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维尔·米夫，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参加了1930年9月举行的中共中央三中全会〔注：指六届三中全会。——校者〕。此会举行于红军攻入长沙的企图失败之后不久。红军于7月28日进入长沙，而且（国民党的部分守军已经撤出）占领了这个城市几天，但后来被迫退出。国民党军队据说得到了美国、英国、日本和意大利海军炮舰的帮助。这一事件的初步胜利在莫斯科受到喝采；“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始了一个新阶段”，齐华（音译）于8月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中写道；这将给农民的苏区以更宽广的社会基础，并加强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一步将是夺取武汉。此事的失败，还有国民党军队返回时对居民的报复行为，使得共产国际执委会有必要将这事归咎于中国共产党的不正确政策，尤其是将担任党领导人的李立三免职。据说李立三实际上本来大愿意用军队夺取城市根据地，而是在压力下才同意了这样做，其理论根据是革命运动必须置于“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和苏维埃运动必须有一个“无产阶级根据地”，因为农民只是“革命的同盟军”，而不是动力。好象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曾于1930年7月23日发出一封信，建议巩固和扩大红军，以便“将来，根据政治和军事情况，能占领一个或几个政治或工业中心”。中央委员会后来提到过“红军的进攻同长沙群众斗争之间的不够充分的联系”。《中国问题》中的一篇谈论五月会议，但显然是在长沙败退之后写的文章说，会议未能正确评价中国革命不平衡发展的重要性；文章还说会议肯定了遍及中国存在着直接的革命形势，因此提出立即举行武装起义的口号，然而会议本来却应当集中力量组织城乡的无产阶级和满足其迫切要求；党的领导人完全忽视了城市工人中革命运动的软弱性。
　　在中共内部也存在着李立三的反对派，他们既来自一群工会领袖也来自“归国留学生”，即一批曾在莫斯科学习并于1930年春天同米夫（曾任中山大学校长）一道回国的中国共产党员；其中最知名的陈绍禹，他化名为王明，和秦邦宪，他化名为博古。没有证据表明王明一伙反对过李立三所奉行的政策；早些时候王明曾写道，红军的任务之一就是“占领城市并同城市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只有工业城市“才能形成有组织的革命中心”；1930年5月他又争辩说，必须夺取武汉，作为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序幕。瞿秋白也从莫斯科被派遣回国参加中央全会，全会显然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提议召开的。在全会上，李立三，他得到周恩来支持，承认进攻长沙的时机是错的，策略上的错误也存在，但是这一行动后面的理论和战略都没有受到非难，因为这些都被认为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一致。抛弃这些东西的拖沓，部分地是由于陈独秀和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对这项政策提出了批评，但是到11月时，这种勉强情绪已被克服。中央政治局在11月25日开会，赞同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而李立三，在公开承认错误之后，辞了职〔注：李立三在三中全会后就已经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校者〕被召到莫斯科去（在那里他呆了十五年之久）。
　　1931年1月四中全会，〔注：指六届四中全会。——校者〕该会的领导权，在米夫的支持下，被“归国留学生”取得，决定加强党同苏区的联系，并努力建设一个巩固的苏维埃政权。（1951年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一份材料把“归国留学生”说成是“夺取了中央委员会领导地位”的“ ‘左倾’机会主义集团”。）全会通过的决议在许多问题中谈到：“有一种过早的、冒险的、教条的指示，主张当我们还没有巩固的后方，还没有做好必要准备，在群众中还没有充分基础的时候，就去夺取大城市。长沙的失败是这些错误的结果。”瞿秋白和周恩来在全会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还留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工会”反对派，他们愤懑于莫斯科新来人得到的地位，又不满于党未能在产业工人中获得拥护，这些人都被开除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现在更加注意苏区的运动，它希望运动能置于中央委员会的控制之下。
　　库齐莫夫在1931年3月《共产国际》上的一篇关于“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文章说，“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发展中的专政，决定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这首先需要无产阶级夺取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党的三项主要任务是，从现有的半游击队伍中建立一支正规的、训练有素的红军，建立一个有权威的苏维埃政府，在大城市组织工业方面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