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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伟大的序幕
詹姆斯·坎农
James P. Cannon
一 大胆的规划
1905年6月，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成立大会在芝加哥开会，当时，促成第一次俄国革命的总罢工运动已经在进行中；它的回声已经响彻大会的大厅。这两个发生在同一时间的事件昭示了世界的未来。芝加哥的领袖们欢呼俄国的革命，把这个革命看做是自己的革命。这两个互不相关的事件，在相隔半个地球的地方同时发生，标志着一个革命世纪的开始。它们是未来局势的序幕。
遭到失败的俄国1905年革命为1917年的胜利的革命铺平了道路。正如列宁所说，它是一场“预演”。这一估计现在已经得到举世的公认。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成立大会也是一次预演；它的重要性，最后分析起来，很可能毫不逊于和它同时的俄国行动。
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创立人无疑是大工业中现代产业工会最初的鼓动者和首倡者。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普遍的承认。承认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不过，即令承认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是今天的产联的前驱，那也远不是对它的历史意义有了充分的估计。现阶段的产联（CIO）同1905年创立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先驱者的理想比起来，还有很大很大的距离。
世界产盟成立大会在一个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把我们前人当中的三位巨人——德布斯、海伍德和德利昂（Debs, Haywood and De Leon）——团结在一起。他们有不同的经历，来自不同的活动领域，他们也很快地分道扬镳了。但是，他们的言行，他们联合起来创立一个新运动的功绩，却是不可磨灭的。他们为美国工人阶级起草了一份宪章。这份宪章已经鼓舞和影响了不止一代的劳工战士。而且，在它的主要点上，它还将影响未来的世代。
他们都是巨人，站在一起就显得更其高大了。他们不同于他们的同代人的地方，他们不同于今天的工会领袖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有不计个人名利的无限远大的雄心壮志，他们眼光远大，预见到有组织的工人力量将要建立起来的世界，他们全心全意地献身于这一事业。
响应号召参加世界产盟成立大会的其他代表，绝大多数也都是具有同样品质的人。他们都是向资本主义社会宣战的不随流俗的人，是不调和的硬骨头。世界产盟就是由这些激进分子、叛逆分子和革命者创立起来的，正像我们历史上一切其他进步运动都是由他们创立起来的一样。
今天的劳工领袖都拼命装作好像是青年商会的候补委员似的。在这样的日子里，回想一下说不同语言的人们的生平事业，的确可以令人心神一爽。德布斯、海伍德、德利昂和他们的同志们，不相信龚柏斯（Gompers）之流当时所鼓吹的劳资合作的论调。他们在世界产盟章程的著名“序言”中说，这种论调“会把工人引入歧途”。他们当年早已反对过今天的产联领袖所鼓吹的所谓工会和工业私有制可以永久“共处”的思想。
世界产盟的创立人是产业工会主义者的先驱，今天的各大产业工会都是从他们那里发源的。但是，他们的目标远远不只是产业工会制度。他们并不把产业工会看做是一种讨价还价的机构，承认工业私有制是天经地义、万世不变的。他们认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一种战争状态。
布里森登（Brissenden）在准确详实的世界产盟史中扼要地说明了他们的主要思想：“阶级冲突的思想的确是世界产盟的根本观念，或者说是‘第一条款’。他们所以采取产业工会制度，是因为这一制度使他们有可能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进行这场阶级战争。”（保尔·腓德烈·布里森登：《世界产盟：美国工团主义研究》，The I.W.W: A Study of American Syndicalism, by Paul Frederick Brissenden第108页）
世界产盟的创立人认为组织产业工会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他们所怀抱的目的就是，推翻资本主义，代之以新的社会秩序。他们的纲领的灵魂就在这里。这一目的现在还有待美国工人的革命加以实现。当那个革命到来时，它也决不会不承认它的序幕开始于世界产盟的成立大会。因为，那次大会在五十年前就公开宣布了工人斗争的不折不扣的革命目标。
× × ×
起草这个大胆的计划是西部矿工联合会总书记毕尔·海伍德（Bill Haywood）。世界产盟的成立大会就是由他主持的。他在开幕词中宣布大会开始时说：
“这是全大陆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大会。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把我国工人组织在一个工人阶级运动之中。这个运动的目的将是把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的奴役束缚下解放出来。”（《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Convention of 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第1页）
今天的行业工会已经逐渐同意黑人也是人，也有权利生存和参加工会。世界产盟在这个问题上，也和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一样，比它们先进五十年。龚柏斯的许多原有的工会都是纯白人垄断就业机会的托拉斯。它们不准黑人参加，不让黑人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受雇。海伍德在开幕词中愤慨地谴责了“劳联所属的”各工会“在自己的章程和细则中禁止有色人种入会，或者对他们强加义务”。他后来又在批准这个章程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说，这个新成立的组织“对于种族、信仰、肤色、性别或先前的工作条件的分别，一概不予承认”。（《会议记录》，第575页）
而且，他最后还预言式地建议美国工人走俄国人的道路。他说，他希望看见这个新的运动“在全国壮大起来，把绝大部分劳动者都吸引进来，这些劳动者将像俄国工人阶级今天所做的那样，起来反抗资本主义制度”。（《会议记录》，第580页）
德布斯说：“当前最高的需要是建立一个健全的革命的工人阶级组织……它必须表现阶级斗争。它必须承认阶级界线。当然，它还必须具有阶级觉悟。它必须毫不调和。它必须是一个普通工人的组织。”（《会议记录》，第144、146页）
至于德利昂，他说：“我只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资产阶级……我的理想是推翻资产阶级。”（《会议记录》，第147、149页）
当时，思想家德利昂已经不仅考虑到推翻资本主义问题，而且进而考虑到“劳工共和国的政府管理形式”问题。代表大会之后，他在明尼阿波利斯发表演说，阐述“世界产盟的章程序言”。他说，各种工业“不管以前的政治界限如何，都将成为新中央当局的选区。这个新的中央当局的脚手架上星期已经在芝加哥大体上搭好了。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总执行委员会的所在地，也将成为全国的首都”。（德利昂：《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Socialist Reconstruction of Society）
其他人的演说和代表大会通过的正式宣言——章程序言——也采取了同样的方针。章程序言一开头就斩钉截铁地肯定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和雇主阶级毫无共同之处。”接着，它又说：“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必然要展开斗争，直到全体工人在政治领域中，也像在工业领域中一样”，把我国各种工业“拿过来加以控制为止”。
这些言论是截至当时为止我国最不调和的和最明确的革命意图宣言。在这以前，也有别的人提出过社会主义的目标，但是，必须通过争夺政权的斗争来实现这个目标和必须组织工人政权的思想，却是在世界产盟的成立大会上，才得到清楚的表述和明确的阐释的。
1905年的人物讲出的真理比他们所知道的还要多，即令他们还只是一项有待他人完成的历史任务的预告者。世界产盟从成立之日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开始衰微时止，在行动中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它作为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进步因素的地位，却完全是由成立大会的勇敢而具有远见的声明牢牢地确定起来的。思想是行动的种子。
世界产盟也有它自己的先行者，因为革命劳工运动是一条无法切断的水流。在五十年前的芝加哥大会以前，还有劳工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秣市烈士（Haymarket martyrs）所领导的八小时运动；美国铁路工会的产业工会大罢工；西部矿工联合会的暴风雨般的斗争；以及两个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老的社会劳工党（Socialist Labor Party）和新成立的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这一切先前的运动都对世界产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有所贡献，并且都派了代表参加大会。高贵的烈士帕森斯的寡妻、战士露西·帕森斯（Lucy Parsons）就是一位代表。矿工们敬爱的领袖琼斯妈妈（Mother Jones）［注：原书误译为“马瑟·琼斯”。琼斯妈妈是美国著名的工运先驱。——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也是一位代表。他是矿工们在艰难困苦当中的希望和勇气的象征。
这些先前的运动和斗争，丰富的和悲剧性的经验，为世界产盟的成立大会铺平了道路。但是，德布斯几个月以后在一篇演说中大致说得不错：“工人阶级的运动将从1905年算起，将从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成立之日算起。”（《尤金·德布斯著作和讲演集》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ugene V. Debs，第226页）
二 一个革命家的组织
一切工会的建立都是从一个简单前提开始的，那就是要保卫工人的当前利益不受雇主的侵犯。世界产盟也从这个前提出发，决心要成为一个产业工会运动，把全体工人都团结起来，而不问他们的一切差别怎样。作为一个产业工会，世界产盟在它的全盛时期领导了经济领域中的好些令人难忘的斗争，并且为后来建立产联的大规模斗争，确立了组织方式和战斗性的罢工战略。
只是在世界产盟在言论和行动上维护和宣传了产业工会主义的纲领以后，只是由于世界产盟做了这些工作，产联才得以建立起来。单单就这一点——工会运动领域中的宣传和示范作用——就足以确立世界产盟作为创始者，作为现代产业工会的先行者的历史意义，因而也足以使许多人为它付出的全部精力和牺牲得到一千倍的补偿。
但是，世界产盟还不只是一个工会。同时，它还是一个革命组织。它的简单而强有力的思想鼓舞和推动了当代最优秀的青年战士，鼓舞和推动了一代激进分子的精华。世界产盟的名字所以光辉四射，原因首先就在这里。
世界产盟作为一个革命组织的真正性质，在它成立的第一年中，就在内部冲突中得到确凿的证明。这种内部冲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造成了一次分裂。引起分裂的问题，在正常情况下，都是政党关心的问题，而不是工会关心的问题。世界产盟第一任总主席查尔斯·薛尔曼（Charles 0. Sherman）赞成产业工会这一组织形式。但是，他显然只愿到此为止。对于那些认真看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革命宣言的人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不满足于仅仅在口头上赞扬大原则。
1906年9月，世界产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开会，当时，海伍德正在爱达荷州的监狱中等候决定生死的审讯；德布斯站在一边，因为他从来也不赞成派别活动。文森特·圣约翰（Vincent St. John）则挺身出来，与德利昂结成联盟，成为反薛尔曼派的领袖。他本人就是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一位杰出人物，而且也是西部矿工联合会派赴世界产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团员。
像通常在派别斗争中一样，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次要的指责。但是，圣约翰却按照他平素一贯的直爽作风，指出来促使他和他的支持者起来反抗的真正争执点。
这位坚毅的人物所以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展开斗争，据他自己说，是因为：
“控制世界产盟的人们不按照本组织的革命纲领办事……争夺本组织控制权的斗争把第二次代表大会分成了两派。代表大会的多数票是在革命派方面的。反动派掌握了大会主席，使用了阻扰战术来控制大会……革命派用取消主席职位，从革命派当中推选一位大会主席的办法，一举解决了这个难题。”（文森特·圣约翰：《世界产盟：历史、结构和方法》The I.W.W: History, Structure and Method）
这一行动促成了分裂。薛尔曼从此就被打入历史冷宫，成为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因为不是革命派而被抛弃的工会主席，而且到现在为止，也是唯一的一位。将来还会有别的人，但是薛尔曼的名字将作为典型而载入史册。
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也促使西部矿工联合会脱离了世界产盟。西部矿工联合会是世界产盟在开始时唯一的有强大组织的工会。西部矿工联合会代表团的其他团员早已转向保守方面，他们在争执中支持薛尔曼。但是，圣约翰按照他的天性和他一贯所起的作用，坚持原则。
他不能不决定何去何从：究竟是留在名闻全国的、富有的西部矿工联合会中呢（他原是这个联合会的专职负责人员），还是坚持世界产盟的纲领和原则，留在这个贫穷的、还不大知名的世界产盟中呢？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对于他来说，也像对于世界产盟历史上其他重要人物来说一样，个人利益和工会饭碗问题是次要的问题，首先必须忠于革命原则。
薛尔曼和他的支持者们在警察的帮助下，强占了总部，劫持了这个组织的全部经费。圣约翰说，新当选的负责人员“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不得不在连一枚邮票也没有的情况下开始工作”。（见前引布里森登书，第144页）圣约翰从此就成为后来十年中世界产盟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物。在他领导下的新机构不得不重头做起，有形资产一无所有，只有纲领和理想。
纲领和理想，加上圣约翰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证明足以使这个破碎的组织不致解体。薛尔曼派，在西部矿工联合会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对抗组织，但是，并没有能维持很久。圣约翰派在代表大会以后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证明自己是真正的世界产盟。不过，在后来的几年中，它主要是一个对资本主义制度宣布全面开战的革命组织，而不是一个为有限的经济要求斗争的群众性产业工会。
作为这样一个革命组织，世界产盟把一大批优秀的青年革命战士吸引到自己的旗帜下。作为一个工会，这个组织领导了许多罢工。在罢工期间，会员人数都暂时有所增加。但是，在罢工结束以后，不管是取得胜利，还是遭到失败，都没有能维持稳固的工会组织。每次罢工之后，会员就只剩下一小批在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的核心干部了。
三 世界产盟的双重性
世界产盟从马克思主义学来了一些东西，事实上是学来了不少东西。它的两个主要武器——阶级斗争的学说和工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有组织的力量自谋解放的思想——都是从这一庞大武库中取来的。但是，尽管如此，世界产盟仍然是美国环境的真正土生土长的产物，它的理论和实践都必须按照当时在我国展开的阶级斗争的背景来考察。
当时，美国工人阶级还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它的经验是有限的；概括性的思想，就是对它的最优秀的代表而言，也是相当不完备的。阶级斗争的确很活跃，但是还没有超出它的初期阶段。当时，冲突形式一般还是各自为政的工人群众和雇主之间的局部游击冲突，双方都很野蛮。雇主方面使用的政治力量还主要是地方当局的力量。
联邦当局的确曾经派遣军队去打破1894年美国铁路工会的罢工（歇斯底里的报纸称之为“德布斯叛乱”“the Debs Rebellion,”），而且还派遣军队去对付西部的金属矿工。但是，这些都是例外的情况。在现在，联邦政府以全体资本家的执行委员会身份进行干涉的现象，已经成为劳资关系中的经常性的突出的因素，但是，半个世纪以前，在地方性和区域性的冲突中，这种现象还是很少见的。工人们一般是把地方当局和联邦当局区别开来，拥护联邦当局——直到今天，大多数工人还是这样，这是过去的传统的残余。
在1905年世界产盟登上舞台的时候，许多人还看不出，全体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对整个资本家阶级展开全面斗争，而以国家政权作为他们的必然斗争目标。世界产盟的创立人的宣言和后来由此产生的一切行动，都应该按照这个背景来考察。他们的纲领是从当时美国的阶级斗争中得出来的。由于这个斗争规模有限，他们五十年前的远见就更加显得惊人。
当时，工人的阶级斗争还处于最初步的阶段，它的许多错综性和复杂性还没有在行动中揭露出来。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世界产盟的领袖们就预见了工人阶级的革命目标，并且致力于制订一个组织斗争的单一的、全面的公式。他们把一切都归入一个项目下，并且着手建立一个“足以完全满足工人需要的”组织——它的主要领袖和鼓舞者文森特·圣约翰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就是这样说的，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工会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个简单的公式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但是也有一个弱点——一个矛盾。后来的经验揭示了这一点。
世界产盟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形成的、后来从未解决的最重要的矛盾之一，就是它给自己派定了一种双重角色。它企图既是一个全体工人的工会，又是一个经过挑选的革命家组成的宣传机构——实质上是一个党。这是它最后遭到失败——作为一个组织来说——的相当重要的原因。两种不同的任务和机能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要求建立互相分开的组织，但是，这两种不同的任务和机能都由世界产盟独立承担起来；这种双重性就妨碍了它在两个领域中发挥有效作用。对于一切和许多别的问题，当时，世界产盟的富于战斗精神的领导人，或国内任何其他人，都还不能像我们现在看得这样清楚。
世界产盟宣布自己是一个大门敞开的工会；它欢迎一切愿意在通常工会基础上参加组织的工人加入，不管他在任何别的问题上的观点和意见如何。在许多场合，在各地开展吸收新会员运动和举行罢工的时候，也确实做到了这一步，当然为期是很短的。尽管这样，这并没有妨碍世界产盟的鼓动员在每一次罢工集会上鼓吹以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
世界产盟的罢工集会事实上成为“社会主义的学校”。当前的有关罢工的问题成为阐明阶级斗争的原理，全面反复痛斥资本主义制度和宣传自由平等的新社会秩序的起点。
世界产盟公开宣布的“非政治”政策同它在行动中的实际记录，并不十分相符。它的主要精力都用于反对现存社会秩序的鼓动和宣传——在街头演说，散发报纸、传单和歌本；展开保卫入狱工人的运动；在许多地方发动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这一切活动基本上都是政治活动，而且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活动。
世界产盟自始至终，甚至在吸收信教的、通常是很保守的工人群众参加罢工期间，也像一个革命家的组织一样活动。“真正的世界产盟盟员”、常年的活动家，博得Wobbly的绰号（究竟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取这样一个绰号，已无可查考）。Wobbly的衡量标准就看他是不是坚持阶级斗争的原则和它的革命目标；是不是愿意毕生献身于这一事业。
世界产盟在全盛时代，事实上既不完全是一个工会，也不完全是一个党，而是兼而有之，又有几分欠缺。它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不完全的先驱，但又缺乏布尔什维克党的完备理论，同时，它又是未来的革命产业工会的蓝图，但又缺乏必要的群众性的会员基础。总之，它是它自己。
四 文森特·约翰逊
世界产盟的第二次分裂也是因为一个理论问题而发生的。分裂的结果，德利昂和社会劳工党分子就在第四次代表大会（1908年）上脱离了世界产盟。这一次，争执点是“政治行动”问题，更正确地说，是双方对于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行动的互相抵触的看法，因为阶级斗争从它本来的意义上来说，在本质上就是政治性的。
这一分裂的真正目的是要把世界产盟从社会劳工党对于“政治行动”的极端合法主义的、狭隘的和教条主义的看法——他们认为“政治行动”就是投票箱前的行动——下解放出来，并且为圣约翰关于通过有组织的工人的“直接行动”推翻资本主义的看法铺平道路。根据一个肯定很武断和不确切的定义，代表大会宣布这种行动完全是“非政治性的”。
1908年的代表大会仅仅消极地从章程序言中删去了“政治条款”。后来，由于遭到失败，世界产盟就明确宣布和“政治”，连同“政党”，完全断绝关系。这一倾向的渊源通常都归之于法国工团主义（syndicalism）的影响，这是错误的；当然，世界产盟后来也从欧洲输入了某种玩弄词句的排斥政治的激进主义，而使自身蒙受损害。但是，布里森登说得很对：
“世界产盟运动的主要思想——可以肯定1905年以后头几年世界产盟运动的主要思想是如此——是起源于美国的，而不像通常所设想的那样起源于法国。的确，在九十年代初，法国酝酿着这种情绪，但是，在美国也酝酿着这种情绪，而且美国的情绪同法国的情绪是根本不同的。只是到1908年以后，法国的革命工团主义才对这里的革命产业工会运动产生了一些直接影响。”（见前引布里森登书，第53页）
世界产盟式的工团主义（它的倡导人坚决要把它叫做“产业主义”）从来没有承认它起源于法国，也没有理由这样做。世界产盟的学说是Sui generis（独具一格的），是美国土生土长的东西。它的主要制订人文森特·圣约翰也是这样。一切老一辈的人都知道，在决定英雄时代的世界产盟的性质方面，圣约翰的功劳最大。他在公众当中的威望同毕尔·海伍德的光辉名字比起来，略逊一筹，这就使没有系统研究过世界产盟历史的人发生误解。事实上，干部的组织者和领袖是文森特·圣约翰。
海伍德本人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所得到的声誉是当之无愧的。成立大会就是由他主持的。他在成立大会上的庄严发言，我们已经在本文的开头引证过了。这位“大哥”在爱达荷州著名审讯中的表现不愧为一位劳工英雄，后来，在世界产盟领导的劳伦斯、帕特孙和阿克伦等地的大罢工中，他又轰动一时，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在1914年，他从圣约翰手中接过了世界产盟总书记的职务，此后在战争和迫害的暴风雨般的年代里，他一直担任它的首脑。公众把毕尔·海伍德的名字和世界产盟的名字视为一体，把他看做是它的化身，这是历史的公道之处。
但是，在1906—1914年，在确定世界产盟的性质和罗致它的基本干部的年代中，领导这个运动和指挥它的一切活动的，却是文森特·圣约翰。如果把这一章略去，世界产盟的历史就会不完全，不真实。
圣约翰像海伍德一样是一个矿工，是一个靠自学成功的人。他好不容易才在西部矿区的激烈阶级搏斗中升到全国闻名的地位。他的所有朋友都称他为“圣徒”。如果这位圣徒从别人，而且是从外国人的著作中借用了什么东西，他自己是不知道的。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学校就是他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他的信条就是行动。他知道很多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主要是从生活和同别人交往中学来的。他从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这种经验主义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弱点。作为一位处理实际问题的领袖人物，他确是轶群绝伦。他善于出主意——足以“偷天换日”——而且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把这些主意付诸实施。在行动中，他主张迅速地大刀阔斧地采取决定，走捷径。这一脾气使他在担任西部矿工联合会执行领袖期间，取得卓著的成绩。他在西部矿区中享有盛誉，他的朋友和敌人都承认他的力量。布里森登从一个矿主侦探机关1906年的一份典型的报告中引过一段话：
“圣约翰在过去一年给（科罗多拉）矿区的矿场主造成的麻烦比那里随便什么二十个人所造成的麻烦还要多。如果对他不加约束，再过一年他就要把整个矿区都组织起来。”
在和人交往——所谓“驾御人”——方面，圣约翰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也是无与伦比的。他凭着敏锐的洞察力来“衡量”人，既朴质又狡猾，善于发现和淘汰骗子手和半瓶醋，——要圣徒合作得好，你就得认真地干——善于叫人在他那种通过实践学习的学校中工作，并且发挥自己的最大才能。
“经验”、“果断”和“行动”——这就是圣约翰衡量人的主要标准。他按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来衡量一个人。他常常用下面的话对人表示赞许：“他有丰富的经验”，“他再有一点经验就行啦”。有一次我听到他用一定的保留态度谈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在世界产盟中被认为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人）：“他很会演说，不过我不知道他做事是不是果断。”在他的词汇中，“经验”是指战斗的考验。“果断”是指一面思考一面行动的能力；是指当机立断，不“空谈理论”，不逡巡犹豫的能力。
圣约翰作为果断的实行家的优良品质是有传染性的；他吸引了志趣相投的人，他就按照自己的形象建立了一个组织。他不是一个喜欢拍拍下级肩头的上司，而是一位领袖，他有一位领袖应有的审慎态度，他并不单单用辩论来说服人，事实上，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的主意和方法就在他的生活中。他诚恳、正直、大公无私、染不上任何污垢，也绝不会浮夸造作。在他的面前，空气也是晶明的。
在他领导下工作的青年人——在当时这是一批杰出的干部——都凭着圣徒的名义发誓。他们相信他。他们觉得，他是他们的朋友，他爱护他们，只要他们对组织忠诚老实，他总是会公平对待他们的。约翰·甘姆布斯在《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衰落》（John S. Gambs The Decline of the I.W.W）一书（布里森登的历史著作的续编）中说：“我听人说，在杰出的领袖当中，圣约翰是世界产盟历史上最受爱戴的一个，也是最受完全信赖的一个。”他听到的话是不错的。
在圣约翰影响下发展的世界产盟轻蔑地拒绝了把“政治行动”局限于议会程序的狭隘观念。按照圣约翰的理解，阶级斗争就是一场争夺政权的无情斗争。不彻底做到这一步是不行的，采取其他办法也是不行的。他像列宁一样肯定地相信这一点。他按照他眼前的两个例子来判断社会主义者的“政治”和政党——柏格（Berger）和希尔魁特（Hillquit）掌握的社会党和德利昂的社会劳工党。这两个党，他都不喜欢。
这种态度就实际情况而论，是肯定正确的。柏格是一个眼光短浅的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希尔魁特显然比较圆滑老练，但也好不了多少。他仅仅贩卖了一些激进的言词，来保护比较赤裸裸的柏格主义不受左派的攻击。
德利昂当然要比这些自命不凡的侏儒好一万倍；他远远高出于他们之上。德利昂有各种巨大的优点和能力；他公而忘私，他完全无条件地献身于工人的事业；他对敌人毫不妥协，值得我们爱戴和钦佩。但是，尽管这样，德利昂所采取的策略却是宗派主义的，他对政治行动的看法是拘泥于形式主义的，被合法主义的迷信弄得毫无生气。
照我看来，圣约翰对柏格和希尔魁特采取敌视态度，是完全正确的；他同德利昂决裂，也有一半以上的地方是正确的。他反对柏格和希尔魁特的议会改良主义和社会劳工党的极端合法主义，这种态度有许多地方现在必须认为是健全的和正确的。他的错误在于，他只根据这些微不足道的有限的例子，就普遍地反对一切“政治”和一切政党。他的观念的缺陷就在于很不全面，因此，很容易被别人加以夸大，一直到加以曲解。
圣约翰习惯于从他自己生活中的有限的局部的经验和观察中学习，而不从书本上学习；他力求在直接的行动中求得简单的解决。这种长期养成的癖性，使他不能利用别人从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经验中概括出的更为全面的理论。世界产盟作为一个运动来说，大体上也是这样。由于过分简单化，它的一般观念就具有了某些极其有害的局限性，发展到最后，在远不简单的局势下，就给世界产盟带来了致命的后果。但是，这需要时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时候，世界产盟的指导思想的不完备性才充分暴露出来。
五 漫长的迂回
世界产盟对议会政治的蔑视开始被解释为反对一切“政治”和政治组织。但是，这种态度并不是强加在一群无主见的盟员身上的。世界产盟不能不在当时条件所决定的领域中开展自己的主要活动，因此，差不多自然而然地它就有了一批根据自身的经验具有同样倾向和偏好的新盟员。
世界产盟的组织计划是针对我国东半部现代大工业而制订的。工人的主要力量就集中在那里。但是，剥削阶级的力量也集中在那里，组织工人同阵地巩固的公司进行斗争，说起来要比做起来容易。
世界产盟制订自己的革命纲领的目的，首先是要表达东部托拉斯化工业中的基本无产阶级主要群众的潜在倾向。在那里，工资工人改变阶级身份，成为独立的有产者或小农的可能性，要比在西部边疆小得多，因为在西部边疆，改变阶级身份仍然是可能的，事实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如果阶级斗争的逻辑刻板地实现的话（在适当时间，总是会实现的），按说，密西西比河以东各工业中心的工人应该最具有阶级觉悟，最乐意响应世界产盟的号召。
但是，当世界产盟作出最坚强的努力的时候，情况并不是这样。世界产盟没有能在工业发达的东部现代机器工业的工人中间建立起稳固的工会。相反地，它的主要活动却在我国西部边沿上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发展起来。当时，西部边疆还在建设中。那个地区的漂泊不定，只能勉强糊口的工人更愿意响应它的号召。它的主要干部也是从那些工人当中选拔出来的。
在国际经验中，这种表面上反常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其实，这不过是说明从现实到觉悟要经过一段时间而已。那些由于工业发展最有条件接收社会主义的工人，并不总是首先认识社会主义的人。
革命运动总是首先在它办得到地方，而不是在它所选择的地方吸收新成员，并且总是把第一批新成员当做组织的骨干和学说的宣传者。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是逻辑的必然的答案，但是，它在英国开的头最不顺利，拖延的时日也比较长些，而英国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代世界资本主义突出的中心；另一方面，在大规模工业化以前的德国，它却得到蓬勃的发展。在争夺政权的实际斗争中经过列宁发展的同一马克思主义——又称为布尔什维主义——，对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来说，是最好不过的纲领，但是，它却在工业落后的俄国首先取得了胜利。
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因素，在一切地方，阶级斗争都要按照它的逻辑规律发展——但这只是从长远来说，并不是沿直线进行的。工人的阶级斗争，在其一切表现中，从一个工会组织最起码的行动直到革命，都要在最薄弱的环节来打破资本家抵抗的链环。
世界产盟的情况也是这样。世界产盟单单有正确的组织形式，并不能说就找到在托拉斯化的工业中迅速取得胜利的钥匙。它的创立人在1905年的代表大会上曾经指出并且强调说明，在这一领域中陈旧的行业工会制度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他们建议采取产业工会组织形式的公开动机。但是，在一个很长时间内，打破那种现代工业中旧有行业工会的集中的力量也还是相当强大的，足以阻止用新的产业工会来代替旧的行业工会。
世界产盟在产业工会的天然地盘建立革命产业工会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多少成绩，这并不是因为不努力。世界产盟一再地企图攻入托拉斯化工业中，包括钢铁工业，但是，每一次都被击退了。世界产盟在这个领域中进行组织工作的一切英勇努力都是孤立分散的活动，并且从一开头就被击破了。
雇主们极其认真地对新的工会运动进行斗争。为了对付世界产盟的纲领及其一小批鼓动家，他们动员了他们的金钱重炮；动员了报纸和牧师们所制造的支持他们的舆论；动员了他们私人雇用的大批劳工密探和工贼；而且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要动员世界产盟所不愿承认的那个“政治国家”的警察力量。
在世界产盟展开最激烈的斗争的年代里，世界产盟在现代化的大工业中，也只是领导了几次局部性的罢工，而且这些罢工几乎全部失败了。1912年胜利的劳伦斯纺织工人罢工确立了世界产盟的全国声誉，但是这次罢工只是一个光荣的例外。在东部任何地方，他们一天也没有能建立起任何稳固的和永久性的工会组织，甚至在劳伦斯也是这样。
从世界产盟在1905年的代表大会上制订产业工会纲领到这个纲领最后在大工业中实际实现，中间有一条迂回曲折、漫长崎岖的道路。经过三十年的宣传和不断犯错误又不断试验的努力，经过一次空前未有的经济危机所促成的火山式的大规模爆发，产业工会主义才攻入和占领了大工业的各个堡垒。不过，在世界产盟第一次发出号召，开始自己的开拓活动的时候，这种不可战胜的大规模反抗的时机还没有到来。
在这一段时期之中，世界产盟在工人还不愿意组织起来而公司又极力阻止工人组织起来的东部工业区，遭到了失败和挫折，但是，它却在西部得到最热心的响应，因此，它也就把主要活动集中在西部。它在那里取得了一些成绩，建立了一个组织——主要是在季节性的和漂泊不定的工人中间。
六 世界产盟盟员（The Wobblies）剖视
在世界产盟的时代，还没有所谓“充分就业”。经济循环以十年为期正常地进行着，周期性发生危机和萧条，在东部工业中出现了一支剩余劳动大军。失业现象随着经济循环各阶段的交替而起伏，但是，始终是当代的一个不变的特征。1907年的经济危机和1913—14年的严重萧条使失业大军大大扩大起来。
许多失业工人，特别是年青人，都背井离乡，就像后来在三十年代另一代人那样，外出求职。正在发展的西部需要一支流动的劳动队伍，许多人都拥到那里去。当时，西部的机动的劳动队伍，有很大一部分，或许还占多数，都是从大陆东半部迁移过去的。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
他们不是工人阶级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分。当时——和现在一样——工人阶级最有决定意义的部分住在大陆东半部各工业中心。但是，这些漂泊者，不管他们来自什么地方，总是最积极地响应世界产盟关于根本改变社会制度的纲领。
世界产盟在下列各类工人当中受到欢迎：临时工，他们在收割谷物的田地上打短工，乘搭货车依次到谷物成熟的各地区，然后又搭货车回到运输中心，在那里随便找一些活来干；铁路建筑工人，他们出外找些临时的工作，然后又回到城市里来，重新加入失业队伍；伐木工人，金属工人，海员等等，他们生活条件没有保障，就是有工作的时候，也是在最恶劣、最原始的条件下工作。
这一批范围不大、没有定居、权利最少的工人阶层就成为世界产盟的大部分盟员。盟员们常常半开玩笑地说，他们的组织的名称“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应该改为“世界漂泊工人联盟”。
西部地区日益扩大，流动性的劳工队伍日益扩大，但是，美国政治制度却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参与政治的余地。没有任何一种规定来照顾他们。通盘的计划都把他们忽略了。他们不具备定居年限的条件，不能参加投票。在当地有利害关系的定居居民的各种政治民主权利，几乎也没有他们的份。他们是流离失所的人，是无家可归的化外之民，是社会上的无根之草，无源之水，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损失。
由于他们一点选举权也没有，所以不费什么唇舌就能使他们相信，投票箱前的“政治活动”是一种欺骗，是一种圈套。他们凭着自己的痛苦的经验已经深信，要使剥削者交出他们的大大扩大的特权，单靠纸做的选票是不行的。世界产盟拥有通过直接行动发动革命的大胆彻底的纲领，说出了他们心底的话，因此，他们很乐意听。
世界产盟成了可以完全满足他们的需要的组织——它是他们的工会，他们的党；是他们的社交中心；是他们的家；是他们的亲人；是他们的学校；还可以说是他们的宗教，是他们赖以生活的信仰，只不过没有鬼神罢了。应该记得，乔·希尔（Joe Hill）的一部分最优秀的歌曲就是模仿宗教赞美歌而写成的讽刺诗。在西部和中西部各城市的拥挤不堪的贫民区，当年有不少无事可干的流浪工人，世界产盟的对手就想利用宗教赞美歌，来同世界产盟争夺这些流浪工人的灵魂。
这些流浪工人同今天住在这些贫民区的流浪汉不同。当时，他们大多数都是年青人，富有冒险精神。他们原先也在比较安定的大工业中工作，后来才被排挤出来，或者是离开了那些地方去寻找好运和冒险。他们受到了严重创伤，失败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屈服。他们有勇气有决心为改善他们的恶劣境况而斗争。
等到他们参加了世界产盟以后，对他们来说，那就比参加一个工会来促进个人眼前的渺小利益有了更大意义。世界产盟告诉他们，通过团结，他们可以赢得一切。它向他们展开了一个新世界，鼓舞他们为整个工人阶级的普遍利益而斗争。
世界产盟通过宣传和行动吸收进来的流浪工人，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成了它的伟大而又极其简单的学说的传播者——这个学说表现在一些具有魔力的字眼中：团结，工人的力量，统一的大工会和工人解放。不管他们走到什么地方，他们都表示了他们的信念：“工人们，团结就是力量”，乔·希尔的歌词里就是这样说，“这个力量一定要做天下的主人”（ a power that must rule in every land）。
他们觉得，他们是一支解放大军的先锋队，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但是，这个先锋队脱离了大工业中的主力部队，被孤立起来，被包围起来，不能不进行游击战争，以等待东部无产阶级主力军的增援。它是一支边走边唱的队伍，对自己的使命充满信心。当盟员们唱起愈来愈响亮的“坚守堡垒”的歌声时，他们“听见号角在响”，而且真地相信“依靠我们的团结，我们将战胜一切敌人”。
新盟员主要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吸收的。他们很快就成为世界产盟的主要干部；成为它在东部和西部的一切战斗中的突击队；并且把他们特有的政治思想带到队伍中来——这种政治思想一部分是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中得来的，一部分是从世界产盟的学说中得来的。这些学说仿佛是他们自己的意向的明确具体的表现。因此，他们很乐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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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加入世界产盟的工人，很快又带着红色盟员证和新找到的信念，继续前进，并且把这些信念传达给别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代里，劳工运动中一切进步和激进的部分都曾经受到世界产盟的重大影响。
左翼社会党人就是世界产盟的热烈同情者，其中有不少人还是它的盟员。劳联中比较富于战斗精神的工会会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双重会籍的人”是很多的。他们为了饭碗问题而属于劳联的工会，为了原则的缘故，又持有世界产盟的“红色盟员证”。
世界产盟在青年人的心中燃起了火把。这是我国以前或以后任何别的运动都没有做到的。青年的理想主义者从四面八方来到世界产盟里，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它。这个运动有它自己的天才的罢工领袖、组织家和演说家，有它自己的诗人和烈士。
世界产盟依靠日积月累的不停顿的宣传工作的力量，依靠它在许多事件中的英勇行动的影响（它把这些事件都大张旗鼓地加以宣传），终于把产业工会是工人力量最好的组织形式的思想以及必须通过革命手段解决阶级斗争的纲领，灌输到各种色彩和各种团体的整整一代美国激进分子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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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年代世界产盟在西部边疆流离失所的漂泊工人中间进行开拓活动，到三十年代他们在东部工业集中区大工业工人中开展不可抗拒的纠察和静坐罢工，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而且不是一条笔直的道路。但是，产业工会主义的学说就是经过这条道路，才最后到达它最适用也最能发挥效力的地步的。
七 转折点
世界产盟的整个记录——至少是它的最好的部分，积极革命的部分——全都是用它在头十五年的宣传和行动写成的。这是一部有长期价值的历史。以后，就每况愈下了。
转折点是1917年春天的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同年俄国的发生革命。那时，世界产盟所否定和抛弃了的“政治”又从大门口闯了进来。
这两件大事——和1905年一样，在俄国和美国又是同时发生的——说明，“政治行动”不仅仅是一个重要性次于经济领域中工会和雇主的直接冲突的投票箱问题，而且也是阶级斗争的实质。在两个不同阶级的敌对行动中，世界产盟想要加以忽视的“政治国家”已经证明是统治阶级的集中的政权；两国情况都表明，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就是实际统治的阶级。
有两方面的情况说明了这一点。一方面，美国联邦政府直接进行干涉，大批逮捕世界产盟的活动家，摧毁了它的集中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行动”摧残了世界产盟，使它不复成其为一个工会了。世界产盟被迫改变自己的主要活动方式，变成了一个保卫组织，力求用合法的方法和宣传，来保护它的成员的政治和公民权利不受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侵害。
从另一方面，俄国革命确凿地证明了政治行动的同一决定作用。俄国工人把国家政权拿到自己手里，并且利用这一政权剥夺资本家和镇压一切反革命企图。事实上，这是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后来的一切工作的先决条件。而且，胜利的革命的组织和领导中心并不是一个大门敞开的工会，而是一群在纲领下团结起来，受纪律约束的精选的革命家所组成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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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到了，世界产盟应该想一想海伍德1905年在成立大会上的预言式的忠告了：美国工人应该把目光转向俄国，学俄国的榜样。一切权威当中最不可抗拒的权威——战争和革命——告诉世界产盟：应该把它的理论概念革新一下；应该想一下，学习一下，改变一下了。
最初的迹象说明，事实会是这样；世界产盟的盟员们都热情地欢迎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就他们最初的反应而言，可以说，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他们自己的活动的典范和证明。但是，这种最初的冲动并没有继续下去。
有些领导人，包括海伍德本人，想要从战争和俄国革命中吸取教训，并据此改正自己的思想。但是，绝大多数人，在摇摆了几年之后，走了另外一条道路。这就决定了世界产盟的灭亡厄运。它没有能观察、倾听这两件大事，并从中学习，这个悲剧注定它要遭到失败和归于衰微。
在这里，理论的指导作用也极其有力地，而且是立竿见影地表现出来了。当世界产盟逐渐僵化瓦解，把它对于政治行动和政党的真正意义的不完备看法变成一个毫无生气的反政治教条的时候，另外一些人却紧紧地追赶着现实，追赶着世界上发生的伟大的新事件。这些年青的左翼社会党人很快就宣布他们是共产党人。他们虽然没有世界产盟的久经战斗考验的干部，却有正确的纲领。它被证明是有决定意义的。
新成立的共产党很快就赶上了世界产盟，并且把它抛在后头。这一切全是在两三年的时间内决定的。到1920年，即建盟十五周年的时候，世界产盟已经不可挽回地走上下坡路。它的力量耗尽了。它的大多数干部，在英勇的斗争中挑选出来的宝贵的人材，也随着这个组织沉沦了。他们英勇地忍受了迫害，但是，迫害和一切新的大事件所提出的问题却把他们压倒了。最优秀的战士却不再活跃了，随后就消声匿迹了。第二流的人材出来领导，把世界产盟引入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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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产盟的主要干部没有能参加在俄国革命鼓舞下争取建立美国共产党的新运动，这是一件本来可以防止的历史憾事。
在行动中，世界产盟一直是我国工人先锋队中最富于战斗性、最革命的部分。世界产盟在它自称为工会的时候，比当时自称为政党的任何其他组织，都更接近于列宁所说的职业革命家的党。他们在实践中，部分地也在理论上，比我国任何别的团体都更接近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
世界产盟和共产党本来应该合并。但是，在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发生了许多不幸的情况，加以美国共产党的领导无能，终于妨碍了合并的实现。
世界产盟没有能在聚集于俄国革命旗帜下的新运动中找到一个位置，这不是俄国人的过错。他们认识到世界产盟是他们所代表的运动的一个应有部分，并且曾经多次努力把它吸引到新的统一组织中来。共产国际的第一篇宣言明确地宣布美国的世界产盟是它邀请入盟的组织之一。后来在1920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又发表了《致世界产盟的特别公开信》，邀请它参加。
这封信用兄弟对兄弟讲话的口气解释道，共产国际的革命议会政治同右翼社会党人的投票箱迷信和无聊的修正主义，并无任何共同之处。关于这封信，海伍德说：“我读完以后，就把拉尔夫·贾波林（Ralph Chaplin）叫到我的写字台旁边，对他说：‘我们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就在这里；充分发育成长的世界产盟就在这里！’”（《毕尔·海伍德文集》第360页）
在战时的法国，托洛茨基在工团主义者中间找到了他的最好的朋友和共同反战的最亲密的合作者。在俄国革命以后，在一系列著名的信件（后来集成一个小册子出版）中，他督促他们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共产国际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提纲中，承认战前工团主义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方面，并且说，工团主义比第二国际的思想前进了一步。提纲同时企图用最富有耐心和友好的方式说明工团主义在革命党和它的作用问题上的错误和局限性。
妨碍展开耐心的有成果的讨论，妨碍把世界产盟有秩序地推移到布尔什维主义的更高基础上去的主要客观原因，或许就是，世界产盟当时正遭到残暴的迫害。1917年11月俄国革命爆发时，世界产盟有几百个活动家正在狱中，等候审讯，要交纳巨额保释金才能保释出狱。过了一年，在定罪以后，他们就被判处在联邦监狱中服长期的徒刑。
由于入狱的缘故，他们就同伟大的新事件断绝了联系，也难以同别人自由地交换意见。当时要是能自由交换意见，他们也许就能同争取建立新的共产党的蓬勃发展的左翼社会党运动达成协议，实行合并。作为一个组织，世界产盟被迫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法律上保卫入狱盟员的运动中。这个组织的成员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考虑其他问题，包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从战争和俄国革命中吸取教训的问题。
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的世界产盟盟员看见了俄国指明的新道路，并且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认识到布尔什维主义是他们自己的革命观念的最完满的体现者，并且参加了共产党。1921年4月，《解放者》（The Liberator）刊登了海伍德对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发表的谈话。海伍德就在这篇谈话中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倾向：
“他对我说：‘我觉得我好像一直呆在那里。你还记得吧，我平常总是说，我们只要有五万名真正的活动家，再有一百万会员支持他们就行了。这个办法不也是这样的吗？至少，我时时刻刻都认识到，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有一个组织，由知道怎么办的人来组成。’”
世界产盟的活动家是具有阶级觉悟的实行家，他们总是作为一个集体来协同行动，以影响更广大的群众。他们的办法中包含着列宁主义的学说——关于党和阶级的关系的学说——所体现的基本思想。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他们的一切行动中也是理论家，他们把这一思想表述得更为明确，并且贯彻到底——把那些具有阶级觉悟的分子组织成为他们自己的党。
当时，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很清楚的。我很希望世界产盟的活动家们至少有一大部分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尽了一切力量来说服他们。我特别坚持不渝地努力说服圣约翰本人，而且差不多成功了；当时，我并不知道我是多么接近成功，等到后来知道了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当他从利汶沃斯联邦监狱中保释出狱的时候——大概是在1919年上半年——，圣约翰在堪萨斯城逗留了一下，前来看我。我们从白天到晚上不断地谈论俄国革命。我相信，当时他和我一样抱着同情态度。这次革命是一个行动——而行动是他一贯主张的。但是，他还没有开始领会到：俄国道路对于我国也是适用的，世界产盟必须认识这一点。
他根据他在我国的亲身经验，一向敌视“党”和“政客”，顽固的障碍就在这里。但是，我注意到，他并没有反驳，而主要是听我谈话。一年左右以后，我们在纽约又进行了几次讨论，当时他仍然保释在外，到1921年秋天才重新回到监狱中去。这几次，我们谈得很多；或者不如说是我谈，圣徒听。
我所以想把圣约翰争取到新运动中来，除了那些日子我改信共产主义的热情以外，还有强烈的个人动机。我出身于具有强烈反知识分子倾向的工团主义的世界产盟，以后又深深陷到年青的共产党的内部斗争中去，和它的领导人搞在一起。他们差不多全都是年青的知识分子，对于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直接行动”，没有任何经验或感觉。我在那个环境中很不自在，很寂寞，渴望找到同类的人。
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克服来了自己的“反知识分子的情绪”；但是，我确确实实知道，共产党如果只有一个纯知识分子的领导机构，就永远也不能在工人群众运动中扎根。我想找援军，以便增强无产阶级成分；我当时认为，如果我能把圣约翰争取过来，事情就会有很大不同。这是我确实相信的。
我还记得我最后一次努力说服圣约翰的情景。我们两人一块到斯塔腾岛海滩去，在卡洛·特勒斯卡（Carlo Tresca ）和伊丽莎白·葛莱·弗林（Elizabeth Gurley Flynn）的家中作客，在那里一块吃饭和过夜。我们几乎没有注意海洋，虽然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海洋。在整个吃饭的时期，差不多是通夜，我们一直在讨论我的论点：未来是属于共产党的，世界产盟的战士不能专让知识分子去主持这个新党，而应该去帮助它确立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
像在前几次一样，差不多全是我讲。圣约翰听着，像其他人一样。长时间的讨论并没有明确的结论；他既没有表示拒绝我的建议，也没有表示接受。但是，我对自己的努力已经感到精疲力尽，就让它去了。
不久以后，圣约翰回到芝加哥去。芝加哥世界产盟中心负责人是敌视共产党的，并且同芝加哥世界产盟中的一个亲共派发生了一些激烈的争吵。我不知道直接原因是什么，事实是，圣约翰卷入这场冲突中去，并且站在反共派一边。当时，他亲自把事情抓了起来，开始把世界产盟明确地引向不同共产党合作的方向去。在任何危机中，一旦他下定了决定，他总是这样子的。
几年以后——在1926年，当弗林终于转到共产党方面来，并且在国际劳工保卫组织中同我们合作的时候，她回想起斯塔腾岛上那天夜里的讨论，并且说：“你知道你那天晚上几乎说服圣约翰吗？如果你再努力一下，你本来可以把他争取过来。”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当她告诉我的时候，我对自己当时没有“再努力一下”，感到非常后悔。
圣徒当时已经五十来岁，监狱把他折磨得精疲力竭。他有点疲倦了，他可能觉得，在一个新的领域中重头做起，已经太晚了，因为在这个新领域中，他和我们一样，都得学习。不管这次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我回想起来仍然感到后悔。圣约翰和他可能带来的世界产盟的战士本来可以使二十年代的共产党的内部情况大不相同。
八 遗产
世界产盟最后没有能忠于它原来的理想，保持自己的传统，但是，这并不是说，世界产盟在宣传和行动方面对后来的革命运动的伟大贡献，就可以抹杀。世界产盟在它的全盛时代，是正确的地方多于错误的地方，这一切正确的东西都是美国工人的永久性的财产。世界产盟也有一些论点似乎是错误的——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全部实现这些论点的时机尚未成熟。就是这些论点也会有一部分在未来的时期中得到证明。
世界产盟主张用建立在职业代表制基础上的劳工共和国来代替目前的区域代表制政治国家，这一主张是对于我国工人胜利后必然发生的发展过程的惊人预见。这一新的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在世界产盟成立大会上提出的，当时，连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也没有承认在1905年的革命中自发产生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是未来的政府形式。
世界产盟的产业工会制度纲领肯定是正确的，虽然它提出得太早，还不可能在世界产盟的旗帜下实现。产联的出现和巩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世界产盟关于革命工会的理论也提出得太早，在我国资本主义上升的时期不能为人普遍接受。在世界产盟的时代，它还不可能大规模实现。但是，在今天的帝国主义腐朽的时代，改良主义的工会已经变成时代错误，历史已经向它们提出最后通牒，要它们要么改变性质，要么停止存在。
群众性的工人产业工会，按其根本性质来说，可以本能地走向社会主义。在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们的领导下，它们是一个自相分裂的家庭，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这种局面是长不了的。把改良主义的工会变为世界产盟五十年前所倡导的革命工会的条件正在逐渐成熟中。
今天的劳工运动的巨大矛盾就在于，拥有几百万有组织的会员的群众性工会和仍然只是一个核心的革命党互不相称，并且互相分离。世界产盟曾经企图在单一的工会中达到先锋队和阶级的统一，这个统一所以遭到破灭是因为时机还没有成熟，而且这个公式也是不够的。这一分裂的“反命题”必然要让位给新的“合命题”，这样的时间已经快要到来了。
这个合命题——阶级和社会主义先锋队的统一——将在未来的时期实现，但是，做法将和世界产盟的做法有所不同。它将不是通过单一的组织来实现。建立单独的社会主义先锋队的党组织将是解决劳工运动目前矛盾的钥匙。这将不是工人阶级团结的障碍，而是它的必要条件。
只有当工人阶级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并且作为一个阶级而自觉地同剥削者斗争的时候，它才能真正地团结起来。鼓吹和实行阶级合作的当权的官僚主义者，事实上是工会内部的一个亲资本家的党。社会主义先锋队的党代表着阶级觉悟，组织这样一个党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运动的分裂，而只意味着这个运动内部的分工，目的是要在革命的基础上——也就是作为一个自为的阶级——促成和实现它的统一。
世界产盟是一个革命家的组织，这些革命家不单是由通常把全体工人团结在一个工会里的眼前经济利益联合起来的，而且是由学说和纲领联合起来的。作为这样一个革命家的组织，世界产盟即令不是理论上，也是在实践上，远远走在当代这方面的其他实验的前面，虽然世界产盟把自己称为工会，而其他组织把自己称为政党。
这就是世界产盟对美国劳工运动的最伟大的贡献——在美国劳工运动发展的现阶段上和今后的阶段上都是如此。它所以值得后人感激怀念，它的永不褪色的功绩，归根到底，就在于它是未来的革命党的第一个伟大的先行者，发挥了开路先锋的作用。美国工人先锋队一定要建立起这样一个革命党，以便组织和领导解放他们的革命。
必须使这一革命家组织的观念更加完备和完善，必须承认它是帝国主义衰落和腐朽时代的一切计划中最重要和最有力的计划。因为，只有通过一次胜利的工人革命，才能结束这个时代。而美国革命将比任何国家的革命更加需要一个单独的、专门的革命先锋队组织。它必须按照自己应有的名称，把自己称为一个党。
世界产盟在这方面的试验活动，仍然是立志要建立这样一个党的人们的永久性资本。他们将不抛弃他们从原来的世界产盟那里得到的遗产，也决不低估其价值；但是，他们还要用我们国境以外的别人的经验和思想加以补充。
未来一代负有结束阶级斗争的任务，用世界产盟章程“序言”的话来说，就是完成“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他们必将从世界产盟老一辈领袖——德布斯、海伍德、德利昂和圣约翰——学会不少东西，并且使这些领袖的名字永垂不朽。但是，在吸取后来的一切巨大经验的时候，他们还要从把这些经验概括成为一个指导理论的人们那里，借用更多的东西。美国人将向俄国人学习，正如俄国人向德国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一样。
海伍德在世界产盟成立大会上的忠告仍然是有效的。俄国道路就是通往美国的未来、通往全世界的未来的道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最伟大的国际运动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最伟大的实行家。俄国革命无可置辩地证明了这一点。那个革命仍然是榜样；斯大林主义的一切歪曲和背叛都不能改变这一点。
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首先是列宁和托洛茨基——鼓舞了1917年以来我国革命先锋队所采取的每一前进的步骤。在不断发展的解放斗争的下一阶段，美国工人正是应该向他们请教。美国工人的“俄国”思想和世界产盟的遗产的融合是美国工人胜利的药方。
洛杉矶,1955年6月
原载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理论季刊《第四国际》（Fourth International ）1955年夏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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