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动中的共产党人》中皮亚特尼茨基埋怨道，“工厂支部基础上的党的改组迄今还没有一个共产国际的任何一个支部完成”。最多，它们也只包括在工厂中工作的共产党人的百分之二十。补教这种局面和改进工会工作，是党所面临的七项任务中的两项。（其他五项是：研究它们失去阵地的原因，反对党内来自左的和右的危险，有组织地开展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运动，建立自下的统一战线，和更多注意党的结构，因为政治问题不能同组织问题分割开。）1930年夏天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了七国共产党代表（德国、法国、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瑞典、瑞士）参加的会议来讨论宣传鼓动问题。它们工作中的主要弱点被认为是，没有充分利用关于资本主义危机和苏联进步的材料，理论水平低，没有把政治鼓动同经济危机和失业联系起来，没有充分解释在两条路线上斗争的必要，进步方面则表现在报刊的布尔什维克化，较好的出版物，列宁学校的成功，和运动上较好的思想准备。
　　信件的开头部分提到1930年2月发出的指示，那些指示谈到扩大宣传鼓动以保证工作的形式和方法能适应大规模的工业行动中共产党的领导任务。各国党毫无例外都要改进、加强工厂党支部组织；德共把它的选举成就部分地归功于一百八十八个新建的工厂党支部，
　　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30年8月下半个月在莫斯科举行。派代表参加的国家数目在一种资料上说是五十五个，另一种则说六十个。洛佐夫斯基在开幕词中说，“整个改良主义工会领导的政策就是中断随便哪一次斗争和奴役工人阶级”。这件事他们干得很巧妙，为的是不要失去会员的忠诚；有时他们与雇主取得一致意见后号召罢工，通过的决议说，代表大会标志着“红色工会国际在西欧战略和策略的转折点”。代表大会批准了“德国和波兰的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关于放弃‘进入改良主义工会’这个口号的决定”。在形势许可这个步骤的一切地方建立“并行的红色工会”，为夺取阶级斗争的领导权作准备。在改良主义领导人和群众之间，对抗越来越厉害；革命工会是彻底打败“工人阶级最危险的敌人”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最好武器”。在没有红色工会国际的工会的地方，工会反对派定要加强。“红色工会国际拥护者必须采取步骤在工厂中建立反对派小组，还要加强革命的工会反对派的地方和中央组织”。社会法西斯工会领导人的分裂政策一定要受到坚决反对，但这并不与建立独立工会的需要抵触；革命党人怀疑这种需要，就等于在工会运动中取消革命工作，就等于抛弃工人阶级中最受剥削的部分。代表大会还“欢迎苏联工会为工会运动建立一所国际学校的决定”。
　　在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开幕之前不久《共产国际》上一篇文章论证，工人贵族这个古老观念已不再适用；资本家已经出不起钱去贿赂大批人；几个“工人贵族”已不在工业中工作，而是在政府和社会法西斯组织中，他们在那里“欺骗和恐吓”群众。然而德国的工厂委员会选举的结果表明，这些群众对改良主义工会的幻想还未破灭，它们的影响是能够借工业斗争的独立自主的革命领导来抵销和清除的。革命工会将吸收未参加组织者和失业者，并容纳工厂委员会的代表。“没有一位列宁主义者会认为‘只是为了分裂’而建立新工会是必要的，但也没有共产党人能够宣称——象布兰德勒、华尔歇一伙——建立革命工会就是破坏统一，一旦已不再可能在改良主义工会中继续进行革命的群众工作时。
　　建立共产党控制的工会是洛佐夫斯基长久以来一再主张的。在苏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他争辩说，在美国、英国、德国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内“工会合法主义”太多了；他们服从工会纪律甚于服从党的纪律和独立领导权。他说，俄国工会的机会主义旧领导，破坏了红色工会国际，把统一战线说成是同阿姆斯特丹国际称兄道弟，而不是看作揭露国际工会联合会领导人的革命策略。一年前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会委员会上（1929年2月），皮亚特尼茨基曾对法国统一总工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工会感到极为不满（他说，在这些工会里有些成员曾经充当罢工破坏者），必须分裂德国工会的时刻很有可能就会到来；现在他们越在改良主义工会努力工作，他们以后的机会就越好。洛佐夫斯基说，在有红色工会的地方，不存在把未参加组织者和失业者组织起来的问题；在没有革命工会的地方，许多共产党人反对将未参加组织者带入改良主义工会，因为这会加强它们；他们怎么会劝说这些工人加入这种其领导人被他们指控为罢工破坏者的工会呢？在德共中有许多人反对为工厂委员会的选举单独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名单。
　　在第十次全会上洛佐夫斯基答复了古谢夫对建立新工会的反对意见；这些工会是第九次全会决议和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必然产物；在波兰和美国，形势是对新工会有利的。
　　1939年初叙述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时，马尔丁诺夫解释道，红色工会国际当时的影响低落是由于脱离群众，未能为具体的部分要求开展工作，和同改良主义者结成“无原则的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