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共1929年1月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对人数众多的少数派的新路线；在中央委员会里的路线反对者对于会分散工人阶级选票数的新选举策略，对新的工会政策都感到不安；他们普遍地并不信服共产国际“激进化”的理论。共产国际的一封密信断言，中央委员会，其中官员太多而无产者人数不够，目前力图压制来自普通党员的批评，破坏日报的创办工作，还把新路线仅仅局限于选举范围。英共的二十五名侯选人在普选中共得票五万张。
　　对中央委员会的攻击是优秀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拉斯特和塔普塞尔组织和发动的，他们受到莫斯科的信任。“越来越明显”，拉斯特（在1934年3月份的《共产国际》上）写道：“在党的新领导选出之前决不可能获得重大的成就或进展，而1929年这段时间完全消耗于激烈的党内斗争了，斗争一直延续到1929年12月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一个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讨论局势，局势在第十次全会上又讨论了一次。曼努伊尔斯基在他的开幕词中谈了这个问题。英国的局势有利于发展一个群众性的党；工人阶级很快就会对工党政府不抱幻想，但这事并不会自动发生——共产党必须为此做工作。党是否处于能够利用这一局势的状态呢？在组织上它很薄弱，在思想上它也不适应。在过去两年中它失去了半数以上的党员。有十年之久一直没有党内斗争；许多人可能认为这是健康的标志，但实际上这意味着政治问题没有得到足够严肃的对待。“我们欢迎英共中央委员会的团结；但是不时给它加条裂缝，在我看来是件好事，不是因为我们想分裂中央委员会，而是要给它的工作带来一些生气，提高它的思想水平，增加它对极其重大问题的注意力。”他们对工党左翼过于友好；他们从不象在德国党和波兰党那样在政策和偏向上进行热烈讨论；他们偏狭、孤立，是一个朋友间的协会，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基塔罗夫（代表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发言）批评了英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议程；领导人不能理解新路线，其后果从普选的结果就看出来了。皮亚特尼茨基说，第九次全会提出的策略的改变，“惹起英共中央委员会多数人的疯狂反对”。他们曾因机会主义的错误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严厉批评，正是这封信唤起了地方党组织。拉斯特说，党员人数减少到四千人是中央委员会没有执行新路线的结果；领导人没有认识到改变的需要，而党员都认识到了；他告诉全会说，坎贝尔并没有揭露英共的局势有多么严重。自从第九次全会以来，中央委员会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共产国际执委会不得不在中央委员会为代表大会草拟的决议上作了根本性的改动。（坎贝尔和罗特施坦曾建议，在没有共产党候选人的地方应鼓励工人投工党侯选人的票。）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并不能代表党；曾经反对右翼倾向的麦尔菲和加拉赫便从政治局里落选，人们还曾建议代表大会不要把阿诺特和拉斯特选进中央委员会，这就表明，中央委员会只是在口头上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定。波立特说，党已经动摇了一年之久，目前面临重大困难；党恳切请求共产国际帮助。莫洛托夫和乌布利希敦促，要麦尔菲和加拉赫重进政治局；这样才能保证对共产国际路线的服从。霍纳否认麦尔菲和加拉赫是由于他们是共产国际路线的保卫者而落选的；恰恰相反，加拉赫是悲观主义者，而麦尔菲是右翼分子。变动是为了引进新人和加强地方工作。贝尔说，中央委员会早已意识到核心部分比重过大；拉斯特和阿诺特没有进入政治局，并不是因为他们富于批评精神，而是因为政治局从九名精减到五名，为的是腾出更多的人去参加地方工作。说有一个左翼反对派受到中央委员会压制，这种指责并非事实。没有什么比播种不和更能瓦解党的领导了。
　　曼努伊尔斯基在答复时说，英共应当集中精力于工厂而不是工会；它应该在中央作出改变，并创办一份日报。坎贝尔、霍纳和贝尔的发言是“人们应该如何不去维护英共的典范”，而基塔罗夫的发言则是如何不去攻击它的典范。全会之后中央委员会开会五天；三名政治局委员被撤换，由产业工人代替；会议结束时通过的决议承认了委员会的错误：“觉内目前严重局势的主要原因……是领导所犯的右倾错误。”下次代表大会必将把全党引向共产国际路线。贝尔就中央委员会会议情况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作了报告；书记处赞同了委员会对机会主义错误的批评以及集中全党的力量去揭露麦克唐纳政府的决定，“这个政府已经非常鲜明地表明它对工人阶级利益的叛卖”。霍纳、罗特施坦、贝尔和英克平没有被再度选进中央委员会，委员会是根据一个“提名委员会”的名单挑选的，这办法取代了过去代表大会公开投票方法。波立特当了总书记，不久之后创办的日报由拉斯特主编。业务经理是塔普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