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农民问题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节录）
1929年6月7日
《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第236页
〔1929年7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决议说，“无条件地反对富农仍然是一种错误”，又说“反对富农……的阶级斗争不应当放松”。决议还提到“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党员政治水平低，工人干部不足”，要把“扩大无产阶级基础”放在党的任务单的最前头。〕
所以特别需要写一封专门的信，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决定的，某些领导同志在关于农民问题的决定上仍然容许严重的错误。譬如，我们收到的中共中央最近的文件和材料……表明，许多党员不十分明白在目前环境下党对农民问题应当运用的策略，不十分明白无产阶级对中国农村的不同社会阶层应当采取的态度。这类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更是加倍地重要；不正确的答案会产生严重的、完全要不得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以极其认真的态度要求你们重新审议农民问题，一边考虑我们的下述意见……
严重的、持续的农业危机当然一定会使基本农民群众的处境日益恶化，贫困化的过程必然继续下去。中国的反动派完全没有能力阻止这个进程，减轻这个危机。大家都很知道，中国的农业生产力要想有真正显著的发展，只有肃清了目前束缚着中国农村并阻碍着你们国家经济普遍发展的封建关系的一切残余才有可能。大家也很知道，在这方面中国反动派毫无成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资产阶级中的支配阶层是同地主、同整个封建剥削制度密切联系着的。南京政府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集团已经表明，它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那怕是半心半意、部分地解决土地问题。
不错，南京政府正在准备某些土地的改革。……但是，毫无疑问，这些改革的做法必将使农民群众的境况比目前更坏。不难预料，拟议中的新土地税的全部负担都将落在贫农的头上。……这一类行动必将完全粉碎现在还存在的减轻农业危机、改善农民境况的任何幻想，只要政权仍然操在资产阶级一地主集团手中。
但是，在不断蔓延的农业危机的背景下出现的农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地位的日益恶化，必将毫无疑问地加剧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必将加深、加剧农民群众同骑在他们头上的剥削分子之间的冲突，必将为农民运动蓬勃的新高涨创造条件，必将刺激农民组织的发展，必将加速广大农民群众革命化的步伐。这一种前景现在正在被你们国家许多省份中不断发生的农民骚动所证实。……
虽然这些运动很大部分是由反动分子领导的，但这一点决不应削弱党的能动性；相反，它更促使党去开展更加坚决的斗争，以赢得谋求土地、反对军阀征派的自发的、客观上是革命的这些农民运动的领导权。
我们很不希望被人误解，说我们的意思以为，所列举的这些事实证明了革命浪潮已经有了强大发展，尤其是农民运动。这个结论不符合事态的真实情况。指出这些事实，我们只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被剥削的农民群众中进行工作的前景是极为有利的。党应当利用这一形势去宣传土地纲领，去重建革命的农民组织，去准备即将到来的革命浪潮，去动员群众集合到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不调和的斗争的旗帜下，去揭露国民党，这帮人为了地主统治的利益逼得绝大部分农民陷于死亡、贫困和破产。
但是，争取农民群众的斗争要取得成功，如果对农村中各社会阶层缺乏正确的态度，那是不可能的。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首先处理对待富农的态度这个问题，因为正是在这方面中国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这个问题对中国党来说并不是新问题；它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就研究过了。当时，分析国内阶级力量的关系时，代表大会，论及无产阶级同整个农民的联盟时，把富农挑了出来，说他们，或公开地或隐蔽地，扮演半反革命的角色。代表大会因此作出结论说，贫农是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坚强支柱，中农是无产阶级有力的同盟军。为什么必得把富农从整个农民之中挑出来呢？这个问题许多中国同志至今仍未十分了解。把列宁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待农民的态度的公式机械地照搬过来，他们当时继续把中国富农看作属于无产阶级的同盟军。
列宁主义的这一公式现在确实依然适用于中国，但列宁从来没有提出过与富农结成同盟。在任何情况之下与富农结成同盟都是不允许的。在中国党的许多文件中提出的“联合富农”的口号，从任何方面讲都不是从列宁主义的公式中产生出来的。……
农村人口过剩，大多数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毫无保障，这些使富农能象地主一样，用收取沉重的地租和发放高利贷的方法以其资本和土地牟取暴利。……那些中国同志，他们不考虑中国富农独有的特点，把机会主义的解释加到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同整个农民联盟问题的公式上去，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把党在这个问题上推到不正确的路线，而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党是极为重要的。这个错误现在更加值得注意，因为，自从中国革命失败以来，农村的富农分子经常地站到反动派那方面去反对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
因此，关于农民问题的全部辩论都是按照不正确的路线进行的。同志们不是去修正六大决议中的不确切的公式，却由于力图从理论上证明……无产阶级联合富农的必要性而使错误更趋严重。
这样一种错误是严重的危险，尤其在中国革命运动的当前环境下。从前，在土地革命的情况下，在农民运动第一次蓬勃高涨期间，在同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作公开的武装斗争的情况下，有着强大的游击队运动，有着许多的苏维埃中心和自己的共产党军队，这时候我们很当心不要在小私有农民，包括其中比较富裕者的关系上制造额外的困难，这是可以理解的；同他们的冲突，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的极其尖锐的斗争面前，应该降到次要的地位去。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加剧反对富农的斗争”这个口号还有些道理，因为一切革命力量应该首先集中于打击中国革命的更重要的、基本的敌人。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只要富农还是站到反动派那一方面去，这个公式就为不正确的策略提供了根据。而在目前，革命已经失败，当组织必须重新建立的时候，当施加影响的立足点必须重新建立的时候，如果缺乏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剥削的坚决无畏斗争，那就不可能动员农民群众和贫农。我们绝对不可能在贫农中加强影响，除非提出阶级口号，而这一点却以广大农业无产阶级和贫农群众反对地主、富农的压迫、剥削的斗争的领导权为先决条件。……
如果奉行联合富农的路线，甚至于只是不能加强反对富农的斗争，共产党就没有能力在贫农的阶级斗争中起领导作用，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这是符合在中国农村从事剥削的富农阶层的利益的。
与此相反，党现在比以往更加应该做的，乃是扩展农村无产阶级的运动，把贫农组织起来。从事这项工作时对富农要“不屑一顾”，也不要害怕他们会“退出革命”。这种顾忌，在目前形势下，当国民党并非很不成功地利用富农对农民运动施加压力的时候，是完全令人不解的。
农民群众的斗争应当与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紧密相联系。另一方面，我们在农村的策略，应当同党在城市无产阶级的一天天的经济斗争中争取他们的工作相协调。丝毫不要以为，要开始农民运动就得号召直接进行土地革命，采取游击战和暴动。相反，中国目前的形势却使党的任务成为：利用小规模的和局部的冲突，挑起这种冲突，扩大基本农民群众反对一切剥削形式的日常斗争，将它提到较高的政治水平。……
农业无产阶级的组织起来，贫农之间的团结，这两样对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争取对基本农民群众的领导作用的斗争，是必不可少的。对雇农的工作因此也应是设法使他们加入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积极战士的队伍。雇农是无地的农民；他们不能也不会置身于整个农民争取土地、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之外。在这方面也不要忘记，虽然农村资产阶级和半地主式的富农在农民运动中已成为中国反动派的同盟者，国民党和中国反动派在农村的社会基础和主要支柱仍然是地主、豪绅、督军，这些人在农村的统治并没有受到破坏。……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要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需要进行坚决的斗争以争取中农，使他们摆脱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影响，向他们讲清楚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的反动性—从蒋介石到谭平山各种货色，统统都敌视中国被压迫的农民群众的真正利益。……
在本信末尾，我们要提出警告，不可相信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这个不正确的、纯粹托洛茨基主义的结论，有些错误地理解这封信中对富农所作的分析的同志是可能会得出这种结论的。在使中共六大关于对农村社会各阶层的态度的决定更为精确，并摒弃“联合富农”这个机会主义口号时，我们毫不动摇地分析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只要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基本矛盾一天没有解决（破坏封建的—地主的土地关系，肃清外国资本的统治，消灭军阀，和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就仍然一天保持着。这也适用于中国即将来临的革命浪潮的开始阶段。
同时必须指出，无产阶级同贫农的联合，和无产阶级对整个农民的领导地位的巩固，这一点在解放斗争的现阶段已经出现，再加上其他情况，反过来又应当对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发展在速度上产生有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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