动当时的人数来衡量它的价值，他们在原来的社会党身上发视了新的优点，因为它在德布斯的时代曾经获得那么多选票，因此，他们就建议按照同样的方针进行一次新的试验。这个药方对社会主义先锋队来说，是一个一钱不值的建议，此外，它还是对德布斯的英灵的侮辱。
　　德布斯所以值得我们纪念，是因为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的积极贡献，而不是因为他的错误。德布斯是我们最杰出的社会主义鼓动家，他是一个有原则性的人，在危险和困难的时候，他始终坚守在阶级斗争的岗位上。作为这样一个人，他毕生的工作将永远是革命工人的宝贵遗产。
　　从这方面来纪念他是纪念他的最好办法，同时，从这方面来纪念他也就够了。他曾经十分出色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但是，这个事业的胜利需要一个同他当年支持的党有所不同的政治工具——一个不同的党。这个党的榜样就是列宁的党。



[1] 金尼是尤金·德布斯的呢称。——译者

[2] 地方选择权是指听任一个地方自行投票决定酒类是否可以买卖。——译者

[3] 见《列宁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8—339 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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