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拉拉·蔡特金 -> 论青年教育（1904-1908）

社会民主党和国民教育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党代表大会上的副报告）

1906年9月28日



　　社会主义的父母在家庭范围内，为了教育自己的子女，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在答复这个问题以前，必须先回答一个先决问题。照敌人的说法，社会民主党不仅肯定家庭要解体，而且还想促使家庭解体。可是事情很明显，回答他们所提出的家庭为了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儿童应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就联系到家庭究竟是否继续成为一个有教育能力的单位的问题。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社会主义理论中，比起家庭教育来，强调社会教育要多一些。这是有其原因的……大部分无产阶级的学术方面的先锋战士都是在反对正在解体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斗争中，在家庭压制个性的健全发展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得到那种从许多资产阶级家庭中可以看到的道德败坏的印象，可是由于物质上的贫困，这种道德败坏的现象也侵入无产阶级的范围之内。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压迫，特别是由于资本主义对妇女的剥削，许多无产者不能履行他们作为父母所应当尽的义务。（很对！）上述情况的产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一个普遍的、历史的原因。我们曾经是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继承人，而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中，总是把公共的社会教育列在首位，拥有最广阔的场所。可是这并不是出于对幻想的兴趣和爱好，而是出于另外一些原因。首先，空想社会主义主要是从批判现存的社会制度及其弊害出发的。而由于忽视青年所造成的一切身体、精神和道德的弊害，当然属于引人注目的、特别显著的弊害之列。可是空想社会主义其所以为空想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它不是把目的的实现寄托在历史的发展、以及由历史的发展所产生和孕育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上，而是期望实现某些理想。正是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原来就认为，教育这个社会事业乃是社会革命和新社会建设的前提，所以它必然要把公共的社会教育提到它的全部理论的首要地位。我们的确并不因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教育方面写下的和做出来的东西而觉得惭愧。我想到欧文首创的幼儿园，想到他把劳动作为教育手段，以及对工资和处罚的评价的收获很大的思考过程。例如傅立叶在他关于儿童教育的论述中，除了有些夸大和似是而非的地方以外，也发展了今天科学的教育学所首肯的思想。他关于劳动作为发挥人的一切身体、精神和道德力量的教育手段的价值的论述，同卓越的教育理论家的见解是一致的。他关于劳动变换的必要性和意义所说的一些话也是如此。在傅立叶的理论中，有我们在裴斯塔洛齐[1]的著作中所看到的观点，他所论述的关于儿童游戏作为劳动教育的准备的意义，实质上也同福禄培尔[2]所提出的教育原则完全符合。
　　现在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对于家庭的发展和实质有哪些看法呢？我们究竟认为历史是向着根本取消家庭的方向发展呢，还是认为历史发展只促使家庭形式改变，但同时也促使家庭的内容和实质革命化和提高，使它成为一种更加完善的社会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解决了我们究竟能不能把教育任务分给家庭的问题。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毫无疑问是父权家庭亦即资产阶级家庭的深刻变革过程的担当者。这个过程同劳动的变革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所带来的劳动条件的变革有着最紧密的联系。受劳动变革制约的妇女劳动的状况，最终决定了家务和家庭生活的状况，因而也就决定了父母对子女所起教育作用的范围。总的说来，资本主义生产要把家庭由一个经济单位，变为一个伦理单位。资本主义生产日益排除曾经成为妇女的旧式家务活动的前提条件的自然经济。可是由于把自然经济从家庭中排挤出去，致使妇女脱离为家庭需要而在家内进行的生产活动的同一过程，在不同的阶级中发生不同的影响。在上层社会中，这个过程不仅使妇女摆脱了家务劳动，而且由于在那些阶层中财产是家庭的基础，使妇女根本摆脱了一切生产活动。这个变革过程，具有使有产阶级妇女变成单纯的寄生虫，甚至在精神方面也变成寄生虫的趋势。（很对！）历史告诉我们，妇女如果脱离了生产活动，她们也就渐渐会脱离一切劳动。因此在上层社会中，夫妇之间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由人的关系转变为物的关系。对家庭的结合和形成说来，夫妇的个人地位渐渐不如财产状况有决定意义。夫妇的结合不是建立在他们是什么人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他们有什么东西的基础上。（很对！）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也同样逐渐变成物的关系。财产使父母可能把教育子女的责任交给雇佣来的人，父母对教育工作的关系往往只限于下指示，把手伸到钱包里拿钱给雇佣来的人。由于财产的关系，家庭的外形还保持着，表面上还受到尊重，可是它的内容已经解体和毁坏了。无产阶级家庭的变化过程却是另一种情形。这儿家庭的表面形式分化了、解体了——受到资本主义剥削的妇女劳动在这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可是家庭的内容和实质却合乎伦理要求了、提高了。在无产阶级中，由于阶级状况所决定，妇女脱离旧的家务劳动后不能作为寄生者生活着。因而家庭也不降低成为一个享受的单位，而是保持为一个劳动的结合。妇女必须到社会市场上，以职业劳动者的身分从事劳动，从事她已经不能在家庭内做的社会必要的生产劳动。
　　这样一来，就有了在一个新的伦理基础上改造家庭的前提条件。因为家庭的建立、维持和形成，一开始就把财产状况撇在一边，而以夫妇之间的私人关系、伦理价值为基础。可是在这个方面，我们不能忽视某些情况。首先我们要放弃这种观点，仿佛在妇女的已经改变的经济活动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无产阶级家庭关系，同那种陈旧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的田园景象有某些共同之处，这种田园景象也许可以通过“家中”或“园亭”的主题画体现出来。（笑声，有人喊：“很好！”）《共产党宣言》上说：

　　“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间已经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私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是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完全不同的。”[3]

　　事情就是这样。按其本质来说，旧的资产阶级家庭关系的基础是：丈夫是家庭的养育者，是家庭的主人，而妻子的地位处于丈夫之下，在家庭中为他个人服务。可是由于生产活动的变化，妻子变成了职业女工，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夫妇俩已处于平等的地位。在这种平等权利中形成了丈夫和妻子在家庭中的新的伦理关系。可是在这个基础上也产生了无产阶级家庭中，丈夫和妻子以父母的身分管理家庭的条件，从而关于抚养和教育孩子方面的情况，也就同资产阶级家庭不同。如果资产阶级妇女由于某种原因不能或不愿亲自教育子女，那么她的丈夫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因此而以抚育者和教育者的身分来代替她的位置的。相反地，在无产阶级中，如果妻子由于参加了产业女工的队伍，完全或大部分不能履行自己教育孩子的义务（考虑到教育的成果应该是这样的），那么生活状况本身就作出了决定，不是花钱雇人来承担这个任务，而是由她的丈夫来帮助她，毫不考虑什么是男人和女人的工作。我们看到这种情况，贫困迫使丈夫在这方面有了一些改进，必须有计划、有意识地继续努力，更进一步。这是丈夫在责任重大的教育工作上，作为妻子的同志而接受他的任务的开端。情况的发展又逐渐把丈夫引回家庭做教育子女的工作，这是伴随着妇女离开家庭走进社会做职业女工而来的一种现象。它是妇女在一切社会必要的生产劳动部门，作为丈夫的平等的同志走进社会的前提条件。可是我们不仅可以从解脱妇女负担这一点欢迎这个变化过程，而且还应该从家庭教育的完满结果这一点要求这个过程。男人和妇女在精神和道德的特征上不完全相同，正如他们的身体条件不同一样。而在这种差别中却存在着一个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的因素。丈夫和妻子同是子女的生育者，他们也同样是子女的教育者，因为教育是对儿童的第二次创造，在很多方面常常是最重要的创造。因此在教育中，丈夫在这一方面所用的精神和道德的力量同妻子在另一方面所用的这种力量自然地互相配合起来是很必要的。因此我们从原则上指出，教育工作不应是母亲单方面的工作，而必须是父母共同的工作。许多杰出的教育家在任何时候都特别强调父亲充分关怀子女的教育是十分必需和重要的。我们感到可悲的只是由于职业活动，由于在社会的经济市场上争取生存的斗争，丈夫弄得精疲力竭，以致不得不把对子女的教育完全交给妻子去做。这种片面性对教育是没有好处的。因此我们必须努力使丈夫能够担负共同教育子女的任务。在我们看来，应该是父母共同事业的家庭教育，同社会教育是不矛盾的。并且它还应该补充社会教育，使它更完善。我们不仅力求保持现在的社会教育，而且赞成加以扩展，根据什么理由呢？如果只是因为看到，今天在无产阶级中由于许多家庭不能进行教育而带来的损失，那么我们就会为了将来而努力消除这些损失，让妇女回到家里去，使教育只成为家庭的事业。可是教育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教育个人，而应该教育个人认识到他同集体的关系，教育他认识到他从集体得到了什么好处，他应为集体做些什么。我们需要社会教育，以便使社会所需要的社会道德的因素和那样的感情，从小就在儿童心里得到发展。可是社会教育总是把个人的身体、精神和道德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对集体的关心上，在社会教育中对个人特点的关怀就不得不放到次要地位，于是家庭的任务就是照顾个性。作为教育学不可缺少的基础的心理学的成果说明了这个任务的根据和重要性。心理学十分明确地证明，个人的素质得到广泛的关怀，对于巨大的教育效果是多么重要。如果说，我们需要有教育公民的社会教育，那么我们也需要有教育坚强的个人的家庭教育。归根结底这是为了集体的利益，我们要从精神上和道德上教育青年参加这个集体。集体中个人的个性发展得越充分、越强烈，他贡献给集体的东西也越丰富、越有价值。可是，同志们，如果我们从这个观点出发来关心对个人的教育，那么我们一定会相信，个人不是在真空里发展的，他同集体有极其密切的联系，他来自集体，也为集体而受教育。裴斯塔洛齐认为对个人的教育具有最重大的意义，他把家庭看做是联系个人和社会的一种结合。譬如，教育学家来因教授[4]从这个观点出发说：

　　“由于家庭的影响，在个性的底板上画上感觉和思想方法的细线条，画上了直观和判断、言语和志趣、爱好、习惯、激动和热情，愿望、恐惧和希望的线条，画上了看事物、听事物和接触事物的线条，画上了注意自然现象和评价人的意向和行动的线条，画上了好感和恶感、选择和排斥、工作和活动的线条。这些已经画好的线条越刻越深，一直到这些线条使成长的儿童变成带有一定的特征的人，而不是另一个人。”

　　毫无疑问，在学前期，孩子应该获得巨大的发展，因此，在家庭教育中关心孩子的个性就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了。六、七岁以前，孩子在身体、精神和道德方面培养、发展和形成起来的东西，大半都会对他后来的全部生活发生重要作用。在这个时期，孩子所得的印象和教导是不易消失的。那么根据这个观点，家庭在为社会对孩子进行个性教育时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想首先给家庭提出这一项任务，即教育孩子有正确的意志，在某种情况下，这种意志包含一种适应性和服从性，这是因为考虑到儿童在其中生活的集体。此外运用自由的教育也是必要的，如果父母用一种死硬的高压态度对付孩子，如果他们不是诱导和说服孩子，而是强迫他们，那么这种自由就决不能得到发展。应该把孩子当作正在成长的人、当作社会的公民加以尊重。依我看来，健康的意志和智力教育的初步，是要使刚生下来的孩子习惯整洁和有规律。因为这种习惯是健康的身体和品质发展的基础。这个习惯孕育着将来要发展的、个人和社会的高尚道德的萌芽。如果我们从社会主义观点出发，认为为了集体利益，应该进行意志和智力教育工作，因而着手去做，那么社会主义者的父母的义务就是根据他们的世界观逐渐把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灌输给自己的子女。父母不要用一种粗暴的方式，不要强迫孩子背诵和跟着说一些偏激的、政治的、社会主义的教条。这样做就完全错了（很对！），就会同强迫儿童接受某种宗教的或资产阶级政治的教条一样，使儿童的智力和性格受到损害。（很对！）可是，同志们，我们虽然反对对儿童的这种愚蠢行为，但决不是说，我们就不能用其他方法把儿童引导到社会主义世界观的思想感情的领域。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办法，即教导孩子在观察自然和一切自然物中，逐步消除一切存在于自然界之外的、形而上学的影响。我们惯常在一切自然事件和现象中看到按照一定的事物内在规律进行的自然过程。儿童从很小的时候起，对自然存在的问题所抱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父母对一切自然物的态度。父母的特殊的义务是，决不要无缘无故地杀死、消灭和破坏自然存在物，决不要在无缘无故地破坏和消灭自然存在物上表现残酷性。这样，他们就在儿童的气质中，奠定了最初几块基石，使儿童认识到自己是有机存在的长锁链中的一环。同样，父母也可以根据我们的观点，不用强迫手段而逐渐把孩子导入社会存在里。依我看来，家庭教育在这一方面最重要的手段是生产劳动教育，当然在进行劳动教育之前，必须先按照福禄培尔的精神，发展儿童适当的、运用思考的游戏才能。因为对儿童说来，游戏也是一种劳动，是力求表现内在的活动欲的一种表现形式。儿童很快就由游戏转向生产劳动。我们还看作是游戏的事情，他们觉得是有用的生产劳动，而且没有比做这个更高兴的了。这是儿童最喜欢的事情，这种喜欢是由于感觉到用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做了一点有用、有价值的事情产生的，尽管这种事情在大人看来也许是错或多余的。
　　父母可以用这种方法，通过游戏和劳动教育，教育儿童了解劳动对于社会和社会主义的意义，使儿童热爱劳动。家庭的劳动教育也是反对社会偏见的一种手段，这种偏见从家庭以外的环境可能灌输到儿童的心灵中。我认为，父母在必要的家庭工作中，从不轻视任何一件活动的社会价值，是防止这些偏见萌芽的最好办法。不管它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也不管它是妇女劳动还是男子劳动。父母通过自己对待劳动的态度，可以使幼小的子女牢固地树立起一种认识，那就是从社会的评价来说，只有一种劳动，即社会所需要的、对社会有利的劳动。说到这里，我想特别着重指出，父母有责任不让子女养成这样一种偏见，认为有些工作只适合妇女做，而男人是不值得做的。男孩子应该和女孩子同样灵巧、同样高兴地做家务中一切应该做的事。我这样说，决不是想消除两性之间的分工，只要分工是社会需要的，只要考虑到劳动的成果，从天生的素质和技巧看来，分工是必要的，尽管先天的东西有很多是在历史上受社会影响形成的。我只想反对认为男子劳动价值高，妇女劳动价值低的旧偏见。价值高的男子劳动和价值低的妇女劳动之间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呢？归根结底，这个区别不过是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社会评价不同的反应。如果你们一直追究下去，那么就可发现，按照资产阶级的偏见，男子的劳动尽管是机械式的，但同妇女劳动相比，还被认为是一种较高级的、较熟练的劳动，即脑力劳动。为了纠正这种偏见，人们应该毫无区别地使男孩子和女孩子都习惯于毫无偏见地做一切家庭工作。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就将对消除两性之间的偏见这件事做出很大的贡献。男孩子在参加实际生活时，将正确地评价妇女及其劳动。而在家庭中以及在社会上，将会为妇女——母亲和少女创造更丰富的生活条件，更充分的发展条件。男子在做所谓妇女工作时，将不会再有笨手笨脚的情况，对体力和脑力劳动的社会价值不同的偏见也就会消除了。
　　敬爱的同志们！我还要指出家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这个任务同把儿童引入自然存在的世界有密切关系。这就是关于性问题的教育。依我看来，我们用鹳鸟[5]和其他类似的关于人类发展的神话欺骗孩子是一种最严重的罪恶，因为这是违背真理的圣灵，违背我们应该使我们的子女保持性的纯洁的。（很对！）通过这些神话、通过神秘的矫揉造作，只能使孩子们红头涨脸，彼此偷偷地谈论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常常是由堕落的、早熟的伙伴的帮助从街头巷尾听来的，一句话，这是一些在极离奇古怪的场合流露出精神和身体的纯洁性的故事。我们感到惋惜的是，广大无产阶级父母还没有知识，这种无知使许多母亲，乃至许多父亲不能用适当的、纯洁的、我甚至要说神圣的方式把他们的子女引入人类生活发展史中。因此大多数家庭只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很小一部分，这个任务的大部分，应由学校来继续完成。可是我至少要特别强调，如果父母想把身体和精神上纯洁的孩子送到社会上，他们就有责任不要在性生活的问题上故作神秘，以致在孩子们中间引起一种病态的、不健康的幻想。
　　通过家庭里的生产劳动教育引导孩子进入社会生活是一项基本原则。裴斯塔洛齐也把儿童的家庭劳动教育，看成社会教育的基础。他在自己著名的小说《林哈特和盖尔特路德》中，把盖尔特路德在家里对孩子们的劳动教育作为一个村庄的道德革新的出发点，这种劳动教育是以舒尔兹同志在我以前对你们所提出来的那个原则为根据的。拿托尔普[6]教授强调指出，家庭就是为了通过劳动教育引导儿童为集体尽力的第一个适当的集体，因为父母和子女之间亲切的、自然的骨肉之情，使改变习惯和导向有组织的劳动所带来的严酷性缓和了、减轻了。因此就可能使劳动变成欢乐和享受的源泉，而裴斯塔洛齐在谈到盖尔特路德的孩子时所说的那句极美的话就得以实现，他说：他们做短工，但他们的灵魂却不是在做短工。只要我们是父母，我们就有责任教育我们的孩子在家庭里从事一项劳动，在从事这项劳动时，他们的灵魂不是在做短工，而是可以蓬勃成长，可以享受和发展成丰富多采的创造。可是有一点是不讲自明的。当我们把家庭教育的目标指向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社会偏见，把孩子引入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的世界，使他们慢慢地、渐渐地、逐步地了解同资本主义世界观相对立的观点时，从这时起我们就开始同学校教给孩子的东西发生了矛盾。前面我已经说过，家庭教育应该协调地同社会教育联系在一起，以补社会教育之不足。可是只要学校是阶级统治的一个工具，只要它首先不是为了培养人，而是为了给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培养灵巧的生产工具和驯顺的子民，那么家庭教育也就会使子女和父母同学校发生矛盾。为了有计划地纠正学校对儿童的精神和道德生活的影响，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有以下的看法：如果从子女小的时候起，父母就用社会主义世界观影响他们，那么子女进入学校时，已有了一定的社会主义思想感情的基础，足以使子女感到教员所说的和灌输给他们的、同我们的观点相对立的一切东西（至少是最重要的东西），即使不是敌对的，也是奇怪的。我们没有必要一开始就使子女对教师不信任，不必对他们说：你要注意，你会听到许多在家里没有听说过的东西，有许多我们批判的东西在那里受到赞扬，有许多我们视为神圣的东西在那里却受到诅咒。不，这样做是不符合教育原则的，并且依我看来也完全是多余的，如果父母在儿童入学前，亲切地、明智地完成他们的义务，初步培养了儿童的社会主义思想感情的话。可是我个人还有这种看法：如果教员在学校里用粗暴的方式侵犯儿童的观点，如果教员想用暴力使儿童的思想和感情屈从资产阶级的信条，那么父母就有义务为反对教员的这种粗暴行为和进攻而展开斗争。（很对！）最初，他们可向个人提意见，维护他们和他们子女的权利，如果这样做没有效果，那么他们就必须公开地展开斗争。如果年龄较大的孩子，在学校里被粗暴方式所激怒，公然承认他们的观点同教师相对立，我也不认为这是不对的。（好！）通过这些，使孩子们懂得维护和坚持自己的信念，必不得已，也甘愿为这种信念而受苦。在维护信念和权利时最重要的是，子女和父母应采取必要的步骤。学校和家庭之间的不协调会引起我们不快，可是对我们说来，孩子们的前途是神圣的，因而我们必须为他们的未来而同教员展开斗争。假如我面临这样一种抉择，是同一个教员或者校董会发生不愉快的冲突呢，还是让我的孩子的心灵长期受到毒害呢？那我就会以母亲或者父亲的身分，尽一切努力来维护我的孩子的权利。
　　当我们给父母提出这样崇高的任务时，马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现状的压力下，他们将如何完成这些任务。我坦率地承认，对成千上万的家庭来说，即使大致完成这些任务也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可是在我考虑问题的这一面以前，我有这样一种想法。一般说来，工人运动利用工会及政治组织掌握了无产阶级中生活较优裕的阶层。在这些阶层中，教育工作可以比现在做得更好。在这一方面最重要的前提是切实地进行自我教育，包括智力的深造。也许你们会说：“我们是环境的产物；我们不能超越妨碍我们有步骤地、熟练地教育孩子并严格进行自我教育的物质和精神的限制。”我提醒你们不要抱这种看法。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有害的宿命论。谁告诉过你们，有你们不能超越的限制呢？要知道，人们可以通过积极努力来考验自己的力量。宿命论完全忽视了意志在环境的形成中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宿命论只为胆小鬼、懒虫和一切骑墙派起软枕的作用。（好！）我们不应该忘记，人总是随着他更高的目标而前进的。我们愿共同记取吕克尔特[7]的这些诗句：

　　“在每个人的面前，
　　有一幅未来的蓝图；
　　只要他还不是这样，
　　就难以心满意足。”

　　不管用我们的世界观教育我们的孩子会有多大的困难，我们决不能被困难吓倒。如果我们拿出自己的全部精力，那么毫无疑问，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家庭将会把对子女的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得比今天好得多。可是我坦率承认在物质和精神上有一定的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中的许多人无论如何不能排除这些限制，虽然他们有火热的愿望想把孩子教育好。那么就得要问，怎么办？依我看来，应该首先把社会政策作为健全的家庭教育的基础。我们的政治和工会组织所争取的彻底的社会改革是良好的家庭教育的前提。我认为使无产阶级家庭具有教育能力的、健全的社会政策的关键是要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改善居住条件。我认为，八小时工作制的主张不吝是要求有权实现父母义务的、最有力的响彻世界的呼声。八小时工作制使无产阶级的男子和妇女在共同生活中，每天能有几小时教育子女的时间。彻底改善居住条件也是很重要的。恶劣的居住条件不仅产生许多精神和道德的不幸，使无产阶级儿童在身体、精神和道德方面堕落，而且也使许多父母不能成为儿童的贤明的抚养者和教育者。如果他们不是被关在这样可怜的狭窄的圈子里，他们就不会把儿童的许多所谓的恶习看作是恶习，而认为是儿童的生命力的自然表现。所以，一种健全的社会政策就会给无产阶级父母的健全的家庭教育奠定重要的物质基础。因为这个缘故，父母应该在争取改善无产阶级状况的政治和工会的阶级斗争中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此外，为了给孩子们在教育和关怀方面提供个别家庭不能办到、而社会还非法限制或以虚伪的形式提供的东西，还可以考虑另一种辅助手段，我想到了教会的幼儿园。在某些情况下，有一条可以走得通的道路，即互助合作的道路。我认为，我们不应从原则上反对建立儿童之家、幼儿园和其他设施。但是我觉得，如果无产阶级的男子和妇女受到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的鼓舞，立即热情地、兴高采烈地想着手建立这种儿童之家、幼儿园等等是不适当的。不，进行这种建设要十分慎重。不仅要考虑到阶级国家的立法，考虑到任何时候都可能遭到这种立法的实际干涉，而且还要考虑到有关设施在创办、领导和适当地进行工作方面所存在的内在困难。如果人们只有一片好心，而没有教育的才能，也没有受过训练，只凭对社会主义青年教育的热情而想在这方面进行尝试，那是最不合理的。要是建立一种根据我们的世界观，用教育学原则领导的教育机关，我非常欢迎，但无计划的、不合教育学原则的尝试，却会令人遗憾。但是社会民主党不仅有责任用争取健全的社会政策的斗争支持和促进家庭教育，而且它还能够通过适当的宣传和教育，使父母更好地履行教育者的义务。首先，我们的报纸应该这样来完成一个突出的任务，即对学校问题乃至整个教育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报刊应当鼓励父母努力深造和进行自我教育。最后，还必须用适当的书刊来推动社会主义青年教育。
　　各方面都建议，党应该创办一份儿童报。《平等报》[8]每月一期的副刊是我们办儿童报的开端。出版和普及这样一种儿童报纸不是容易事，谁如果知道这当中的困难，他就一定会根据切实可行的理由赞成先把现有的加以扩大。因此我不赞成创办另一种儿童报，而主张扩充《平等报》的副刊。可是，党关于建立儿童文学的义务并不是就此完成了。党有义务，为出版必要的社会主义书籍而努力。这一方面的尝试已经做过许多次了。我只提一下第兹出版社出版的儿童读物和我们艾玛·阿德勒同志所写的著名的儿童读物，以及卡尔·埃瓦特[9]的童话集。我不想在这时候，对建立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的这些严肃的、有价值的尝试进行批判。我只想肯定，在无产阶级中这些尝试绝对没有得到应得的注意和支持。我们的书籍经受不住大批流入市场的、低级的、廉价的资产阶级儿童书刊的竞争，有了这种经验，近来党的出版机构就放弃了这方面的尝试。如果父母能够给子女提供充满社会主义精神的书籍，把自己所拥护的思想灌输到他们心灵中去，而为了节省几文钱给孩子买同这种思想针锋相对的书籍，这就是严重地忽视了做父母的责任。虽然经过几次失败，但我们还应进行一次新的尝试，目前党内广大群众中所得到的这种认识，可以保证社会主义儿童读物的出版工作获得成功。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提醒你们，资产阶级方面已经值得感谢地为我们做了准备工作。汉堡优秀青年读物出版联合会、“艺术园丁”出版社、科隆的夏夫斯坦出版社和其他许多资产阶级出版社都出版了儿童读物，总的说来，这些读物从教育学的立场来看，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些儿童读物适合于发展并促进儿童的智力和艺术才能。可是，同志们，我们社会主义者不能随随便便地把这些儿童读物送给我们的孩子。这些儿童读物虽然大部分在艺术上和文学上是优秀的，可是同我们的世界观是矛盾的，在这些读物中，有不少地方用同我们对战争、爱国、军国主义等等的看法恰恰相反的见解，论述军国主义、沙文主义、战争和信仰等等。可是，同志们，比资产阶级的好读物在这一方面所含有的矛盾的东西更严重的是，这些读物没有包含甚至根本没有提到许多重要的东西。它不谈同事和战友的友爱、团结以及无产阶级对自由的热爱，总之，它不谈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所引起并为它所需要的社会道德，这种社会道德是在我们的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产生的。例如卡尔威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优秀的诗集，韦伯的《乐师集》，得到“艺术园丁”出版社的推荐，也博得一份社会民主党报纸无微不至的、不加批判的赞扬。从教育学的立场来看，其中有几本是真正的宝石。可是如果你们把对我们特别有关的几本，《劳动》和《英雄》拿来看看，在《英雄》诗中歌颂了各种英雄，为祖国牺牲的英雄，忠于义务的英雄等等。可是里面缺少为自由而斗争和牺牲的英雄。在《劳动》一书中，你们可以在艺术的优美的形态中，从各个不同方面认识一个工人，可是你们不会知道他是同他的同志组织起来一道进行斗争的人。你们认识受苦的无产者，根据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忠于义务的无产者，可是看不到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叛逆”和战士的工人。这就清楚地说明，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大家认为有价值的、大部分从教育和艺术的观点看来有成就的资产阶级的出版物，不加选择地介绍给我们的孩子的原因。可是我们可以把资产阶级的出版物看作有价值的准备工作而加以利用，把它看作一个例子，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以及向哪个方向去进一步创作。[10]



[1] 裴斯塔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年)，瑞士民主主义教育家，毕生从事贫民教育、孤儿教育和小学教育，出版过许多有关教育方面的著作，对教育界影响很大。——译者注

[2] 福禄培尔(Friedrich Fröbel，1782—1852年)德国教育家，幼儿园的创设者，曾研究儿童的游戏活动的教育和教养的作用。——译者注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7页。——译者注

[4] 来因（Wilhelm Rein，1847—1929年），德国教育学家，1886—1922年间任耶拿大学教育学教授，他是赫巴待（J.F.Herbart，1776—1841年）学派有声望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5] 欧洲一种传说，认为鹳鸟能够送子。——译者注

[6] 拿托尔普（Paul Natorp，1854—1924年），德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新康德主义（马尔堡学派）的创建人之一，在教育学上以裴斯塔洛齐精神的继承者自居。——译者注

[7] 吕克尔特（Friedrich Rückert，1788—1866年），德国语言学家，诗人，翻译过希伯来、波斯等东方各国的诗歌。——译者注

[8] 《平等报》（Die Gleichheit），第一份伟大的社会主义妇女报纸，创刊于1891年，自1892年至1917年由克拉拉·蔡特金领导，1923年停刊。——译者注

[9] 卡尔·埃瓦特（Carl Ewald，1856—1908年），丹麦小说家，写历史小说，特别是写了许多自然童话。——译者注

[10] 克拉拉·蔡特金在讲了一个半小时以后，就不得不在这儿中止她的报告了。在这以前就看出，她讲话时非常费劲。党代表大会的领导考虑到克拉拉·蔡特金的身体不好，不必把这个报告讲完，建议出版这个报告的全文。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热烈赞同，而成为决议。克拉拉·蔡特金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离开了讲台。可是这个决议后来并没有实现。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如何善于公然阻止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的著作的发表。——原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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