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节录）
1929年2月8日
《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第221页
〔当时在中国实际上有两个共产主义运动：一个是老党遗留下来的，在上海设有一个中央委员会，在非法状态下开展工作，并同莫斯科或多或少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另一个是在苏区的共产主义运动，毛泽东、贺龙和朱德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领导人都住在那里，并且组织了他们的红军。在上海的中央委员会继续坚持城市中心的重要性，并预言革命浪潮在那里重新兴起已为期不远。当初，人们很少注意到在1929年7月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中所提到的“朱、毛领导下的红军和若干苏区”的存在；他们的活动由于“没有中央委员会的积极指导”而遭到困难。1929年4月的《国际新闻通讯》估计朱、毛领导下的军队约为一万人，并说他们有现代武器的良好装备。共产国际执委会似乎对建立了地方苏维埃的中国那部分地区里所发生的事情了解得很少。斯特拉霍夫（崔维托）曾在1929年7月的《国际新闻通讯》中写道，“在所谓苏区”党是不巩固的；毛泽东和朱德所声称的数字“在我们看来是夸大了，但在那些地区一年前宣布成立了“一些小小的苏维埃共和国，而且现在仍然存在，这是值得注意的。”他把1929年初中共党员的数目计为十三万四千人，其中只有五千名是城市工人，而且他们同党的接触很少。
中共党内产业工人的百分比已从1927年的百分之六十五降到1928年底的百分之九。中共的一份传单，一方面同意“农村的活动不应忽视”，但又敦促“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城市的活动上”。
托洛茨基曾埋怨苏联的报刊缺乏有关苏区的报道，但是，他也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一样，继续过分强调了产业工人的重要性：“中共由于失去了它的无产阶级核心，已不能适应它的真正的历史使命。”只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才有能力夺取政权。“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使中共重新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他断言，中共控制的工会会员已从1927年的二百八十万人下降到1930年的六万人。皮亚特尼茨基报道，在1929年11月举行的一次大会代表了四万名会员，但其中一半是手工业工人。他写道：“从成分上说，中共在1928—1929年很有变成一个农民党的危险……而且，在城市里它同广大的工人群众几乎失去了接触。……党组织和红色工会的工作人员用了整整一年来讨论是否有可能和有必要在黄色的群众工会中做工作。……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帮助下，中共认识到把工会运动从国民党人手里夺取过来的必要性，并开始在黄色的群众工会中进行工作。”关于由共产党控制的工会，他说：“红色工会也恢复过来了。”《中国问题》（第二期）谴责了存在于某些共产党员中的一种倾向，他们以不经国民党许可就什么事也不能做为理由，要求把留下来的红色工会也取消。与此相反，中共的工作正是要加强非法的工会，领导自发的产业工人的斗争，争取黄色工会里的群众，并在工厂中建立真正的工人行伍的组织。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同年晚些时候的一项关于中国工会工作的决议提出，红色工会“非常弱小”，并说它们必须变为群众组织，才能领导正在复苏的工人运动。有些“黄色”的和国民党的工会“已成为有广泛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共产党人应更努力在其中做工作，但只有在某些情况之下才应该帮助组织这些工会。“我们组织这些工会，仅仅因为——而且也只是在这种程度上——它们的行伍中群众众多，而且也仅仅是为了争取这些群众。”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客观条件有利，就应该着手组织红色工会，并组织工厂委员会作为这些工会的基本单位。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上，崔维托说，中国共产党内许多人反对建立红色工会，因为害怕被指责为分裂工人运动。
1929年6月，泛太平洋工会书记处举行会议，出席的有中国、日本和菲律宾的代表，会议讨论了“欧洲的改良主义者在亚洲的分裂性策略”。他们通过国际劳工组织“阴谋”摧毁战斗的亚洲工会主义，以谋求压低工资并阻挠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从中录出下面这篇文章的那本书（1934年出版）的导言，关于这个时期时写道：“在革命的新阶段中，工人运动的一个严重障碍是国民党和黄色工会的建成，这些工会被改组派的形形色色“反对派”集团，陈独秀的追随者，等等，所把持，在半殖民地中国的工人运动中扮演着跟欧洲的社会法西斯分子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同样的角色。因此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的锋芒必须首先指向工人运动中这些国民党的代理人。”
《新东方》在一篇纪念共产国际成立十周年的文章中讨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对殖民地国家中各种力量关系的分析，清楚地表明，民族资产阶级从整个来说，现在正起着反革命的作用。他们并不走在为民族解放、为土地革命、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的前列，这些斗争都是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但是在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之间存在着矛盾，无产阶级应该利用这些矛盾，并且揭露资产阶级在克服这些矛盾上的无能为力。中国革命的进程已经表明，中国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已经向帝国主义投降，并且已经同封建主义者沆瀣一气反对革命。〕
研究了你们政治局的报告之后……我们可以宣称，根据已经变化了的中国局势而采取的新的策略路线，……总的说已经为新的中央委员会所掌握，但从整个党来看，贯彻执行还是十分软弱无力的。从你们的报告和通知可以看出，党的队伍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乱和无秩序状态，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活动的开展。……
最重要的工作是避免这样一种危险，……在革命高涨时期在中共领导下战斗过的党员和工人同情者将会由于失望，失去革命的前景。在目前革命的工人运动极为困难的情况，这种危险是非常现实的。在严重恐怖环境下革命失败后的混乱散漫和意志消沉，只能非常缓慢地消退……对于一些懦弱的人来说，景象看起来比实际情况还要凄凉一些，甚至令人想到革命运动已经毫无希望地被消灭了。另一方面，内战结束后正在开始的部分经济复苏，创造了某种幻觉的根据，好象资本主义的“恢复”时期已经开始，这样就开辟了通向和平的政治、经济发展的道路，这种发展将使革命的重新兴起成为不可能之事，至少也会使它偏向不坚决的渠道。
这就完全抛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所揭示的东西了：产生早期中国革命浪潮的根本矛盾并未解决，它们也不能用统治的剥削阶级所提出的办法来解决。……
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力图在人民当中制造一种逐步和平地摆脱外来帝国主义枷锁的假象。然而……英国在南方、日本在北方新近又扩大了它们的“势力范围”，加强了它们的优势地位。因而，根据这些事实来判断，与其谈论什么用“外交手段”使中国得到乌托邦式的解放，不如谈论中国的瓜分以及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军阀间内战的前景，这样才更正确得多。
当然，帝国主义列强对付中国的阵线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巩固的。首先是美国同英日集团的竞争。假如不是由于这一点，日本就不会在对华北的军事征伐中中途犹豫，英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也不会同意中国关税自主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是事实。但也不要夸大其重要性。
象中共在一份通知中那样，断言美国的“基本政策”跟英国和日本的政策“恰恰相反”，那是不正确的。这不符合事实。美国在中国的政策，跟英国的或日本的一样，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实施政策的方法。“门户开放”原则并不反映走向非殖民化政策的意向；它只是貌似慷慨的假面具，可以在现在，或许将来也可以为美国所推行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打掩护。……美国依仗经济力量，把注意力集中在夺取控制经济优势和将中国中央政府在财政上和外交上置于从属地位，以此弥补它不象英国和日本那样拥有领土势力范围的缺陷。……
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没有办法奉行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政策。他们希望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敌对关系并且依靠美国的支持，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但这只是幻想。他们只能获得那些在一定时期同这个或那个大国的目标相一致的“权利”。……目前，美国没有什么特殊的帝国主义利益会因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的巩固和加强而受到不利的影响。恰恰相反，这对于旧的外国贷款和拟议中的新贷款的保障甚至是可取的。但中国每一项关于这类贷款的保证协定，都只是使中国在殖民奴役的控制下被压制得更加厉害。……
假如认为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既已投入反革命阵营，他们就把中国旧的地主一军阀政府的政策全盘接受过来，这也是不正确的。由于民族工业的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同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全部放弃他们的民族改良主义的政纲。可是，正是这种政纲本身就预含了一个经常同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这个政策在实践上就要导致民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投降。……
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揭露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的反革命特性，并动员劳动人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参加不调和的反帝斗争，使他们从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同时还暴露国民党政府所充当的反革命角色，它经常以口头上的反对来掩盖它对帝国主义的卑躬屈膝。……
统一中国以及把它从帝国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这个任务是同土地革命和扫除一切封建残余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中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这个第三项伟大任务，是一项只能由一个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政府来实现的事业。……
因此，毫无疑问，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不但还没有解决，而且完全是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所不能解决的。谈论什么中国事务的“基马尔式”发展的可能性，纯属空谈。基本的矛盾不是正在克服之中；它们变得更加尖锐了，而且必然激起一个比先前更广泛、更深刻的新革命总危机趋向成熟的过程。
必需使党和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群众，作好准备，来进行推翻封建—资产阶级集团，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即将来临的斗争。如果共产党不能适时地巩固自己的队伍，增强它对工业无产阶级的影响和加强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对农民斗争的领导，那么，一旦革命的危机爆发，它就不能适当地利用客观的革命形势与确保革命的胜利。
在过去这一年中，中国共产党没有能够使自己的革命工作恰当地适应正在变化的客观情况，而目前这依然是它最大的弱点。中共是在革命的群众性攻势……和公开合法工作的情况下诞生、成长起来的。对在残酷的恐怖中进行地下工作，它无所准备。因此反革命的打击使党受到严重的震动，并产生了组织涣散状态，这种状态仍然有待克服并呈现出巨大困难。觉的在职干部中知识分子所占的异乎寻常的巨大分量，也并不能使这项任务容易些。……在当前这个时期，首要的基本任务就是增强非法的共产党，加强各级组织、加强权威性、加强支配性的影响—这些方面的重要性，在当初曾被合法主义者所低估，他们先是制造障碍，然后是抵制和反对这条路线。
现在对中国的革命运动来讲，右的危险更为有害，因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正在竭尽全力把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同时也有工人阶级，吸引到它的轨道上去。心怀着这一目的，同时仍对共产党人继续进行血腥镇压，国民党现在提出若干社会改良办法（缩短工作日、分享红利，等等）……其目的在于制造错觉，好象有些所谓“左派”国民党领袖愿意同反动的封建主义者和军阀作斗争，愿意对抗帝国主义以保卫民族自由，等等。
这种欺骗性伎俩在群众身上不会有持久的影响，因为他们的言行不一太明显了。但在一段时间内它也可以有些效果，我们也不要低估这一危险。鉴于目前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弱小和它们工作中的困难，国民党利用国家机器所提供的一切手段，并得到剥削阶级的支持，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成功地牵着部分工人群众的鼻子走。如果说，甚至在共产党员中也还有些声音（尽管人数非常少）赞成拖在国民党屁股后面的投降政策，那么，很自然，在共产党员队伍之外的有些劳动人民还远远没有摆脱对国民党政策抱的幻想。……
去年的党员脱党事件——而且为数还不少——（甚至有自动向国民党当局自首的情形）表明了党内右倾危险的严重性。但这危险在党外，例如在工会中，还要严重。所以绝对必要采取一条强硬而坚决的斗争路线，以反对党内和群众中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不管这种动摇性在什么地方，以何种形式出现。……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号召全党纠正“左”的偏向（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个人恐怖主义）和对待群众的所谓“国民党式”态度（“命令主义”）。作为客观条件的结果，在过去一年中盲动行动和军事冒险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基础，但是如果以为“左倾”病已在党内完全克服，那是不正确的。……
所有党员都必须认识到，在工人阶级群众中没有深入、强固的根基，在工厂和工会中没有广泛的组织基础，党就没有办法在中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他们必须认识到，他们现在在工厂、工会和罢工运动中越是赢得强有力的地位，那么，他们就能在即将来临的阶级搏斗中掌握越是浩大的队伍。在中共六大前夕，中央委员会注意到受到共产党影响的革命工会数目已从武汉时期的七百三十四个下降到八十一个。……从那时起，由于不断地受到迫害，境况变得更加恶劣，而同时国民党的工会却继续壮大。低估这种壮大的重要作用，作为阻碍中国工人革命运动发展的一个因素，是完全不正确的。利用这些手段，居统治地位的反革命党正力图为自己在工人阶级中建立其权力和政策的牢固基础，使工会领导权成为自己代理人的垄断物，胁迫、摧残阶级的工会。为了反对国民党这种工会法西斯主义，共产党人必须在黄色工会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开展一场猛烈的、系统的、顽强的斗争。
只要环境许可，必须竭尽一切努力去重建和加强革命的阶级工会。非法性自然会给这些工会造成巨大困难，因此重要的是要替它们找寻一件合法外衣，或者用那些形式来发展组织与进行活动，使它们在行动中能维持其半合法的存在。……在工厂里要给每个工会建立牢固的基础，在共产党支部的领导之下。但共产党的小组（即使红色工会内的小组）不应以自身的身分出现，如果它们不想为国民党特务的工作提供方便的话。……
但如果认为加强非法的或半合法的革命工会就囊括了共产党人的工会工作的全部，那是很肤浅的错误。不应忘记，除了这些工会之外，还有大量的合法的黄色国民党工会。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渗透到这些工会里去，赢得群众脱离黄色的领导人……并把他们团结在秘密的共产党小组周围。在每次争论和罢工中，都必须揭露黄色领导人所充当的妥协、背叛的角色，都必须动员工人反对国民党、反对由国民党任命工会官员、反对国民党的命令和干预。……必须使工人，从自己的经历中，深信国民党政权确是一个压迫人的政权。
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破坏国民党的工会法西斯主义体系，并且甚至于能在黄色工会里建立起革命的工会运动的牢固基础。与此同时，还必须发动宣传，反对国际联盟的劳工部，反对阿姆斯特丹国际，反对日本改良主义者在加尔各答召开的亚洲工会代表大会。……
中央委员会文件所透露的党的组织状况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份通知说：“很大部分的城市党支部已处于瓦解状态；参加了组织的产业工人中，为数很大的一部分找不到党，因而自动脱离了我们的组织。活动的党员中大部分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同群众的联系，依靠党的津贴维持生活。……”根据政治局的报告，“党内产业工人的最高数字不超过四千人。”……
面对这种局面，中央委员会发出了许多具体、正确的指示：首先集中注意力于工业区、大城市和重要的职业团体，吸引产业工人积极参加党的工作。现在的任务就是务要关心，使这些指示真正得到执行。
在中央委员会指出的各项任务当中，有两项对于中共如此重要，我们想在这里强调一下。第一项是建立生产支部和开展这些支部的正确活动。……目前这种支部很少，而且其数目还在减少；在主要的工业企业中则没有，或者几乎没有。……
第二项任务是要留心党的思想武装。为此就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牢牢记住：如果不光是党的领导核心，而且宣传者和鼓动者，没有认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准备，那么党就要大冒丧失其必不可少的思想基础的风险，而只有这种基础，才能使党在不断变化的局势中就对党、对革命进程都十分重要的复杂政治问题，采取正确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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