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国际日”的决定召开的。大会是在柏林举行的；但“出于秘密的原因”它被说成在布鲁塞尔举行。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4月16日为宣传员发出的五一节宣传提纲中，有一条（第二十五条）说：
　　“今年，无产阶级先锋队一定要冲破资产阶级为了阻止五一节庆祝活动所设置的带铁蒺藜的路障。不仅在法西斯国家，而且在所谓的民主国家里，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也都正在竭尽全力阻止工人在五一节涌上街头。……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五一庆祝活动的任务在今年还联带一项夺取街道的斗争任务。”
　　在柏林过去的习惯总是让五一节游行由工会主办，而各政党参加进去。今年，德共决定举行一次独立的游行，作为新政策的公开象征。害怕骚动的柏林警察部门，禁止一切示威游行。当德共不理睬他们仍然举行游行时，发生了殴斗，殴斗中发生不少伤亡，有些还十分严重（皮克给的数字是二十四）。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把这一事件说成是社会民主主义为了工厂委员会选举中的失利所进行的“穷凶极恶的报复”；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了反对无产阶级的内战，希图挑动德共举行并不成熟的武装起义。德共的宣言说它是企图镇压工人运动，以此准备向苏联进攻。
　　在德共党内，对于党关于在柏林设置路障的号召，显然有人反对；柏林委员会的决议说，“公开地或隐睛地抛弃这些战士，都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德共中央委员会1929年8月的决议，在谈到这些事件时，说过“党制定了一项对付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明确的、战斗的政策；它作为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和红旗社的唯一有组织的庞大力量屹立着，还发动了工人中广大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
　　共产国际各国支部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击，是苏共对布哈林集团的攻击的相应行动。在捷克斯洛伐克，伊列克、穆那、诺伊腊特等人于1929年6月被开除；意大利共产党的谢拉（即罗西，塔斯卡，1929年9月被开除）和瑞士共产党的洪别尔—德罗，都是布哈林突出的支持者，他们曾公开批评共产国际执委会1928年12月给德共的信、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法国和英国共产党人的选举策略、共产国际对各社会民主党的态度。
　　德共内部，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支持的台尔曼，和得到党内“调和派”支持的布兰德勒一塔尔海麦尔集团之间的斗争，现在实际上已经结束。布兰德勒用号召性的刊名《反潮流》出版一份期刊。1928年底，德共中央委员会开除了（E·迈耶尔投反对票）华尔歇、弗罗利希、恩德尔和他们的支持者；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麦尔被德共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说成是“党的敌人”，于1929年1月被开除出苏共。同他们有任何方式的联系，都被说成是“同德共党员的身分不相容”。总共有十名成员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在地方委员会中，被开除的超过一百名。次月，曼努伊尔斯基回答了似乎在其他党内都有过的批评，说德共“机械地照搬”在苏共内部所发生的事情；认为共产国际的态度是为多数派的观点“招兵买马”，那是“庸俗的”。雷梅勒写道，这个争论的重要性不仅限于德共；它关系到对工人阶级激进化程度、对资本主义稳定性等等的估计；德共右翼集团在捷克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内都有相应的集团；在这两个党内，以及其他一些党内，都有一些集团低估了对苏战争的危险。
　　德共党内的不安，不仅是开除老的斯巴达克同盟的成员所造成，也是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所提出的新的工会政策所造成的。虽然正式的政策是在工厂委员会的选举中要有独立的提名，但许多共产党支部继续同德国社会民主党联合提出名单，皮亚特尼茨基写道：“没有一次罢工、没有一次关闭工厂〔注：这里的关闭工厂是当时资产阶级用以压制工人罢工的一种手段。——校者〕、没有一次劳资冲突，工会不是站在资本家方面的”，但他承认共产党工会的反对者（红色工会组织派）所得选票业已减少；他把这种情况归咎于德共的错误或失当的指导，以及在改良主义工会中工作上的宗派主义态度。

　　德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五月五至十日，本来打算在德累斯顿举行，后来改到柏林。塞马尔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出席。他说，社会民主主义曾经是帝国主义战争和反苏战争的支持者，现在已经变成战争的组织者了；“客观上”同样的事情也由布兰德勒分子和调和派在那里干着。皮克说，并非所有共产党都承认，五一节事件，由于它们针对着国家权力，就算是政治革命行动；他号召要建立各种委员会——罢工、行动、保卫、统一战线、工厂——这些委员会，通过进行夺取街道的战斗，将为成功地武装夺取政权斗争提供所必需的经验。
　　爱维尔特争辩说，把资产阶级国家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一切压迫措施都称为法西斯主义，把社会民主主义在这些措施的一切参与都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那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派，以默克为代表，甚至反对同社会民主党的下层一般党员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他们之间的分歧只能到战场上、革命法庭上去解决。在苏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谈到这次争论时，莫洛托夫说，默克的立场是失败主义的；这意味着放弃为争取工人阶级的战场，但阶级反对阶级的策略却意味着一场不可调和的斗争，在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整条战线上，还要争取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的领导权。
　　台尔曼在谈到前一年秋天他一度失去职位时所发生的那些事件时说过，有些中央委员没能认识到，要是不肃清机会主义，党就不能完成新的任务。“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帮助下，党内群众一定要把德共中央委员会纠正过来”。现在肃清工作还不完全，因为调和派把机会主义者的任务接过手去，否认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在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党，否认对苏联作战的危险正在增长；他们极力主张同全德工会联合会联合举行集会来庆祝五一节。他警告他们，他们将会遭到与右翼分子相同的命运；这一警告还被来自欧洲十一个共产党的访问代表在联合声明中用同样的措辞加以强调。塞马尔后来写道，这次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所有各国支部反对机会主义和右倾偏向的斗争的模范”。《真理报》在报道这次代表大会时说，调和派的态度使党在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中解除武装。这些人在代表大会上都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
　　在第十次全会上台尔曼报告说，在代表大会之后曾向爱维尔特和其他调和派提出了三项条件；但他们拒绝接受其中的第一项，这一项要他们承认他们的政纲是宗派主义的。爱维尔特跟其他几人被开除了，但在1930年初，爱维尔特承认了他的错误，谴责了布兰德勒和布哈林的观点；他被共产国际派往巴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