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上半叶，波兰民族热情的物质基础，不像中欧那样由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所决定，相反，是由贵族对它自身社会地身份的概念所决定，根源于未开化的封建经济。

　　波兰的民族运动随着封建关系消失，而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代言人的资产阶级，从一开始便与我们同为明显的反民族因素。这不仅仅是由于19世纪资产阶级的特殊根源，也就是外来的，异类的，一种殖民化的产物，是移植到波兰土地上的外来之物。同样具决定性的事实是，波兰工业从一开始便是出口工业……出口到俄国……这成为波兰资本主义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以及波兰资产阶级的基础。因此，我们的资产阶级对俄国表现出政治上的依赖……波兰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不仅没有要求创造统一的民族国家，而且相反，它兴起于波兰被征服与分割的基础上。统一与国家独立的概念并没有从资本主义中汲取到它生命的泉源：相反地，当资本主义发展起来时，这个概念从历史观点看已经过时了……在波兰，出现了民族概念与资产阶级发展之间的敌对，使得民族概念兼具乌托邦式和反动的特征。[48]

　　历史发展……不是趋向“民族国家”概念，而是趋向民族之间的势不两立的斗争，趋向于创建大资本主义国家……当代世界最能为剥削利益服务的形式不是考茨基所认为的“民族”国家，而是致力于征服的国家。当我们从国家达到这一理想的程度来比较不同的国家……我们以英国和德国为典型，因为它们建立在对欧洲和世界普遍的民族压迫的基础上，再以美国为例，这个国家的胸口烙印着压迫黑人的疮疤，同时试图征服亚洲人民。⑴

　　世界强国的发展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它随着资本主义的前进而日益重要。这从一开始就宣判了所有小国的政治无能……“自决”，较小的和次要的国家的独立存在是一种幻觉，并且将越来越是如此……谁能严肃地谈论那些形式上独立的人民的“自决”，如孟特格林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从这个观点来看，要保证所有民族自决的可能性，就等于要从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退回到远在15及16世纪以前的中世纪小邦国。[49]⑵

　　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最后，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主和买主密切联系起来的条件。

　　因此，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因此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54]⑶

　　毫无疑问，世界上人口最密的亚洲，大部分不是处于“列强”殖民地的地位，就是保持着民族关系上极不独立和备受压迫的国家状态。可是，这种尽人皆知的情况难道能够丝毫动摇下面一件无可争辩的事实吗？这就是在亚洲只有日本，也就是说，只有这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才造成了能够最充分发展商品生产，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但是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这就是资本主义使亚洲觉醒过来了，在那里到处都激起了民族运动，这些运动的趋势就是要在亚洲建立民族国家，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最好的条件。……

　　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通例和“常态”，……从民族关系方面来看，民族国家无疑是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条件。这当然不是说，这种国家在资产阶级关系基础上能够排除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这只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忽视那些产生建立民族国家趋向的强大的经济因素。⑶

　　如果认为没有殖民地和欧洲弱小民族的起义，没有带着一切成见的一部分小资产者的革命爆发，没有那些不自觉的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地主、教堂、君主和民族等等压迫的运动，就可以产生社会革命，那就是放弃社会革命。⑷

　　如果我们不提出和不宣传分离权的口号，那就不仅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而且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封建主和专制制度。……罗莎·卢森堡因害怕“帮助”波兰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而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纲领上规定分离权，事实上就是帮助了大俄罗斯民族的黑帮。她在事实上就是帮助对大俄罗斯人享受特权（并且是比特权更坏的东西）采取机会主义调和的态度。……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反对这种压迫。镇压被压迫民族运动的长期的历史，数百年的历史，“上层”阶级关于这种镇压的系统的宣传，造成了大俄罗斯民族的种种偏见，成了大俄罗斯民族本身解放事业的莫大障碍。……大俄罗斯民族的无产阶级不同这种偏见不断地进行斗争，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就不能替自己扫清走向解放的道路。

　　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在俄国暂时还只是大俄罗斯民族的特权。我们，大俄罗斯无产者，不维护任何特权，当然也就不维护这种特权。^[56]⑸

　　瑞典工人这样承认挪威人的分离权，结果促进了挪威和瑞典两国工人的紧密联合，促进了他们同志般的充分的阶级团结。因为挪威工人相信瑞典工人没有沾染瑞典民族主义，瑞典的工人把他们同挪威无产者兄弟般的联合看得高于瑞典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特权。[57]⑹

　　民主要求中的每一个要求都能成为并且在某种情况下已经成了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的工具。……在实际行动中，无产阶级只有使自己的争取一切民主要求的斗争服从自己的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另一方面，马克思始终把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这个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放在第一位。⑻

　　自决权的要求并不等于分离、分散、成立小国家的要求……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同分离的完全自由愈接近，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愈少愈弱……[59]⑼

　　在一切民族运动开始时很自然地充当运动首领（领导者）的资产阶级，把支持一切民族要求称为实际的事情。但是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也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只是在一定的方向上支持资产阶级，而始终同资产阶级的政策不一致。……

　　对每个民族分离的问题都要作出“是或否”的回答吗？这似乎是一个很“实际的”要求。其实它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让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政策。

　　无产阶级……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离。[61]⑾

　　各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和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间的一切可能的相互关系，是无法预先估计到的。[62]⑿

　　我们不能允许党的任何一部份代表无产阶级任何一部份的团体、贸易或民族利益。在有关共同阶级利益方面，民族差异仅扮演着次要角色。例如，假设在同一个车间里不同国籍的工人们首先关心的只是他们民族利益的代表，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组织？[63]

　　打倒一切封建压迫，打倒一切民族压迫，打倒某一民族或其语言的一切特权，这是无产阶级这个民主力量的绝对职责，是受民族纷争蒙蔽和阻碍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绝对利益。然而，超出这些严格限制在一定历史范围的界限会协助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这里的界线往往是很微细的，而崩得分子和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却把这个界线完全忘记了。

　　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拥护一切民族发展，拥护一般“民族文化”是绝对不正确的。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原则是一般地发展民族，由此就产生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独特性，产生了接连不断的民族纷争。无产阶级不仅不坚持每个民族的民族发展，相反地，还警告群众不要抱这种幻想，保护资本主义流通有最充分的自由，欢迎民族的任何同化，只要它不是借助于暴力或特权进行的。[56]⒂

　　我们要向一切民族的社会党人说：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

　　如果乌克兰的马克思主义者使自己对大俄罗斯的压迫者的完全合法的和自然的仇恨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对大俄罗斯工人的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事业也怀着这种仇恨（哪怕是一点点，哪怕只是疏远态度），那末这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滚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泥潭中去了。

　　大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工人……应该共同通过组织上最紧密的统一体和溶合体，去捍卫无产阶级运动共同的或国际的文化；用绝对宽容的态度对待进行宣传工作的语言问题……任何鼓吹把这一民族的工人同那一民族的工人分离的论调，任何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同化思想”的言论，任何在谈论有关无产阶级问题时把一个民族文化当作整体来同另一个似乎是整体的民族文化对立起来的行为，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都应该坚决反对。[67]

　　工人民主派的口号不是“民族文化”，而是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国际文化。[68]⒃

　　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的民族里还有黑帮和教权派的文化），而且这不仅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

　　我们提出“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国际文化”这个口号，只是为了从每个民族的文化中取出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而取出这些成分只是并且无条件是为了同每个民族内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相对抗。[69]⒄

　　如果压迫的、兼并的大民族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仅仅一般地鼓吹民族融合，而忘记了，哪怕是一分钟忘记了“他的”尼古拉二世、“他的”威廉、乔治、彭加勒等等也主张和小民族融合（用兼并手段）……那末，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理论上是可笑的教条主义者，在实践上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我们应当教育工人“漠视”民族的差别……但是，不能教育他们漠视兼并主义者。[70]⒅

　　在股份公司里，不同民族的资本家坐在一起，不分彼此。在工厂里，不同民族的工人在一起工作。当发生任何真正严肃而深刻的政治问题时，人们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来进行组合的。使教育这一类事业“不受国家管理”交给各个民族管理，恰恰是企图把社会生活的可以说是最高的意识形态领域同使各民族打成一片的经济分开，在意识形态这一领域中，对“纯粹”民族文化的存在或教权主义和沙文主义在民族中的培植都是极为有利的。[72]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