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努伊尔斯基在开幕词谈到正在加深的资本主义危机和五年计划的成功。工人们变得更加激进了，但革命危机的发展并不平衡；在印度、中国、西班牙和一些拉美国家发展最快。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其主要障碍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它力图以破坏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取消它们过去的成果来挽救资本主义。客观条件允许更迅猛的革命发展，但各国共产党却落在后面。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党是主要的瓶子颈。危机的发展也有赖于苏联的迅速进展，它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以来的成就，被归结为苏共同其他党的“布尔什维克式团结”、德共的进展、苏维埃在中国的兴起、印度和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建立、共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扩大、各国支部的旺盛斗志。各国支部的弱点归咎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团结一致、资产阶级组织的力量、资产阶级民主在工人阶级身上的束缚作用、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的存在、镇压革命运动中的法西斯手段；还有各国共产党跟不上事态的发展，这一点表现在他们低估工人阶级激进化的程度，他们也没能根据日常的要求来动员群众，也没能从组织上巩固已经获得的政治影响。
　　曼努伊尔斯基还谈到芬兰共产党在1930年夏季向法西斯主义投降的事。德共因其1930年的纲领受到表扬，这个纲领把社会解放同民族解放联系起来；这个纲领应当作为它的斗争的中枢。“我们应当充分赞许德共的总路线。”它的中心任务是以破坏社会民主主义的群众基础去赢得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并赢得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优势影响。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把红军改变成有巩固根据地的正规工农红军，建立在自己领土上贯彻反帝和土地革命纲领的苏维埃政府，推动非苏区工人、农民的斗争。
　　由于在许多共产党中存在着不仅是在法西斯主义性质上的很大混乱，还有在认真对待社会法西斯主义论点上的很大勉强性，曼努伊尔斯基详尽地谈了这些问题：“法西斯政权并不是一种新的国家类型；它是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专政的另一种形式。它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中有机地生长出来。……只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才会接受这种观点，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同法西斯政权之间存在矛盾，这两种政治形式在原则上有区别；虚构出这样一种矛盾来，社会民主党就是为了有意欺骗群众”。譬如，波兰的科斯特尔热瓦所犯的错误，就是认为有这种原则区别，或者，在芬兰和奥地利的错误则是否认一个会向另一个发展。用政变方法确立法西斯主义，象在意大利和波兰那样，倒“挺有喜剧气氛”，这是统治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叛乱”，因为无产阶级用革命威胁了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在社会民主党带领工人不战而退的国家里，法西斯专政也可以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来。法西斯主义的工业和平、工业民主等等理论，就是直接从社会民主主义那里拿来的，然后披上中世纪的外衣。“这种共同的思想意识正是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亲戚关系的最好证据。”“在共产党报刊中竟然看到把法西斯分子说成现存政权的敌人，这真不可理解。什么政权？……法西斯主义决非资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法西斯主义是没有法子去打的，除非把它作为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一部分来打；这意味着，第一，“对社会民主党的叛卖作系统的揭露”，其次，“只有对以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专政作决定性的斗争，共产党人才能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中取得胜利”。曼努伊尔斯基在闭幕词中说，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表明，社会改造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我们的定义并不把法西斯主义说成是革命危机的决定性因素，而只分给它一个小小任务，它只是统治阶级的一个症侯，资产阶级晕头转向了，拼命用镇压工人阶级的方法来找寻出路。……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同资产阶级专政整个体系不同的新统治方法。这样想的人都是自由主义者。”
　　瓦尔加在1931年初写道：“各国共产党革命斗争成功的客观先决条件在1931年将比起战后头几年以后任何时期都更有利。”为了能够利用这一有利点，各国党必须“进行最尖锐的斗争以反对否认革命必要性的社会法西斯分子”和“用假革命煽动出卖工人的法西斯分子”。已经决定2月25日为“国际反对失业斗争日”。第二国际和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声明，发表于1月底在苏黎世举行的会议后，内容是工资减少只会加重经济危机，被《共产国际》说成是故意制造出来“以把无产阶级引入歧途。……诱使工人相信，他们境况的改善……不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不废除资本主义秩序也可以得到，……这全是符合金融资本利益的对工人阶级的背叛”。要求国家为公共事业开支，这同样是背叛性的，因为期望资产阶级国家如此花钱全是空想，而且这样的措施即使采取了，也只会加剧而不是减轻危机。
　　2月25日游行的结果红色工会国际讨论过；《共产国际》5月份发表的报告说，虽然失业人数去年以来增加了一倍，许多国家中游行规模却减小了。在全会上曼努伊尔斯基说，“争取阶级斗争的独立领导权这任务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全部完成。……要完成这项任务，需要破坏社会民主主义的群众基础，社会民主主义在改良主义工会里是有牢固基础的。不少共产党着手组织独立的革命工会运动，这个决定是确实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洛佐夫斯基报告说，红色工会组织在德国有十五万会员其中约五万名属于独立工会，三万名是失业者，七万名属于工厂小组，他认为，该组织在德国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它在公众眼里只是德共的工会部门；它并没有非党的一批工作人员。不算俄国工会，法国统一总工会是红色工会国际最大的支部，但在1930年它失去了一些会员，并且脱离了群众。法国统一总工会的少数派曾和法国总工会中的左翼一道谋求合并（菇奥，他属于法国总工会少数派，和法国莫纳特，他属于统一总工会少数派，及他们的一些拥护者曾于1930年11月9日在巴黎会晤，起草了关于恢复工会统一的“二十二人宣言”）；法国统一总工会做了些什么去抵制这种分裂行动呢？“它除了工会国际还需要共产国际的干预，来提醒同志们唯有法国统一总工会维护工会的统一这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我们的工作就是从对手的手上把主动权夺来。”
　　台尔曼的报告探讨的主题是，德国是帝国主义国家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经济危机已经震动政治上层建筑。纳粹党人没有在1930年9月选举之后进入政府，而且，“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今天也没有多大希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成为‘有主政才能’的，”其原因就是德共已经阻止他们渗入工人阶级群众，从根本上，德共已经成功地“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挡住了法西斯主义的前进，促成了某种停滞，其实已是衰落的开端”。资产阶级仍然宁取德国社会民主党而不要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去支持他们的法西斯政策。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是在同一个阶级阵线上，但默克及其追随者认为它们一式一样却是错误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所组织的防御支队（称为Schufo）并不打算同法西斯主义战斗，而是打算为准备内战训练党员，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德国社会民主党看了选举结果而惊惶失措，但德共却没有让自已误入歧途，虽然有些党员夸大了危险。曼努伊尔斯基于1932年9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上说，第十一次全会“曾经不得不同对法西斯主义的低估作斗争”，同那认为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腐朽性的产物，是保卫资本主义运动的理论作斗争。这些理论，他说，是海因茨·奈依曼（当时他已失去了在德共的职位）制造出来的。
　　1931年8月，德共支持了德国国社党倡议的、反对社会民主党普鲁士政府的公民投票。中央委员会起初决定反对这个纳粹动议，但被共产国际执委会说服改变了立场。在他们的运动中，这次公民投票被称为“红色的民意决定”，而国社党和冲锋队的工人阶级党员被说成是“有创造力的同胞”
　　7月24日至25日，英国、法国、德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几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在伦敦举行的会议欢迎“德共中央委员会参加反对普鲁士社会法西斯政府的公民投票的决定”。"各国工农群众务必认识，免除资本主义束缚和帝国主义奴役的解放之道要通过第二国际的推翻与消灭。争取……仍在追随叛卖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这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当务之急。”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发表了一项抗议，反对凡尔赛条约和他们自己国家对德国的政策；波兰和捷克代表团接着也同样行事，还加上了自决权要求，为了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为了在波兰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少数民族地区。
　　公民投票的结果（2600万张票中有980万张赞成解散议会）被看作是德共的胜利；所有投票赞成的人，不管是受了哪个错误口号的影响，客观上都加强了革命阵线。《真理报》写道，这是德国工人朝着德共领导的即将来临的斗争的迈进。一位德共作者说，面临混乱、分裂的无产阶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比起面临有阶级觉悟、坚决统一的无产阶级的公开法西斯专政，是个更坏一千倍的祸害。托洛茨基对这种态度十分不满；11月，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向德共建议统一战线时（提议被拒绝了），托洛茨基对此动议的赞成态度被德共报刊说成是“托洛茨基给德国共产党同德国社会民主党联盟提出的法西斯主张”。这是“犯罪主意”
　　这一年年底，台尔曼写文章谈论德共内部支持公民投票的反对派，这些人的理由就是“普鲁士的布劳恩—赛弗林政府同希特勒—戈培尔政府相比毕竟是‘小害’”，他认为作出这种区别的倾向“是党内最严重的危险”。“这种危险有多么大”，他继续写道，“在种种事情中还可以从一种社会法西斯花招中看出来，这就是以‘同德共搞统一战线相威胁’。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我们是否已经创造了一切条件，使我们有能力易于抵制这种新叛卖，这种哄骗群众之事？”说什么布吕宁总比希特勒—胡根贝格专政可取，这是“一种可耻、奸诈的出卖”，就是旨在使群众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丧失勇气。
　　托洛茨基写道，德共的行动可以作为何事不可做的例子写进革命策略教科书；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德国，无产阶级已能建起自己的无产阶级民主团体，而摧毁它们正是法西斯主义的根本目标。“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不会引进任何新东西，这种思想现在正在共产国际所有支部中热心地宣传着。”说他们看不出布吕宁同希特勒有何区别，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团体存在与否无关紧要；这也意味着承认失败。把布吕宁同希特勒等同看待，这意味着把斗争前的形势同失败后的形势等同看待，也就是承认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应该不战而降。
　　为了称赞德共的灵活性皮亚特尼茨基在第十二次全会上说：“你们知道，德共领导是反对参加关于解散普鲁士议会的公民投票的。有些党报曾发表社论反对参加。但在中央委员会，同共产国际商讨后，作出了党应当积极参加公民投票的结论之后，我们的德国同志们在几天之内就设法使整个党动起来了。除了苏共，没有其他的党能够做到这一点。这表明德共懂得如何活动”。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资料》说，这次公民投票标志出德共的一个发展阶段。虽是法西斯分子策划的，但由于共产党的参加，投票获得了完全另一种性质而变成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武器，但由此引起的德共策略上的突然转变，和运动准备时间的短促，使得要将政策向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解释清楚这事成为困难了。
　　法共一直在那些党员方面遇到困难，他们反对社会党人竟会是“社会法西斯分子”这种观念。多列士在1930年8月《共产国际》上写道，共产国际理所当然应该谴责党在组织上的弱点（党员从1926年的五万六千名降到三万九千名，《人道报》的发行量也在减少），它对社会党人的态度和未能执行共产国际路线。“有好几个地区我们的同志……都让社会民主党人与工人建立联系，”而那些地方过去社会党并不活跃，而不是动员工人去“反对这一新的社会民主党的攻势”。在反对机会主义偏向的斗争中，他们排除了"那些一直在玷污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共产党组织的民族主义冒险家集团”和巴黎市议会的“腐败政客”。这些叛徒建立了工农党，这个党同法国统一总工会的少数派合作。多里奥承认了他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但仍然保持消极态度。
　　在法共的1931年2月28日会议上，弗拉雄建议法国统一总工会召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工会统一问题；政治局委员瓦萨尔要求两个总工会之间进行最高级谈判，但是得不到支持。在全会上多列士报告说，自上次全会以来法共不得不清除前总书记及其六名同事，巴黎市议会中共产党几乎整个党团，一名下议院议员和一群有影响、但腐败的工会领导人，他们在法国统一总工会中激烈地反对法共。
　　1929年7月在芬兰上合执政的新政府逮捕了共产党议员；这在《国际新闻通讯》中被说成是“坚固的反苏边境国家集团这个英国老计划”的一部分。8月，它发表了库西宁论新政府的文章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未见发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资料》谈论了这个问题：“在法西斯专政的准备和建成期间，芬共自己既没有作好准备，也没有设法动员群众进行任何认真抵抗。这是十分严重的错误。”一天总罢工那个号召也是个失败。“群众对共产党和左翼工会的信赖，对它们有能力将群众引入斗争并领导斗争的信心，都消失了。”失败的原因是，对党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的路线作了机会主义的歪曲。“党内最活跃的机会主义分子早在1929年冬天就已开始走上叛徒道路。”整个领导都有责任。形势在1930年夏天的一次党的会议上作了研究，会上“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帮助下，以无情的自我批评方法，芬共纠正了它的政策”。它“只是在以最艰巨的斗争为代价之后，才完成了这次转变”。
　　接近1930年年底时杜德写道，印度的革命运动“仍然处在原始、零星阶级斗争的水平上”，因为共产党还没有建立起来。12月“印度共产党行动纲领草案”发表，确定了以用武力推翻英国统治和进行土地革命实现民族独立的目标。阻挠成功的最大障碍是印度群众关于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性质的幻想，该党被说成是印度资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对群众利益是敌视的。1931年初《共产国际》上一篇文章说，甚至于共产党员也对国民大会党弄不清楚；它的纲领“完全适应英帝国主义的利益”。尼赫鲁的立场“无诚意、虚伪”。论述欧文—甘地停战协定时，萨法罗夫把尼赫鲁说成是“一位更狡猾的父亲的狡猾儿子”，说国民大会党的政策是“公开嘲弄、出卖斗争的群众”。在全会上阿诺特说，这次停战“标志着关于甘地的幻想的结束的开端”；甘地代表印度资本家和地主；这个协定只是“他的叛徒作用的顶点。从一开始，他置身于运动的前列就是为了扼杀运动。”群众现已失去了对他的信仰，此时“他正骄傲地坐在舒适的、设备极好的牢房里”。
　　西班牙共产党这时有几百名党员，据说（在第七次代表大会《资料》里）曾为1931年4月君主制度的倾覆大吃一惊；它并没有注意到加泰隆族和巴斯克族的民族主义运动。被共产国际派往西班牙去的佩里写道，“共和国宣布之后八天，群众心情的显著特点是他们对共和国的幻想的强烈程度”。
　　1931年2月，梁赞诺夫，马克思恩格斯学院院长，被苏共开除出党，因为他支持孟什维克并为俄国的与国外的孟什维克之间当联系而“背叛了党”。（他倒不属于因反革命罪在三月被公审讯和判刑的前孟什维克集团——这次审判引起了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和所属各党的强烈抗议。）1930年底，洪别尔—德罗宣称他已放弃一切思想意识上的反对；布哈林承认了错误，声明他完全同意苏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达尔索诺（印度尼西亚），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被开除出去，因为他建议同印度尼西亚的“民族改良主义者”合作；他曾争辩说，那个国家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并不存在改良主义的基础，他还在反帝同盟的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重申了他的观点。反帝同盟执行委员会1931年5月底在柏林开会；在出席的四十六人中有十五人来自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对“民族改良主义”的敌视导致马克斯顿、菲门、尼赫鲁、哈达等人的辞职，这些人，明岑堡在报告中说，已经“自我表明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彻头彻尾的帮凶和代理人”。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尼赫鲁是“印度人民摆脱英国帝国主义事业的叛徒，他已加入了反革命营垒”；他被开除出反帝同盟。明岑堡还报道，反帝同盟已把活动扩展到欧洲的被压迫民族和少数民族，如在波兰的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和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日耳曼人。〕