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取消美国共产党内的“派别活动”方面所作的尝试没有成功。原来的分歧因“双重工会主义”这个新政策而更趋严重，这个政策是以佩珀和洛夫斯顿为首的集团所反对的。福斯特最初曾支持佩珀和洛夫斯顿的异议，但后来变到那一边去了。在莫斯科，洛夫斯顿集团被看成是布哈林的支持者，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就支持他们的对手，其为首者是白劳德和比特尔曼。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压力下，力图避免这种指责，洛夫斯顿集团于1929年3月第一周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撤销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的职务。他们得到一百零五名代表中的九十五人的支持。除了本信（虽然写的日期是二月，实际上在年初已经收到）之外，共产国际执委会还曾寄出一封关于组织问题的密信。登格耳（德共）和波立特（英共）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由福斯特担任书记，并要求撤销洛夫斯顿和比特尔曼在美国的工作，并且，连同佩珀一道，遣往莫斯科。代表大会没有理睬这些指示，而让洛夫斯顿的拥护者在政治委员会的十四席中占据十席。
　　在代表大会之后，一个十人代表团（不顾在美国的佩珀和在柏林的罗易的警告）前往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在四、五月间审查了这个问题。特别委员会由十二人组成，其中俄国人占八名，包括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其余四名是库西宁、贝尔、库恩和乌布利希。特别委员会坚持改组政治委员会和把洛夫斯顿、比特尔曼送往莫斯科这两件事，促使美国代表团于5月9日发表一项声明，说美国共产党人从这些建议中得出结论：“共产国际执委会打算摧毁中央委员会。”5月12日，特别委员会草拟的给美国共产党人的“公开信”把多数派和少数派都斥为派别活动分子和右倾分子，特别地谴责了他们关于美国资本主义处于“例外”地位的观点，这种观点使共产国际关于经济危机和群众激进化的论点不适用于美国。多数派狡猾地在苏共党内斗争的结局上进行投机，而且在他们的代表大会上很不礼貌地对待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美国共产党现在极其尖锐地面临一个问题，即现任领导干部政治分裂的危险，这威胁到使党的全部工作遭到破坏。”
　　在5月14日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最后一次会晤时，美国人说，这样的一封信将在美国引起“士气沮丧、分裂和混乱”。斯大林回答说，多数派支持洛夫斯顿集团，这是以他们支持共产国际为信念的。“在共产国际历史上有过许多例子，当最受群众拥戴的领袖们举起反对共产国际的旗帜时，他们……立刻发觉自己陷于孤立。”主席团批准了这封信，但吉特劳（美国）投了反对票。洛夫斯顿和他的两个最重要的支持者，吉特劳和沃尔夫，被解除了职务。在纽约，尽管中央委员会主要是由洛夫斯顿的以往支持者组成的，却一致赞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行动，并指示在莫斯科的美国代表们接受，美国代表中有四人，包括福斯特、贝达赫特和比特尔曼，早已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屈服了。6月4日，中央委员会宣布，它谴责“例外论”。在这个月的晚些时候，洛夫斯顿、吉特劳和沃尔夫被开除出美国共产党。洛夫斯顿反对开除的申诉被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提交给了国际监察委员会。如果他不能亲自来到国际监察委员会的会议（事实正是如此），他的开除就将认为已被批准。佩珀由于拒绝服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在8月被国际监察委员会开除了。在全会上，莫洛托夫报告了此事，他说洛夫斯顿坚持美国的“例外地位”，就是为美帝国主义作隐蔽的辩解。共产国际执委会已着手美共中央委员会的“彻底革新”。贝达特在回到美国时说，他已抛弃了“共产国际策划由于它决定“打烂”我的宗派就是要破坏我们的党这个可怕的想法。……我逐步理解到，我对整个问题的做法其本身就证明了共产国际对我们领导的批评的正确性。”
　　在执行“双重工会主义”政策过程中，1929年8、9月间在克利夫兰成立了工会统一联盟（工会教育联盟的后继组织），其理由是美国劳工联合会是“华尔街及它的国务院的代理人”。洛佐夫斯基说，党曾经盲目崇拜反双重工会主义。福斯特被任命为总书记；会议表决赞成拥护红色工会国际、泛太平洋工会书记处和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并决定派遣一个工人代表团前往苏联。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上，洛佐夫斯基说，各工会规模都很小，组织不健全，思想上缺乏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