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斗争日被说成具有特别重大意义，因为一次反苏战争的准备目前已经达到了“直接的现实阶段”。一份新的月刊《逼近的战争》宣布出版，各国共产党被责成（即按下列顺序）要跟社会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平主义作斗争，要特别注意未参加组织的工人和失业工人，要在战争工业和运输中心建立立足点。第二国际关于在8月4日（一个星期天）举行反战示威游行的决定，暴露出它的“改良主义骗局”的面貌。
　　决议是由巴贝提出的。博尔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说，他们必须在街道搏斗中取胜，安排自卫措施，作好准备过渡到非法状态去。迄今只有德国、法国和波兰的党在这方面做过好工作。在讨论快要结束时，贝尔（英共）认为，许多发言人的并无道理的悲观情绪可能是过分热衷于自我批评的结果；他认为各国党应该受到鼓舞，不要受到刺激。
　　在会议结束之后，《共产国际》的一篇文章写道，反战日，“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的一次战斗检阅”，将使运动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它将考验各国支部的战斗能力。“麦克唐纳的掌权、凯洛格公约、巴黎赔款协定，所有这些组成了一片和平主义烟幕，烟幕背后战争准备却在大力推进”。这烟幕迷惑了共产主义阵营中动摇分子的判断力，引起和平主义的幻想；但烟雾被第十次全会驱散了，事情真相已然大白。
　　运动看来并不很成功。亥克尔特写道：“从大体上说”，示威游行是“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成功的群众性集会”。但是“仅仅在这里或那里有几个地方曾经有可能发动大规模工厂的工人参加示威性罢工”，而且“即使失业工人也没有多少走上街头”。还有许多共产党人并没有认真地考虑战争危险。《真理报》写道，虽然有几十名工人被枪杀，“资产阶级并没敢组织国际规模的血洗……而只动员了形形色色的社会法西斯主义，从策吉贝尔起到托派叛徒们”。8月1日是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发展成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决定性阶段，社会法西斯主义就是要进行反苏阶级战争的那伙人。1929年10月份的《共产国际》上，含蓄地承认了失败：“反战示威的经验表明，共产国际各国支部党内群众还没有完全了解群众性政治罢工作为工人阶级斗争的武器的重大意义”。事件之后一年，同一期刊的一篇文章催促共“要比去年的运动有所改进，去年那次运动只能看作是个失败。它表明全党上下，对于战争危险的低估，而且，尤其是在中央委员会”。正是在这次运动期间，法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被捕（对此行动社会党议员曾提出抗议），而正是这一点据说后来给了“青年共产党人”巴贝一塞洛一洛泽雷集团在法国共产党中取得统治地位的机会。与此同时，《人道报》编辑部的六名人员8月1日前后由于“在政府和警察的进攻面前退却”而被解除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