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拉拉·蔡特金 -> 论青年教育（1904-1908）

学校问题

（在不来梅第三次妇女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1904年9月18日



　　同志们虽然已经把学校问题提到议程上，但她们心中一定明白，在短短的会议期间内，要根据学校问题的重要性就各方面都进行深入的讨论，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会议还是决定讨论这个问题，这是有它一定的原因的。同志们深信，学校问题，即教育问题，对于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在作为我们鼓动对象的千百万无产阶级妇女的生活中起着显著的作用。会议上发言的人一致要求受到更高的教育的呼声也确切地表明了这一点。她们都十分痛切地感到，由于国民教育不完善，她们就不能利用更丰富的知识财富，不能进一步发挥个人才能来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服务。另一方面，几乎所有无产阶级的母亲都顾虑着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付托给原来这些有缺陷的、不完善的、她们已经身受其苦的国民学校。（热烈的赞成）
　　所以国民学校问题是我们在无产阶级的妇女中进行鼓动的一个重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根据事实向无产阶级妇女揭发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这种揭发，不仅要涉及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罪恶，而且也要涉及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根源更加严重和恶化的特殊的行为犯罪和不行为犯罪。正是学校问题非常适合于证明社会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实践在文化方面的全部优越性，使每个人都明了，国际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不仅要为大家解决吃饭问题，而且要为大家把文化问题彻底解决。（热烈的鼓掌）
　　此外，我们认为，下一次的党代表大会（不是这次任务过重的党代表大会）应该对学校问题作深入的讨论，然后在报刊和各种会议上坚持这个立场。这不仅是从我们最低纲领的相应要求出发，而且也是以我们总的世界观为基础的。我们想通过今天的讨论，鼓励同志们，武装大家的思想，以便参加正在酝酿中的辩论。
　　国民学校问题就是国家教育问题（热烈的赞成）。这一点最初在教育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发展中就已经证明了。教育学愈深入到学校问题的整个复合体中，就愈使它认识到，在学校中不仅是传授一定数量的知识，教会一定的本领，进行单纯的智力训练，而且应该进行一种使整个的人得到全面发展、成长和成熟的教育工作。另一方面，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父母不能再单独在家庭中教育子女，就是要对子女的发展发生深刻的影响也不可能。不仅居民中的被剥削群众是如此，就是资产阶级阶层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只有在无产阶级中最为严重，因为在这个阶级里，受教育的困难显得最尖锐，最明显。可是，历史的发展却有限制父母过问子女教育，而增加社会设施分担儿童教育的趋势。不管今天的父母被迫做铁砧，或者可能做铁锤[1]，他们都不像以前那样关怀子女的教育。为了挣脱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连那些处境较好的阶级里面也进行着残酷无情的争取生存的斗争，个人绝大部分的精力都消耗在这上面了。在资本主义的忙忙碌碌而内容贫乏的生活中，给儿童教育留下的仅仅是从食桌上掉下的面包屑。因此对于实践和科学来说，学校问题越来越成为教育问题了。
　　所以，国民学校问题是整个国家的教育问题，或者至少应该是这样。但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更应该这样来理解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以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学说，以及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达尔文的理论为依据的。我们不把社会组织看作是某个创造者意志的产物，我们不认为社会制度是不可动摇的、固定的、永恒不变的东西，我们懂得它的发芽、滋长、成熟、枯萎和消亡，因此我们同样认为，在社会发展的影响下，人的机体也在不断发展着。一个人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他的发展应该达到什么目的，这不是一个造物者和一个先知的意志事前所能够决定的。遗传和环境对于这一点有决定性的意义。每个人生下来都带有许多肉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天赋。这些天赋怎样发展，人们在其中成长和活动的周围环境影响最大。整个的环境为每一个人创造了一定的发展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儿童是可以教育的，有发展能力的，是一块可以揉捏、塑造和定型的柔软的黏土。我们知道在造型过程中，即教育过程中，天赋的才能和特性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也知道教育不应该是孩子生下以后才开始，而是在新的生命诞生以前就应该开始。可是在这个报告的范围内我不可能详述与此有关的问题和义务。这个报告只谈到学校应该给全国所有儿童提供的发展条件。我们根据伟大的教育家杨·阿莫斯·夸美纽斯[2]的观点来理解学校的任务。他对学校的要求是：“普遍教育一切以人的资格诞生的人，使他们具有为人所当具有的一切。”[3]学校问题是伟大的教育问题的一部分，教育遵循有关的发展规律，有意识有计划地造成这样一个物质、精神和道德的总的环境，使儿童的身心和道德的力量能够得到最高的协调的发展。向哪一个目标发展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用李夏特·华格纳[4]的话来回答吧，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坚强的人，美好的人”；像席勒在大陆资产阶级解放的世界历史转折点，怀着一种幻想的兴奋心情所看到的、并在他那不朽的诗篇“艺术家”中所歌颂的那种人：

　　“哦，人，你多么美啊！
　　手里拿着棕榈枝
　　站立在世纪的尽头，
　　表现出高贵的、豪迈的男子气概，
　　既有坦白的胸襟，又有充沛的才智，
　　温和而严肃，活跃而冷静，
　　你是时代的最成熟的儿子！”

　　如果根据我们的理想衡量一下，资本主义社会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到底作了些什么，那么我们不能不断定说：秤过了，未免太轻了！（热烈的鼓掌）国民学校是劳动群众最重要而又最主要的培养和教育的手段。让我们看一看资本主义社会为国民学校作了一些什么吧。
　　在我们这个时代，国民学校是穷人的学校。在国民教育事业的领域内，我们同资产阶级世界在观点上也存在着严重分歧。我们认为教育事业，从最低级到最高级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文化财富。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对这些财富都应该是绝对共享的，因此社会就有义务无限制地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有受教育的机会，这种机会存在于社会本身，并且是以千百万被剥削者的劳动为基础的。可是资本主义社会把受教育的机会庸俗地变为商品，也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必须进行买卖。它把科学家由真理、现实及其规律的纯洁的研究者和宣告者变成贩卖真伪科学知识的庸庸碌碌的商人，它把艺术家从自由的创造者贬低为富豪们的时尚和趣味的奴隶。同样它也把文化贬低为商品，谁有钱谁就可以买到。（很对！）正如在印度和埃及的等级统治下一样，今天的教育是一种垄断，有才能和爱好的人不能受到教育，而只有有钱、有财产的人才有受教育的机会。今天人们竭力阻挠有志向上的群众受到较高的教育并不假借上帝的意旨，而是利用比上帝的意旨更难打破的死硬的东西，即高额的费用。孩子们不是根据自己的才能和爱好而受到更高的教育，却是根据选择父母时的先见之明。
　　因此在德意志帝国并没有一种统一的、有机联系和组织严密的国民教育制度。我们有着各种不同的教育机关，这些教育机关分成专为劳动人民子女而设立的、学费便宜、设备不好的学校，和设备较好、学费较贵、因而劳动群众无法问津的学校。
　　根据学校统计的资料，1899年德国有59300所国民学校，8660000名男女学生。全部学费共用了341700000马克，其中有243000000马克是由各行政区和儿童的抚养人负担的。联邦国家的补助还不到99000000马克。而我们去年陆海军的军费就有1018000000马克。拿这两个数字一比，我们就不难看出今天我们的国民教育制度是如何野蛮和可耻。是的，如果谈到为培养人才而支出的经费；我们就很穷。但是谈到大量传授毁灭人类的伎俩，我们却很富有，我们每年可以把十亿以上的金钱变成灰烬或扔到水里。还有一些对比数字可以更清楚地说明国民学校的穷困情况。1899年在德意志帝国，为了一般的教育目的，平均用于国民学校每个学生的钱不到40马克，而用于高等学校每个学生的达243马克。去年国民学校有8924779名学生，给他们上课的男女教师有124027人，一个教师平均教72名学生。我们拿军队里的“教师”来作一个比较吧。在495500个兵上面有24374个军官和81958个军士，合计106882人。平均每4.6个兵就有一个这样的军事“教员”。（笑声，有人喊：要真是教员也好啊！又是笑声）关于穷人学校和高等学校经费悬殊的比例，我们在个别的邦和一些地区可以看到[5]……由于容克贵族和三级议会的统治，普鲁士是资本主义不文明的真正典型，这一点在它的国民学校状况中也表现出来。
　　1901年国民学校的经费共支出269942375马克。东部各省平均每个居民负担6个马克，西部各省9个马克，柏林超过10个马克，科不林士12马克以上。可是国家的补助费不是用到需钱最多的地方，而是用到大地主负担或者至少应该负担一小部分学校经费的地方。于是“最优秀的和最高贵的人”就等于完全免除了负担学校经费的义务。在东部，国家差不多负担了学校经费的一半，即46.71%，在西部却少得多，只有19.38%。在西部，得到国家补助费最少的柏林，只摊到3%，而在东部几省，最少的是29%以上，最多达到58%以上。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发展国民学校，而是为了免除大地主的负担。连一家正直的资产阶级报纸《社会实际》也揭发了这种情况。这家报纸写道，在东部诸省的平原上，目前国家支出的补助费，已经比教员的薪金总数高得多，由于大部分贵族根本不履行补助义务，就由国库拨给巨款来弥补。在实际上由大地主统治的这些地区，国家要是自己办学校，倒还可以省一些钱。（有人连声说：“你听！你听！”）但是，不仅从经费方面来看，国民学校是学校中受歧视的孩子，而且统治阶级还利用和滥用它，以便通过偏狭的、宗教的教条课程，通过伪造的历史和自然科学课程来毒害人民子弟的心灵。
　　我们在改革国民学校的主张中，首先要求从幼儿园到高等学校的学校制度的统一和实行全部免费。应该以义务的、统一的小学为基础，所有儿童，不问父母的阶级成分和经济状况如何都必须一律上小学。在小学里儿童们的才智应该得到充分发展，他们应该得到丰富的知识和一般的教养，使他们在选择职业时，能够有充分准备地走向生活。如果还要深造，只要再上普通的补习学校就可以了，这种补习学校对每个没有受中学教育的人（不分男女）都是义务性的。同统一的小学校相衔接的是中学，中学是升入较高级的和最高的学校的准备阶段，男女小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才能和爱好进入中学。我不想谈教育学上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年龄界限的争论等问题。中学应该准备职业教育，按职业教育的性质，教材的种类和分配应有所不同，应该把重点放在技术、科学或艺术课程方面。当然，所有这些学校都应当是免费的。如果任何孩子都必须在国民学校中受初步教育，统治阶级也就会关心国民学校各方面的提高了。他们就会赞成为了国民学校的发展而支出更多的学费，赞成采用较好的教学方法，以及反对伪造的教材等等。只有劳动者的孩子同有钱的工厂主的孩子在一样的学校里读书，只有资产阶级必须把自己的骨肉送进这个学校，他们才会主张要把有缺陷的、部分被粗暴地伪造的国民教育加以改善。但我对统一的学校也并不寄予奢望。只要目前的经济制度存在一天，富豪们就可以通过私人授课，为他们的子女补充初级课程。我谈到这一点只是想提醒一下，不要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和教育家常常表现的那样，把统一的学校估价过高。
　　反对我们的人说，免费教学会侵犯父母的最神圣的权利，破坏家庭生活的伦理基础。别这样胡说吧！免费教学是一种物质的必然性，是文化的必然性，是以劳动人民的成就为最坚固基础的社会所应负的最起码的道义上的义务。实行免费教学，人民的子女才有可能喜爱、享受和获得更高的文化财富。人民的有天赋的子女，为受教育的热情所驱使，在陡峭的小道上努力前进，希望走向教育的天堂，而有产阶级却拿着火剑挡在门前，不许小天使们进去。他们本不应该在这条荆棘丛生、顽石遍地的恩赐（助学金制）的道路上往上爬。因为拿到助学金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而且也并不总是最有天分和最应得的人。因为接受这种恩赐就毁灭了才能，有利于外表的训练而损害了性格，不是造就自由思想家而是制造奴才和没有主见的人。这种施舍的最后目的是培养资本主义社会的唯命是从的、精神上的走卒。（很对！）在法国、北美、瑞士以及在普鲁士和南德的许多城市，至少国民学校已经实行免费了。
　　除了免交学费之外，学习用品也应该免费。这些用品不应由于恩赐，由于特殊的请求，而用可怜的基金来购买，应该是每个学生都有权利得到这些用品，正如兵士得到步枪和军服一样。除了免费供给学习用品外，学校还应供应膳食，用公共经费照顾在校学生的生活乃是社会的义务。否则，人民的子女就不能充分利用开放的教育手段。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家庭都不能把子女抚养到二十岁或二十四岁。许多无产者的孩子还没有在今天的国民学校毕业就不得不离开家庭出外谋生。在外国的大城市，如伦敦、斯德哥尔摩、阿姆斯特丹，以及在法国和美国，在苏黎世行政区的许多市镇，甚至在德国，如布伦瑞克和佛尔特，国民学校的学生都可以免费得到学习用品。少数地方，人们除了给孩子们精神食粮外，还给他们肉体的食粮。关于这一方面的创举是学校食堂，它不是用教会的捐款，不是用慈善捐款，也不是用慈善团体的钱，而是用公共经费举办的。
　　我们另一个基本主张就是要求学校完全世俗化。宗教退出学校！（好啊！）宗教与学校无关，它在学校里既没有伦理的根据，也没有教育学的根据。宗教课程首先带着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烙印。它不是为了加强宗教感情，而是为了维护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对劳动阶级的奴役。（很对！）它的目的不是培养宗教感情，而是机械地灌输教条，这些教条同科学的成就、同现实都具有最尖锐的矛盾。因此这种课程是不道德的。国民学校的宗教课程首先并不是伦理的，而是教条的，它毒化了国民学校。（很对！）这种课程不让儿童认识真理，也不指给他们一条科学认识和科学研究的道路，而是灌输他们一些零碎的死公式，这些公式是在古老年代作为精神的锁链铸造出来的，可见这种课程已经烙上了不道德的火印。而且国民学校中的宗教课程被狭隘的宗教信仰所束缚着，不是教育学生尊重和容纳其他信仰，而是煽动他们把有其他任何信仰的人，不管他是留分头的，或是剪短发的[6]，都一概看做是异端，一概加以歧视。从教育的立场出发，我们也要求取消国民学校中的宗教课程。任何其他东西也不像宗教课程这样严重地同教育学的最起码要求相矛盾的。宗教课程不促进也不鼓励思考，而是扼杀思考；用对圣经的信仰代替探讨和研究，用死的无用的东西给记忆力加重负担，因而降低了学习的兴趣，发展了记忆力而把思考牺牲了。普鲁士国民学校规定学生要学180条圣经箴言。现在人们已经取得一致意见，“只”让孩子们学110条新约箴言，20至40条旧约箴言和20首赞美歌。萨克森的人当然更虔诚一些。（大笑）在那儿，人们要求孩子们能够背诵路德的简单教理问答中主要的5段，此外还要记熟168首赞美诗，150条圣经箴言，35支赞美歌和140个圣经故事的基本内容。就从教育学的观点来看，“宗教退出国民学校！”这个要求也是正当的。这个要求在法国和荷兰已经实现了，在美国和瑞士，在精通圣经的英国，在虔诚的意大利和信奉天主教的比利时，至少不许强迫孩子们上宗教课了。
　　伦理学课程不同宗教课程混在一起也是可能的。历史和经验证明，宗教和伦理学科相结合在一起，但并不是不可分割的。我们有过许多同伦理学很少联系的宗教，这在今天也很常见。道德课程应当用法律学和公民学加以补充。宗教的教学留给父母私下去搞。社会的义务只在于教孩子们学会为现世的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为来世操心应该是父母的私事。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对于加强国民学校教会化的反动行为所采取的态度是很明显的。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博得教会欢心的、进一步使国民学校教会化的协议书的墨迹还没有干，又发生了一件在我看来可以说是更不体面的事。青年自由党人在来比锡会议上，对国民学校问题的方针作出决定说，应该在教学计划中给宗教课程以应有的地位。（笑声）从这里你们就可以看出，这些青年自由党人是些天生的糟老头子。（大笑，鼓掌）自由党人由于青年人的朝气，也曾经一度梦想过实现“宗教退出国民学校”的主张，可是现在他们不再提这个要求了。由于害怕社会主义，他们企图用对来世的希望来阻止无产阶级进行现世的阶级斗争。此外，还有另一种情况。资产阶级有世界末日的情绪，他们由于意志颓唐而躲到宗教的神秘主义里去。因此这种神秘主义在最近的文学和艺术中也发生了显著的影响。
　　除了实现学校世俗化以外，我们还要求全部、彻底改革各科的教学，首先是历史、德文和自然科学的教学。这些课程在教学计划中应该获得应有的重视，必须用最完善的方法进行教学，必须与科学研究相一致地来讲授知识和促进精神的发展。必须把历史课程从杀人的爱国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把自然科学课程从圣经的神话和教会的教条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应把前者引到社会生活中去，把后者引到自然生活中去，而且引到人的生活中去。
　　另一个基本主张就是要求把劳动课列入学校计划里。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以最大的努力反对受剥削的儿童劳动。我们深信自由劳动具有崇高的伦理和教育的意义。我们要填平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灾难性的鸿沟；我们要把社会变成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自由工人的世界；我们要给儿童们提供受社会一切教育的机会。因而劳动课也应该在改进了的学校计划中占应有的地位。劳动课同直观教学相结合，就会使直观教学更加完善，并使它深刻化，把它纳入于事物和事件的内在性质中。劳动课可以使感官发展，使感官敏锐，提高手的技巧，锻炼肌肉，使身体灵活，并且促进独立思考，把意志集中到一件工作上，鼓舞每个儿童身上都蕴藏着的创造欲。培养儿童在任何方面都成为有思考能力的、创造性地劳动的人，这样，劳动课将会鼓励和准备未来的技术发明和改进。劳动课对提高艺术感受和可塑能力也有很大影响，这样，也就可以使工厂式的生产在这方面更有所提高。所以，劳动课会使孩子们热爱创造性劳动，使他们认识到劳动的光荣和高贵。而且，通过劳动课还可以防止孩子们养成一种依赖国家供给的情绪。劳动课教育孩子们意识到自己对社会的义务，争取作为一个自由创作的人，加倍偿还自己从教养和文化中所得到的东西。
　　此外，我们要求男女共同教学和共同受教育。妇女和男子应该根据个人的能力和成绩，平等地参加教学和学校行政工作，在薪金方面也应该平等。同样，也应该让妇女担任最高的教学和行政的职位。共同教学和男女在教学和教育范围内的平等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也有助于消除两性关系上的不健康、矫揉造作和过度刺激的现象，这些现象在春情初动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男女隔离，虚伪而神秘的做作和青年在成长期对性问题的无知，对今天的这种不健康的状况及其不良后果是有责任的。实现我们的主张可以大大地防止少女们的身体和精神上的迷惑和病态，防止青年男子由于传统的二重道德而容易沾染的种种毒害和恶习。要防止这些危险，就是让男孩子把女孩子看作是好伙伴，男青年把女青年当作自己的同志而尊重她们，使他们除想到一个聪明、忠实的母亲外，还想到一个指导他们求学的可敬的女教师。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好办法了。我们的主张还考虑到另外一个理由。妇女作为一个平等的人走向生活而有机会发展自己的个性的人愈多，她们女性的特色也愈会得到发展。妇女的解放决不会导致那些胆小的顽固分子所预言的结果——妇女精神特征的消灭。从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妇女，不是发展成为男人的可笑的复制品，不是成为男人的模仿者，恰恰是她们女人的特性得到自由的发挥。而且两性的发展道路距离越远，为两性的互相了解和协调合作而进行的共同教学就越重要。
　　我还想简单地指出其他几项必要的改革。我们需要有和现在的校舍完全不同的校舍。特拉肯内[7]的事例可以说明关于乡村学校的困难情况。为养马场造马厩付出了120000马克的经费，名贵的马可以在大理石槽里吃饲料，而62个小学生却在一个教室里挤不下，有一半人不得不拿着书本在窗子边站着。普鲁士有一百多万儿童是在拥挤不堪的课堂里上课的。（你听！你听！）在萨克森·瓦登堡和巴登，国民学校也过于拥挤。这种过分拥挤是同学校应该保护和促进儿童身体健康这一要求相矛盾的。校舍应该是美观的、合乎卫生要求的建筑物。大城市里的情况比乡村里要好一些，可是也有许多不够的地方。由于人太多，大教室里的空气往往污浊不堪。还因为很多孩子挤在一起，给传染病的传播造成机会。灯光、通风、课凳等应该适合卫生的要求。学校应该建立在一些大花园中间的这一要求也很少有人考虑。运动场、游戏场和校园对儿童身体的健康发展是完全必要的，而且还有利于直观教学和劳动课，有利于艺术的教育和性情的陶冶。同这个要求相联系的是要求建立淋浴室和聘请校医。239个德国学校管理机构聘请的校医一共还不到700人。在小小的挪威却每个学校都有校医，女子学校有女校医。我们还要求教学用品要适合卫生的要求。譬如应该禁用印刷太坏的教科书，因为它是造成近视的原因。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因为这会影响到资本家的利益，而保护资本家的利益比保护我们的孩子的眼睛还要周到。我们关于彻底改革学校的一项重要主张是，应该在各方面根本改善教师的地位。学校问题大部分是教师问题。别让国民学校教师在正统派严密控制下的师范学校里受很不完善的、科学上和社会上伪造的教育，要给他们创造发展成为全面的、坚强的人的条件，使他们做到对下和蔼，对上倔强！（热烈鼓掌）
　　我们还主张聘用更多的教员。德国平均每61名学生才有一个教员。普鲁士允许一个教师最多可以教70名学生，萨克森是教60名学生。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最高限额也远远超过了。这是一种严重的不法行为。1899年西里西亚的天主教学校，14507班学生只有10828个教师。在西里西亚的1116个天主教学校中，有599个学校是80多名学生摊到一个教员，有252个学校是100多名学生摊到一个教员，有七个班甚至170至200多名学生才有一个教员。（你听！你听！）平均一个国民学校的教员在萨克森教62.7名学生，在奥尔巴赫行政区教80名学生，在开姆尼茨—郎特行政区教88.5名学生。每班学生大大地超过限额，这表明教师完全不可能对每个学生的身体、精神和道德的发展给予必要的注意，即使他有最善良的愿望，也无法注意到学生的个人的性格。对教师本身来说，班上的学生过多，就意味着他们精疲力竭和负担过重——要考虑到，教课是要做准备工作和课后工作的——，长期下去谁也受不了，更不用说国民学校的教员仅拿到那一点微薄的薪金。据卜塞部长在普鲁士议会的报告，1894年西普鲁士的3259个教员中，有200人年薪只有451至500马克，（嗽！）1897年，薪水增加了22%。可是普鲁士的专任教员的基本薪金也只有900马克，男女兼任教员甚至只有720马克。可是在东普鲁士，98%的教员只拿到最低限度的薪金。在巴伐利亚、瓦登堡、萨克森和布伦瑞克的教员拿到1200马克的基本薪金，这仍然是很少的。教员的微薄的薪金决定了生活水平很低，这样低的生活水平远远不能给消耗掉的和将要消耗的精力以相等的补偿。对教员来说，其结果就是精神和道德力量的减退，就是健康和工作能力的减退，他们的进修受到妨碍。这种低微的薪金也迫使教员不得不去找临时收入。在大城市里，有些教员担任记账和书写工作、做校对，或者呕尽心血为私人教课。上述这些，对女教员来说更是如此，她们的景况常常比男教员更坏。因此，我们的男女教员是过着愁眉苦脸、疲于奔命的生活，他们哪里还能够有必要的力量和愉快的心情来从事把人民的子女教育成全面发展的人这一崇高的职业呢？所以，如果要想有较好的国民学校，我们就必须要求改善男女教员的生活状况。对于所有工作中最崇高、最重要的工作，即对人的培养和教育，资本主义社会是多么轻视啊！请你们把一个国民学校教员和一个上尉在资产阶级的婚姻交易所里的市场价格比较一下吧。
　　可惜时间已经过了，我不可能再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国民学校应该如何通过布置校舍，美化教室，注意教学用品的质量，并具体地介绍自然和艺术的美，以发展儿童的艺术的才能和力量。
　　国民学校应该由幼儿园来作好准备。使儿童在学前和学后得到亲切的、合理的监督、照顾和教育的各种设施，以及在学校休假期间（包括各种假期）有系统地、合理地对儿童进行最广义的教育的各种设施，可以补充国民学校之不足。这一类机构的建立将给直到现在仍被滥用或者被宣布为无用的女劳动力开辟一个很好的活动园地，这个园地同妇女的家务和母亲的义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这个义务范围的扩大和深刻化。许多没有结婚的或没有孩子的妇女，一切由于天赋和爱好而想做慈母般的管理工作的妇女，都可以在这儿为大家的利益，为满足自己的愿望而工作。她们可以在那儿把她们的慈爱、温暖和知识全部贡献给别人的孩子。为一切沉眠在妇女身上的力量开辟活动的场所，这是社会的道义上的责任。
　　在争取学校改革的斗争中，我们妇女有义务走在最前头。通过这个改革，家庭中的教育并不会被废，而是更加完备了。为了正在成长的一代，我们需要完全保持，甚至进一步加强父母的影响。父母的教育和社会的教育是不可分割而互相补充的。为了使孩子成长为具有不屈不挠的性格的坚强的人，父母在家庭里的教育是不可缺少的。我们需要社会设施中的公共教育，避免孩子们蜕化成为妄自尊大的人，而使他们永远以友爱的感情和思想同大家、同整体结合在一起，使他们理解自己从整体所得的一切好处，以及对整体应尽的义务。在争取学校和教育制度的彻底改革的斗争中，我们妇女首先有责任走在群众的最前列，因为我们是母亲，或者将要做母亲。如果说教育的目的应该把每个人教育成真正善于生活的人，成为一个能够在生活的丰富内容和广阔范围中理解生活的人……那么我们就应该为完成这个崇高任务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我们这些把新生的一代怀在肚子里，并用我们的体液哺育他们的人，我们，我们这些把自己才智的发展、把自己心脏的骄傲的自由的跳动交给正在成长的一代的人们，只要能够使孩子们成为善于生活的人，我们就应该走在最前列。



[1] 歌德有诗，“不做铁砧，即做铁锤”，铁砧比喻奴仆或被压迫者，铁锤比喻主人或压迫者。——译者注

[2] 杨·阿莫斯·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1592—1670年），捷克伟大教育家。他反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创造了一种新的教育制度，详细地拟出教学的组织、内容和方法。——译者注

[3] 见杨·阿·夸美纽斯着“大教授学”，来比锡版（无出版年月），216页。——原书编者注

[4] 李夏特·华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年），德国著名作曲家、诗人、作家。——译者注

[5] 克拉拉·蔡特金的报告中引用的巴登大公国的学校统计资料，提供了如下的数字：

数学机构学生人数 教师人数每个教师所教学生数
古典中学4,959354 14
中学9,765652 15
高级女子学校2,897178 16
女子中学校（扩大了的国民学校）6,462206 31
学计划扩大了的较大城市的国民学校35,113 69650
村镇的国民学校238,8453,250 73
——原书编者注

[6] 在天主教里，一般教徒留发，但担任“神职”的人都剪短发。——译者注

[7] 特拉肯内（Trakehnen），从前是属东普鲁士的一个村子，以产名马著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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