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当时的《真理报》主编）及其主要追随者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立场问题，1929年4月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进行了讨论。斯大林作了长篇发言，详述他们的错误；就涉及共产国际方面的错误来说，布哈林被指责为看不到欧洲情况变得越来越革命，也看不到因此必须加强反对右倾偏向的斗争，开除右倾分子，加强斗争以反对替他们作掩护的调和分子和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残余。布哈林没有将他起草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的提纲在普遍散发之前按照惯例发言前事先提交苏共代表团；苏联代表团是同其他代表团同时收到的，而苏联代表团本来是要提出几点修正的。“布哈林为什么不经联共（布）代表团审查就把提纲发给各国代表团呢”？〔注：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9页。——译者〕布哈林不同意说资本主义的稳定性正在动摇，他忽视反对左倾社会民主党人和调和分子的斗争，他也不强调需要铁的纪律，这意味着他打算为派别活动留下余地。在德共的维托尔夫案件中，布哈林打算支持撤换台尔曼；他还想避免开除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麦尔。斯大林提出的决议案获得通过；决议谴责了这个集团的论点和活动，并提出警告，如果他们坚持不肯服从，就要受到进一步的处分。会议同意该决议将在苏共党内分发，但不予公布。会后布哈林被解除了《真理报》编辑职务。
　　在第十次全会上乌布利希说，布哈林、洪别尔—德罗、谢拉曾经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去年给德共的公开信，还曾反对开除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麦尔。台尔曼说：“也许参加全会的同志并不都知道，甚至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布哈林就已试图组织一个宗派，这一点从他同加米涅夫的著名谈话中看得很清楚。”曼努伊尔斯基在闭幕词中说，有些共产党人有一种见解，认为“苏共党内采用的斗争方法并不总是适用于西欧的共产党的。我认为这种看法非常错误。”
　　在全会之后，《国际新闻通讯》上一篇说明布哈林错误的文章说，他自从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就一直滑在下坡路上了。他在苏联事务方面的机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发展成为国际性的体系”。
　　布哈林在1929年11月被解除了苏共政治局的职务。
　　加兰迪一年后（在1930年7月的《共产国际》上）写道，1928年底谢拉曾被要求说明他对意共中央委员会的态度；他写出一份一百页的备忘录关于共产国际的政策和苏联。“谢拉在中央委员会内组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集团，很可能比我们用来反对他的多数派还更同声相应”。由于他不愿投降，他就离开了党，接着出现了领导权的“严重危机”；领导上的全部政策“受到了怀疑”。1929年12月书记处的半数、1930年1月政治局的半数都反对改变党的策略。意大利的群众日益革命化，而党却在“政治上心不在焉”。在1930年3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博尔迪加这个“还残存在我们队伍之中的最后一名托派领导人”被开除了。他所以没有更早就被开除，只是因为他从1926年年底起遭到三年流放。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资料》在谈到这个时期的右倾反对派时说，反对他们的斗争的成功在苏共最快，在德国也算很快，而在英国就慢，因为英国领导干部思想意识上软弱。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不得不发至瑞典、波兰、英国、中国和匈牙利，这些指示“动员了党员”去反对右倾分子，这事多半是由挑选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才得以完成。斗争一直延续到1930年。两条战线斗争的胜利导致“坚如磐石的领导机构”的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