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民族主义

　　毫无疑问，列宁对罗莎·卢森堡等人的批判是正确的。同样无疑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新民族主义的繁衍。

　　民族主义运动不但不是“乌托邦的”，而且促成了所有大帝国的崩解。1917年的俄国革命，正如它的1905年前驱，都涉及了以工农为中心、以民族主义运动为边缘的夺权。1918年10月奥匈战役的失败导致捷克人、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迅速独立，留下的是分离的匈牙利与奥地利国家。甚至获胜的大英帝国也被爱尔兰起义所摇撼——它使爱尔兰四分之三的领土成功赢得了独立，印度的第一次大规模示威和中国的第一次革命高潮也撼动了大英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结果是削弱了欧洲殖民帝国，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纷纷独立，在一场血腥的战争之后，北越、老挝和柬埔寨独立，接着是迦纳、尼日利亚、马来西亚、肯尼亚、乌干达、摩洛哥、突尼斯、法属非洲的大部份、刚果、赞比亚、马拉维，而在更多的血腥战争之后，阿尔及利亚、亚丁、越南的其余部分、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以及最后津巴布韦都独立了。至此，世界人口的每一分子都把自己定义为194个民族国家中的某国公民， [73] 只有苏联仍是唯一颇为庞大的多民族帝国。当市场、商品生产和资本积累征服了全世界，民族国家作为有组织的政治权力的原型形式，也征服了全世界。

　　新国家的形成并不总是带来旧帝国的动乱：英国最终放弃了印度、荷兰放弃了印度尼西亚、比利时放弃了刚果，而未被卷入任何重大的国内危机。但有时它也造成动乱，比如中南半岛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就震撼了宗主国法国，越南战争把美国抛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的战争导致了葡萄牙的政治革命。在这个程度上，列宁被证明是正确的。

　　当然，这种证明常常远超出列宁自己所能想像的范围。民族国家的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纵贯世界体系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份，以至于被种种运动所采纳，它们在某些重要方面不同于列宁所已知的运动。

　　对抗旧殖民帝国的运动通常建立在这些帝国本身所作的行政划分的基础上。这些划分对不同语言或传统文化的群体之间可能已有的边界不予理会。它们将类同者分隔开来，将不同者归并在一起。而取代了殖民帝国的人则企图在这些行政划分之内建立新国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以及整个黑非洲——它们没有整个国家的共通语言，有时甚至没有统一的市场。

　　同时，在有些情形之中，少数民族通过把他们自己视为一个民族（nation）来反抗压迫，即使他们并不居住在任何界定的领土内，或并不拥有独立的共同语言。1930年代欧洲许多犹太少数民族以及1970年代早期许多非洲裔的美国人便是如此。

　　最后，正是由于国家地位（nationhood）概念在这个制度的意识形态中占有如此中心的位置，所以人们对现存民族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所作的反应，就是通过创建新国家（nation）以寻求出路。创建新国家的标准不同于旧国家——例如1960年代晚期创建一个脱离尼日利亚的、讲伊博语（Ibo）的比亚法拉（Biafran）民族国家的企图，在后佛朗哥的西班牙创建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的企图，建立基于锡克教、脱离印度旁遮普省（Punjab）的阿卡尔国（Akali）的企图，或是从过去的南斯拉夫独立的塞尔维亚（Serb）和克罗地亚（Croat），它们基于同样的语言，但不同的宗教。

　　在每一种情况下，那些宣扬民族主义计划的人看起来都要比那些致力于阶级政治的人更“实际”（practical），更不“乌托邦”。毕竟，民族主义者追循的是伴随资本主义统治了世界的国族性（nationhood）意识形态。

[73] Figure for 1987, from M.Kidron and R.Segal, The New State of the World Atlas (London,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